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滇藏印茶马古道上马帮运输贸易一下子衰落下来。好多人都没想到萧条来得这么快。其它道路的迅速恢复，使地处偏远的丽江再度远离内陆贸易的主要线路。起码，大量来自印度的物资交流，不再需要用马帮这种世界上最昂贵、最缓慢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进行了。
所以，抗战胜利后，许多马帮都歇业了，但赵应仙仍走西藏草地，一直走到1949年。只不过，他们不再运回从印度进来的洋货了，只运西藏出产的山货。随着各条陆路和海路的恢复，洋货都从上海、香港、广州等地进来了，滇藏茶马古道又回到古老时代的状况，继续它那茶叶和山货的贸易。不管有没有战争，藏族总是要喝茶的。但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再次给滇藏茶马古道的贸易以沉重打击。
1949年后，私人性质的民间贸易基本上没有了，走西藏草地的马帮结束了他们的旅程。由于要进行土地改革，许多滞留在西藏的藏客，包括已经在西藏落脚的手艺人都纷纷回到丽江，以等待和观望自己家土地的命运。而在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公路网的建成，尤其是青藏、川藏、滇藏公路的通车，由内地到西藏的各种货物的运输多用汽车来完成，千百年来走西藏草地的"藏客"们真的终止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段延续了上千年的故事嘎然而止。
但我觉得，"藏客"们所作的一切不会就这么完结，也不该就这么完结。
遥远而漫长的古代我们就不说了，仅仅抗战期间滇藏茶马古道马帮贸易运输的鼎盛阶段，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由于当时缺乏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字，我们今天已很难搞清楚，当年在这条滇藏印古道上究竟有多少马帮走过?这些马帮共动用了多少骡马?又有多少牦牛参加到这场史无前例，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骡马运输中来?这些骡马和牦牛以及羊和人的运输量有多少?
现已离休在家的袁基宏先生在他的《抗战中后期西南国际商道》一文中作了个大概的估计，他认为："马帮最大者约一百多马匹，最少的也有三四十匹，那么从丽江起程的商家马帮和承运马帮约4000～5000匹左右，按长途骡马承受力每匹驮运货物重量为100～120市斤。其他通过藏区牦牛承运的约3000～4000头，按照去拉萨行程三个月，返回两个多月，加之养牧骡马，除去准备工作时间等外，大致每年可来回三个单边(这是最大的估计)，两年来回三次计算，每年大约到丽江的货约一万至一万二千驮。合计120～150万市斤。"
大理恒盛公的张相时先生后来著文称："在极盛时期，来往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由四五千匹牲口，增加到一万多匹，双程运输量达一千多吨。"
顾彼得先生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中的估计数字是，这场马帮运输曾使用了八千匹骡马和两万头牦牛。
《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已故和志武先生的《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对每年来往于滇、藏、印的马帮数目，都称有25000匹。
应该说，这些估计都不很确切。据赵老先生和一些老人回忆，每年进出西藏草地的马帮骡马有4000-5000匹是没问题的。但袁基宏先生与顾被得先生对牦牛数的估计出入太大。而袁基宏先生的"最大的估计"，说马帮两年可来回三个单边，这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马帮回来得早，又急着发货出去，于是赶着又进入西藏，在那里度过冬天，第二年开春才返回丽江。但大多数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般都是一年一个来回。不管有多少骡马和耗牛，也不计它们的运输频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那时每年都有20000多驮货物在滇、藏、印之间的各个地区运来运去，运输量超过二百多万斤。
那么多的马帮，那么多的货物在那雄峻神奇而又苍茫博大的雪域高原上行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很遗憾我在这里无法提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我只能说，那是一场无比伟大的运输运动，大量的物资在那条古道上来往，缓和了抗战后方的物资紧张，为抗日战争尽到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贡献。而在世界屋脊上用人类最为古老最为原始的运输方式——骡马驮运，并且又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是空前绝后的。但愿我写出了这一点。
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有多少骡马走过茶马古道，马帮们运输的货物有多少，而在于马帮这种独特的交通运输形式，在于滇藏茶马古道这条神奇的道路，在于马锅头和赶马人那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身上那些富于冒险进取、理想追求、勇敢务实、坦荡广博、团结合作……等等伟大、珍贵而美好的精神。
