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一致。我在第三章中说过，那也正是民主主义科学最主要的特点。我把这
种看法称为"拉森观察"，因为我关于民主主义科学的那些主要观点，曾受到爱
德华·拉森观察到的现象的启发。"拉森观察"一点不错。当一个城市决定通过
公民直接投票来确定是否要在城市的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时，我们看到了这种
现象；当一个行政州，例如加利福尼亚，也采用同样的民主程序来决定该州关
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政策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现象。拉森观察也
被民主文化的其他决策所证实：联邦政府迁就公众怀有的巨大希望，拨款数百
万美元为冷聚变研究提供经费；地方学校董事会为了对付臆想的由进化学说造
成的道德混乱，决定作为一门科学课程在学校讲授创世说。在所观察到的这四
个特点所构成的框架内，我们可以来分析美国文化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的一些具
体方式。这里我先列出两个特点，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人们通常把科学的抽
象的机构权威理解为个别科学家的个人声誉。头一个这样的特点，用加里·道
勒的话来说，是"美国文化中科学家公开身份的系统暖昧"。作为一种抽象的存
在，科学机构具有非常大的权威性，而个别的科学家，当他们在一场争执中代
表某些特定观点时，他们在开始的声誉等于零。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十分费力地
不仅建立，而且要保护自己的科学声誉。他们常用的办法，是利用那些标准符
号(博士头衔、出版物数量、职位，等等)，竭力为个人的科学声誉拼凑出一个
适当的形象，同时想方设法否认他们的对手也具有这样的声誉。说穿了，这件
事还未必有多难。在《无用的形象》(The Imaginary Invalid)中，莫列尔(Molière)
写道："你只需戴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到处去滔滔不绝地演说，于是，夸夸
其谈便成了学识渊博，胡言乱语也成了含义深刻。"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称"
福克斯(Fox)博士效应"，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一位演员，他对于某个科学问题其
实一无所知，但背熟了有关的一篇文章。他运用自己的演技，面对全是受过良
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滔滔不绝地作了一次演讲。大多数听众反映，他的演讲"鼓
舞人心，很有意思"。听众中有一个人还说他读过这位福克斯博士写的一篇论文。
"那些研究人员(他们安排了那次表演式的演讲)得出结论，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
听众也未必能够觉察出宣传或者假信息。"我们可以把机构权威和个人声誉两
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叫做"道勒观察"：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建立起她或他与科学
机构权威的个人联系。在莫列尔所举的内科医生和假冒的福克斯博士两个例子
中，道勒观察到的现象也许使人感到好笑，可是，当公共卫生的官员们在1986
年那场"动议64"运动中受到林顿·拉罗契一伙的人身攻击，从而使他们的专业
权威性受到损害时，问题便不是这么简单了。同样，例如在保罗·费歇尔(Paul
Fisher)、希尔伯特·里德曼(Herbert Needleman)和埃德姆·坎特金(Erdem Cantekin)
等例子中，当科学家受到科学误导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时，问题也不仅仅是滑稽
可笑而已。费歇尔曾调查分析过香烟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里德曼研究过儿童遭
受铅毒的危害，坎特金则试验过阿莫西林(一种常见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儿童的
内耳感染)的疗效。在这三个例子中，每一位科学家的研究结论都威胁到有关生
产行业的利益。因此，这三位科学家都曾受到无端的专业指控。三位科学家的
行为和结论，虽然最终都得到了澄清，但是，这其间，费歇尔、里德曼和坎特
金却不得不忍受旷日持久的调查，耗费了大量时间，精神上备受折磨。
关于科学家个人和机构权威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观察到的一种现象。我们
的媒体，不论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在报道一个产生了争论的科学问题时，
通常总好像是不偏不倚，给予争执双方大致相等时间和空间去阐述各自的观点
和批评对方。表面看来，我们的媒体似乎毫无私心，绝对公正，然而在我看来，
