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2
“对于我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对当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愿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评论，但我想争辩的是，我关于效用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以数学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适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写道：“至于谈到工资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当然不知道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因为我从未去听过这些讲座，也没有见到讲座的笔记。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在做监考人的时候我倒是听到了考生们的回答，但我不记得他们谁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至于马歇尔的独创性，我从未有过半点异议，既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理由。但是，你似乎忘记了，我的理论的主要观点早在1862年就已完整地表述出来了，那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猜想马歇尔曾经见过有关我的第一篇简短论文的任何文字，但同样，在我1871年的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用了些什么。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早至戈森、古诺、杜普特等人的著作，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意义不大或者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把占先权的问题搁置起来，当然，还可以对那些细节以及总的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
杰文斯忽略了一点，他的整个理论的摘要曾经在1866年的《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过，这并不难找到。实际上，暗示说杰文斯曾从马歇尔那里抄袭过什么是非常荒谬的，但在杰文斯做出上述陈述的十年之后，其他人对“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都三缄其口。是不是由于马歇尔对杰文斯缺乏一定的同情心而对他有失公允呢？对此，一些年后，马歇尔似乎略感不安。下面这个未具日期的片段是从他的文札中找到的：“我兴冲冲地找到杰文斯的《原理》；但他对我的困难毫无帮助，对此我大为羞恼。自此以后，我对他有较高的评价。他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善于把统计数字与分析研究联系起来，这些都给我以越来越深的印象。现在，我把他尊崇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他在《原理》中的核心论点立意不如古诺和冯·屠能的著作高。他们运用数学得心应手，而杰文斯则像大卫穿上了梭罗的盔甲。他们手中持有一面能照亮自然力的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镜子，虽然在写到货币、统计学以及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谁也比不上杰文斯。然而杰文斯在他的核心论点上，却深受数学之累，他居然想渗透自然运动的法则，然后把它们一一列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忠诚与慷慨：穆勒那教皇般的权威对学生们大有危害，而他也深受影响。他竟然扭曲自己的道理，试图与穆勒和李嘉图保持一致，实际上他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虽然李嘉图没有受过数学训练，但他却安然走过了数学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这一天才（这是穆勒所不具备的）使他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对他的这种热切忠诚在我阅读杰文斯的《原理》时达到了顶峰。《学术界》的编辑听说我对这本书绞尽了脑汁，就请我撰写评论。虽然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几个愤怒的字眼几乎被我写进草稿之中，后来不得不删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后再次将其删去……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我从杰文斯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义务向古诺、冯·屠能表达感激之情，而不是向杰文斯。”
这一段落揭示了这两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一个比由于方法相同而导致竞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身份相异，但对李嘉图这个预言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尚未解决的争论，他们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这正是这个学科所要求的），但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1875年，杰文斯致信福克斯韦尔教授：“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而从李嘉图到穆勒这一支虽然也带来了真理，但也带来了同样多的谬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杰文斯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学的正确体系最终趋于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现，滥用才华的李嘉图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样滥用才华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有些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正确的学说（虽然还没有摆脱李嘉图式的错误）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于李嘉图－穆勒学派的团结一致与影响力，他们大受排挤。在经济学中重头再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此，那些盼望经济学能有所进步的人决不应畏缩不前。”