“藏客”们在雪域高原上体验到的人生境界也许能为一头扎入现代社会，成天陷于忙乱和焦虑之中的人们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在雪域高原上，你也许感到过粗野和不太文明，但是，那种茁壮的、无所顾忌的生命力赋予那里的一切一种原始的宏伟气氛。在那辽阔的开满野花的草原上，常常弥漫着一种欢乐时光的浪漫情调，并有一种古希腊古罗马传说中的牧神们狂欢时的充沛活力。夜幕降临，巨大簧火的火焰将周遭照得辉煌灿烂，一切都好像一幅斑斓的油画。头顶上的星空更是令人着迷，你尽可以驰骋你的想象，尽可以往最无限的地方退想……
自50年代起，由于种种原因，藏客们就不能走西藏草地了。
1953年丽江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成百上千，包括已经在外地安家落户的藏客纷纷从各地返回丽江，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房宅和土地，因为这些房宅和土地可能要收上去重新分配。据龙泉村的老人回忆，当时从茶马古道沿途返回的人家计达100多户。这还仅仅是龙泉一个村的情况。紧接着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人们不可能再自己从事马帮运输这样的事情。藏客们不得不丢弃了他们使用多年，有的甚至是他们祖上就使用过的赶马用具，有的又回到农村，成为道道地地、最基本意义上的农民；有的失去过去的谋生手段，成为城镇里的临时小工，仅仅靠出卖力气过活。从那以后，再没有藏客走过西藏草地了。赵应仙和许多丽江人一样，结束了自己的马帮生涯。"藏客"这个名词就从大地上消失了，而藏客这样的人也永远不再有了。
从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的35年间，茶马古道上的一切一下子像沉到了深深的水底，静悄悄的几十年没有人提起。
赵应仙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拥有自己的骡马，有自己的生意，让一家人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手头充裕一点，置一点家产，像他爷爷赵怡过去做到的那样，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像赖家仁和昌或是其他人家一样发达起来。这样的理想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那时走西藏草地的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梦想。没有这样的梦想，谁都很难忍受那条路上的种种艰难困苦，谁都不愿意去冒那么大的险。但这条路一下子断了。世上毕竟没有不散的宴席。辛辛苦苦在茶马古道上奔波了那么些年之后，赵应仙又回到了起始的地方。如今，除了对往事岁月的深切回忆，赵老先生没有为那一段非凡的经历留下什么，也没有保存下什么实物，哪怕一只马铃档，哪怕一根马鞭子。"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50年后赵老先生这么跟我讲。老人家说完捂着雪白的长髯哈哈一笑。
而在50年前，赵应仙却怎么都笑不起来。回到丽江的赵应仙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祖祖辈辈靠之为生的生路断了，从未想过也未做过其它事情的赵应仙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以及全家的生存生活方式，另起炉灶，从头开始。
后来赵应仙就到了丽江地区中学工作，当然不是教书，而是打杂，买买菜做做帐什么的，在师范学校也干过同样的事，这样总算有一点微薄的工资，也算是自食其力的人了。再后来，就是在大研镇里的一些合作社做工，在粉丝厂做过粉丝，做过豆腐，还有酱菜。在酿酒厂造过酒，在织布厂织过布。走西藏草地完全成了过去的事情。
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再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只有到处做工，他就这样一干干到了70岁退休，现在一个月能领到一百多元的退休金。当然，这一百多元是人民币而不是银元，真要过起日子来，哪里够用?好在80年代后期丽江有了纳西古乐会，他每天晚上去参加演奏，担任低音胡琴手，同时兼带打锣，一月也有几百元的收入。
像许多纳西人一样，赵应仙很小就跟着家人学习各种乐器，懂一些音律。以前也就是自己玩玩，自得其乐，没想到这玩艺晚年还派上了用场。看来多一点本事并没有什么坏处。当年赵应仙从茶马古道上走回来以后，逢年过节什么的，都要到剧团里去唱唱戏。他不仅会乐器，还会唱，唱滇戏，唱的是大面，什么西皮、二簧都会唱一点。其它各种游戏玩法他也都会，"不过不精"，赵老先生后来这么跟我说。
多年后，赵老先生回顾往事，感慨多多。有时候，他们几个走过西藏草地的老人聚在一起，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起过去，说起在茶马古道上的种种遭遇，怎么也说不完。
不管怎么说，赵应仙他们在马帮路上经历了许多事情，度过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时光，虽然非常苫，但奇怪的是，那些苦的东西，后来回忆起来就变成甜的了。赵老先生认为这就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值得。现在一想起来，"红比"那温顺听话的祥子还如在眼前，马脚子七甘那张黑红的脸、黑亮的眼睛也在眼前，还有俄桑措一家，还有雪峰和星星，还有旱獭和延寿果，还有……在赵老先生看来，那还有点像一场漫长的探险旅游，好的也经过了，坏的也经历了，苦也受了，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人的一生真不容易。"我们这一生真是什么事都经历过，什么都过来了，以前走西藏草地，后来做各种工，饿过肚子吃过野菜，然后又是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嚯，什么都过过来了。"赵老先生最后跟我说。