恐怕不过是为了促成一场势均力敌的争论，让故事显得更热闹一些。(此外，电
视和广播还要留出一定的时段让人们有机会对双方的互相攻击发表意见。)媒
体的这种作风非常容易对科学权威造成系统性歪曲。因为，当一位只代表了极
少数人持有的异议或者反对观点的科学家同另一位代表了该领域大多数专家的
观点的科学家，在媒体上受到相同的注意时，他们露面的时间大致相同，这就
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科学界真的分裂为大致对等的两派--其实并非如此。我把
这种现象叫做"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关于添加氟化物的争论中，这种现象非
常突出。某个社区的一位反对加氟的牙科医生，正是由于媒体给他提供了与对
立方相等的发表意见的时间，他一个人竟能够否决掉几乎所有其他牙科医生取
得一致的十分强烈的专业意见。在1986年拥护或反对拉罗契提案的那场风波
中，每当加利福尼亚电视的谈话节目简单地让双方的代表在电视上一对一地辩
论时，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刚过去的这30年中发生的创世说与进化论之
间的争论，也证明了这种"科学权威的假均衡"现象的存在。创世论者曾一再地
宣称科学对于进化的一致看法正在瓦解，他们暗示，科学界已经有很多人现时
正在转而信仰创世说。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
官安东林·斯卡尼亚(Antonin Scalia)，在关于路易斯安那州创世说法律的那个
案件中，他仍接受了创世论者的那些似乎有理的说法，对判决结果表示了反对
意见。"这些(创世论者的)证言，"他写道，"一再向(路易斯安那立法机关的)成员
们证实，'有数以百计的'非常受人尊敬的、在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相信创世科学，
而且愿意为他们作证。"根据一个研究小组的结论，这样一种做法"传送出……
一方同另一方具有相同信誉的信息……可是，常常是一方代表着科学思想的主
流，而另一方只是少数人发出的异议……这就使人容易对双方的状况产生误解，
似乎他们都得到了同等的支持"。这就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接下来，我要谈
就知识和不确定性观察到的三种现象。我们知道，通常，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
活中都需要对确定性进行判断，包括事实方面的确定性和道德方面的确定性。
此外，我们还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把科学看成具有一种宗教那样的绝对权威。
也就是说，他们指望在科学中也能找到某种确定性。在我看来，抱有这样一种
期望是想错了。因为，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科学和宗教。科学
和宗教两者都是合理的，可是，两者存在着差异也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按照
许多普通人的想法，科学还是应该给我们提供某种确定性，不论在事实方面还
是在道德方面。出于这种想法，于是便产生出判断科学知识的一种非常简单的
道德标准：知识只有以确定性的形式出现，那才是自然的、正确的和正常的。
倘若科学告诉我们，我们关于某个问题的知识尚带有不确定性的解谜成分，那
便会使人不知所措，感到非常不自然。坦然承认不确定性，那是人们所不希望
的。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一丁点不确定性便会成为我们难以承受的重负。当科
学上的结论在确定性上稍有不足时，人们便会认为它们在科学性上也有不足。
更进一步，稍许一点不确定性，便会导致对有关结论的科学有效性产生非常大
的怀疑。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不过，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在分
析加氟化物争论事件时把他的这种见解用文字表达得特别清楚，因此我把这种
现象叫做"保罗观察"。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官员确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
物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他们当中无人敢郑重地打保票，以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性保证不会有一人对氟化物产生不良反应。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
于是便招来好大一股反对添加氟化物的浪潮。"保罗观察"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
后果：在实验条件下才能做到的可重复的因果演示，被认为在科学上具有可靠
的确定性；而由统计概率导出的结论，则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因为那样的结论，