杰文斯对穆勒的强烈反感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是人们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想批评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敌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在说我并不是出于脾气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时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是对的。我所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有关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长期思考，我现在越来越确信，无论它们对于激发思考和引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它们都决不应该像一种新教义一样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与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轻的人中，福克斯韦尔教授的观点完全被他扭转过来了，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的联系。但他不能原谅埃奇沃思，他们过去常常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该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旧沉迷于穆勒的谬误之中。”我认为，这有一些个人经历上的根源。1860年，他从澳大利亚返回后不久，在大学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自己的理论正在头脑中酝酿。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将成长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1860年6月，学院考试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幸遭遇挫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独立地、富于独创性地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阅读了成堆的优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抛在一边。当我满怀信心能够获得第一名奖学金的时候，却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这归因于观点分歧，它使得教授对我的回答心存偏见，但这却是完全允许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要大大地报复一下，我要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重建这门科学。”
有趣的是，第一名奖学金被授与了H.H．科曾斯-哈代，他后来成为罗尔斯学校的校长，他比杰文斯小三岁。同年的几个月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李嘉图奖学金考试中，杰文斯击败了科曾斯-哈代，获得了奖学金。还有，在六月的精神与逻辑哲学的考试中，杰文斯被列为第一（与西奥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然而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是奇怪的。当他成为欧文斯学院的教授时，他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伦敦大学的考试方式。他想到，让学生们遭受像他那样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没有去讲授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条。他在曼彻斯特的课程主要局限在对穆勒学说的陈述上。这是我很久以前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他还告诉我，由于压制自己的理论，使杰文斯对穆勒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是杰文斯课堂上一个学生认真记下的笔记，这本书证实了以上这些说法。
五
我在撰写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时，突出了其多才多艺特点，这看来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杰文斯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科学和实验上的训练使他谙于归纳研究，而他在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赋又使他精通演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独有一种对历史学，甚至对文物学的强烈偏好。从早年开始，杰文斯就怀有这种天然倾向，对于归纳性研究务求追本溯源，对于感兴趣的理论则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在《煤炭问题》中，他使用历史资料之丰富是非常显著的，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使用的参考文献早至18世纪。在他研究太阳变化的时候，他把商业循环的历史上溯到18世纪初期，并且考察了数个世纪的收成统计。由此，在经济史领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价格史和商业波动史方面的先驱。
他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在接触每一个专题的时候，对于他关心的理论，他总要寻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遗忘的先驱们。他在这方面最辉煌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义。而最具实际意义的贡献则是他在经济文献目录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数理经济学著作、学术论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参考文献的目录集合起来，作为附录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货币问题上的文献目录则附于《通货与金融研究》之后。
除此以外，杰文斯还是一个天生的收藏家。他是那些收藏经济学图书的藏书癖一族的首倡者。他们为图书专家们留下一种风尚，即让书商们四处搜求那些最不知名的经济学小本本、小册子。收藏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图书和小册子者当首推杰文斯，虽然是麦克利勋爵第一个发现了它们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意义。杰文斯从未高价购书，也没有达到收藏爱好者那种如痴如狂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图书馆——即便如此，已令福克斯韦尔教授深受其苦。在他的信件中还散落着许多有关图书的记载，让那些现代藏书家们可望而不可及。1879年4月8日，他在索尔兹伯里的三天鹅写信给妻子：“我做了一笔大买卖，买了将近500本经济学和政治学小册子的藏书，大约每本半便士。其中有些尤为珍贵。有一本收有几个世纪中价格的铜版图示。有一两本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我还搞到了这些藏书的精心誊写的清单，宛如一个图书目录。”
1881年，他从巴黎写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塞纳河畔淘书。我已经搞到几乎一整箱经济学图书，都很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价格却低得不可思议。”
他的妻子记录说：“在一个悠闲的下午，他尽享逛老书店之乐。他的温和谦恭的态度——无论是当他地位较低时还是对那些比他低下的人都同样如此——使店主们深受感动。在他经常光顾的书店中，起码有两个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店主们都很乐意把那些他们认为适合于他的书留下来，直到他看过之后。”
去世之前，他已积有数千卷书，有的沿墙而列，有的放在走廊上，有的堆在阁楼里。那时，这些书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后来移走这些书时也颇伤脑筋。移走的这些书后来逐渐分散于各处。1907年，曼彻斯特大学欧文斯学院图书馆被允许第一个挑走了他们想要的书，约有2400卷书被贴上特殊标签积存在该图书馆中。其后，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也有机会取走了几百本。在剩余的部分中，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保留了一部分工作用书，主要是一些较为现代的图书，在他放弃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把这些书献给了该校由他建立的有名的经济学图书馆。杰文斯还藏有一些旧的银行券，他把它们称为“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拥有的收藏品”。
六
