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第三十八章 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
在伦敦，与和平会议相联系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会议何时开始。这符合首相的一贯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官员无所事事，以备他万一需要他们；但是，会议的真正事务将由他本人和其他两位（或者可能三位）亲信来处理。官员们对进行着的事情了解越少，他的双手就越自由。于是，在某个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布──首相会动身前往巴黎；但会议进程将以巨头们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为开端，官员们何时被需要，他们最终或当时将干什么，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就把他们置于最尬尴的困境之中。早些启程前往伦敦，可能意味着：当他们抵达那里时，会无事可干；而在伦敦他们的办公室中，却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努力被选入会议工作人员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很重要，没有他们，会议是根本无法开始的。此外，与其他人和工作相联系，每个人的位置很不确定，所以存在极大的风险：在现场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上车”。最后，麦基斯蒂克饭店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壮丽，最后到达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机会。
面临这些问题，我决定采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书杰佛里·佛赖伊送上旅途，去抢占房间；不过，对这个任务他没能显示出强大的胜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顾问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属于一种法国小农的类型，相当矮，是明显无疑的罗圈腿；他的小胡子蓄得很糟糕，他总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兹他的办公室里，吸着烟斗；在听令他厌烦的平民讲话时，他有个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过舌头对着假牙的运动而使下唇耷拉下来，并使它在风中轻轻摆动。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并早早休息。他无自我意识，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种权威风度。这些品质，赋予他一种仪容和一种相当可观的尊严。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被告知那就是伟大的马歇尔时，你也不会完全失望。我怀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严格意义上说，根据他狭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在军方事务和民方事务之间，存在绝对的、清楚的区别。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对此管闲事是不可容忍的。关于民方与民方事务，他是完全无知并声称如此。他以一种礼貌的蔑视来看待它。正如牧师们和耶稣会会员们有其特定事务、他们公正地厌恶门外汉们的干涉一样，军方事务也应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属于极为简单的那种——属于一种近乎中世纪式的简单。他是诚实的，无畏而不懈。但人类事务的十分之九，被他从视野中抹掉了，他的头脑不能容许对它们有所注意。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狭隘与自以为是的头脑加上虽有力的简单个性的人们已显示的那样，他有能力对人类福利构成危险。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尽管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农。
我丝毫不了解，马歇尔是否亲自写他的报告。但他通过口头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员会中，他倾向于默默地坐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直到被问及他的意见；他整天都以这种态度，毫不妥协、不可说服地表达他的意见。有时，魏格德将军，侍从他的精灵，会基于马歇尔的利益而发言。这位马歇尔毫无辩论艺术，也毫无劝说艺术。除非在他能通过军事权威赢得一天时，作为主席他是不胜任的。因此，对于如何应付外国政府文职代表们的一次会议，他几乎没什么概念；不过，在总的方面，他保持着好脾气。我见到福什的第一次场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声嘈杂中，他无力地摇响一个小铃；但对于文官们的无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轻视，而不是恼怒或惊讶。
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国人，谢尔登，同食品界有关的另一位美国人，约翰·比尔爵士，米德兰铁路律师和食品部长官，以及我本人。在整个旅途中，在特里尔三天的羁留中，我们几乎夜以继日地打桥牌，除了我们真正同德国人开会时。
你们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国。对我们全体人来说，踏上德国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我们想知道，街道看起来会如何，儿童们是否饿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里能有什么。达德利·沃德迅疾如电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银行零票、纸制币和其他纪念物。但是，我们对待里尔所见甚少，因为火车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很少离开车站。一个景象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这个城镇处于美国占领区，掌握在美国陆军手中。美国代表们据此请求，能否为他们征用合适的房间。他们对其优越的地位相当骄傲，并邀请我去作客居住。这样，我们就被一位美军中尉带着，去察看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两处地方。