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第十四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3
早些时候，特别是在1885-1900年间，他喜欢邀请一些工人首领与他共度周末。比如，托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汤姆·曼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邀请。有时，这种拜访恰逢社会问题讨论协会开会，拜访者们还要到会上发表演说。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过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员和工会主义者。实际上，除了学术思想外，他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样）。
马歇尔此时已经安定下来，也已习惯了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对他从1885－1908年辞去教授职位的这一段人生历程作一简要描述。
从1885-1890年，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但此外还有几项活动：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业补偿会议”提交论文；1887-1888年为金银委员会提供证词；1889年他在合作大会上发表主席演说；1890年夏，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利兹会议上，他为经济学小组作了“关于竞争的若干问题”的引人入胜的主席演说。此外，上课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因此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课程他一周讲授两次，在理论上有特殊困难的课程他一周还要讲一次，但是作为惯例，三个学期中他只讲两个学期的课，这样一年下来他大约有45个课时。马歇尔教授宣布，一周中的两个下午，从四点到七点，“大学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到家里来拜访他，无论此人是否听他的课程，他将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和帮助。”80年代后期，听他的公共课的人数在40-70之间不等，听他的专业课和理论课的人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但他这种授课方法——多半是故意所为——后来使那些不太认真的学生半途而废，不再来听课，而几个学年之后，听课的人又少了一些。
马歇尔是不会把他的课程写成讲义的。“（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很少事先作笔记，除非是在讲授经济史的时候，这时他就在课前作些笔记，然后在到课堂的路上在头脑中整理一下。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善于独立思考，其原因就在于，他从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系统授课或者为学生们提供资料，他更注重让学生们自己思考。每个星期，对于那些还没讲完的课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题，然后自己在课堂上给出答案。在他批阅学生们的作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停地用红笔勾画。”
我想他的课越来越不正规了。到1906年，当我去听课的时候，已经很难作一些有条理的笔记。但他还是保持着前面提到的那种授课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样讲授即将成书的讲义。这或许也是妨碍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书本授课和口头授课中，他明显地偏爱后者，这大大激励了那些优秀学生和那些小课堂里的学生。这种方法在超过40人的大课堂（我记得我听课时课堂人数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难实行，它也不适于那些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经济学的大量课程都是为这些人设计的）。在他回到剑桥后不久，他就开设了下面这几门前后关联的课程，这也说明了他想要讲授的内容：
1885－1886秋季学期：对外贸易与货币春季学期：投机、税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秋季学期：生产与价值
春季学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此书的缩写本。这本书以《工业经济学》为标题，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修订，最重要的改动出现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于改进的程度是否与投入的劳动量相关，就不得而知了。这些修订工作也妨碍了他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断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选为皇家劳工委员会1891年至1894年的成员。他很欢迎这一机会，因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触到研究课题的原材料了。在起草“总结报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工会、最低工资和无规律的就业状况等部分出自于他的手笔。
然而，他毕竟还在继续《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论述方法。1894年，他开始进行历史方面的论述，后来，他把这项工作称为‘白象’，因为它实在太浩大了，写成书要用很多卷。后来他在《工业与贸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断。
马歇尔在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他为政府进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老年穷人”的证词，他在其中建议，将慈善组织委员会与济贫法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1899年初，他为印度通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一份证词，其中关于货币理论部分的有些内容是他在11年前为金银委员会所作证词的重复，但他自己认为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进，这是他对货币理论进行的最好的表述。对那些特别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许多统计图表。他对印度经济问题和通货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牛津时为派驻印度文职见习生的授课。他对自己在印度问题上细致入微的实际研究很满意，他那些并未全部发表的大卷的印度图表总是放在手边，以备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时候，他为皇家地方税委员会准备了关于帝国税和地方税的分类和影响范围的备忘录。1903年，正值关于关税改革的辩论处于高潮之时，他应财政部的请求，撰写了“国际贸易的财政政策”这一令人赞叹的备忘录。1908年，这份备忘录由于有当时的财政大巨劳埃德·乔治的建议而作为议会文件印发，因为它“写得的确富有独创性”。但这份备忘录在整整五年后才得以发表，对此马歇尔别具特色地解释道：“1903年8月，这份备忘录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补充在国外的邮局里遗失了。秋天，我重读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论证，我对它们很不满意，因而决定拒绝允许我将其单独出版的好意。由于成文匆忙、落笔局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布局不当、个人的武断见解过多，有些论点我本应该仔细推敲。而且，这也违反了我避开争论的原则。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不如学生作业那样认真。因此，我决定对于财政问题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说的东西以更镇密、更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然而进展缓慢，时间却已飞逝。”
