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所知，我的读者们所熟悉的这一类型主要是男性，因为思维作为决定性的功能更多地是男性而不是女性。通常，当思维在女性身上占据优势时，据我所知，它就是一种产生于占据优势的大脑直觉活动的思维。外倾思维型的思想是建设型，即它有所创建。它既可导致新的事实又能产生异质的经验材料的一般概念。它的判断通常是综合性的。即使它在分析时，它也能进行建设，因为它总是在超越分析而达到一种新的组合，达到一种用新方法重新组合被分析材料或为某一种特定的材料进一步地增加一些东西的深层概念。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这类判断描述为论断性的。无论怎样，它的特殊点在于，它从不绝对地贬低或破坏什么，而总是用一种新的价值来代替已经毁坏的价值。这种品质应归功于这样的事实:思想是一种思维类型的能量流动的主要道。生命稳定地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在人的思维中显示出来。因而他的理念保持一种进步的、创造性的特征。他的思维既不停滞，也没有丝毫的后退。这种性质只依附于那种在意识中没有获得优先地位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它是不重要的，并且也缺乏一种明确的生命活动的特征。它常常尾随其他功能而至，它变成了埃庇米修斯式的，它具有一种“espritdellsealier”(事后诸葛亮)的性质，满足于经常不断地对过去的和消逝的东西进行沉思默想，努力分析和消化这些东西。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在创造的因素抑制了另一种功能的地方思维就不再发展了。它的判断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内在特征，换言之，它完全把自己限制在特定材料的范围内，无论哪一方面都物法超越这一范围。它或多或少地满足于抽象的叙述，并且不能把任何价位赋子早已不复存的经验材料。
这种外倾思维的内在判断具有客观的倾向，即它的结论总是表达着经验的客观重要性。因此，它下仅在客观事件的倾向性影响下保留了下来，而且实际上遗留在个体经验的有魔力的圈子内，在这个圈子里它不能肯定任何没有提供给它的东西。有些人无法遏制地要把某种理性的和无疑非常有效的评论加到一种印象和经验上，但这种议论却丝毫不能贸然超越这特定的经验的范围,我们可以在这种人身上轻而易举地观察到这种思维。实质上，这议沦仅仅在说，“我理解它了，或我能重新构造它。”但在那里事情也就完结了。正是在它的最高级层次.上，这种判断仅仅意味着在一种客观的背景上设置的某种经验，因而这一经验被立即确认为这种框架的附属物。
但无论何时，只要除思维以外的任何一种功能在意识中获得了优先权，并达到了一定的明显程度，那么，就思维完全是意识的而且并不直接地依赖于主要功能的程度而言，它就呈现出一种否定的特征。由于它屈从于支配性功能，实际上它可能带有一种肯定的外表，但是只要作过细的研究就很易于证明，它简单地模仿了支配的功能，并且许多观点巩固了这种功能，这些观点无可置疑都是与适合于思维的逻辑法则相矛盾的。因此，这种思维对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不再有所裨益了。我们所关心的显然是那种思维的组成方式，它并不屈从于他种功能的统治，而忠实于它自己的原则。对这种思维本身进行观察和调查并非易事，因为在具体情况下，它总是或多或少受到意识态度的压抑。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在意识背景中首先必须得到某种援助，除非在某些毫无戒备的时刻它才能主动地偶尔显示出来。通常，它必然受到这样一些提问的诱惑，如，“现在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对此事你个人是什么看法？或许某个人甚至会不得已而使用一点小小的狡诈，提出者如此类的问题:“那么，你怎样想象我对此事的真正看法呢？”当这种真正的思维是无意识的并因此而被投射出来时，后一种形式将会被选中。这种以这一方法被诱使显现于表面的思维,有特殊的性质;刚才我在描绘否定的东西时想到的正是这种本质。它的惯常样式可用两个词最为允分地表现出来“noting..but(除了……以外什么也不);歌德曾以廉菲斯特非勒斯的形象把这种思维人格化了。它显示了一种最为明显的倾向，即追溯它所判断的客体的某种平庸性或其它东西，因此而剥夺了它本身独立的意义。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是因为它被表现为依附于其他普遍事物的东西。无论什么地方，实质上只要在两个男人之问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基本的冲突，那么，否定的思维就会抱怨对方“寻花问柳”的行为。当一个人支持或提倡一种事业时，就事业的重要性而言，否定的思维不会提出任何要求，而仅仅过问一下:“他由此能得到什么?”摩莱斯各特的名言 “Der Mensch ist，was erisst”(人即他所食之物)，也属于这一类别，就正象许多我无须再例举的 警句和观念同属这一类别一样。
