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2
1881年，当他评论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时，他在开头写道：“这本书显露出了天才的迹象，并表明作者将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他加了这样一句话：“尤其有趣的是，我们将要看一看，这本书在避免数学方法的作茧自缚和诱使他脱离经济现实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终，在1890年，他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首次强调了他对于图解的偏爱甚于代数，他认为前者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用的，而后者不过是作者为图方便的权宜之计。
马歇尔之所以反对滥用数学方法，还出于另外一种动机，害怕这会吓跑那些“实业家”读者（一种不太合理的动机）。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还是走得太远了。无论怎样，“有许多纯理论问题，人们一经使用图解方法就不愿意再做其他尝试了”，因此图解方法注定会成为经济学高级教程的一部分，它应该尽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给学生们。
然而，马歇尔在他研究对外贸易理论兼及与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若干有关问题之时，尽管尚有缺陷，但最终没能于1877年发表，却不啻是一大憾事。无论怎样，是马歇尔开始对这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与其相关的主要事实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得到”，这些事实依据，再加上马歇尔访美期间通过对新兴国家贸易保护的实际运作进行调查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已经足以构成一本专著。然而这却没能实现。部分原因在于，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他感到自己时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完成他在价值和分配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们同样对马歇尔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货币论》而深感遗憾。因为他那些本来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锐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辉。在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哪一部分像他对货币的研究那样集中展现了他的创造力和专注精神，也没有哪一部分这样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渊博知识。
货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半独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专著。然而当时他除了在皇家委员会的证词中有所阐述以及偶有文章见诸报端之外，就再也没有向这个世界奉献任何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写成的东西了。70年代初以来，货币问题是马歇尔在讲座中最喜谈的题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广为学生们所知。这使剑桥形成了一种口授的传统，从马歇尔自己的讲座开始，而在他退休之后，则是庇古教授的讲座。与出版成书相比，这种方式不但与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这样说）要优于它，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不同。此时，对马歇尔在货币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做一简要叙述是恰当的。
在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辩论之前，马歇尔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货币问题的东西，甚至在辩论开始之后，他也是在观望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方才介入。他对这一课题首次正式发表的见解，包含在他对皇家委员会1886年就贸易和工业萧条状况印发的问题单所作的回答中。接下来，他在1887年3月号的《当代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的文章。之后不久，他又分别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银委员会呈交了大量证词。1899年他又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提供了证词。直至1923年，在《货币、信用与商业》中，他才对自己关于货币问题的思想做了系统阐述。而此时，几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于众了。他已经八十有余，体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分散的文章连缀成篇了。它的表述显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各种繁难之处，总之与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写的著作相比，是大为逊色了。但是，马歇尔1871年前后写的现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讨论他的货币数量理论的。这是说明他的思想从1867年和1877年之间始终保持前后一贯的一个极好例证。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内容就是由此而来，它论述得极为全面，在解释和说明方面精雕细刻，这是他在50年后所无法达到的。我并不清楚他在《当代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所体现出的主导思想是何时树立的。不过，在《工业经济学》中已经有了关于“商业危机”的段落，他在回答贸易萧条委员会的问题时也引用了这些段落，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经怀有同样的想法了。下面，我将一一列举马歇尔在货币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创见。
（1）把货币数量论当作一般价值理论的一部分而对它进行阐述。他总是强调，货币的价值一方面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而一方面又是货币需求量的函数，而这种需求量是以“每个个人保证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量的平均储存量”来度量的。他进一步解释了个人如何在货币与其他财富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平均，从而确定自己持有的货币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写道）英国全部货币的交换价值与社会成员希望能够随时购买到的商品量的总额相等。这样，在银币通货制度下，如果我们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银币的盎司数，就可以计算出每盎司的银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只须以前面所说的商品总量除以总的盎司数就可以了。假设平均说来，社会中的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占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时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银币这一种通货，英国的货币价值就会等于全国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们的习惯改变了，为了以其他方式获得财富，在购买力增加时并不急于购物，比如说，如果平均说来每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只占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当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不变时，它就不能保持原有价值，其价值会下降。这时，工业用银就会增加，而银矿的产银量将会有所减少……”