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马歇尔已经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无法把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无法克服的困难。1908年，他辞去了教授职务，希望能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以期加快工作的进度。
八
在马歇尔担任教授的23年里，他参与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创办英国经济协会（即现在的皇家经济学会）；参与剑桥大学授与妇女学位的争论；设立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这三次活动值得分别谈一谈。
（1）题为“成立一个英国经济协会的建议”的一封公开信，是向着建立皇家经济协会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它在1890年10月24日发出，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个人签名。这封信邀请了联合王国所有大学和公众学院的经济学教师、伦敦和都柏林市议会的成员、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部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来参加1890年11月20日在伦敦大学学院自发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主席是财政大臣戈申勋爵，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创建英国经济学会或协会并出版经济学杂志的建议”。这封发起的公开信设定了该学会成立后实际上遵循的总路线。会上唯一持异议的是G．萧伯纳先生。
（2）1896年，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争论使剑桥一分为二。马歇尔站在反对妇女要求的阵营中。实际上，早在纽纳姆学院建立之初，他就通过夫人和西奇威克的关系，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曾说过：“那里吸引我的，主要是由于它是英格兰第一所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学院”。而他的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为“工人阶级的未来”，1873年发表）中，起篇他就发表了一番郑重声明，支持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在文章中说道，穆勒的所有例证都“旨在说明，如果解除了人为习俗强加在妇女头脑中的束缚，使她们有充分的机会担当起对这个世界的职责，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将会大大加快。”正因为如此，马歇尔的态度对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子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在经过另一方的大肆鼓噪之后，他的这一态度在改革者们最终遭受的惨败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马歇尔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维护自己立场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他呈交给校评议会成员的那份长长的文件中，他在反对使妇女的教育与男性完全平等时，语气温和而谦恭，言辞则华美而富于说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主要是一种天生的偏见，再加上一个男人54年来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过是屈从了这种偏见而已。
（3）最后，是马歇尔为创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所做的贡献。
1885年马歇尔回到剑桥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既是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科目，又是历史学学位考试的科目。20多年前，这两个系先后建立，从而开辟了剑桥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但马歇尔担任教授之后，就强烈地感受到：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他特别不喜欢现有的课程设置，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必须安于附属学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剑桥，就开始据理力争，反对把经济学只作为考试的一部分，而他的课程又必须屈从这种考试。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他已提出要求：给经济学一个新的地位，这与西奇威克不谋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说中的宣言，这一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它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而今天，这一梦想已经处处实现了。“现在缺乏的是，对事实更广泛、更具科学性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决当代的经济问题。正确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的头等任务，而这需要那些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在经济学中已经太多了，他们虽然不失为优点，但目前最急需的却是一种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的能力，这样才能追寻和分析那些由复杂原因引起的复杂的作用。然而撇开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谈，这种能力只有在经过对各种前沿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在剑桥大学，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来担当起这一任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是体现在伦理科学的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许多适于做最尖端、最繁难的经济学工作的人，一方面对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于伦理学这一樊篱之中。”