这种思维的破坏性品质跟它偶然和有限的适用性一样，都无须进一步地解释了。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否定思维的形式，或许，乍看起来，这种思维很难被确认为如下的描述:指的是当今迅速遍及每个角落的通神论思维，它很可能是作为对于本时代正在消逝的唯物主义的一种反应。然而通神论思维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的趋势，因为它把一切都提到超验的和囊括宇宙的理念之上。例如，梦就不再是一种最朴实的梦，’而是基于“另一水平”的经验。因此那神秘莫测的心灵感应术就能够由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震动电波”简明地解释清楚了。一种常见的神经障碍被非常简单地解释为是由某种东西与星体碰撞所产生的。大西洋沿岸的居民所具有的某些人类学特征也易于被阿特兰提斯洲①、海底的特征解释清楚，如此等等。我们只不过打开了一本通神沦的书，迫使自己相信一切已经解释清楚了，“神学”并没有留下任何无法解开的生命之谜。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思维跟唯物主义的思维一样是否定的。当后者把心理学设想为一种发生在细胞神经节中的化学变化，或者设想为一种细胞程序的挤压和缩减，设想为一种内在的分泌时，这就在本质上与通神论一样迷信。差异仅仅在于:唯物主义把所有的现象都归结为我们的现代生理学概念，而通神论则把一切都归入印度人的神学概念。当我们把梦归咎于撑得太饱的胃时，梦并不会因此就得到了解释，当我们把通神论解释为“震动电波”时，我们同样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因为“震动电波”到底是什么呢?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不仅这两种方法的解释毫无用处，而实际上它们是破坏性的，因为由于提出这种表面解释而取消了人们对问题的兴趣，在前一例中它把问题引向了胃，在后一例中则引向了想象的电波，因而阻碍了人们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两种思维既无独创性又扼杀独创性。它们的否定性本质在于: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廉价的思维方法:在产生能星和创造能龄方面确实贫乏不堪。它是一种被其他功能提着走的思维。
3.情感
外倾态度中的情感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即客体是这类情感中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因素。它与客观的价值保持一致。假如某人总是把情感当作主观的东西的话，那么外倾情感的性质就无法被直接地理解了，因为它已经尽可能地从主观因素的范畴中摆脱了出来，并且以完全地屈从于客体的影响来取代了它与主观因索的关系。即使在它似乎表现了具体客体本质的某种独立性的地方，它也仍然无法摆脱某种传统或约定俗成的标准的控制。例如，当我使用表语“美丽的”或“好的”时，我就有一种被约束的感觉，这并不一是因为我从自己的主观情感中发现客体是“美丽的”或“好的”、而是因为这样作是恰当的和得体的，由于一种对立的观念会干扰一般的情感环境，所以恰当倒是理所当然的。诸如此类的情感判断决不是冒牌货或者撒谎它只不过是一种适应的行为。例如，一幅图画可被称为美丽的，因为一幅悬挂在起居室并有名家签名的图画通常被认为是美丽的，或者因为表语“五陋的”一词可能会触怒那幸运的收藏家的家庭，也可能因为拜访者具有一种乐善好施的意图以制造一种和谐的情感氛围，因而任何东西都被感觉为令人惬意的了。这种情感为客观规定的标准所控制。它们本身是名符其实的，代表着全部能感觉到的情感功能。
象外倾思维竭力摆脱主观影响一样，在最终被剥掉所有的主观装饰之前，外倾情感也不得不经厉某种分离过程。产生于情感活动的价值既直接地与客观价值保持一致，又至少与某种传统的和广为人知的价值标准相协调。这种情感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许多人涌进剧院、音乐厅、教堂都是由于这一情感在起作用，并且，人们还带着经过正确调整的积极情感。流行生活方式的存在也归功于这种情感，且更有价值的是它们对社会的、慈善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化事业的全面肯定和广泛的支持。在这些事情中，外倾情感证实它自己是一种创造性因素。假如没有这种情感，美妙而和谐的社交性格就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外倾情感象外倾思维一样，既有裨益也具有理性效应。但是，这种有益的效应却在客体获得一种夸大的影响时就丧失了。因为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外倾情感过分地把自己的人格投入了客体，即过分地与客体同化，于是，情感的人物特征也就丧失了，而正是这种特征构成了它的主要魅力。因而情感变得冷漠、注重实利，一点也不可信赖了。它暴露了一个隐秘的目的，或者至少引起了公正的观察者的怀疑。它不再使受欢迎的新鲜印象成为真实情感的不变的产物了;相反，尽管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人们总觉得他在装腔作势或卖弄风骚。
由于这种过分的强调，外倾情感确实实现了审美的愿望，但是它却不能再随心所欲了，它只是诉诸感宫，或诉诸理性——但这样却更糟糕。毫无疑问，它能为一种情境提供审美的补充，但是它就在那里停止了，它以后的效用就只能等于零。这样它就变得毫无生命力。假如这一过程继续下去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情感分离;每一客体都会被情感价值所抓住。内在的或彼此不相容的种种联系就被产生出来了。如果有一个受到充分强调的主体存在的话，这种心理失常便极不可能发生。因此，真正的个人观点的最后一丝痕迹也会受到压抑，主体完全被个体的情感过程过程所,淹没，以致在观察者看来它好象已不再是情感的主体，而只是一种情感过程了。在这种情形下情感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原有的人类热情，它给人类造成了一钟装腔作势、反复无常，不可信赖的印象，而且在最糟糕的时候还明显地显示出歇斯底里症状。
4.外倾情感型