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避开了“流通速度”这一笨拙的概念（尽管他能够准确地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试图在‘流通速度’和货币价值之间建立联系，那么问题就会错综复杂。穆勒先生对这个难处一清二楚（《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部），但他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有时，人们由于对货币缺乏信任，不愿意持有它，而造成价格上涨——这种现象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马歇尔也曾做过详细说明。他也清楚，价格水平与商业循环相伴相随，它与公众愿意持有的“即时支配”额的波动相关。
（2）“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分，以及货币价值波动时，这一区分对于信用循环的意义。对此所作的明确说明，我认为最早是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结尾注释）中。
（3）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影响价格的因果顺序，以及贴现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引用以及中学生们可以参考的唯一的详细论述，是马歇尔1887年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尤其是证词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这些本来是货币理论最基础的内容，但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生们只能从呈交给那些对一时的实际问题感兴趣的政府委员会的问答式文字中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4）阐明了“购买力平价”是决定不可兑换货币在国家间兑换比率的理论。实质上，这一理论应归功于李嘉图，卡斯尔教授以适于现代情况的方式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但马歇尔的备忘录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份备忘录附于他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888年）之后。这个理论在他于1899年提交给印度通货委员会的结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马歇尔对金银委员会发表的意见的一段摘录，它说明了他的理论梗概：“设B国有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如卢布）。在每个国家，货币价格都取决于货币量与它发挥的功能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的进行，黄金对卢布的比价将达到A国的金价与B国的卢布价格之间的比率（考虑运费因素）。”
（5）编制指数的连续法。他在“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1887年）的最后一部分（标题为“如何估计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中的一个脚注中，首次提到了这一方法。
（6）建议在金银混合本位制的基础上实现纸币流通（与李嘉图的“对建立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一脉相承）。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他在1886年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回答中。他争辩说，普通的金银复本位制将会慢慢成为变相的金属本位制。（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要因为金银复本位制而大吃苦头的话，那实在是我们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图的）简单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说是2000克的银条与100克的金条结合起来，同时政府随时准备买入或卖出成对的金条和银条，从而确保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维持稳定……这一计划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启动，而不必等待其他国家的协同。”
他并不是在促使马上采用这种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说明它起码要优于金银复本位制。这一建议又先后在他1887年的文章“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和1888年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重现。
（7）建议编制便于长期合同选用的按物价指数计算的官方币值标准表。这一建议最早见于一篇论文的附录中，这篇论文探讨了解决就业不连续状况的对策，于1885年马歇尔在“工业补偿会议”上宣读。1886年，他在对商业萧条问题政府专员的答辞中重申了这一建议，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写道）工业运转之所以缺乏连续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一个英镑在一段时间以后还能值多少钱……如果采纳了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呼吁的一项计划，由此造成的严重影响就会大大减轻。我提出这一对策并不是要求政府自已经营实业，而是希望它能够为实业提供帮助。它应该公布币值表来跟踪黄金购买力的变动，这将方便合同在签订时按照固定的购买力单位确定报酬……因为合同的双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选择，所以无论是对于利息支付的几乎所有合同，还是对于偿还贷款的合同，关于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资和薪水的合同，这种恒定的一般购买力单位都是适用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建议与我们的货币流通形式无关，并不要求它加以改动。我得承认，对于国际贸易，这一建议很难行得通。但是，作为国内商业的稳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而且它实行起来非常简便，也不会像政府干预企业那样引发弊端。鉴于此，我冒昧地恳请诸位密切注意这一建议。”
在前面曾提到的“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这篇出色的论文中，马歇尔又深入阐述了这一重要的建议。这篇论文前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1）“价值标准波动的弊端”；（2）“贵金属不是一种良好的价值标准”；（3）“价值标准与金或银无关”。马歇尔在写作时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喜欢把那些最新颖、最重要的内容放在脚注里。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对这篇论文中一个脚注的摘录：“我想，每一项旨在控制货币供给从而维持币值稳定的计划都应当是仅限于国内而非国际性的。我将引证两个计划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不赞同其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个计划中，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这时只要一英镑的价值超出了一个单位，政府部门就会自动地购买公债从而投放货币，相反，当一英镑的价值不足一单位时，就应当售出公债从而回笼货币……另一项计划中，货币是可兑换的，这时一英镑的纸币将有权要求政府部门按照现时的金价和银价兑换成半单位的金和半单位的银。”