我们已经对杰文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杰出贡献做了一番巡礼。但这还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工作。在他的一生中，杰文斯作为逻辑学家的声望堪与他的经济学家的声望相比。以现代观点来判断，逻辑学的英国学派在后穆勒时代未能维持下来，杰文斯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在趋于下降。大约从1866－1876年，在他的工作的第二阶段中，他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用于逻辑学的思考，这也成为（在欧文斯学院时一直如此）他的一大部分教学任务。在他一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半数以上是关于逻辑学的。其中，《科学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论文》是他篇幅最长的著作，并且在很多年里被广为使用。虽然如此，杰文斯在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与他在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我在这里就不再回顾他在这一知识领域中所做的贡献。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愿望，想以简洁、清晰并且有趣的文风写出他喜欢的专题的基本梗概。除了在美国印行的和以六七种外文印行的众多版本之外，到目前为止，他的《逻辑学初级教程》（出版于1870年）售出了13万本；《逻辑学入门》（1876年）售出了14．8万本；《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售出了9．8万本。另一本内容较广的基础性著作，《货币与交换机理》（1875年）在本国已售出大约2万本，另外，在美国销量也很大，并曾一度出现廉价的盗版本。半个世纪里，生活在大不列颠帝国、印度和自治领域的那些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初等学生们，实际上都是在杰文斯的著作哺育中长大的。他的这些小册子少有难懂之处，毫无沉闷之感，观点鲜明肯定，没有过分的教条主义，这对基础教育来说，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依据这些书，还可以给出简单而明确的考试题。——杰文斯对此绝无责备之心，因为他是一个考试制度的崇信者，而考试制度是那个时代在教育和行政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有一篇关于“束缚”的文章发表在《精神》（1877年）上，其中的结论值得引用：“针对大学考试制度可能会提出种种反对意见，我并不想一一加以批驳。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无论是对智力施以严格而确定的训练，还是从那些最能经受严格考验的人中选拔人才，考试都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束缚’的人所做的回答，我坚信，如果一种教育模式能使人成为严格、有序、公开的考试中的佼佼者，这必定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体系。无论你把考试叫作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唤起智力、道德，甚至体力。无可辩驳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考试使人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就是我对教育所持的观点。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去培养哲学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天才，因为同诗人一样，他们都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如同我上面已经说明的，教育者的工作也不是把那些对于指导生活有用的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这才的确会成为‘束缚’。教育的目标是开发头脑的潜能，使学生们对后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经历能够清醒地认识、理智地对待。这是最重要的终极目的，被人们宣判为‘束缚’的考试制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精良、最有效的训练体系。”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在道德与感情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个人主义者，这一特点他保持终生。早在1869年，他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了一次非常奇特的演说。他对各种各样的免费医院和医疗慈善机构大加痛惜。他认为它们败坏了穷人的品格（他认为品格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与健康无关）。他说道：“我确信，我们针对免费的公共医疗处、诊疗所、医院和大部分私人慈善机构这些医疗慈善事业所制定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慈善机构使最穷困的阶层滋长了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感，他们为能从这里得到日常用品而感到心满意足，而我们本来应该引导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能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苛酷的感情，或许它会支撑我们，给我们以力量，使我们面对强劲的“东”风，让我们坚信未来，从而忍受目前的任何苦痛。深藏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强硬的背后的感情是伟大的。杰文斯下结论说：“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到了那一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公共或私人的慈善行为可以完全抛开，但我们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切实的进步将会使每个阶级都能自食其力而不依赖他人。”
虽然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受到一些现实想法的影响，杰文斯逐渐向“左”靠拢，虽然远没有达到穆勒生前所达到的程度。他始终不渝地呼吁对教育（因为这显然与医疗不同，它会改善穷人的“品格”）和适宜的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他在“民众的娱乐”一文中，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为广泛的民众提供有益的音乐看作是一项公共职责。他把由于“大量定居的、有教养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大厅管弦乐看作是可以引进到曼彻斯特的最好的东西。他在伦敦的日子里曾写道：“一个人时常会渴望那伟大的管弦乐中嘹亮的长号、滚滚而过的鼓声、音叉的庄严鸣响以及那推向高潮时愈来愈急的兴奋感”。显然，不管杰文斯对医院怎么想，他会
为英国广播公司而欢呼。他逐渐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例如对于邮政，他就不止一次地写过有关对包裹运输与电报的政策的评判标准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年）采取了一种谨慎、折衷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是尽可能地解释我们为什么一般会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并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权威挑战……这一质询的结果是使我们不再制定粗制滥造的法则，而是根据是非曲直来仔细判断每一件事情。”
记录下杰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为止的发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里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课本：