我们进入的第一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空荡荡的，但干净得一尘不染。面容悲伤但有礼貌，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带着这些外国征服者四处参观。对整个这件事，我感到很羞耻。我们彼此大声讲着话，询问洗澡间，察看床垫，最后宣布它总体上还过得去，并拿到了弹簧锁钥匙。我认为，我们的确力图做到有礼貌和体谅他们的感情。这位美军军官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但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形实质上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豪华的火车里确实要舒服得多，但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的、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文官为自己获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兴奋之感。那时我第一次生动真切地意识到：一支胜利之师中最微贱的人，也一定感觉到了这种兴奋——当他们将自己安扎在被打败的外国国土上时。真的，我们正在施以残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都悟到了：深夜离开我们的火车，步行穿过泥泞的街道，仅仅为了获得睡到我们掠夺的草垫上这种利益，将是一大自扰。我们再也没有拜访我们的住处。仅仅在我们将离开特里尔时，我才发现我还拿着那位好女士的钥匙。
这期间德国人会见了我们。我们的火车大约是在早餐时间抵达的。他们从柏林来，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贝格尔，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讨人厌，走下站台到了马歇尔的会议厅。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中级军官，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架，在脸型和身材上，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猪极为相似。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奇迹般地符合关于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实际上，那个民族的外观容貌与他们截然相反。将这些德国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军国主义者，我们的海军上将布朗宁作个对比吧！
我们像观光者一样观察着他们。他们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电影中的人们在抬脚前行。透过车厢的窗子可以看见，这位马歇尔用力拽着他可笑的小胡子，放下了他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回到车厢，因为那些德国金融家被宣布抵达了。铁路车厢很小，而我们和他们都人数众多，我们将做何表示呢？应该握手吗？我们在这个车厢的一端挤在一起，一张小桥牌桌横在我们和敌人之间。他们拥挤着进入车厢，机械地鞠躬。我们也机械地鞠躬，因为我们中一些人以前从未鞠过躬。我们紧张地做出动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没有握。我以一种故意装出的愉快声调问他们，他们是否都讲英语。
在早期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悲哀的一群；他们的脸绷着显得很沮丧，眼睛疲惫地凝视着，像在证券交易所中被拍卖的人一样。不过从他们中间，一个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来到中间位置；此人极为洁净利落，穿着优雅而整齐，戴着一个显得比一般领子更干净、更洁白的高硬领；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灰色头发，头发剪得犹如密织地毯，他的头发边缘将他的脸和前额嵌上了一条非常鲜明、极为高贵的曲线；他眼睛闪着光盯着我们，里面存有不同寻常的悲伤，宛如处于绝境的一头诚实的困兽。这就是他，在继之而来的数月中，我将对他产生一种旷世之奇的亲密感，拥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验片断——他就是梅尔基奥尔博士。
在第一部分结尾，梅尔基奥尔博士已进入了特里尔的火车车厢。大概，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我们会议的议题。
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量，它们正威胁着社会。”M·克洛茨有点屈服地回答说，他将乐于满足总统的愿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给问题。它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将它作为一件有关正义的事务，他问道，为什么德国应优先为食品付款，而不是优先还清作为其所犯罪行造成损害之补偿的债务？那一天的胜利，实质上归于克洛茨，因为尽管他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德国可以为食品付款，但他在关于她应当如何付款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我已经说过，总统用了高尚的措辞讲话；然而人们的动机是各色各样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边，此人作为美国食品事务的负责人，已向美国农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猪争取较高的底价；这个承诺已经过分刺激了那个大陆上的母猪们；猪价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从巴黎寄给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至于熏肉，美国人已建议我们卸下准备运往德国的低级熏肉的巨额储备，而代之以来自美国的更新鲜的储备。它将更易于销售。……形势是明朗的。对中立国，脂肪的封锁正在解除，德国将大规模地收到脂肪供给。布尔什维主义将被挫败，新纪元将开始。在最高战争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在关于即刻实施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辩的发言。……这时胡佛先生正睡在这样一种梦魇中：猪群从他的被褥上漂游而过；他坦率地承认，必须不惜任何危险，驱散这种梦魇。”