《经济学家》对金银混合本位制和备用币值标准表进行了嘲讽，而马歇尔总是过分担心被指斥为脱离实际或凌驾于“实业家”（这种传说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没有继续坚持。
五
我在前文中曾经承诺，要挖掘出马歇尔推迟出版他的图解方法、对外贸易理论以及货币与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这些原因中，许多都贯穿他的终生，而就其结果来说，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让我们先来探讨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马歇尔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到，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对于做出切实可行的结论也无多大帮助。其全部价值仅在于对当前的经济生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工商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然而这些具体事实以及它们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不间断的迅速变化之中。马歇尔在剑桥的就职演说点明了他的立场：“当代经济学在观点上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和统计的忽视，而在于他们把人看作一个定值，而几乎不去关心他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供给与需求的作用是机械的、不折不扣的，这与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工业中的常规和制度是多么易于变化。而社会主义者们总是用过于强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们对人类行为的隐秘动机有所了解，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有一点李嘉图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并未向世人讲清楚，甚至他们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发现某些真理时加以普遍应用的工具。我认为，只有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没有哪一条经济学教条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实际真理，而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
马歇尔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错误危害最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态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愿意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就发表那些孤立的经济学专论。单独发表图解方法和纯理论有可能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因为那将会使数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目标与方法上更加混乱，从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强调。如果不对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发表那些纯智力成果，人们就会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他就会成为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关的事实依据是极端困难的——比现在困难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事情发展的速度超乎寻常，因而整理过的信息资料非常罕见，远非现在这样丰富。实际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间，马歇尔对于事实资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经济学判断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间发表那些著作，那将会比他在1885－1895年间发表逊色得多。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个个人性质的原因。在关键时刻，马歇尔的身体却垮了下来，而在健康有所恢复之后，他在准备课程和培养学生上花的时间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写作进程。并且，他在写作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表述力求准确，这也妨碍他成为一位写作快捷的作家。他还特别不擅于把各部分合为一体以及为使各部分间相互照应而进行改写的工作。他一直试图写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缺乏运笔如飞的能力，又不能长时间地全神贯注（这正是穆勒所具备的），还缺乏一种前后一贯的整体感（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具备的），而这些对于一部宏篇巨制的圆满成功都是必备的条件。
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达到极致状态，同时现实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闲暇来著书立说，正是这些原因使他放弃了先写独立专著再将它们合为一部宏篇巨制的想法，这难道说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吗？我认为是的，正是那些障碍与不足之处导致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马歇尔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他在188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12年前，英格兰拥有或许是最才华横溢的一群经济学家，像他们这样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穆勒、凯尔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莱斯利、杰文斯、纽马奇和福西特先后离开了我们。”当时剩下的人中，再无一人堪与马歇尔并驾齐驱了。对于自己的学生，马歇尔加以精心培养，因为他们将要承担未来的经济学研究。然而，马歇尔却不愿意把半生不熟的面包撒在水面上，不愿意考虑与别人合作的可行性，不愿意让这个世界从他身上获取能够滋补的养分。他不正是在违反他自己的信条，试图达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吗？经济学的宏篇巨论或许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我们也许的确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洒洒的大作。既然经济事实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而孤立的经济原理又苍白无力，那么经济科学的进步与日常用途难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驱和开拓者们撇开大部头的论著而埋头于小册子和专论的写作吗？