《纯逻辑》（1863），1000。
《煤炭问题》（1865），2000。
《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7000。
《科学原理》（1874），9000。
《演绎逻辑研究》（1880），6000。
《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9000。
《社会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货与金融研究》（1884），2000。
《经济学原理》（1905），1000。
从表面情况来看，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居住在汉普斯特德高处，荒原边上的一所房子里。1880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由于他更乐于写作，所以他就辞去了教授职位。他计划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时间完成拟议中的《经济学原理》，这本遗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经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贝克斯希尔与黑斯廷斯之间游泳时，突然感到一阵虚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儿子，赫伯特·斯坦利·杰文斯像他父亲一样，接受的是科学方面的教育——地理学与化学，然而他依靠经济学方面的天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获得了加的夫大学、阿拉哈巴德大学以及仰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的席位。杰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将近30年。
对于杰文斯的死，举世同悲。虽然他在46岁就英年早逝，但我认为，他死得其所。在从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时期，他的天才、神圣的直觉以及炽烈的使命感处于鼎盛阶段。最后时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经微弱而且闪烁不定。
七
杰文斯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没有强烈的个人印象被记录下来，而在他去世54年后，已经极少有人认识他了，即使有人认识，在他们头脑中寻找有关杰文斯的清晰的印记，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他都并未给他的同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非常内敛的。他靠自己的思维能力强单独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着，又被它所拒斥着。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无穷的信心。他渴望去影响别人，而不受别人的影响。他深爱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们每个人都谈不上亲密。在他27岁的时候，他以这段话来描述自己16岁时的精神状态：“在1851年的时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阴森的房子，至今看到还心有余悸——生活得并不愉快，同伴们不是恶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时候，当我在房顶上的小卧室里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光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能够而且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多……我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于我相信对于我的动机与目标，任何人都不能知其万一。我父亲可能知道但很少。我从来没有和他敞开心扉地谈话。在学校和学院里，我在班级上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细掩藏起来。我常常想，这种冷漠性格既不欢快也不可爱，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正是必需的吗？”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一个人独居。他不愿意参加殖民生活中的社会活动。1857年，他22岁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姐姐，来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象力和机敏方面没什么闪光之处。我所仅有的是糟糕的记忆力，任何时候我都只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数人都能记住很多。我不是一间堆放物品的仓库，而是一台制造物品的机器。给我一些事实和资料，我就可以把它们加工成井井有条、细密编织的理论，或者给它们以新的外观。我的头脑里有着最有序的结构，我对给事物分类的兴趣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常常招致痛苦。同时我想，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确有能力的话，那么就是我有一定的创造力，我能搞出新东西来。这并不是说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观点，而是指我能抓住一两个想法并把它们发展成协调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万花筒，只要往里扔一个曲别针，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一个全新而匀称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
1865年，在他就要结婚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成功的时候，我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而其他时候，我只是感到责任的压迫。我越来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项毕生的工作在等着我，逃脱它是不可能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感到我所怀有的潜能，它们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培养和开发，对它们的任何误用和忽视都将是一种最大的背叛。然而，这样一项艰深繁难的工作带给我的麻烦却是绝不轻松的。一种责任又在与其他责任相冲突，我的头脑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我将去爱与被爱。然而我要从事的研究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感到无法在其他方面实现我的想法。首先，我将命定贫穷。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去帮助别人。在这样一个挣钱爱钱的世界里，忍受贫穷带来的粗鄙与寒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亲属能同样忍受。那么，我的另一半感情与挚爱只能怀着伤痛深深埋藏起来。