按照统计的定义，就不是完全确定的。对于人们关心的一种现象所作的任何一
种统计学描述，不论在统计学上如何可靠，几乎全都不具有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性。从烟草业在吸烟和疾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观察
及其后果。烟草业人士可以把吸烟和癌症之间存在的联系说成只是一种可能，
而并非已经确定。这样一来，对尼古丁上瘾便找到了一种口实，可以使关于吸
烟导致疾病的所有统计学证据全都大打折扣。保罗观察一定会使流行病学家
感到特别难受。在理想情况下，他们的学科是既有统计学调查，又有可以重复
的用以显示生物学因果规律的试管实验，结合了两方面工作的长处。可是，在
通常情况下，调查研究工作总会比实验室工作进展得快些，也就是说，流行病
学获得不确定性知识要超前它的确定性知识。加里·陶伯斯(Gary Taubes)已经
指出这是流行病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流行病学早就成功地发现行为和疾病之
间在统计学调查中存在着十分可靠的联系，并加以详细地描述，例如吸烟和癌
症，环境和疾病，被动吸烟和癌症，等等。然而，在作出这些发现的同时，目
前也仍有一些现象，充其量只有勉强的统计学结论，例如关于电磁场导致白血
球增多的问题。如果说稍许一点不确定性都会引起非常大的怀疑的活，那么，
较多的不确定性，那简直就绝对不可信。有关知识和不确定性的第二种现象，
是"马柱尔观察"：媒体对某一种技术报道得越多，公众反对那种技术的情绪就
越强烈，即使有关报道不偏不倚也无济于事。阿伦·马柱尔(AllanMazur)在研究
加氟和核动力争议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技术就意味着要
改变什么，改变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便是冒险。冒险，那自然必须慎
重。这种情绪并非是媒体本身造成的。马柱尔指出，这种情绪是很平常的，平
时潜伏着，只有当媒体对某个技术问题进行广泛报道时，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哪怕媒体的报道并没有太多的吹毛求疵，那也会挑起公众对它所报道的技术的
恐惧。最后一种现象是"推翻科学结论"。人们普遍有一种信念，即认为科学知
识的增长是直线式的，总是不断积累增多。昨天的科学结论全是可靠的真理，
今天的结论，只有建立在昨天结论的基础之上，才可以放心地相信。由于有这
种信念，当今天的结论与昨天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推翻了昨天的结论时，有
些人便会因为科学未能满足那种理想中的期望，病态地幸灾乐祸。更多的人，
则由于突然发现科学有时也会出错和科学家并非完人而大失所望，感到灰心丧
气，甚至不再相信科学。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忽视了科学也是一个由人在其
中活动的领域这一事实。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抽象的原则，那是十分有害的。当
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迫使天文学家修正他们对于宇宙年龄的估计值时，由于
推翻了天文学家以前的结论，就曾使他们大丢脸面。不过，那样的否定，对于
我们这些局外人，恐怕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当推翻科学结论影响
到关于医学和健康的科学知识时，问题就会严重得多。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
的身体，他们希望逃脱那不可避免的衰老，因此，他们时时关注着涉及健康和
医学的科学新闻，并按照那些新闻中所教的办法行事。当今天的这一类新闻与
昨天的新闻发生冲突时，他们便会作出结论：科学愚弄了他们。我们来看一下
防老剂的例子。就在不久以前，科学家和公众对于维生素A和B的作用，曾一
度达成了一种共识。大家都相信这两种维生素可以预防癌症，因为它们含有的
防老剂(抗氧化剂)有助于阻止自由基作害，而自由基常常是同癌症伴生的一种
物质。人们开始普遍服用这两种维生素，他们相信有关的科学知识，按科学行
事。不料，在1994年，芬兰的一些科学家报告了他们的一项研究结果：在对照
试验中，同是抽很多香烟的两组人，服用这两种维生素的一组，患肺癌的比例
高于服用(不含维生素的)安慰剂的另一组。对饮酒与心血管保健之间关系所进
行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混乱。前不久，一项美国人的研究发现，适量地饮酒，
每周一到三次，对于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最为理想，饮什么酒，效果相同。可是，
就在同一时间，又有丹麦人的一项研究说，每天饮三到五次效果最好，但仅限
于葡萄酒。那么，到底该听谁的?是一周最多饮3次还是一周最少饮21次，是
仅限于葡萄酒还是饮无论什么酒都行?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最大的混乱莫过于