我曾在前文中说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失为一部杰作，但充其量也不过像是一本小册子。这里我却要说，正是杰文斯乐于与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赢得了崇高的个人地位，产生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杰文斯的所有经济学著述都属于小册子的性质。而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出版第一版后，想把它扩展为大部头的著作，这却反而毁掉了《人口论》。李嘉图最伟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风行一时的小册子。穆勒倒是凭借他的天赋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对教育的意义远甚于对科学的意义，而且当新一代的辛巴德们已经在海上乘风破浪之时，他不也像个老人一样只能枯坐一旁吗？只由亚当·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论的荣誉就够了，经济学家们应当只争朝夕地撰写专著和短论，并祈求以此方式达到不朽。
那么，马歇尔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岂不是偏离了他那独特天赋的真实本性吗？“经济学”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说的，“本身并不是实际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歇尔的创造。他在将其展示给这个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学生们的手里。这一工具的建立是马歇尔那独特天赋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学不是“实际真理”，他也极力地追求这种“实际真理”，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的父亲曾经作为一名学生兼同事，目睹了马歇尔自始至终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甚至我还不知经济学为何物，我就听到过我父亲的慨叹，慨叹马歇尔的顽固不化，这使他无法弄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的确切所在；慨叹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与天赋中的真正财富奉献给这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学本来可能发展得更快，马歇尔的权威和影响本来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气稍稍有所不同。
马歇尔还有两个特点必须提到。首先，马歇尔过于害怕犯错误，面对批评脸皮太薄，对反对意见太容易着恼，甚至是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一种极端的敏感使他对于批评和反驳不够宽容。这种害怕由于言语冒失而招致批评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管怎么说，偶而犯些小错毕竟无关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时发现，那么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然而，说这是马歇尔的一个缺陷，是立足于他对科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的高标准——这种高标准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基础上的。
其次，马歇尔太急于做善事了。对于这一学科中那些与人类福祉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他总是不屑一顾，即使有些内容间接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无上的目标。这种观念来源于他内心的冲突，在充满了艰难、枯燥、苛刻、毫无感情色彩的理智与显然完全不同的、饱含热望的激情之间的冲突。当他的理智在追寻图解方法、对外贸易与货币理论的时候，他的内心一个传道士般的小精灵却在说，不，这样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的理智之火行将熄灭。而那个一直被压迫的小精灵却跳了出来，有一次他说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献身于心理学。经济学离理念的世界太遥远了，如果我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实业家们就不会读我的东西。”然而他毕竟还是把那种观念保持终生。他经常讲述这样一个早年的故事：“当我开始下决心尽我所能对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一词汇还未创造出来）进行彻底研究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头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画（画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个‘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学院宿舍把它挂在壁炉架上，从此以后我就把它称为我的保护神，我立志努力让世间那些像画中人一样的人们都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当时，我对经济学理论中的数学部分极感兴趣，于是我就抬头望一眼我的保护神，它把我带回到正路上来。有一次尤其灵验，因为是它把我从对终极目标的研究中拉了回来，使我开始研究喧嚣一时的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我是鄙视这样的问题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们。”这就是他的另外一种伟大品格：崇高的无私与献身公益的精神——这一点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感动——中的瑕疵。
六
无论如何，1877年，马歇尔是在帮助夫人撰写《工业经济学》（1879年出版）。按原计划，这本书是夫人为剑桥大学函授部讲师作教材用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马歇尔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他不仅压制那本书的发行，而且在同一题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替代了原书。这本书改写后，基本上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并“力求适应低年级学生们的需要”。在原书中，他的价值理论不得不以简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达出来，世人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来接受，我想，马歇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11年后改写这本书。在1887年和1888年《经济学季刊》上与美国经济学家的辩论也使他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印象。另外，他也放弃了那种认为对初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只需一个半指导性的函授教师辅以一本半严肃的教科书就已足够的观念。1910年，他在给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的一位日本译者的信中写道：“本书在撰写之初，是希望能够把简明易懂与科学严谨结合起来。现在看来，尽管有些专题可以写成简明的著作，但经济学的核心教义却不能如法炮制。”