无可争辫，由于情感是一种比思维更合乎女性特征的心理现象，最显著的情感型也就能从女性中找到。当外倾情感占据优势时，我们说这是外倾情感型。我所能记得的这种类型的典范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她往往是一位听从她的情感引导的女人。由于接受教育的结果，她的情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调节功能，服从于意识的控制。除了极端的例子外，情感往往具有个人的特征，尽管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遭到了压抑。人格倾向于接受客观条件的调节。她的情感与客观环竣和共遍的价位观保持一致。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在所谓“爱的选择”中揭示的更清楚的地方了。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合适的”男人被她们爱上了;他之所以合适并不完全因为他整个地符合了女人的基本性格——通常她对此完全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他在社会地位、年龄、能力、高度和家庭条件等方而都与各种明智的要求完全吻合，当然，这样的全盘考虑很可能会被当作讽刺的和无价值的东西抛弃一边，如果我并不真正相信这类女性的爱情会与她所选择的对象完全相合的话。爱情是符合功利的，而不只是理智的设想。这种合乎情理的婚姻在现实中多得不胜枚举，而且它们还决不算最糟糕的。这些女人显然是最理想的贤妻良母，她们只要求丈夫和孩子那有普通的身体素质就行了。只有当情感不被任何别的东西干扰时，一个人才能“准确”地感受。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思维更经常地于扰情感了。因此，这种类型必定尽可能地压抑思维这一现象就立刻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并不是说这种女性一点也不思考;相反，她甚至可能大量地思考并且也很见成效，但她的思维绝没有独特性;实际上，她的思维对她的情感来说是一种埃庇米修斯式的附属物。她所不能感受的，她就不敢有意去想。“我不敢想我不可能感受到的东西”。这种类型的人有一次愤怒地对我说。至于在情感所允许的范围内，她能恰当地思考，但是，每一种可以导致情感紊乱的结论，无论多么合乎逻辑，最后都被剔除出去了。这简直不是一种思想。因此，一切与客观价值相符合的都是好的，这些东西受到爱护或被当作宝贝一样;其余的一切似乎都只能存在于世界之外。
但是当客观的重要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时，这种情景就改变了。正如上面已阐述过的，主体和客体的这种同化随后发生了，并且几乎完全把情感的毛体吞噬掉了。情感失去了它的个体特汪——它变成了情感本身;‘它几乎象是人格整个地在瞬间的情感之中完全被分解了似的。既然实际的生活环境总是经常不断地变化着，随着这种变化，释放的情感色调不仅汉是不同的，而且实际上还相互对立，那么.人格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分裂成许许多多不同的情感了。显然，他在此时此刻具有这样的一种情感，而在彼时彼刻又完全是不同的另一种情感了——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因为实际上这种多重的人格却是完全不可能的。自我的墓础总是与自身保持同一，并且因此而显得与情感的变化状态明显地对立起来。因此，观察者觉得，情感的表现与其说是一种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倒不如说是他的自我的一种改变，换句话说是一种情绪的改变。与自我和情感的瞬间状态两者之间的分离程度相应，同自身分裂的迹象将会或多或少地变得明显起来，即无意识最初的补偿性态度变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立。首先，在情感的过分显示中，在喷嚣和炫耀的情感属性中，这种状态自己显示出来了，不过，它仍给人们留下了某些疑虑。它们听起来越不诚恳的;它们不能令人信服。相反，它们会立即给人一些抵抗的暗示，人们开始想知道这种悄宇惑判断是否并非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在极短的时间里，它确实是不同的。在环境中仅仅一种非常微小的变化，就必然立刻唤起一种对同一的客体所作的完全相反的评价。结果，这种经验使得观察者最终无法认真地作出任何判断。他开始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但是对于这种类型来说，既然与他的环境建立一种深入的情感与和睦关系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那么要克服这种保留意见就要作出双倍的努力。因此，在循环论证的方法中，情况越弄越糟，每况愈下。越是过分地强调情感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意识的对抗就越接近于表层。我们己经看到，外倾情感类型通常压抑了他的思维，这正因为思维是易于干扰情感的功能的原因。同样，当思维力要求达任何一种纯粹的结果时，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排除情感，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象情感价值那样适宜于骚乱和欺骗思维了。所以，就思维是一种独立的功能而言，它在外倾情感型身上就受到了压抑。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它的被压抑完全是由于它那不留情面的逻辑迫使它得出与情感无法相容的结沦。它作为情感的仆人或更确切地说作为情感的奴隶而存在，受尽了苦难。它的脊椎骨压断了，它不能棍据自己的法则为自己的利益行事。既然一种逻辑存在必定不断产生出正确结论来，那么这种情形就必然会在某个地方发生，尽管超出了意识的界限，即进入到无意识中去了。因此，很明显，这种类型的无意识内容是一种独特的思维。它是一种婴儿的、原始的、否定的思维。