这就是我在特里尔的原因。我们努力去挫败法国的计划，根据他们的计划，在停战期间将只有军方要人与德国人会谈；我们要在那儿为向德国供给食品作出初步安排，并同德国文职代表们讨论他们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们返回特里尔车站的列车车厢之前，我必须较详细地向你们解释一下两个较为复杂的困难情况，因为它们对于我的情节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为食品和财政之事来到了特里尔，但是手头上还有另一件事务。最初的停战协定遗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继起的欲望将会把它们提上议程。在这些事情中，德国商船队就是一个。协约国费尽心机想将这些船列入和约，但同时却没有获取它们的有关条款。然而，吨位供应非常紧缺，德国船只可能应该是有用的。于是就设想，使它们的立即让渡成为第二次停战协定的条件之一。你们会记得，正是这第二次重订，由如今在特里尔的福什负责谈判。可这件事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简单。当然，德国人会全力以赴抵抗他们船只的让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对德国的侵犯－简单地基于德国拒绝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时未承诺也未写入条约的事情——是有疑问的，那么说他们的拒绝将威胁到停战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观的诈骗成分；此外，那时，如现在一样，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装，因此侵犯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将延宕我们自己军队的复员、使政治家们变得不受欢迎。
海军总司令部——曾被要求报告英国海军简单地突袭德国码头，海盗般地劫取德国船只的可能性——回答说，这将是一项尴尬的努力。
这样就存在着外交余地。我们的外交计划的中心观点，是将船只的放弃与食品的供给联系起来。既然无论德国放弃船只与否，向德国供给食品都对我们有利，那么这个计划也涉及一种虚张声势的成分。不过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现；因为我们能够很真诚地——像事实上我们做的那样——指出：如果德国不把她的船只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将难以找到足够的船只向她供给食品。通过她的潜艇，德国已将运输能力减少到使整个欧洲面临饥饿危险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给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应将储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只借给我们，向她、也向她的邻国运送食品。所以，船只换食品是一笔合理交易。这个诈骗也远不那么危险，因为德国对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们对船只的需要更紧迫。
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困难情况——一种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经崩溃的、甚至饥饿的德国代表理解这一计划的实质所在。在后面你们将听到，为了使他们顿悟，最终需要采用什么冒失方法。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支配性观点。第一个是，在和平谈判中，这些船只可能是他们最好的交易筹码，除非为了一种完全确定的等价物，它们绝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资源、而是通过得自美国的一笔贷款来为他们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为那时候，他们很真诚地相信总统仁慈的意图和他的国人的人道主义动机。但是，这两个主意其实都不好。这是由于，我们已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些船只作为潜艇造成的损失的弥补，他们最终的交换价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德情绪已上升到最高点，以致一笔对德贷款（它必须经过国会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绝对地等于零。心思全扑在这两个想法上，就妨碍了德国人看清真实形势：英国和美国是真心盼望并力图为向德国供给食品提供便利；由于我们不得不同法国玩游戏，这就使我们不能太公开地这样说、或者做出绝对承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借钱给他们，但愿意允许他们为购买食品而动用他们的海外资产——如果不动用的话，这些海外资产肯定会在稍晚一些时候被抵作赔款。他们德国人如果力图保有这些船只和黄金，那就会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机它们将被允许用来换食品，但根据条约，它们是将被抵作赔款的。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是虚虚实实的，但他们这些德国聪明人辨别不出实在何处、虚在何处。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相当地高估了那时他们进口食品的紧迫性。如今我似乎觉得，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我们预料之外的更多锦囊妙计。在以后三个月的谈判中，一个奇怪的特点是：根据所知所见来判断，英国关于德国食品供给的焦虑，从其与时间相联系的急迫性来看，决定性地比德国人自己的焦虑更为强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未很清楚地弄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人秘而不宣的储备；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供给食品所需时日之长——从海外购买小麦的谈判之日到小麦实际运入德国之日──的低估，对此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那时占据德国头头们头脑的对大计划之破产的不负责任、缺乏先见和缺乏任何计划。