正是这些情绪便他对这本书怀有偏见。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行家们的高度赞誉，而且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书。如果说有什么初级教科书的话，那么这本书可能是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杰文斯所编写的入门书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教科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本书第三篇后半部分中论述商业联合、工会、商务争议以及合作的章节，是在当代对这些重要题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满意的表述。
本书脱稿后，马歇尔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1881年出国休养期间，他并没有重新回到货币或对外贸易上去，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后来出现在《经济学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论。在这期间，他到牛津任职，又回到剑桥执教备课，参加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和为金银委员会作证词等等诸多事务缠身。
马歇尔最初打算以一部书涵盖经济学的全部内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论现出雏形。1885年夏天（在湖区），他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个长假期中开始为这本书最后定型：“（他写道）这一年的工作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正在摆脱对这本书的陈旧而狭隘的设想，应该使那些构成经济学支柱的抽象推理居于更显要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我未能鼓起勇气，马上投身于撰写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这部著作（逐渐润色之后）将成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写作计划。这一工作在夏季住于克罗姆附近的谢林汉姆时告一段落。这时我已使全书的内容基本定型，起码就第一卷来说是这样。随后，我第一次开始着手按照排印时的设想安排各个独立的章节。”
1887年（在格恩西岛）：“在写作此书方面大有进展，并且已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这个学年一结束，我就开始向印刷商寄校样。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内容外，其余各章节都已打印完毕，虽然还不能马上用于出版，但已具备了出版的模样。我是说，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长假期临近结束，我已将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后，我准备在撰写‘正常价值或分配与交换’之前，添加进一步讨论‘生产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拟留待关于‘正常价值’那一部分后半部中讨论的内容（稍作补充）放入这一篇内。这就是本书现在的第七部分。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这一学期的进展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个月忙于第六部分的写作，先是写出了前四章的初稿，并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时，我还花了很大精力来撰写数学附录，其中很大部分已经付印。长假期中的八个星期是在波多尔港度过的，主要用于第六部分五六两章和第七部分一到五章的写作。”
这时工作进展神速，该书于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马歇尔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则使他梦想成真。报章杂志纷纷以标题文章进行大张旗鼓的评论。记者们并不能确切分辨出这本书给科学带来的贡献和创新，但他们却极其敏锐地判断出经济思想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尔美尔新闻》说，“在我们一所古老的大学中出现了这样一位教授，他以毕生的精力用来把政治经济学改造为一门推进社会完善的科学。”旧的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动物，而国家不过是这样一些动物所组成的群体。”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旧的政治经济学一去不复返了。《每日新闻》说：“这本书将会恢复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曾经动摇的信任，它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将会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上个时代一样。”“它使这门科学中的其他著述都成为过时的东西，”《曼彻斯特卫报》说道，“如果说马歇尔教授的著作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里程碑，这恐怕并不是冒失的说法，因为它将指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加快经济学研究的进程。”这些都只是一片赞誉声中的几例。
对于我们这些在马歇尔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要确认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段长长的空白期中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样困难的是确定后者的出版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笔记的帮助下，我将做这样一个尝试，指明这本书为人类知识宝库做出的几个尤其突出的贡献。
（1）最终澄清了在价值决定中需求与生产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曾经由于李嘉图的隐晦和杰文斯的反应过激而引起一场不必要的争论。而在马歇尔作出分析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多说了。“（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对生产成本的新的论述使人们认清了它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马歇尔在某个地方所说的，当古典学者们强调供给的作用甚于强调需求的作用时，他们凭借直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当马歇尔在本书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们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遭到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等人的贬低——的时候，那些评论者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喧嚣一时的批评带来的迷雾被驱散了。永恒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现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给在均衡点上决定价值的命题发展为一种一般性的思想，这就宛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要素才在彼此均衡与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关于经济均衡的一般理论之所以能够巩固，又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法则，则是得益于两个重要概念的引入。这就是“边际”与“替代”。