只要意识情感保留着个人的特征，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人格没有被情感的连绵状态所吞噬，这种无意识思维就仍然是补偿性的。但是人格一旦分裂了，分散在相互矛盾的情感抉态中，自我的统一就丧失了，并且主体也变成了无意识的。但是，因为主体陷入无意识中，它就与无意识的思维功能联系起来了，于是有助于无意识思维偶尔地进入意识中去。意识的情感联系越是强烈，它就因此而变得越“失去自我感”，无意识的对抗就越是强烈。这种情况在下面的这个事实中表现出来:无意理念只是集聚于最有价值的客体，因而这些客体的价值就被毫不留情地剥夺走了。那种总是用“除..之外什么也不”的方式思考的思维正是处在这一恰当的位置上，因为它摧毁了那种联系着客体的情感优势。无意识思想以猛烈的入浸之势表现出来了，它总是带着一种强迫观念的性质，带着否定的和贬值的普遍特性。当这种典型的女人把最可怕的思想强加于被她们的情感给子了最高价值的客体时，她们的机遇就到来了。这一否定性的思维利用了每一种婴儿期的偏见或者利用了对情感价值产生疑惑的类似物，并月.把各种原始的本能全部集于一身，试图对情感作出“除…之外什么都不”的解释。在这一点上，认为集休无意识——即原始意象的总和也被列入了同样的方式，并月从这些意的同化作用和进化过程中显示出另一基本的态度新生的可能性，从本质上看，这或许是一种片面性的观点。歇斯底里症，由于它明显地带有无意识理念世界的婴儿性便表现为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的主要形形式。
5.外倾理性型概述
我把上述两种类型称为理性得或判断的类型因为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推理和判断功能的特性。他们的生活在相当大的程上受到推理判断的制约，是这两种类型的普遍而明显的标记。但是找们决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借助于“推理”是用来论述关于个体主观心理的观点，或是用它来涉及那种从外部来感觉和判断的观察者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观察家很容易获得一种对立的判断，尤其是他对被观察的行为具有一种纯粹直觉的理解力并由此而作出判断时更是如此。从总体上看，这种类型的生活从不单独地依赖于推理判断，它差不多在同等程度上受到无意识非理性的影响。如果观察局限于行为举止，而丝毫不涉及个体意识的内在含义，我们就可能对个体的言行举止中某种无意识表现的非理性和偶然的特征产生强烈的印象，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他的意识目的动机和合理性印象。因此，我把那些被个体感觉为他的意识心理的东西当作我的判断的基础。但是，我已打算同意我们同样可以对这样的心理持一种恰好相反的态度，并把它适当地表现出来。我也同时相信，如果我本人能有幸掌握一门不同的个体心理学，我就会用相反的方法，从无意识的角度——因而也是从非理性的角度——来描述理性类型。这种情祝为清晰地表现心理现象增加了难度，并使其达到了不能低估的程度，并且无法沽量地增加了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从这些误解中产生的争议通常是毫无结果的，因为真正的议题还没有涉及到，无沦从哪方而来说，可以说都是文不对题，各念各的经。这种经验仅仅是一个理由，使我在个体的主观意识心理的基础上来迸行自我的描述，因为在这里，我们至少会有一个确定的客观立足点，但这个立足点却在我们试图把心理原则牢固地建立在无意识之上的时候完全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被观察的对象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合作，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他自己的无意识知道得更清楚。就观察者本人来说就完全可以作出判断——即某种保证，其基础是他自己的个体心理，这种个体心理也将会被准确无误地强加给被观察者。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心理学中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形。个体完全受到对他进行观察的批评家的武断的任意支配——而被观察者的意识心理按受为基础时，情况就绝不是这样。总之，只有他本人唯一胜任作出判断，因为唯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动机。
在这两种类型中，显示出生命的意识调节特征的合理性包含一种对于偶然和非理性的意识排斥。在这种心理中，推理判断代表着一种力量，它把生活之中不规则和偶然的东西强制性地变成确定的形式，这至少是它的目的。因此，一方面，在生活的种种可能性中要作出明确的选择，因为只有理性的选择才能被意识接受;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觉察生命的偶发事件的心理功能的独立性和影响受到了基本的限制。
当然，感觉和直觉的局限性并不是绝对的。这些功能存在着，因为它们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产品却服从于推理判断的选择。例如，能够在行为的动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绝对力
量，不是感觉而是判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感觉功能就象第一种类型中有情感功能，或第立二种类型中的思维功能一样，具有同样的命运。它们相对地被压抑了，并因此而处在分离的劣势状态之中。这种情形给我的两种类型的无意识打上了一个特殊的标记;这些人所有有意识有目的地干的事情跟理智 （当然是他自己的理智)相吻合。但是，出现在他们那里的事情则既与婴儿的原始的感觉相一致，又与类似的古代直觉相一致。我将尽力在后面的几个章节里，把我论及的后面一些概念的含义讲清楚。无论如何，出现在这种类型中的东西是非理性的(这当然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现在，既然有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更多地存在于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经过细致的分析之后，这种人会把我们的两种类型都描绘为非理性的。不过，我们必须向他承认，一个人的无意识常常比他的意识更容易地造成一种更为强烈的印象，他的行为常常比他的理智动机更为有力和更有意义。