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有私人财产），他的天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很少出门。只有几个熟识的朋友。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游泳和独自散步自始至终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常会为家庭生活中的烦扰而恼怒，对噪声过分敏感，容易陷于沮丧之中，总是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并且沉默寡言。但据说“他的欢快的笑声很独特，会给听到的人带来更快乐的情绪”。从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扰着，这些病痛后来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影响了每件事情并经常打断他的工作，这其中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的讲座勉勉强强，不受欢迎。“我有时候喜欢讲课，”他在给大学学院的退休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关于逻辑学，但多年以来，当我走进课室的时候，总摆脱不了是在走向颈手枷的感觉”。他的讲座的价值受到损害，因为他决定少去介绍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纯牛奶，这被他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就我所知，他从未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在晚年，他与福克思韦尔和埃奇沃思这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福克思韦尔都会叫上他一起到汉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长距离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与他经常来往的同伴。前几天，当我和福克思韦尔教授谈起杰文斯，又回忆起这些日子的时候，他说：“他不怎么说话，再没有比他更糟的演讲者了，人们不去听他的课，他工作起来断断续续，从没有把什么事情做彻底过”，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怀着一种不同的表情，“关于杰文斯，唯一可说的一点是，他是个天才。”
他年长时的一张照片附在《书信与日记》的前面。人们熟悉这张照片。打着弯儿的胡子，鬈曲的头发，宽眉毛、方脸膛、圆鼻孔以及丰满而略显凸出的下唇，这样的相貌，可以说，是个犹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韦尔教授所确认的，杰文斯就是一个埃文斯的变种，这显然可以从他的部分威尔士血统中得到解释。他的脸色红润，头发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这是一张孔武有力但并不容光焕发的脸，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的银行家。这里还有一张他在22或2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强壮、敏锐、利索，脸刮得很干净，鼻子挺直，双眼有神，气色上佳，一团未经梳理的黑发倒背在挺拔宽阔的额头之上，——一个天才而绝非什么银行家。这两张照片的对比确证了这样的印象：伟大的杰文斯是青年时的杰文斯。
我频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记。他从1852年17岁时起，直到1867年年底结婚时为止一直保留着它。这本日记本身有极高的价值，并且它还向世人展露了杰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选本就好了。据说，当他的孩子们获得版权时，这本《书信与日记》的卷数还会增加，但它们目前的下落还不清楚，所以也无法得到。这本日记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这是一种过分的自省。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日记更多地是记录着他心灰意冷的时刻，但有时，他也会记下一颗富有创造力的心灵之光闪现时的欢乐。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当我从晨曦中醒来，阳光直射进我的屋里，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发现了未来世界的真实逻辑。短短几分钟里，我感受到了人们不常经历的那种快乐。”但随即他又写道：“我马上又想到，我是一个多么无用、多么弱小的工具，因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艰深”。
附
对凯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讨论
H．S．杰文斯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凯恩斯先生表达谢意，他的充满趣味的文章对我个人来说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几个月前，当我知道是谁将在我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时，我非常高兴。他是最适宜的人选，他更有可能对我父亲的一生和工作给以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凯恩斯先生不但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了如指掌，而且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对逻辑学也知之甚多。
凯恩斯先生提到，经济学家的核心特征是多才多艺。当我们回顾我父亲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步中所做的贡献时，我当然会认为，可以把他当作是具备了这种核心的多方面素质的人。他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在悉尼的时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气象的日常观测之中，这种观测他不间断地保持了两年。他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这种气象观测的唯一的人，现在这些观测结果留传下来并将永远作为新南威尔士的气象记录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也写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标准的雨量计测出的雨量缺乏”。
凯恩斯先生也对他关于统计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价值。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和逻辑学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即概念与定义的精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逻辑机，在这一机器中，相互影响是通过机械方式进行的。制造了两个这种机器的样机，其中一个可以在牛津的与波德雷恩图书馆相连的存放科学仪器的博物馆中见到。
我父亲对经济学的社会应用也感兴趣。这种兴趣首次体现在他的“悉尼社会调查”之中。这一调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后一年中做的。它没能在本国出版，但它的一些摘录近些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调查时使用的地图遗失了，我至今没能见到它。另外就是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社会改革方法》之中。
我个人认为，《煤炭问题》这本书中最有趣而且最有远见的一章是“商业团体”。这一章中，他展开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对美国征收的莫里尔关税以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财政保护和自给自足的趋势。他预言，如果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那么英国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忍受把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煤炭价格越来越高，以及同国外制造商竞争时越来越困难。