关于乳腺癌的看法。从1994到1995年，公众对乳腺癌的看法在许多事情上都
十分迷惑，很不一致。例如，患乳腺癌是由于遗传因素还是由于所说的其他原
因造成的，是否有统计错误和科学上的错误，补充雌性激素的治疗方法有多大
的风险，等等。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癌，所以，对它进行各种科学研究产生
出种种不同的结论，那是特别令人恼火的。为什么这些科学报告会彼此矛盾，
互相推翻?那是因为科学家也是人，而人的知识是不完善的。可是，当人们期望
科学知识多少总该具有确定性时，那也就是在期望它们是完善的，于是科学知
识就被认为有了道德瑕疵。不确定性和不完善，肯定便不会被理所当然地加以
接受。相反，人们肯定会认为科学知识背叛了他们，因为科学毫无道理地辜负
了他们的美好期望。以上就是观察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所发现的九个特点，
我只是按照事实把它们描述了出来。它们在咒唤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归纳
如下：头四个特点构成了一个总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咒唤科学才成为
可能；接下来的两个特点，涉及机构权威和个人声誉，表明如何由前者咒唤出
后者(道勒观察)以及如何由后者咒唤出前者(科学权威的假均衡)；最后三个特点
是是关于知识和确定性，表明如果通过把科学知识说成是确定的知识或者说成
是不确定的知识，随心所欲地让它们看起来更好或者更坏，这无异于一种炼金
术士的把戏，一会儿把贱金属点化成贵重金属，一会儿把贵重金属点化成贱金
属。在这些观察到的特点中，有一些是相互冲突的。按照道勒观察，科学家
个人总是要借助科学的权威来抬高自己的科学声誉；但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又
表明，这种机构权威也可以被降至等同于个人。由托默观察我们发现，科学被
人们看作是道德方面和事实方面确定性的天然源泉，然而，根据保罗观察和"推
翻科学结论"现象，一丁点不确定性或者暖昧不清便会毁坏科学的全部这种天然
力量，而让人们失去对它的信念。我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这些描述还不完全，
我欢迎读者来补充、更正和修改，提出你们的观察意见，用更多咒唤科学的实
例(插曲)来充实这样的描述。
我觉得我还需要在全书结束之前补充说明几个问题。我在书中只是简单地
把美国人分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两大类，这样做，如果考虑到人们的科学素养
千差万别，其实并不妥当。对于美国人内部因人种、阶层、性别和社会地位不
同而产生的差异，我也没有进行分析。我承认文化问题具有社会属性，其实就
是把社会学知识看作是人类学家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然而在本书中，我集中关
注的是文化问题，而没有考虑社会变量，那是因为，本书的宗旨是作为一个文
化难题来论述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只打算先勾勒出它的轮廓。我
尽量只限制在一个难题上，否则，便会牵扯到其他许许多多难题和事情，因为
它们也能够与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这个难题联系起来，结果这本书的篇幅就会
过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以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个文化难题，会对那些打
算探讨相关社会问题的人士有所帮助。例如社会学家，也许还有其他人，他们
便可能需要有工作来揭示人种、阶层、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变量对美
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使我不得不考虑一个与此有关的
难题。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内，十分关注涉及权力的那些问题。
我曾向其他学者请教过他们对于权力的看法，有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
问(有权与无权是怎样与生产资料发生关系的?)，有时则以福柯(Foucault)口吻提
问(知识怎么会转化成能够使所有人都失去人性的一种非人的权力文化?)。就像
美国的南方人为了探明一个人的立场，首先会问："你在哪里做礼拜?"我们为了
彼此摸底，也可以问："你对权力是怎么看的?"我希望有人向我解答那个问题，
可是，我得到许多非常不同的回答。我的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理论并不是
一种权力理论。它只是一种解释学理论，讲述一个关于意义和符号的故事，理
论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我知道，我的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观