两种类型的理性都倾向于客观，依赖于客观事实。他们的合理性与流行于集体观念中的理性的东西相一致。从主观上看，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除了普遍被认可的东西外。但是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的和个体的。在我们身上，这一部分受到了压抑——事实上，客体的重耍性越是被拔高，这种情况就越是有增无减。因此，主体和主观理性两者都总是而临着压抑的威胁;并且，当压抑降临时，它们都落入了无意识暴虐的淫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拥有最令人讨厌的本质。我们已经论及了它的思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始感觉，它们都以强制形式自我表现出来，如象一种反常的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突然爆发的寻欢作乐，此外还有一些原始的直觉，它们能变成一种牵涉个体的可怕的折磨，就更不用说牵涉到它们的环境了。一切令人讨厌的和痛苦的东西，一切令人恶心，丑陋和邪恶的东西都被觉察或被怀疑，这些东西通常只有部分真实性，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适合于引起那种最有害处的曲解了。对立和无意识内容的强有力的影响，必然导致理性意识统治的频繁中断，即产生一种偶然因素的显著的辅助作用，结果是，借助它们的感觉价值或借助无意识的含义，偶发事件获得了一种强制性的影响。
6.感觉
在外倾型态度中，感觉最明显地受到客体的限制。象感性知觉一样，感觉自然也是依赖于客体的。但是，同样自然的是，它也依赖于主体，因此，也存在一种主观的感觉，这种感觉按照其本质来说完全不同于客观感觉。在外倾型态度中，由于涉及到它的意识的运用，感觉的这种主观部分既受到阻止又受到压抑。无论何时，只要一种理性功能(如思维和感情)占了优势，即可以说它具有一种意识的功能，那只是由于意识的理性态度允许偶然的知觉变成了意识的内容，简言之，即认识到了这些知觉。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感官的功能是绝对的;例如，对最深刻的生理可能性来说，一切东西都能看到或听见，但是，并不是一切都能获得阈限价值。但一种知觉却必须拥有这种价值，以便也可以用过去经验阐释清楚。当感觉本身占据了优势，而不再只是辅助另一种功能时，事情就大不一徉了。在此情形下，没有任何客观感觉的因素被排除，也没有任何受到压抑〔只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一主观部分是例外的)。感觉具有一种优势的客观规定性，并且，那些引起最强感觉的客体对个体的心理来说是决定性的。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客观的明显的感性把握。因此，感觉是一种有活力的功能，是一种带着最大潜在活力的本能。由于客体释放了感觉，它们是事关重大的，而且，由于它潜藏于感觉的威力之中，它们也完全被意识所接受了，不管它们与理性的判断相容与否。作为一种功能，它唯一的价依标准就是受其客体本质制约的感觉力量。由于所有的客观过程全部释放了感觉，因此，它们都在意识中显示出来了。不过，只有具体的，通过感官被感知的客体或过程才会在外倾态度中激起感觉;实际上，这里已经排除了那些每个人在每时每地都觉得是具体物的东西。所以，这种个体的定向纯粹与具休的现实保持一致。判断的理性的功能从属于感觉的具体事实，并且，它们因此而具有低级的分离性质，即它们被当作某种否定性的标志，带有婴儿和古代的倾向。受压抑影响最深的功能自然是与感觉相对的那种功能，即直觉，无意识知觉的功能。
7.外倾感觉型
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类型可以与外倾感觉类型相提并论。他对客观事实的感性得到相当突出的发展。他的生活是实际经验和具体客观物的积累，并且，他越是茕卓不凡，他就越是极少地利用他所获得的经验，在某些情况下，他生活中的事件很难称得上是“经验”。他并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他的感性“经验”，而只是蹩脚地把它当作新鲜感觉的前导;任河进入他的兴趣范围仅具一丁点新意的东西都因此而列入了感觉的范畴并被用来服务于这一目的。就人们倾向于把一种高度发展了的适应于纯粹的现实的感觉当作真正的合理性而言，这种人将会被认为是有理性的。但是，实际上情况却绝非如此，因为正象他们从属于理性的行为一样，他们一也同样地从属于非理性，偶发事件的感觉。
这种类——显然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当然不相信他自己会“从属于”感觉。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嘲笑这种观点的毫无说服力，因为在他看来，感觉是他生命的一种具体证明——它简直就是他实际生活的充实。他的日的是具体的享乐，他的道德观念也有同样的倾向。因为真正的享乐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道德，有它自己的节制和法则，有它自己的无私性和忠实性。他的耽于淫欲举和止粗鲁绝不会发生，因为他可能把它的感觉调整为纯悴审美的最佳音响，甚至在他最抽象的感觉中，也不会对他的客观感觉原则有丝毫的不忠实。沃尔芬的《不顾一切的生命种类的向导》，就是对这种类型的直截了当的承认。仅从这一点看，我就认为这本书值得一读。