凯恩斯先生极为公正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马歇尔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况。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亲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读到了马歇尔的《原理》，那么他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那一定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在凯恩斯先生所做的评论中，有一个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马歇尔和杰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方法并不存在相似性。我个人认为，以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是对一种特殊方法的应用。的确，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设和处理方法的真正基础，我想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的方法可以说是源于本瑟姆，是他创立了经济学的心理学派，而我父亲主要属于这一学派，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论。
我父亲也非常感激西尼尔。心理学派是由本国的许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奥地利学派加以发展。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派别大大不同于穆勒－马歇尔学派。
顺便提一句商业波动与太阳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现在这仍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争议很大的课题。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感到，如果人们是在100年前讨论我父亲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把这当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称颂的发现和揭示。对这一专门课题研究越深，我越是趋于相信人类的许多事情都与太阳辐射的波动密切相关，而这种波动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周期性变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学读物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性变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动植物分布，这当然依赖于天气的波动。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与某些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气象学家们可以跟踪到的变化，它们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为显著，而对这些变化的追寻正在回到太阳辐射的波动之中。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即无线电波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大，与太阳黑子的变化相一致。鉴于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把这一问题尽快查清。
我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注意到，凯恩斯先生没有提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很有限，但却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他的观点。看起来，他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辩论协会，前些时候我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学院的同事，还有一些学生。协会仅维持了一个时段或稍长一点。但其后不久，我父亲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这份请愿书至今仍在我手中，并试图呈交给当今首相。我父亲在学院人员中征集到了六个人的签名，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这件事情就失败了。
我再次声明，我非常愉快地聆听了凯恩斯先生以他那优雅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文章，我提议向他致谢。
博纳博士：今天我们来纪念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诞辰百年的时候，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朋友杰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声誉，其次，是由凯恩斯先生向我们宣读纪念文章。借用卡莱尔的话说，如果让我们来“筛选万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凯恩斯先生更有资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状况更好吗？这简直不可想象。凯恩斯先生与杰文斯有相似之处，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统计学家，并且还不止于此，他也像杰文斯那样多才多艺。对凯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艺我知道一点儿，但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像杰文斯那样甚至精通气象学的程度，很可能是达到了。
在凯恩斯先生的评论中，批评的因素占据了很大部分，这或许有点遗憾，但我们并不欢迎那种只歌功颂德、遮掩粉饰的传记文章。凯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杰文斯的各种意图，有时候他成功了，有时候他失败了，但总体上来说，这些意图几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巅。总体说来，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失败的印象，但这种失败是一个先驱者的失败，他没有说服所有他想说服的人，但最终他将会说服许多人。
我感到了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刚才杰文斯教授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我们在想象，如果杰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于早逝而打断了工作，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凯恩斯先生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好的杰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么了。但，你可以想到，46岁或47岁的年纪，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人生的确是过于短暂了。这让我想起了“所罗门的智慧”里的一句谚语，如果我没有引错的话，就是“短时间里已经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长些时候将达完美之境。”如果解释得随便些，这句话可以用在杰文斯身上。
有些“层次更高的批评家”这样说，“他没有留下出色的作品。为什么还要称颂他？”这些批评家当中，很多人都远没有像凯恩斯那样的鉴别力。他们说，杰文斯总是试图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总是东一块、西一块，不能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又有多少人比这做得更好呢？
