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活动。
目前我们熟悉的本书框架为：几十年前心理学家研究情绪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坏情绪：如易怒、无聊、一般性焦虑（aka neuroticism）、慢性抑郁（aka dysthymia）等。不过，转折点是保罗·米尔的建议：“临床学家和理论学家都应该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即带着更多快乐脑浆出生的人要多于其他类型的人，而且这一变量也带有临床实践意义。”
米尔把这种体验快乐情绪的能力称为“享乐能力”（hedonic capacity），并且认为这是一种与基因相关的稳定的个体差异。他又进一步假设享乐能力是与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乐于助人、他人指向）有关的。最后，他强调享乐能力与负性情绪体验（如愤怒和焦虑）显著不同，不管是惯常的还是暂时的。
后续的实验支持米尔关于享乐能力的大部分理论假设，现在把享乐能力看成积极情感，即个体体验积极情绪（如高兴、兴趣、警觉）的程度。PANAS（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简单量表的制定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给被试呈现描述积极情绪（如受鼓舞的）和消极情绪（如羞愧的）的词语，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对词语进行评定。指导语是可以变化的：可以要求他们对现在的状态进行评定，或者对过去几天的状态评定，或者对一般的状态评定。不管怎样，对积极情绪词和消极情绪词的评定一般都会彼此区分开。
积极情感的计分和消极情感的计分是独立进行的，也就是说被试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互不影响。实验证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跨周、月、年甚至十年都是高度稳定的。脾气暴躁的老年人在中年时可能也是易怒的，在青年时是任性的，在蹒跚学步时是烦躁的，在婴儿时是困难型的。
另一种考察稳定性的方式是把不同情境下的积极情感评分相比较，结果也会发现大量的重合。独自一个人时情绪很好的人，与他人在一起时情绪同样会很好，反过来也是如此。积极情感的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仅个体积极情感分数的平均值跨时间和情景一致，而且它的变化性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一些人积极情感的波动范围比其他人要大，那么这一波动范围的不同也是具有跨时间和情景一致性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更不稳定，更情绪化。
如米尔所说，积极情感更容易在外向性的人中观察到，男性女性都是如此。一般说来，积极情感高的个体社会活动性也强。他们有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熟人，更多地参与到各种社会组织中去。而消极情感与这些社会行为指标之间没有相关。
积极情感高的个体比积极情感低的个体更容易走进婚姻殿堂 而且非常开心 也更容易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样简单地陈述，使问题看起来就像鸡与蛋的故事，不清楚到底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不过，有些研究对个体进行长期跟踪观察，结果发现积极情感可以预测婚姻与职业的满意度，但是却不能反映它们。
那些把自己描述为虔诚的、超越世俗的人往往在积极情感上得分较高。由于能提供更多信息的纵向研究还没有实施，因此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积极情感可以让人变得虔诚，还是宗教信仰带来的使命感、社会交流使积极情感变高（见第11章）。
米尔提出的积极情感的基因基础假设怎么样呢？心理学家通过对比同卵双生子（它们的基因完全相同）和异卵双生子（它们的基因与一般的兄弟姐妹没有区别，重合度在50%左右）的特征来揭示基因的影响。根据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似性（都高、都中等、都低）大于异卵双生子，我们可以支持基因影响的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还做了分开抚养（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和一起抚养（在相同的环境下成长）的双胞胎的对比。
同卵双生子的相似度超出异卵双生子的相似度的程度被量化为遗传性（heritability）的问题：由基因造成的变异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