最近几年，年已84岁高龄的赵老先生还随纳西古乐队到北京、香港、英国、挪威演出过，都是坐飞机去的，没有赶马去。那完全是另一种出门了。
后记
埋头工作了半年多时间，似乎又亲自将茶马古道走了一遍。听着录音机里赵老先生和我的谈话，思绪里全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的事情。最后一段冲刺时，每天都上10小时地坐在电脑前。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在闭关修炼，修得的结果是，双眼皮搞成了3眼皮，当然，还有了这本小书。
在写作期间，我又三次去到丽江，向赵应仙老先生，以及黄钟杰，袁基宏等老先生进一步落实了一些我还不太清楚的问题。我非常肯定的是，我从这些颠沛跋涉了一生，生活得坎坷而又那么平和充实的老人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东西。我非常喜欢而且敬佩这些老人。我希望自己老了的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回顾一生，有那么些东西可以咀嚼，坦然自然，怡然欣然。我也希望那时我像他们现在那么好看。对此我有信心。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赵鹤年(应仙)老先生。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这本书如何下笔。在我三番五次拜访他的时候，赵老先生都详详细细地跟我讲述他所知道他所能记住的关于滇藏马帮的一切，并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有时连我都累得不行，赵老先生还精神抖擞的。有些实在记不起来的地方，赵老先生还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好像他欠了我似的。我到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合作?我想是赵老先生走茶马道时的运气传给了我，使我得以认识他，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这包括赵老先生正直诚实而谦虚的为人，包括他平和坦荡的胸襟，还有他自然达观的人生信条。这一切都是我今后为人为文的宝贵财富。
我要感谢的老人还有黄俊生先生、袁基宏先生，以及巍山第一中学前任校长郑育和老师。他们为本书提供了非常精彩的故事和材料。我还要感谢我在书后《参考文献》里罗列的所有极有价值的文献和它们的作者，是这些前辈和同道的卓有成效的劳动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书稿基本完成后，我又幸运地得到赵老先生的介绍，多次拜访了鹤庆恒盛公的后人张乃赛先生，他精彩的讲述和深入的分析，更使我了解并认识到滇、藏、印商号和马帮的艰辛命运和高贵的精神。这位年已77岁的老人一讲起那一段非凡的经历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我十分感激他慷慨为我提供的大量材料和生动的故事，以及宽阔的视野。这本小书的完成，得力于我所在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邓启耀、范建华和其他同事的大力支持，得力于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项目的支持。
也许，像小说那样虚构的人生故事更能吸引读者，但我现在还不想写那样的故事。这些年我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我觉得真实的人生比虚构的东西更能感动我，更能对我的生活有所帮助。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受教育的意思。我想它就是这个意思。我当过14年大学教师，现在还在教一点课，虽然很早我就明白我所受的教育有许多令人痛心的缺憾和误区，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真正走了出来，那才是一个广阔而真实的天地。所以我暂时放下了文学拿起了人类学。
这些年我开口闭口都是马帮马帮的，弄得马帮都要成了我的绰号。我想，要是我早生50年，我大概真的会成为一个像样的赶马人。我还一直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买两匹马骑到拉萨去，那恐怕会比骑自行车好一些。赵老先生对我这个打算还很赞赏，但我不知啥时才能实施。眼下我的奢望是，以这本小书再现出滇、藏、印马帮"藏客"们的过去，尽量以其"原生形态"自身去述说那一段历史，那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
把这本书稿一交，我又要到西藏去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是赵老先生他们的足迹吸引着我去的。我想去那里看看赵老提到的一些景观，寻找一下他们商号在拉萨八角街的旧址，拜会几个从那时起就留在了西藏的纳西人……这肯定会与前几次到西藏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