我们机械地鞠躬，然后很拥挤地面对面坐在列车车厢一端，中间有一张可折叠的桥牌桌。我们是九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大家赞同讲英语，这有排拒法国人的优点。因此，这位C——伯爵变得不悦，把一根长手指搭在长鼻子上，不合时宜地说道：“为了我本人，我抗议”，“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从”。这个傻瓜！我怀疑他有什么毛病了。我不认为曾对任何人合计起来如此粗鲁过。我初次遇见他，是在罗亚尔咖啡店的午餐会上。当时，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是一位“有教养”的基督徒，在和平时期，凭稍稍有些可疑的财务，勉强维持着一小块不动产。但是后来，他变为福什在法国财政部的侦探，以受过训练的耶稣会会员那种惬意、狡诈、半瞎闯的风格玩着他的游戏。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里吃饭。那是一个小型宴会。三名受雇的侍者穿着洁净无瑕的衬衣，戴着干净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响；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丰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处所做，但每一盘以及每一盘的调料都因袭地做成土豆的各种形状，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参加的正式午餐的复制品。就我是一位单身汉的话题，那位夫人和我诙谐而谈，交换着妙语。克罗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国母亲生于路易斯安那，作为唯一会说法语的美国人而获得了至尊之荣──以彻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谈，讲述内战后在他儿童时代南方所遭受的贫困。那个房间刻板的不雅和狭窄的不适──我虽然难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种法国式的贪婪的贫乏深深压迫着我。
梅尔基奥尔博士是他们的发言人，讲着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语。在其他人中，现在我只想起了两位——考夫曼博士，德国国家银行的代表，年龄较长，精神颓丧，双眼透出渴望和紧张，典型的中产阶级，似乎有点像一把陈旧的破伞；他一开始就没抓住会议的议题，也再未恢复到议题上来，不过他对梅尔基奥尔所讲的任何内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属于那种特种部队学院的类型，狡猾而相当快活，例着嘴舒畅而笑，急切地捕捉着我们这些人的目光。梅尔基奥尔以一种使人对之产生真诚印象的方式，从容、谨慎而不停顿地讲话。我后来知道，就是这位犹太人，并且只有他，确立了失败者的尊严。
这第一次会议几乎未产生什么实质性东西。在对付法国人的企图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以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使之更安全一些为借口，主张将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转移到占领区。对我来说，不难执行伯纳·劳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励这个方案。梅尔基奥尔徒劳地为获得贷款作辩解，为此他机敏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专注于我的职责，冷淡、明确地发言，力图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将这种念头逐出他们的脑袋．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坚持的话，那就会浪费掉珍贵的时间。在船只换食品方案方面，我们几乎毫无进展，因为对德国人而言这种设想是新的，他们没有来自魏玛的指示，并且他们的船运代表尚未到达特里尔。不过，我们的确达成了一项有益的临时性协议，通过这项协议，他们立即以黄金和外币形式向我们支付约500百万英镑的款项，用以交换一项即刻供应的食用油和炼乳。对他们的食品供给已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开始了，专门负责食品供给的组织机构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计划，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到严格地公平。我认为，他们是高兴的；感觉到气氛并非完全不友好；开始认为（从食品供给正被考虑来看，的确不是被欺骗）存在着一种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下午，船运代表们抵达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国航运公司代表。这是因为，他们刚从电报中得知：他们的海船的让渡，将是停战协定更新的一项条件。这个会议没我的事。我是出于好奇参加了它。相对于那节列车车厢，汉堡的大船东们人数太多了；因此，会议被定于特里尔火车站外面的一个酒吧中举行。我们，这些协约国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们，这些战败者，没有他们的地方，只好凑合着聚集在酒吧中；不过，这个酒吧还在继续营业，特里尔的职员们进进出出。主席职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国人，曾因不费代价地从发明者那儿购买对现代洗衣机而言很基本的一种小设计而发了财。德国人被叫到了会客室。他们的主要代表已经在发言了，法国年轻译员开始翻译道“诸位……”，这时这位德国人用英语急促地喊道“‘诸位’！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先生们’！”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这样为他们的命运而致礼。
回到巴黎时，我感到极不舒服，两天后，就躺在床上休养了。高烧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布说，在特里尔火车站的不洁环境中，某种有毒细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麦基斯蒂克饭店我的套房里，几乎要发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艺术壁纸图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恼，我不得不打开灯，通过觉察到真实的壁纸图案，而从其幻象的可怕压力中解脱一会儿。退烧后，我身体很虚弱，难以胜任辩论的混扰；在巴黎，事情进展缓慢；因此我从那里溜走了，到了里维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度过了两星期。