点是可以与权力理论交叉讨论的，权力可以为那些善于操纵科学符号的人所占
有。事实上，我在解释林顿·拉罗契及其一伙为什么在他们掀起"动议64"运动
过程中会得逞时，便已经指出他们利用常见的科学符号，在明目张胆地玩弄政
治权术。然而，我探讨的其他几个实例，却没有这样直截了当。诚然，反对加
氟的人也利用了好些符号，以帮助他们在公民投票中获胜。创世论者则通过对
进化乱下定义，恣意诋毁，来制造声势，企图抬高创世说的声誉。在这两个例
子中，解释学都涉及到了权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解释学简单地归结
为权力，尽管也可以用权力欲望来解释许多事情。事实上，现实中的强大思想
潮流才是真正的驱动力。那些反对加氟的人真的认为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实实
在在地侵犯了个人的人格尊严，那些创世论者也确实相信进化论思想要为道德
混乱承担重大责任。在我们把这些现实思潮考虑进来时，权力理论即使能够说
明一些问题，也非常不够。当那场反对加氟化物的运动在公民投票中赢得60%
的选票时，那的确是权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那场运动并未去巩固所获得
的权力或者去享用它，而是在又出现了其他的美国人关心的现实问题时，便烟
消云散了。这表明，我们称之为"权力"的东西会被我们称之为"现实存在"的东西
所转移。我所讨论的另外两个插曲，更与权力没有多少关系。有人可以说犹他
大学的那几个人在觊觎有利可图的专利权，也可以说电影制片厂制作科学狂人
影片是为了赚钱，这都不错。但是，这种说法还是无法解释有那么多人相信冷
聚变和出现科学狂人故事的文化背景究竟是什么。其实，两件事情的文化背景
都是来自同权力没有多少关系的、早已有之的文化意义。因此，我同意关于科
学的解释学有时要涉及到权力，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注意到这种交叉。但是，
在把权力理论的位置摆放适当以后，我仍然坚持，在其他几个插曲中，关于科
学的解释说不必考虑权力的作用。这就是说，关于意义和符号的这些问题不应
该等同于权力问题。此外，在处理解释学对称性问题上，我也要补充几句。在
我用作实例来说明我的理论而举出的几个插曲中，按理说，我应当对争论双方
各自如何利用符号表达他们的意义，进行不偏不倚的描述。例如，对于主张加
氟一方应该介绍得如同反对加氟一方一样的详细；对于捍卫关于艾滋病和人体
免疫缺损病毒的"正统范例"的一方，对照反对方，应该给予再多一些笔墨；关
于进化论正面思想的解释学论述应当同关于糟蹋进化论做法的解释学论述，篇
幅大体相当。不过，我的似乎厚此薄彼的处理方式也是事出有因：有太多的科
学家坚信科学就其方法和结论而言是客观的，他们总是用一种客观性的语言去
介绍他们的知识。他们不论写文章还是说话，总是克制着避免流露出道德的、
现实存在的和主观的意义。"科学的符号策略，"正如克利福德·基尔兹所说，"
总是拘谨的，不大使用，而且零零星星；避免使用在表达道德情感时十分有效
的修辞手段，为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智力明晰性。"这种现象可称为"基尔兹观
察"：科学研究精神的内在价值遮蔽了支持它的外在文化喝彩。(瞧，我的描述
模型不是很容易扩充吗?)有了"基尔兹观察"，对于解释学来说，争论双方就不
是同等地值得加以关注了。那些善于创造性地使用符号和意义的人，不论他们
是不是科学家，比起那些竭力要维护科学研究精神的智力纯洁性的人来，占有
非常大的优势。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在添加氟化物争端中出现的怪事：在总共
大约一千次公民投票中，当那些反对派的积极分子一说那是一场维护个人尊严
与勾走灵魂的斗争时，投票人全都为之动容；而行政当局自以为流行病学、生
物化学和牙科的集体智慧是无需多说的事实，反而很难说服投票人。关于艾滋
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也属于这种情况：一方说那是一
种会带来灭顶之灾的大瘟疫；另一方只是说那是一个病毒的分子生物学问题。
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同样如此。一方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你是要进化论所代
表的一片混乱还是要创世说代表的道德秩序?另一方谈的只是一种自然史观，零
零星星地提到什么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雀鸟，英国的斑蛾，以及连名字都拗口
的化石残片。如果暂时收起我们在添加氟化物、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进化论三件事情上的个人偏爱，我们该认为在这三场争论中哪一方说出的东西
更有趣呢?就道德的紧迫性和解释学的创造力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纯净得
犹如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接着，我还要面对最后一个关于科学的人类学问题：其他那些文化如何对
待科学?人类学家最基本的生性，就是喜欢问："在其他文化中是怎样的情形?"