马歇尔的呼吁正应验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学科所持有的观点。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某个特里默夫人、马塞特夫人或马蒂诺小姐曾经以口头问答或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个聪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们指出经济学的真谛。单靠这些，她们就能赢得声誉，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经济学就不像穆勒、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时代那样，作为伦理科学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学家轻而易举地驾驭了。他最先树立起了对这一学科的专业的科学态度，让它超脱于世俗的争论之上，像生理学远离普通医学那样远离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马歇尔对一位学院的导师说：“你们学院有两个很有趣的人在听我的课，当我讲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A.B就自言自语说：‘这太难了，我不想学了。’C．D努力去学了，但又没弄懂。”马歇尔大声说完，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科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道：“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们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个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过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他已经完全统治了经济学。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职演讲结束语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作一对比，人们就可以知道，他在离开人世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含笑瞑目的。“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竭尽我的所能为剑桥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九
1908年，马歇尔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上退休，此时他已六十有六。他所处的时代，薪水微薄，退休无养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询和报刊上也并未获得额外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从他的教授年薪（700镑，包括他作为大学评议员的报酬）中拿出一部分，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借书室，还建立了一项三年一次的优秀论文奖，奖金60镑，用以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另外，他还每年给一位，有时是两位青年讲师提供私人津贴100镑，学校没有这项专款，但不如此就无法使他们安心于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他从出书中获得收入，这些积蓄已足以应付他退休后的生活。在《工业与贸易》出版之后，他的出书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他的晚年比从前的生活要殷实许多。他常常说，当麦克米伦公司送来年度支票时，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置这笔钱。他把经济学图书馆留给了剑桥大学，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未来的版权收入最终也都归大学所有，用以奖励经济学研究。
从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现在可以用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作最后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时的那些成果了。《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间积累的事实资料已经可以集结成书了。在确定晚年这几卷著作的范围和内容上，他的计划几经变换。他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此，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里解释说，1895年他决定把那些材料编为三卷：一、工业与贸易的现代状况；二、信用与就业；三、政府的经济职能。到了1907年，他已认为必须编为四卷了。于是他就决定集中全力编出其中的两卷，即：一、民族工业与贸易；二、货币、信用与就业。这是最后的方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业，而代之以国际贸易或商业。即使是这样，直到12年后，他77岁之际，《工业与贸易》才得以出版。
这段时期，马歇尔埋头于手头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务并不太多。他偶尔给《泰晤士报》撰稿，其中有对劳埃德·乔治先生所作预算（1909年）的评价；撰写了“酒精中毒与效率”（1910年）与卡尔·皮尔逊教授进行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撰写了“战斗到底”和“战争中的平民”；对“有奖债券”也有所论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经济学家》，敦促提高税收以支付战费。1917年，为W．H．道森先生所编的《战后问题》撰写了一章，题目为“战后的国家税收”。
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价值。在尚未正式宣战之前，他受邀签署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并无利害关系，因而不应该参战。
他回答说：“我想，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利益，而且事关民族责任。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只要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宣战，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定会入侵比利时。”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泛日耳曼主义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战斗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确的反和平主义态度，这一态度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不过，他非常反对煽动民族情绪的行径。他记得自己“了解并热爱德国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并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他们的友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同他们全力以赴地作战，这既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他也曾表达过“一种不安之感，恐怕公开演讲会激起民族情绪，而这不仅对于保证胜利毫无益处，而且会大大激发双方的相互屠杀，这将成为反抗德国侵略倾向的代价”。他的这些观点，招致了那些狂热的爱国者的愤怒。
最终，在1919年，《工业与贸易》出版了。这体现了他的坚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这种年纪都已经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这是一本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书。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对他长期劳作的成果总结。他把各部分合为一卷，这给人以斧凿之感。这种组合的困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他，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这本书本来是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把那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有价值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但这本书在结构上的整体性并不强。尤其是本书的附录，他在其中收录了16篇单独的专论和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写成的。它们都很适于单独发表，因此马歇尔把它们都堆积在这里，只能说是一个错误。
