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程序问题，因为非科学家肯定要过问这些问题。我把拉森的看法稍加扩展，
提出"民主主义科学"的概念。那是指包括了各种文化条件(包括非科学家的价
值、意义、符号、判断和意见)在内的一个铸模，在这个铸模里，科学的风格和
内容都是由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民主过程加以定型的，而这些过程有立法、诉讼、
协商和妥协等。主题内容是科学，但构架却是美国的民主文化。说得更明确一
些，民主主义科学已经考虑到如下这些情况：学校董事会关于科学教育内容的
决定；有关饮水加氟和其他科学政策的公民投票；一些敦促政府作出决定的运
动，例如要求尽快批准某一种药品［如二甲化砜(DMSO)、苦杏仁素(Laetrile)］
的使用，要求为某项研究和发展计划(如冷聚变)提供财政支持；在立法机关和
法院讨论垃圾处置、电磁场和其他现代技术时搜集和展示科学家的证言。
由此可见，如果通过这种民主主义科学的办事程序来作出关于科学的决定
和在这样一种民主文化中培养关于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那么，让民众了解科
学，就不单单只是由科学家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和成年人而已。这时侯，各种观
点，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科学研究精神，都会参与进来，彼此竞争，
抢着得到公众的注意和信任。(有用知识哲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常会竞争
获胜。)抱有科学研究精神的科学家有权提倡他们的那种科学，但是他们的努力，
由于他们坚持的增强理论和自主精神理论受到怀疑，总是处处受阻。这样来讨
论民主主义科学又引出另外一些问题：存在的这些困难是美国民主文化独有的
吗?或者说，它们是所有民主文化都会遇到的共同困难吗?其他民主文化有什么
让科学适应人民生活的别的方法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在不同文化之间进
行比较的人类学问题。有一批政治科学家，他们不等人类学家去探讨，早就把
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而且找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答案。在丹麦，有一系列"协商
会议"，由人数不多的一批不是科学家的人聚在一起，一连好几个月仔细地研究
当前的某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提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接着，政府的"技术委员会
"给该课题取一个名字，从全国挑选出一些代表人物组成一个小组，人数有时多，
有时少，但其中没有与该课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小组里的人只能从技术
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份介绍背景的文件及其他一些有关材料，他们需要自己搜集
有关信息，其中也包括专家的证言。最后的成果，是形成一份反映非科学家关
于所研究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这样形成的意见，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只反映
非科学家关于当前某个科学问题经过协商后取得的一致立场。不过，对于制定
政策的人和那些与之有着利害关系的群体，那样的立场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
荷兰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包括有50个"科学信息站"的信息网络。通过设在全国各
地的那些信息站，大学里的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意见提供给一些非营利性的组
织。那些组织也带着污染或者工人安全一类他们关心的问题主动找到信息站请
求帮助。当那些信息站把关于某个问题的有用知识提供给他们时，有关的科学
家也就知道了公众需要什么和在关注什么，同时也使那些非营利组织相信科学
的确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瑞典创造了一种在工作场所推动技术改造的"斯堪的
纳维亚方法"。当提出一项技术改造任务时，由于与每个人都有关，所有的人，
包括工人在内，都积极参加到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来，包括项目开始的设计
阶段。有些参加者会有较多的技术专长，但是，即使技术差一些的人，也不会
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相反，一项技术改造如果考虑到了技术水平不同的所有
人，效果会更好。实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的结果还表明，技术水平原来不太高
的人，在必要时都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水平。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借用一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了那种方法如何地
与众不同。例如，一家公司有一项业务需要使用功能更强的计算机软件，一种
用于绘图的软件。该公司可能会购买一种美国制造的软件包，因为它几乎能做
一切事情。但是，那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产品，使用那种软件，会使雇员的作
用相对说来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说，人必须适应那种软件。然而，如果一开
始就让雇员也参加决策过程，整个业务工作便把雇员的技能也考虑在内了，那
么购买的软件就必须适合已有的人。结果，有关业务得到了计算机绘出的更好
的图表，而雇员们也提高了他们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那项技术改造满足了
所有人的需要，同时所有的人也都承担起让那项改造发挥更好作用的责任。温
纳说："普通人，不论他的地位和能力如何，都有机会参与这一类决策。"丹
麦的协商会议、荷兰的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促使其他工业民主社
会也实行有类似的制度。它们全都表明，采用民主的程序，科学可以在民主文
化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用知识哲学的影响虽然显而易见，但是， 协商会议、
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也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来自科学研究精神的那些
知识。
在美国是否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些方法?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否能够
找到别的民主方法去使科学适应人民的生活?兰登·温纳对此有长篇的论述。他
认为，我们不必待事情发生以后才对技术改造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出反应，我
们应该先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后果迫临之前就该项技
术改造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作出抉择。温纳认为美国人同斯堪的纳
维亚人很相似。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变得非常在行，但是我们
常常会在那之前便已经造成危机--有害的垃圾，严重的污染，或者对资源形成
威胁。"当他们的好生活面临威胁时，(美国)公民可以迅速地处理技术细节而成
为行家里手，而且在政治行动上也变得十分精明。"这种迅速学会专门知识的
事实是否能够成为增强理论成立的现实证据?确实，它是实现那种理论的潜在基
础。但是，这种看法有一两处漏洞。按照增强理论要求大多数公民在正常情况
下成为科学上的内行是一回事，而只有他们的少数邻居在威胁突然来临时才会
去急忙了解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此外，在美国社会中，解决冲
突的办法首先是诉讼。就科学和技术以及其他事情公开作出决定，对那作出决
定采用的程序本身就常常会有激烈的争论和反对意见。诉讼也尊重专家的科学
知识，因此却忽视了其生活直接受到科学和技术影响的其他人正在遭受到的痛
苦。虽然诉讼过程中常常会有妥协，但那远不如协商。结果，对于由公众就科
学和技术问题作出决定，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感兴趣。毕竟，我们只是在"
应付"那些事情，而并不是以对或错作判断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民主主义科
学。
采用怎样的办法和在什么时候，科学才能被美国人理解从而成为我们生活
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点缀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类
学，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历史问题转到一个人类学问题。
第二部分 科学的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