在较低的层次上，这就是可触知的现实的人，他基本上既不倾向于社会反映又不倾向于统一的目的。他的经常性动机便是要感知客体、要拥有感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欣赏感觉。他决非,.毫不可爱，恰恰相反，他通常具有一种魅力和明快地追求欢乐的能力;有时他是一个快活的伙伴，而且经常是一个颇有功底的审美家。在前一种情况下，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常以一顿丰盛的或平平淡淡的晚餐为转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一些极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当他“感知”时，一切都得说出和做出。没有什么东西比说出和作出更为具体和实际的了;超越或逾越了具体事物的推测是得到许可的，但条件是这些猜测必须增强感觉。这种感觉无论如何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强制，因为这种类型并非一般酒色之徒，他只是渴求得到最强烈的感觉，根据他的本性来看，他只能从外界获得这种感觉。来自于内心的东西在他看来是病态的和令人讨厌的。至于他的思考和感觉，他总是降低到客观基础的水平，即降低到来自客体影响的水平，尽管它最鲁莽地背离了逻辑，但也依然镇静自若。在任何条件下，可感知的现实都使他的紧张心绪得以平静。在这方面他出乎意料地值得信赖。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一种明显的心理症状与下降的气压联系起来，而心理冲突的存在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古怪的心理变态。他的爱无可争辩地植根于客体明显的吸引力中。在正常时，他会引人注目地适应于实在的现实——说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自我调节总是人人可见的。他的理想是现实的;在这方面他考虑得很周到。他所具有的理想与理念无关——因此，他没有那种对事物和事实的存在持敌视态度的理由。这一切都在他生命的所有外在活动中表现出来。他穿着考究、入时;他对朋友真诚相待、慷慨大方，他的朋友们在他那里既感到舒适，至少又理解他那过分讲究的生活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满足他周围环境的某种要求。他甚至还会使人相信为了体面而作出某种牺牲肯定是值得的。
但是，感觉越是居于支配地位，以致使得进行感知的主体都从感觉中消失了，那么这种类型就会变得越不能令人满意。他不是逐渐变成一个粗俗的寻欢作乐者，就是变成一个肆无忌惮的、诡诈的酒色之徒。虽然客体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象某种在它自身中存在和通过它而存在的东西一样，它仍然受到了贬低。它被粗暴地侵犯和从根本上被忽视，因为现在它的唯一用途就是刺激感觉。客体所遭受的控制已被推到极限。于是，无意识被迫脱离了它自己的职能而成了一种补偿性功能，并且，被驱使走向公开的对立。但是，被压抑的直觉毕竟开始以投射于客体的形式坚持了自己的权利。最为奇特的推测出现了:在性对象的病例中，嫉妒幻想和焦虑状态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更严重的患者会产生各种务样的恐怖症，尤其会出现强烈性症状。这种病理学内容具有一种明显的虚幻气氛，通常带有一种道德或宗教的色彩。一种注重细节的吹毛求疵通常就发展起来了，或者一种荒谬的琐碎的道德就同原始的迷信的和“神奇的”宗教狂热联系起来了，并一同返回到晦涩难懂的宗教仪式中去。所有这一切在被压抑的劣势功能中都具有它们的根源，它们在这样的情形下与意识观点尖锐对立;实际上，它们具有一种更加显著的外观，因为它们显然把最荒谬的假设当作依据，完全与现实的意识感受形成对照。在这第二种人格中，思想和情感的全部文化似乎都被揉进一种病态的原始性中扫去了;理智沦为一种进行无益而琐碎的分析的诡辩—道德沦为一种阴险的说教和露骨的法利赛人的信仰（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成员：该派别标榜墨守传统礼教，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家。）——宗教是一种荒唐的迷信——直觉，这一人类的最高天分，也不过沦为个人的狡黯滑巧，一种在生活各个角落里鬼头鬼脑的嗅探;它不去探测新的领域，却退缩到人类情感最卑鄙狭窄的尺度上去了。
神经病症状特殊的强制性特征表现了无意识对于纯感觉态度中自由的道德观的一种抗衡，从理性判断的立场看，这种自由的道德观不加区别地接纳一切发生的东西。显然，在感觉型身上本原则的缺乏并不能证明一种绝对的无规律性和节制的缺失，但是，它至少剥夺了他那相当重要的判断的节制力量。理性的判断代表一种意识的压制，理性类型明显地把这种压制强加于他自已的自由意志之上，约束自己的情感。这一强制行为从无意识方面完全压倒了感觉型。更有甚者，理性类型根据一种判断的存在方式与客体的联系，从来就不意味着这样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关系，即感觉类型与客体保持的那种联系。当这种态度达到一种反常的片面性时，他就面临着陷入无意识怀抱的危险，陷入的深度跟他有意识地依附于客体的深度正好一样，当他成为神经症患者时，他就更难用理性的方式来接人待物了，因为医生所要求他必须具有的那些功能处在一种相对无区别的状态中;所以对这些功能不能过多地相信，或者根本就不能信任。我们常常需要一些使人能接受情绪压力的特殊方式，以便使他能保持清醒的意识。
8.直觉
直觉作为无意识知觉的功能在外倾态度中完全地定向于外界客体。因为大体上说来，直觉是一种无意识过程，它本质上的意识领悟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意识中，直觉功能为某种期望的态度，为一种知觉的和穿透性的洞察力所体现，在那里，无论如何，只有后来的结果才能证实到底有多少东西被“觉察到了”，到底在客体中实际潜伏着多少东西。