这本书被分为三个部分，同附录一样，如果将它们分别出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一部分，标题为“工业与贸易现存问题的根源”，这一部分是从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这一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历史，涉及的时期主要是19世纪的后半段。
第二部分，标题为“企业组织的主导趋势”，尽管不完全是谈历史，但也主要是对19世纪后半段这一时期内企业组织形式演化过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演进过程进行国别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则是对此进行技术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标题为“垄断趋势：其与公共福利的关系”，对同一时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尔和联合企业所引发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如果说这部著作仍不乏整体性，那是因为它对1900年左右在西欧确立的个体资本主义的形式，它的变迁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从整体上说，这部书也表明了马歇尔总是念念不忘的一个观点，即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形态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特性。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曾建诸其上的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核心主题，而在于那些不那么确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马歇尔对各种事物的渊博学识和老谋深算。这本书不像是一条铁路，而更像一个矿藏——和《经济学原理》一样，包含许多有待发现和开掘的宝藏。和《经济学原理》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这本书有价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学者。它包含了许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发点。没有哪本书像这样清楚地为读者罗列出那些独创性研究的来龙去脉。但对那些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要去抓住马歇尔的要领，这本书又过于平淡、流畅、文雅而且个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业与贸易》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成功。第二版很快就应运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万册。这本书的读者面非常广泛，而且没有遇到什么苛刻的批评，这对年事已高的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鼓励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时间这个敌人并未成为他的障碍。
然而，岁月终究不饶人。他在《工业与贸易》的序言中写道：“年老说明容我著书立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写作并不像大型绘画那样，老态龙钟还可以继续工作。他还有很多构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难发表了。但他的决心与勇气使他恰好还能再出一书。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记忆力开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围绕写书并且节省每一丝气力。与来访者的交谈会使他疲惫不堪并大大损害他的工作能力。马歇尔夫人不得不开始谢绝客人的来访。此时，只有夫人在他身边，而他在和时间做着斗争。他需要长时间地休息，听自动钢琴弹奏那些他最喜爱的乐曲，这在他最后的十年生活中成为一种莫大的抚慰。有时，他也听马歇尔夫人为他阅读那些熟悉的小说。每个晚上，他都沿着马丁利路在黑暗中独自漫步。在78岁生日的时候，他说他并不那么渴望来生。马歇尔夫人问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他接着说，“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他说，使他相信来世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知道来世是在人类存在的哪一阶段开始的。很难相信类人猿或早期的树居人类会有来生。那么，来世出现这一巨变又是在哪个阶段发生的呢？
马歇尔终生都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则益发严重。1921年10月，他80岁时，作了如下一则记述：“一工作脑袋就发胀，还浑身没劲，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这让我很苦恼。只要还有一丝气力，我就必须再工作整整两年（如果以一半时间工作那还需要四年），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的话。这之后，我就可以说一声‘永别了’。我并不在乎寿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把那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说出来。”
1922年8月，在他的80岁生日之后不久《货币、信用与商业》完稿了，并于次年，即1923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别于他的设想，书中并没有“对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他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在货币理论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
全书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断组成，其中有些写于50年前，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述，并对他在这方面贡献的特点作过概要的评价。这本书中显现出《工业与贸易》中所没有的年老的迹象。然而本书仍然资料翔实、思想丰富，收集了很多学生们无法见到或很难见到的篇章。“如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中写道，“那么其中很多在本世纪的80年代还值得一读。”
“尽管年纪在逼迫着我，”他在《货币、信用与商业》的序言中写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发表我已形成的对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观念。”尽管记忆力减退，身体极端虚弱，但在完全卧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强支撑着去编写另一部书。计划起名为“进步：它的经济条件”。但这项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写短信的时候，他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他说他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他要写下一个“理想国”，使柏拉图如果活着会感到欣慰。然而，尽管他还伏案写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白发苍苍，头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圣哲或先知。最后，他一点一点衰弱下来。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够醒来，忘记了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工作。1924年7月13日，离他的82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他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