如果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许许多多人都行为类似，信念相同，那么，关于
人类的本性，我们便可以进行一种囊括了一切文化的概括，总结出一些描述这
种本性的共同规律。然而，当有其他一种文化，在出现一种给定的问题时，其
反应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便只好放弃我们的那些适用于所有文化的共同
规律，而只考虑有关信息所传达的关于那一种特定文化的内涵。适用于不同文
化的共同规律能够告诉我们一般化的知识，但很不深刻；与众不同的具体实例
可以让我们的认识达到极深的深度，但又缺乏广度。在人类学的已有知识中，
有些具有广度，有些具有深度，但都十分朦胧：广者不能成为说明人类本性的
普适性规律；深者又未具体到能用来说明哪怕一种特定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人
类学的悲哀。此前，我一直没有提及科学在其他文化中如何的问题，为的是
能够集中地探讨我最熟悉的一种文化。不过，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
的。譬如说，美国的欧洲科学研究精神是从欧洲传来的，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探
讨一下，那种精神后来在欧洲有什么变化，它与欧洲不同国家的文化怎样相互
作用。在一本关于医学和文化关系的书中，林·佩耶(Lynn Payer)提醒他的读者，
现代医学被看作一门客观的科学，它超越了欧洲各种文化的固有特性。然而他
同时也指出，归根结蒂，医学也要受到一个国家传统的影响。法国的医学，崇
尚和反映了法国人民对抽象的理性主义的热爱；德国的医学玄妙无穷，甚至包
括了民间普遍使用的顺势疗法和水疗法；英国医学则强调一个人应当禁欲，艰
苦的磨炼可以培养意志。不论诊断方法还是治疗方法，包括处方和手术，都在
一定程度上因每个国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觉得，文化不
同造成科学的差异大概与医学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其他文化中，咒唤科学也有
不同的别的方式吗?我无法在这里作出回答，但我可以一连问三个似乎不同的问
题，最终能够就一种给定的文化找到最后的解答。第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如何
使人们对科学的尊重与人们对科学的了解相适应?不理解的尊重，即把科学视为
一种旧约全书式的科学，是咒唤科学(假冒科学)的必要条件。科学在一种文化
中的地位越不像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神秘宗教，诱使人们把那种权威劫来为同
科学少有关系或者毫不相干的事情担保的蛊惑才越小。第二个问题，有可能闯
进科学的是哪些外来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咒唤科学会给什么东西带来好处?
如果假定的科学绝对权威更容易为文化意义中的某些意义所借用，那么，这个
问题便可以缩小我们要探索的现象范围。不过，我要说，在美国，咒唤科学现
象却是无所不在。正如本书描述的五个插曲所表明的，在美国，各种各样的文
化意义都可以装出一副让人肃然起敬的科学模样，而几乎不受限制。如果在别
的文化中也是如此，那真要感谢上帝。第三个问题，在所考察的一种文化中，
最常用的科学符号有哪些，它们是怎样从科学转移给非科学意义的?意义需要符
号来表达。因此，我们先找出生成符号的那些意义，通常便不难找到代表意义
的那些符号。同样，从我们见到的那些符号，也可以反推回去找到它们所代表
的那些意义。无论如何，按照说明性人类学所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由意义和
符号所构成的系统；一种独特的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意义和符号的组合。当
在一种文化中科学的权威被赋予那些科学之外的意义时，那种文化就必定储备
有一大堆科学的通俗符号。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本书中未能讲清楚的问题。我虽然补充提到它们，但也
未曾打算作详尽讨论。我非常希望读者再分析一些别的实例，或者再通过讨论
其他的文化来检验我的这些思想。无论所得结论是扩充了我的观点，修正了我
的观点，抑或否定了我的观点，我都会非常高兴。我们究竟该把科学看成是什
么?其实，我对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价值了解得并不多。我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工
作者，我对大多数科学争论中双方争辩的科学内容无法作出真正的判断。我三
十年前在高中学习生物学课程，只能勉强通过；两年后再学习计算机科学，则
干脆没有及格。我不具有对争论双方提出的科学辩由进行评判的智慧，更没有
那样的资格。我所能做的一点工作，只是去探讨科学的解释学，探讨我们如何
在民主主义科学乱糟糟的王国里把科学权威借用来巩固我们各自的意义和价
值。
我的结论是：科学在文化上是不设防的。人类的这一活动领域不在乎它的
意义和价值被人掏去，任由那些害群之马劫掠去为其他意义和价值服务。这当
然不是说科学没有它的固有价值、道义或者精神。至少，科学崇尚理性主义、
世俗主义、自然主义和为科学而科学，它还有从这四大价值派生出来的许多其
他附属价值。但是，科学家又的确迂腐憨傻，任何人都可以偷走他们工作的那
些无形好处，例如，从他们那里偷走科学的机构权威。倘若一位百万富翁聚
敛了一大笔现钞，而他的住宅却无人看守，而且敞开着大门，我们能够不说他