正如感觉在获得了优先的地位时，不仅是一种对客体没有更多重要性的反应过程，而且几乎是一种把握客体形成客体的行为一样，直觉也是如此，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觉或意识，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过程，它注入客体的东西跟它从客体中取走的东西一样多。但是，由于这一过程无意识地提取了知觉，它也在客体中创造了一种无意识的产品。直觉的基本功能是传送纯粹的意象、关系的和环境的知觉，意象和知觉也可以由其他功能获取，但是，它们要么就完全行不通，要么只能借助于迂回曲折的方法。而无论何时，只要直觉被赋予了这种主要的权力，这些意象就具有明辩是非的价值，具有了决定性的联系行为的价值;在此情况下，心理适应几乎唯一地依赖于直觉。思维、情感和感觉都相对地受到压抑;在它们之中，感觉是受到主要影响的因素，因为，象感知的意识功能一样，它给直觉造成了最大的障碍。感觉用它纠缠不休的感性刺激干扰了直觉清晰、公正和纯真的意识;由于这些刺激直觉地关注着生理的外部，因而也就纠缠着那些直觉想掌握的处在远处和近处的真正事物。但是在外倾型态度中，既然直觉有一种占优势的客观倾向，那么它实际上就很接近感觉了，确实，对外界客体的期待态度会带着儿乎相等的可能性来利用感觉。因此，为使直觉变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感觉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抑。我现在是把感觉当作简单和直接的感性反映来谈论的，差不多是当作明确的生理和心理材料来谈论。这种状况必须事先就明确地建立起来，因为，如果我询问直觉者他是如何定向的，他会谈论一些完全不能区别于感性的东西。他会频繁地使用“感觉”一词。他实际上确有感觉，但他并不被这些感觉本身所引导，而只是把它们当作通向遥远前景的指路灯塔。它们被无意识的期望所选择。在生理学意义上，并不是最强烈的感觉才获得了决定性的价值，而是无论什么感觉，它的价值都必然会被直觉者的无意识态度的理性所极大地提高。以这种方式就可以逐渐达到主导地位，在直觉者的意识看来是无法区别于纯感觉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正如外倾感觉竭力想达到现实的至高点一样，因为只有这样生命的全貌才能被描绘出来，直觉也企图包含最大的可能性，因为只有通过对可能性的认识直觉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直觉总是设法于客观环境中发现可能性，因为作为一种纯粹附属的功能(即不是处于优先地位)时，它也是一种可工具，当而临一个受到严重阻塞的环境时它就会自动地朝着出口奋力工作。而这一点其他功能是不能发现的。在直觉占据优势的地方，生活中每一个平常环境都宛如一个封闭的房问，直觉却不得不打开这个房间。它不断地在外在的生活中寻找出口和的可能性。在某一瞬间，每一实际环境都变成了一间囚禁直觉者的监狱;它象一根锁链似地缚住了他，从而引起一种摆脱困境的强烈需求。对一个理念的解析可能会导致新可能性的发现，如果客体偶尔地体现了这种理念，它们似乎就会随时获得一种儿乎是夸大的价值。不过，它们一旦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为直觉起到了梯子和桥梁的作用，它们就显然不再具有更进一步的价值了，它们就被当作累赘而弃如敝履了。一种事实只有当它发掘了超越于它和发掘了免除个体的操作过程的新的可能性时才能被承认。而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则是直觉所无法逃避的强烈性动机，它们都迫不急待地急欲表现自己，为了这些动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必须牺牲掉。
9.外倾直觉型
无论直觉何时占据优势地位，都会有一种独特而清晰的心理出现。由于直觉倾向于客体，一种决定性的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便十分明显，但是，这种依赖却完全不同于感觉型的依赖。在一般认识的现实价值中我们无法找到直觉者，但是他却总是出现在可能性存在的地方。他对那些具有远大前景而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具有敏锐的嗅觉。他从来不跻身于那些虽然价值有限但却被公认为稳定的、长期建立起来的环境中:因为他的眼睛总是不断地停留在新的可能性上，而稳定的环境具有一种迫在眉睫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他带着强烈的渴望有时甚至带着澎湃的激情紧紧地抓住新的客体和新的方法，但是一旦它们的范围明显地受到了限制，已们身上也不再有任何远大发展的希望时，他就会冷酷地抛弃它们，不再关注它们，显然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只要有一种可能性尚存，直觉者就会把全部命运托付于它，就好象他的整个生命都向往进入这一新的环境。人们会得到这种印象，当然他自己也明白，他正好到达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且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这样真止地吸引他的思想和情感了。不管这种情形可能多么的合情合理和恰如其分，并且尽管各种能想象到的论点都一拥而上为稳定性辩解，然而，什么也阻挡不了他把那似乎向他许诺过自由和解救的自身的环境看成是一座监狱，什么东西也阻止不了他因此而行动的那一天终将到来。理智和情感都不能限制或阻挡他去追寻新的可能性，即使它可能会与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信仰背道而驰。思维和情感都是信仰不可缺少的成分，但在他身上，却是劣势功能，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它们缺乏原动力来抵御直觉的力量。