从达德利·沃德来的一份电报叫我返回时，自特里尔以来已过了一个月。停战协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会议即将来临。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车，随马歇尔去德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其实特里尔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已说服梅尔基奥尔向我们提供400百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食品的支付，但我们对此的接受还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最高会议的约束。这是因为，克洛茨对于为此目的动用黄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对于接受这一笔小金额的承认，却尚无服务于这一食品计划和谷物进口的财政供应。关于其他非黄金支付方式同梅尔基奥尔的讨论，几乎未产生什么结果。并且，在船只问题上，带着强烈抵触情绪、处于威胁之下的德国人，尽管已同意于对停战条件的下列追加条款“为确保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获得食品再供给，德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停战期间，将整个德国商运船队置于协约国权力和联合国控制的旗帜之下，由一名德国代表协理。这一安排，无论如何不损害这些船只的最终处置”；然而未确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过另一项协定来补充初始细节。为此目的，举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解块。那时我正在法国南部。因此，我一个月后回来时发现，仍然没有通过关于德国食品进口的金融条款，没有采取任何船只让渡的步骤。
这位马歇尔竭力躲避我们。原先设想，我们的列车随他横穿法国。但我们被告知说，这次会议将在卢森堡举行，德国人在那儿同我们会面。我们抵达后，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卢森堡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们拖着不舒适的身躯四处跋涉，想找到能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最后，一个电话传来消息：马歇尔和德国人在特里尔。我们发动引擎，直冲那个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尔会议不那么有趣，仅仅提出和集中于第一次会议所创造的条件。航运代表们争论着细节问题，没能使船只事宜更可靠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金融家，同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伴们在详细细节上继续讨论德国为食品付款的各种可能方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金额，除非以黄金形式或通过来自协约国的一笔贷款。德国人强调后者，我正式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于2月15日为德国利益作了如下声明：
“在竭尽全力考虑了德国金融处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信贷保证，德国不可能为食品供给筹得足够款项。关于美国和协约国不能向德国作出信贷保证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凯恩斯先生已向我们作了解释。然而，我们的意见是：对德国提供食品是停战条件之一。远至第一次停战协定……第26条同意在可能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下为德国供给食品……1月15日的协定要求出于‘担保对德食品供应’的明显目的而暂时让渡德国商运船队。因而，我们的意见是……关于让渡商运船队、供给食品和融资的协议代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者中任何一项单独协议都不能相对于其他二者被单独实施，对于向德国供给食品的保证，是优先于让渡商运船队的一项条件。”
他补充说：
“如果在德国人看来，没有信贷就无法为食品融资，而在协约国看来，这样一种信贷是不可行的，那么德国人必须拒绝交付船只。”
他以呼吁而结束发言：
“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更取决于世界的政治良知。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终止这些谈判，那么，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击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泛滥于全欧洲就是无法避免的。应当遏制这种势头，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气氛紧张而沉郁。宣言作得很严肃，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忆起了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粗笨、愚蠢的脸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损，就像一只削成的中国面具。在那个时刻，他曾提出远远超过我们胜任之力的问题，我们调转火车头驶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诺的条件的基础上，凡·布劳恩的声明部分地是不错的，但部分地是圆滑世故的。我们的两项承诺──即尽管存在封锁，德国应被容许供给食品；以及，我们获取她的船只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运送这些向她供给的食品——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她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假如我们在作出这些承诺之后，再禁止德国运用其流动资产为其购买进行支付，实质上就违反了我们的承诺。但他们不可能争取到使我们发表这种意见：我们自己为食品付款。当停战的谈判者们写下“协约国和美国关注着德国的供给问题”这句话时，他们当然意味着将允许这种供给，而不是他们自己将供给食品并为之付款。那天，凡·布劳恩将问题推得太远、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海军及航运权威们所持的观点，当然是认为德国人拒绝按照一月份的承诺让渡他们的船只。他们关于应在船只让渡之前就食品供给细节明确地向他们作出保证的要求，超出了停战条款的任何内容。它是德国式奸诈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正玩他们的老诡计；我们现在应采取强硬路线，在船只到手之前拒绝讨论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们是了解那种风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德国的黄金。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原则，黄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国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笔信贷的计划，是真的毫无希望的；因为它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并且在那时候的舆论环境中，这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时间正在流逝，德国食品系统的崩溃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无休无止的讨论毫无结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越过法国障碍之路。