对于杰文斯在学院授课时采取的方针我很气愤。他在欧文斯学院讲课的时候，非常想有权保证学生们都能通过考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好讲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因为如果他讲授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的考试会统统“挂红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了，还是错了？我想还是留给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们去判断吧。
至于穆勒自己，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有关我们学会的小小轶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于是就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记录，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不是有我们的成员资格。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为成为我们的一员而努力过。如果要问我他们两人中谁更值得纪念的话，我坚决投杰文斯一票，而不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非常乐意支持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提议，因为他的文章为他本人，为这个题目，为我们学会带来了荣誉。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说，他想对由这篇文章引出的三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们可能愿意听他谈一谈关于太阳黑子的问题。对他来说，他一直坚持认为太阳黑子与商业循环、与商业、就业的大的波动，以及与19世纪发生的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关于第一点，他曾在28年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业循环的周期变动不定，而太阳黑子周期是不变的。他担心后面这种说法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天文学家们确定的太阳周期长度也是时常变动的。但他认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太阳黑子与农业收成以及与工业国家的主要的周期性运动有什么关系。
至于人们考虑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阳辐射的波动会不会对地球上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反映在经济统计数学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点上讨论问题。
太阳影响着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现象，如果说它对庄稼的生长没有任何影响，那是不合情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亲自着手调查，并仍然认为应当把这一调查继续下去，因为庄稼的生长表现出一个15.2年的周期。对于这一数字，尤尔先生在排除了其他结果之后说，他认为这个结果不会错误，因为统计上的论据非常有力。这一点把威廉爵士引向了价格史，但在了解价格史的时候，他有意避开了对天气周期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免形成先入之见影响价格本身表现出来的结果。
威廉爵士认为，杰文斯最终将被证明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他揭示了商业波动与物理现象相关，而是因为他揭示了经济数字可以被用来解释物理变化。
对于杰文斯的工作，他最熟悉的部分是价格史，这是一项值得继续下去的工作。这项研究表明杰文斯既是一个归纳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演绎性的经济学家——每个经济学家都应该这样。威廉爵士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靠单纯的演绎，那么他不能到达任何地方；至于依靠单纯的归纳能不能到什么地方，他认为这不好说。杰文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很高的层次上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学家中有望出现一大批杰文斯的继承者。
威廉爵士最后说，凡是听到凯恩斯先生的致词的人一定都会感到无比愉快的，他同意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建议。
R．G．霍特里先生说，他也愿意为凯恩斯先生出色而明快的文章向他表达谢意——在一定的目的下，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胜过两卷本的传记。
对于杰文斯，他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为经济分析所做出的贡献。杰文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能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怀有能激起科学研究和调查的感情，并且渴望表达自己，渴望把那些满含激情的思想传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一点也不否认在他的分析体系之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做过类似的工作，但他们都没能表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表达的渴望形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突出特点是，大量的道理都是以最令人信服、最卓越的方式，且相对短小的篇幅表达出来的，所以才能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他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以及后来一直成为政治经济学精华部分的思想，可以和实际事物中那种天生的领导才能相提并论。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可以为了一个目标把他的同代人召唤到一起。领导才能是伟大政治家和伟大将领的特性，而使思想深入人心，给人们以精神力量的才能则是伟大经济学家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杰文斯毋需惧怕那些在他的领域，与他的思想争夺先创权的人。既有一些先驱也有一些同代人为引入这些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马歇尔——但，以霍特里先生的观点来看，杰文斯的才能表现出比马歇尔更精炼的形式。从某方面来说，马歇尔的领域不如杰文斯宽，在建立这些思想传统时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在杰文斯做出贡献的其他许多领域中，都可以表现他在陈述思想时的精力与才能。他的贡献一直保留在公众头脑中，即使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结论，也仍然对他所说的保持着兴趣。
霍特里先生说，他想补充一个文中没有提到的事实。杰文斯在加入皇家统计学会前先加入了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他更早地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出贡献，并在移居伦敦之前被选为主席。之后，他加入皇家统计学会时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杰出统计学家的地位。
格林伍德教授说，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必须要向大会投票了，但在这之前，他首先履行一下通常的仪式，就是提醒凯恩斯先生不必为任何批评做出回答，他尽可以把这些回答写到日记里去。他说，如果凯恩斯的文章再长一些，每个人都会很高兴的，因为这篇文章的魅力已经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他说，这样说只是表达了在场的每个人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