边际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效用的范围，对于那些能够作定量的微小变动处理的经济要素，边际概念都可以用来描述它们在给定条件下的均衡点，也可以用来描述它们与一定量的边际变动的函数关系。引入“替代”这一概念则是为了说明达到均衡和恢复均衡的过程。尤其是“边际替代”这一概念，它不但能够说明消费过程中两种物品的替代关系，还同样能够说明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因此引入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成果是十分丰厚的。
不仅如此，“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在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与成本之比较高的要素会替代较低的要素，并限制了对后者的需求价格。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通过相互组合才构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单独构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为其提供了这种可能时它才得以被使用。国民报酬是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种要素供给的增加都会增加国民报酬，而国民报酬也是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来源。”
这一分析方法，在供给与需求这一一般价值法则下，包含了对工资和利润的分析——就像它也包含了货币理论一样。同时，决定劳动者工资或雇主利润的供求作用的特点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时间因素直接引入到经济分析中来，主要应当归功于马歇尔。“长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时间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条贯穿始终，并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与长短不同的时期联系起来的连线”。与此相关，马歇尔还首次对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区分，这是我们现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依据。马歇尔对“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主要成本”与“辅助成本”进行了区分。其中的第一对概念，我认为，在《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完全是一个创新。而后一对概念，如果不是曾经在经济分析中出现过，就是已经存在于工业词汇中了。
通过对长期与短期进行区分，“正常”价值的含义得以确定；而借助于马歇尔另外两个独创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业——正常利润说形成了。
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也是人们在进行清晰的思考时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依我来看，这一部分也是马歇尔论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许多工作需要由后继者们来完成。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说的，时间因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难题的核心”。
（4）消费者地租或曰消费者剩余这一独特概念是从杰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来的，实际的结果证明，这一概念也许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维工具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原理》中尤其重要，因为它的使用（用埃奇沃思教授的话来说）“表明了自由放任主义，即无限制的竞争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马歇尔证明，在某些条件下，自由放任主义作为社会最大利益的一条原则，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但马歇尔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论点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而是将这一领域留给他的得意门生和后继者庇古教授来继续探讨。而庇古教授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了，对那些已经心领神会的学生们来说，马歇尔的分析方法在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种多么有力的工具。
（5）马歇尔对于垄断的分析也应当在这里加以说明。因为他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尤其是当外部经济存在条件下的报酬递增，在这里提及比在前面各处都要恰当一些。
马歇尔在这方面的结论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同情与他那种对竞争力量的古老推崇之间并无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当我第一次接触马歇尔时——我想那是远在80年代的事了——他认为竞争在价值决定中的支配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并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这与他在‘经济学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这篇文章中的判断是相一致的。‘如果卖者出价，而买者接受，他们就会不顾国王、议会或托拉斯、工会的禁止而设法成交。’”
（6）在创造术语和思维工具方面，我想再没有什么比马歇尔引入“弹性”的概念更令经济学家们获益甚多的了。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对“需求弹性”的含义作了设定，这实际上是对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关于价格与分配的前沿理论很难取得进展。
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并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这种观念在经过19世纪初关于供给与小麦价格关系的讨论之后，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因此，无论是穆勒还是杰文斯都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然而事实的确如此，e＝(dx/x)/(dy/y)这一概念完全是马歇尔的创造。
马歇尔在引入弹性这一概念时，并没有指明这是一个创新，这一点发人深省，而这又充分体现了马歇尔的特色。在这一思维工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后，进一步研究的累累硕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马歇尔本人悉数吸取了。
（7）《经济学原理》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评论。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了以“自由工业和企业的成长”为题的两个章节。而在最近的几版中，这些章节中保留下来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录中。对此，马歇尔始终是犹豫不决的。