然而，它们是能够为直觉的优势地位创造任何有效补偿的唯一功能，因为它们能够为直觉者提供他的类型完全缺乏的判断。直觉者的道德观既不受理智的管辖又不受情感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特殊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在于对他的直觉观念的忠实和对他的权威的自愿服从。他对邻居利益考虑极少，他可以引经据典地说明他身体健康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性，但对邻居的健康和幸福却大不以为然。我们也没有发现他对邻居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有什么了不起的尊重，事实上，他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不道德和冷酷的冒险家。既然他的直觉极多地涉及外界客体，窥测外界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乐意把自己付诸种种职业，在那里，他可以从各方面施展他的全部才能。商人、工头、投机者、代理人、政客等等，一般都属于这种类型。
显然，这种类型在女性当中比在男性当中更为常见;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职业范围中的直觉活动并不象社会范围中所显示的那样多。这种女性做得如何掌握每一次社会机遇的艺术，她们建立起恰当的社会联系，她们尽可能地寻找情人，而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她们会再次抛弃一切。
相当明显，无论从政治红济学的观点还是站在通俗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女性中的这种类型都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假如一个人有明确的意图，在生活中不纯悴地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他就会把优越的待遇当作一种动力，如果他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引发力而去从事每一种前景颇为可观的勾当的话。他是那种看到了未来希望的萌芽的少数派的天然拥护者。当他更多地定向于人而不是定向于物时，凭借他那直觉判断人们的能力和他们的适应范围的能力，他也能“创造”人。他那鼓舞同伴奋发向上或引起人们对某些新生事物的激情的天赋，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他很可能到第二天就毅然否认这一切。他的直觉越是强烈、越是鲜明，他的主观意识就越是同神性的可能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使自己的主观意识虎虎有生气，并用一种强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闪烁着令人心悦诚服的火花;他本身差不多就是这种主观意识的体现。这并不仅仅是装模作样的舞台表演，而是命中注定的一种秉赋。
这种态度具有巨大的危险性——直觉或许会极为容易地耗 费他的全部生命。他耗费自己的生命而使人们和事物显得生机勃勃，他把生命的丰富性延伸于他周围的一切——不过，他使他人获得了生命，而自己则消耗殆尽。假如他有能力决定具体事物的话，那么他将收获他艰辛的劳动果实;然而他很快又会去追逐某种新的可能性，留下他刚刚播种过的土地，让他人来获取丰收的果实。这样，最终他还是空于离去。但是，当直觉者使事物达到这种程度时，他的无意识也会反对他。直觉者的无意识与感觉型的无意计有某种相似。相对受抑制的思维和情感在无意中产生了婴儿的和古代的思维和情感，他们可以一与对应类型的思维和感觉相比较。它们同样地以集中投射的形式出现于表而，并且正象感觉类型的思维与情感一样的荒谬，在我看来它们仅仅缺乏感觉类型的神秘持征;在涉及性欲、经济以及其他一些危险事物的本质问题上，它们只涉及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例如，对疾病附身的疑虑。这种差异显然被归结为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的压抑。当一个男人突然与一个最不合适的女人发生情感纠葛时，或一个女人与一个完个不适宜于她的男人发生情感纠葛时，这类感觉就通常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简单地说，这就是他们带着古代感觉模式进行不明智的接触的结果。但是它的结果是无意识强制性依赖于一个毫无益处的对象的结果。这种事件已经是一种强制性症状了，它也是这种类型最明显的特征，与感觉型一样，他同样要求一种摆脱一切压抑的自由，因为他的决定并没有屈从于理性的判断，而是完全依赖于偶然性的感性认识。他从理智桎梏下摆脱出来，他只是以过分迂腐的反证推论和吹毛求疵的辩证法的形式，彻底地沦为无意识神经症强制冲动的牺牲品，并对客体的感觉形成一种强制性的情结。对感觉和被感觉的客体来说，他的意识态度是一个至高无上、目空一切的君主。并不是他自己定要作出别种目中无人或高人一等的样子—一他只不过是没有看到人人都看到了的客体;他的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与感觉类型颇有相化之处——只是，对于后者来说，客体的本质被忽略了。对于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客体迟早会以忧郁症、强制性观念、病态恐惧以及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荒诞的躯体感觉形式来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