愚蠢吗?同样，科学家由于坚信自己的美好价值和遵守一套严密的方法积累起巨
大的声誉，却偏偏要不加区别地请别人来拿走那种声誉，我们难道不也可以说
是十分愚蠢吗?在憨傻的同时，使用的那种科学语言--正如基尔兹观察所描述的，
更使得科学家面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解释学盗窃行为视而不见。
那么，我们其余的人又怎样呢?我们难道不是那种偷窃科学的绝对权威的夜
盗贼吗?我们诚然没有犯下这样的罪行，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假冒科学的消费者
吗?科学正在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如果我
们任凭制假者利用烟雾和镜子来为我们制造出一个赝品，并从而形成我们心中
的价值，为我们行动指明方向，那我们就是在自找麻烦。这情形不是与我们购
买计算机芯片走私货、假冒名牌手表或者减价抛售的名牌服装十分相似吗?价格
倒是便宜，不过，用不多久就出毛病，马上暴露出它们质量低劣。我希望消费
假冒科学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假冒很快便会现出原形。不过，我担心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我所以担心，是因为假冒或咒唤科学的那许多人是能够让人感到满
意的科学代表：科学在太多的时候忽略或者压抑了我们为了解我们自己生活的
真谛所需要的那些文化意义，而假冒科学，按其定义，恰恰宣扬了这些意义。
致 谢
我要感谢许多人对本书做出过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贡献。首先是我最好的
朋友凯思琳·露柯克(KathrynLuchok)。她向我提出过大量有益的建议，与我进
行过无数次的交谈。她还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爱，最终成为我的妻子。其次是
戴维·赫斯(David Hess)，他针对我的初稿提出过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极大
地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我也要感谢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我为了提高教学水平，自然便清理了
自己的思想，使之变得更加清晰。我要特别提到在杜克(Duke)大学"科学、技术
和人的价值"研究班里和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听我讲授人类学课程的那些学生，还
有在罗利中心监狱的那些学生狱友。
伊丽莎白·琼斯(Elizabeth Jones)在1992年与我相约进行过许多次极富启发
的交谈，共同讨论了科学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卡洛尔·克拉姆来(Carole Crumley)、
加里·道勒(Gary Downey)、雷·伊夫(Ray Eve)、莱斯·哈里森(Les Harrison)、
威尔·基姆勒尔(Will Kimler)、汤姆·麦克尔维(Tom Mclver)、罗纳德·朗伯尔
斯(Ronald Numbers)、威廉·玻利策(William Pollitzer)、埃里克·庞塞里特(Eric
Poncelet)、乔治·韦伯(George Webb)、刚去世不久的乔治·霍尔柯伯(George
Holcomb)，以及其他一些朋友，曾给过我很多鼓励，评论我的著作，把我这个
原来的无名之辈介绍给学术界。
我所在的马加兰斯(Magallanes)一家，所有的亲人，--费尔兰多(Fernando)、
罗娜(Ronna)、佩洛马(Paloma)、加伯里拉(Gabriela)和马克西米利亚洛
(Maximiliano)，全都寄希望于我，激励我不要虚度一生，而要成为有学问的人。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人类学系和杜克大学的"科学、技术和人的价值"教学计划，
都给我安排了正式工作，但是在我着手撰写本书的初期，却未让我承担太重的
任务。在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出版社工作的那些好朋友，马萨·赫勒尔(Martha
Heller)和卡伦·里兹(Karen Reeds)等，为把我的著作变成图书，进行了十分内
行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还要提到三位医生，他们分别是我的家庭医生康尼·简金斯(Connie
Jenkins)、肿瘤专家肯尼思·冯(Kenneth Foon)和外科专家佩特里克·麦克格拉
思(Patrick McGrath)。在我患病期间，全靠他们悉心照料。我只有改掉我的坏脾
气，才有可能恢复健康。他们一直非常耐心地对待我。我想，他们真是伟大。
此外，早在1993年和1992年，《美国宗教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和《科学、技术和人的价值》(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先行分别发表过本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公众
对科学的认识》(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也在1996年提前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