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科协会，但是，这并非说明站在反对加氟一方的就没有能力非常强而且十分
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后者已经拿出了可以证明加氟措施具有潜在危害的证据。
因此，在关于加氟问题的公民投票中，投票人不过是在两个持相反观点的科学
流派之间作出选择而已。
在此期间，那些提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人，尤其是牙科医生，在出面
为加氟措施公开进行担保方面，却又常常表现得劲头不足，这大概是他们低估
了反对派的力量的缘故。由于正面宣传的力度不够，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似乎科学专家们真的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即出现了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因
此，马丁等人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虽然持异议的科学家人数不多，他们却乐
意出来公开讲话，……因而他们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要比他们处在隔离状态下
所能起的作用大得多。"这种现象，即很少一部分科学权威竟会比大多数科学权
威具有大得多的号召力，在公民投票的活动中是特别能起作用的。由于在饮水
中添加氟化物是要改变久存的现状，只要有一二位科学家说这种改变是不明智
的，那就足以促使大多数犹豫不决的投票人投票反对这种改变。此外，尽管流
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全都从专业角度对加氟的好处确信不疑，
一直在支持加氟政策，但是，有关的科学知识中哪怕只有一丁点不确定性，便
能抵销前者的影响，起到制衡作用。主张加氟的人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的提案，
就氟化物的有效性和毒性反复进行说明；因为，那些吹毛求疵的反对者根本就
没有打算以某种方式来解决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不解决那些问题，让加氟问
题本身悬而不决，正是反对者所希望的：既然有不确定性，就必须慎重行事；
不确定性拖延不决，就必须始终慎重--干脆，什么也别做!值得注意的是，加
氟反对派中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譬如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他们总是躲
躲闪闪不肯明确说氟化物具有毒性。如果他们说出来，本来是可以把他们的看
法当作认真的假说对待的。相反，他们攻击加氟化物政策，言词总是含糊不清。
他们说什么氟化物可能有毒性，它也许有害，它的作用有可能具有危险或者有
潜在的不利因素。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绕来绕去，最后总是重弹老调：还需
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还应该再进行一些研究工作；可能有会新的证据出现。
于是，公共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不能担保，在任何地方都绝对不会
有任何人出现中毒反应。正如本杰明·保罗所指出的，要证明一个否定命题是
非常困难的："对骨骼或肾脏没有损害，因为至今没有检查出有那种损害。这样
的反驳并不能完全排除在将来仍有发现那种损害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就是科学
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它其实是在把两类科学推理方法放在一起作对比。实验
科学或者说试管科学是要发现和证明因果关系。因为这一类方法可以人为安排
实验条件而且有关实验可以重复，所以它的结论常常是坚实可信的。然而，流
行病学本来就源自另一类科学推理方法，即统计学方法。在这一类方法中，充
其量只能出现高水平的概率。即使流行病学方法处理的是大数人群，要达到百
分之百肯定的绝对结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要求肯定，但他们只
是得到了概率。对于那些正在为添加氟化物得不到绝对安全保证担心的男男女
女，当公共卫生当局老实地承认尚存在着少许不确定性时，那当然会被看成是
推卸责任。人们知道的那种不确定性纵然只来自极少的摄入剂量，然而，就是
那样一点剂量，已足以消除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统计学结论的全部信任。
最后，我要提一下布赖恩·马丁对我所分析争执的另一方所作的阐述。我详细
介绍了反对加氟化物的人对待科学权威和科学知识的态度，而马丁则对支持加
氟化物的人如何对待反对方的论点进行了剖析。譬如说，他认为他们攻击对方
带有偏见，而且他们串通起来弄虚作假。我虽然不同意他的权力理论，然而却
欣赏他关于"争夺信誉的斗争"的论述。
科学和意义
倘若投票人能够把经验的东西与无形的东西截然分割开来思考，那或许是
件好事，但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在遇到科学知识问题时，用科学标准来判断；
在遇到善与恶对抗的问题时，才用道德标准来判断。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
斯勒、本杰明·保罗和哈维·萨珀尔斯基就是这样希望的。他们在一一列举出
反对加氟的人在一场关于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议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以后，建造
了一个三问题模型来说明美国加氟争议的现实状况。那个模型包括三个部分，
两个部分属于科学问题，一个部分是现实问题，那已经意味着应当把科学问题
从现实问题分离出来加以考虑。他们的三问题模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氟化
物争论发生后不久，两位莫斯勒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
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提出了那三个问题。保罗的1961年的文章，在发表该模型的
同时，还介绍了《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为研究加氟问
题公民投票出版的一个专辑。萨珀尔斯基的文章刊登在《科学》上，就像是宣
告关于加氟问题的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将要告一段落，该文读起来好似关于该
研究课题的权威性总结。
然而，要把与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科学问题清理出来，毕竟不会如此轻
松。例如，有效性问题就是主张加氟者的难以攻破的诉由，因为它有坚实的经
验依据。然而，氟化物虽然能减少龋齿，但是科学业已证实龋齿既不会传染，
也不会致命，那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健康属于个人私事，那是早已为尊重个
人自由的美国信条所确认了的。于是，一条有力的科学解释就这样在更强有力
的一种文化辩解面前变得相形见绌了。再来看科学的安全性问题：氟化物有毒
吗?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定的那个小组委员会于最近提交出关于氟化物的报告之
前，早就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可是，正如阿诺德·格林所指出
的，由于有一种罪恶阴谋和精神反抗的意识在火上加油，为维护个人尊严而与
失去人性的官僚对抗的冲突是如此强烈，那种冲突已经同安全性的科学问题混
杂在一起，以致许多老百姓都推定氟化物是毒药。有这样的武断，当然是由于
现实中存在着一条推理思路--自由是宝贵的，官僚们是冷酷的，等等。然而这
样的文化论点并不孤立。相反，有两种现存的科学现象在为它加油鼓劲。第一
种现象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反对加氟的人当中，少数具有科学身份的人会
比赞成加氟的他们的全部同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人即使是无名之辈，平庸
之才，没有声誉，甚至在科学界只是极少数，这都无妨。真正要紧的是，他们
利用自己的科学身份把这些文化上的争执带进了科学事务，他们在用科学的语
言声称氟化物是有毒性。第二种现象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由于存在着
这种现象，让科学承认反对氟化物者的精神价值便更为容易。说"氟化物也许有
毒"，简单几个字，就远远抵得过说"据我们所知，氟化物没有毒性"，因为前者
毕竟能拿出几个人的科学证书、几个希腊或拉丁语专业术语以及几条科学引文，
看上去总算有一点根据。这时，美国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牙科协会一类科学权威
以机构名义发出的声音则常常显得软弱无力，无法让人们改变看法。就这样，
由于存在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和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科学同时也在为反对添加
氟化物的人服务。支持添加氟化物的人对此无疑会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前
者冒充了科学权威，后者歪曲了科学知识。如果他们起初曾以为科学具有某种
智力完整性，以为科学统一在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结合体中，那么，他们现在便
该知道，原来科学是可以被割裂开来的，在一场科学争端中同时用于支持势不
两立的对抗的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