在五巨头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他们正埋头于其他事务。他们在争论中度过了三个下午：在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投票的分委员会上，巴西应拥有多少票数；在他们面前，是有趣的一长串代表团的节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化运动者，拥挤在法国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每个代表团被允许在这些巨头们在场时，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作一套演说。据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穆斯林酋长费萨尔在M．皮希恩的内阁里背诵可兰经的一章，毫不在乎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裸体魅力。这时，克罗内尔·劳伦斯，却以穆斯林酋长译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机敏的政策供考虑：创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覆盖大马士革、摩苏尔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权。
虽然如此，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在表象之下也发生着某些进步。总统和首相坚定地和我们在一起；看来，法国对动用黄金的反对终将破产，尽管必须照顾他们的面子。食品权威们正在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共同作出了他们的计划：一旦安排好融资，就迅速装运20万吨面包原料和7万吨猪肉制品。此外，对于凡·布劳恩的声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种答复。它包含各种各样的次要的让步，便利于德国从国外获得食品的各种各样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对贷款作出保证，未在黄金问题上让步；从整体上看，它以商运船队的让渡为条件。
这样，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再次坐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会议的人员组成不同了。由于这次不涉及停战协定更新问题，我们就摆脱了那位马歇尔酸溜溜的样子和带着敌意的谦恭。主要议题是船只问题。海军少将霍普是我们的头，他是一位优雅、聪明、无疑有点耳背的海员，粉红色的似乎依然年轻的双颊，我曾见过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蓝色背景下一个弧形的玳瑁色带。我喜欢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论，有点不熟悉事务，显然也想依赖我。我们对德国人的出价，当然与上次极为接近；不过，尽管我们仍被阻止达成松动黄金以作为食品融资的任何正式协议，霍普和我都一向这样理解：看到德国被供给食品是英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只要他们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承诺交付船只。
斯帕位于比利时前线，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场，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成了德国陆军的总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战委员会的驻地。停战委员会是协约国和德国军事官员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受托处理停战协定的日常执行细节，也是德国政府与巴黎之间的唯一联络渠道。这个机构已建立了灵敏的联系。我们的代表黑肯将军，每天准备一份关于局势的一般性报告，这报告无疑是从所有所谓信息来源那里到达我们这里的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评论——关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这些报告谁也不送给；而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悉尼只是自己保存着，从不示人。
黑肯将军请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们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车上睡觉，这列火车停在车站一侧的月台旁。
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墅。在那儿，三位暴君居住在电话网的包围中，远离枪炮与军队，离开了柏林的机构，也远离饥饿的城市和咆哮的群众。我感觉这种背景现在仍萦绕在我的心中。这种感觉不仅是伤感，而且在空气中，仍然充满着那种大崩溃的情绪。这地方是忧郁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戏剧般的日耳曼式忧郁。走在别墅的台阶上，地平线与松林边缘的黑线相重合，在它们的后面，太阳正在落下；屋后的树叹息着，仿佛一位害着单相思的普鲁士人。当鲁登道夫的神经开始崩溃时，他从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厅后面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混杂着树木的声音，使他想到了一种德国的绝望的传统象征。
我猜测，房子建于战前不久，那时是当作某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大亨的夏季度假胜地。他希望在欣赏他成功的果实的同时，通过山间微风和谷中泉水减小他身体的体积。这房子是崭新的，豪华而高贵，然而几乎不比查尔斯顿大，装饰以挂毯和德国中世纪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画仿制品，呆板、空洞到几乎令人讨厌的程度。
人们有时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比瓦格纳承担更大的战争责任。除了瓦格纳式三流歌剧中的低音外，兴登堡是什么呢？除了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