一方面，他深知经济学的相关事物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因而他十分重视研究的历史背景，并以此来纠正那种认为现存的公理将永远颠破不灭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在这方面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段时期，他大张旗鼓地开始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写出来，据他说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愿意让这些内容成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马歇尔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时代，这方面现成的资料还少之又少，虽然他下了很大的气力，但仍然在这条偏僻的历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对于在书中应该把历史背景置于何种地位他也大费脑筋。结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经济学原理》中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压缩成了泛泛之谈，而其中的证据却无法详加罗列。
马歇尔在历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业与贸易》中的某些部分。这本书出版于1919年，此时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经济学原理》中有关历史的章节却遭到了威廉·坎宁安博士鲁莽的攻击，他在皇家历史学会发表了演说，演说内容刊载在《经济学杂志》第二卷（1892年）中。马歇尔这次却打破了对批评置之不理的一贯原则，在这一杂志的同一期上著文反击，成功地结束了这场论争。
漫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不会注意到，《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方法不同凡响。对于新颖与首创的声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绝少指责他人的错误，那些早些时候声名卓著的作家，无论他们到底说过些什么，在马歇尔的解释里，他们的意愿都是良好的，无可指责的。经济要素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诚如马歇尔的两个座右铭——“自然界没有飞跃”和“万物归一，一寓于万物”——所示，是经济学难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除非对于初学者，这本书，尤其是其前四部分还是十分浅显易懂的，它明白、恰当，宛如是对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达。
这种行文风格使马歇尔实现了他的目标。这本书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它提高了经济学在公众中的声誉，而又极少引发争论。一般的评论者很欣赏作者这种对待论题、对待前辈、对待读者的态度。而令马歇尔高兴的是，他唤起了人们对道德因素的重视，使经济学重新焕发出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与此同时，这一切却未损及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对英国的经济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过程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没有引发任何的喧哗与骚动，以致于人们常常会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写作方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本书落墨时轻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称重大突破的地方，对于一般的突出之处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就很容易随便放过这些地方。困难都被隐藏起来了，棘手的问题也都放在脚注中加以解决，原本涵义隽永、富于创见的内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读者的头脑是一个衣橱的话，作者根本没有为他的思想贴上品牌名称，甚至也没有设计衣钩。学生在阅读《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可以因为它的明白晓畅而着迷，以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后，却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就连那些在《经济学原理》的哺育中长大的学生，偶然碰到某个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回头再查阅这部著作时，发现这个问题和一个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书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读者只有在经过勤奋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之后，他才可能窥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知识宝库之门径。
七
马歇尔夫妇1885年回到剑桥之时，正值对研究员的结婚禁令解除不久。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处小小的房舍，并将其命名为巴里奥·克罗夫特。这座住宅位于马丁利路，用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过就在巴克斯镇的郊区，因此在它的一边，有开阔的农村向马丁利山伸展开去。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这里居住了将近40年之久。这所住宅的花园很大，设计不落俗套，因而采光充足，空间恰能容下他们二人和一位忠诚的女仆。他的书房，列满了书架，摆满了图书，只在壁炉旁才有地方放下两把椅子。就在这里，他与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谈心，天色将晚之时，在边上的凳子或架子上，他为来访的学生准备一杯清茶、一块蛋糕。大的聚会则要在楼下举行，为了娱乐的需要，可以把餐室和马歇尔夫人的起居室合为一体，这所住宅保持着一种始终不变的气氛：楼上，满是书籍和装着手稿的抽屉；楼下，家具上镶嵌着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画像；门口，迎面站立着女仆萨拉。这一切，总是深深吸引着马歇尔的学生们，他们年复一年地来这里拜访他们的导师，就像来到了圣人的栖居之地。
这是剑桥婚姻小团体的第一个年代，在由那些学院首脑夫妇和几位教授夫人构成的小圈子开始扩大之时，一些最知名的导师，尤其是伦理科学的导师，先后娶了纽纳姆学院的女学生。这样，来自夫妇双方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单一然而杰出的精英团体。
在我童年之时，这一团体正生气勃勃，当我稍稍年长，能够应邀参加午宴或晚宴的时候，我就是到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种温馨而高尚的气氛，在今天庞杂的剑桥是很难找到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款待某个经济学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国同行，马歇尔夫妇的家中常常举行聚会。在小型午宴上，还常常邀请一些本科生以及来自纽纳姆的学生或年轻讲师。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与阿道夫·瓦格纳和N．G．皮尔逊结识了，他们是过去那个时代中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不太愿意到别人家中作客，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斗室里热情款待他的客人们，这时，他总要把夫人支使得团团转，自己则谈笑风生、语音朗朗、妙语如珠。他对各种五花八门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谈，他脸上挂着笑意，眼睛闪烁着光亮，不时显出几分滑稽，这时，有谁不会欢乐开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