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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首长接见了我

在昆明的第四天，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接见我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回良玉问：“沙沙多大了？”

回良玉问：“沙沙训练多长时间了？”

回良玉问：“沙沙是在哪里训练的？”

汤小泉一一回答了回良玉的提问。

邓朴方说：“2008年，会有国外视障人士来北京参加残奥会，我们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外国友人在我国期间的出行安全。”

李伟洪领着我对回良玉和邓朴方说：“沙沙是同训练员一同从大连乘飞机来的！”

回良玉说：“很好，我们应尽快同交通部等相关部门作好衔接，尽快出台有关导盲犬的法规，中国一定会与时俱进！”

丹妈妈带我去见盲人运动员，李伟洪带我看演出，我的表现得到了丹妈妈的认可。我和“虎虎”安静地看，始终趴在座位下面。展示了一条明星导盲犬的优秀素质。我们所到之处，都引来围观、抚摩，甚至夸赞。

接下来的一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新闻》里，看到了自己！我可真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名犬了，在狗族中是天下第一靓妹呀！下次上中央电视台，是不是该进春晚剧组了？我和东北老乡赵本山合作个小品？和湖南老乡宋祖英合作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还是和云南老乡杨丽萍合作个《孔雀舞》？进一步奠定我的明星地位？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中国最重要的媒体也把我到云南的事情报道了出来。

■出席北京奥组委“奥运期间导盲犬接待工作座谈会”

中国的会多，但是奥运会是第一次。

为申办、筹备、庆贺奥运而召开的会多，但是为导盲犬而召开是第一次。

2007年5 月22日，我和“虎虎”就参加了这样的会议，会议的名称是“奥运期间导盲犬接待工作座谈会”，地点在北京奥组委。

我们基地的王教授，和北京奥组委的官员汤小泉、张志伟，中国盲人协会的李志军、滕伟民等一起，研究导盲犬在奥运会上的事情。

汤小泉说：“导盲犬对于盲人参与社会、对于宣传中国残疾人事业、对于举办好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好包括导盲犬在内的各项接待、服务细节工作，是满足残奥会比赛项目、满足运动员的特殊需求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履行举办好奥运会的庄严承诺之一。中国残联、中国盲协以及北京奥组委要重视此项工作，加强沟通与合作，从法律法规、群众认知、宣传教育等方面推动中国导盲犬工作的开展，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残奥会而共同努力。”

我们王靖宇教授虽然有点结巴，但是他讲起导盲犬的事情却是有条有理。我作为基地的狗代表，向来开会的领导进行了协助盲人生活与工作的演示，大家在我表演结束后，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在大连就近上岗了

我成了一条合格的导盲犬，是丹妈妈精心训练的结果。我成了一条“明星级”导盲犬，是中国千年等一回的奥运机遇。我被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李伟洪选中，是我一生中的新契机。我将协助李主席为中国盲人救助事业做更多的事情。

基地等待李主席来基地和我一起训练。

但是李主席太忙了，他没有整块时间和我在一起。

经过王教授的评估后，我应该到盲人手中了，否则学到的东西就是浪费。于是，就近在大连选择了年轻的盲人按摩师文世鹏，作为我的主人。

2007年9 月2 日，我上岗了！

文志鹏是大连人，童年时代因青光眼而丧失了视力。他就读与大连盲聋学校。这所学校创建于1951年，目前是大连市唯一一所集康复、教育、职业培训为一体的盲聋特殊教育学校。文志鹏从大连盲聋学校毕业后，自己开了诊所。文世鹏对媒体说：“有了沙沙，想啥时候出门就啥时候出门，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沙沙认路的本领非常强，走一两次就能记住。我现在特别喜欢和它一起散步，一起锻炼身体，有时候一走就走四个多小时”。

文世鹏说：“盲人的世界很孤单，沙沙一直陪着我，我们成了亲人。”

■再回长沙，为珊妈妈献上结婚戒指

文世鹏知道了我的来历，就下了决心，找个机会带我回趟长沙，感谢我的珊妈妈和军爸爸。可巧，2008年3 月30日，军爸爸要和珊妈妈举办婚礼。她们原来想让丹妈妈带我去，但是丹妈妈远赴澳大利亚留学，不在国内。

3 月29日，我在文世鹏的带领下，再次乘坐飞机，回到长沙。我要见证珊妈妈是怎么做新娘的！

在长沙机场，我见到珊妈妈、军爸爸，一下愣住了！亲人啊，我们分别的已经太久太久！我还记得我是“金子”时的那美好岁月。于是我蹦起来，扑向珊妈妈，没想到她倒在了地上，真的很抱歉！

30日的婚礼上，我全副武装，结婚钻戒装在我背上的布娃娃里，我走过红地毯，来到新人面前。珊妈妈对军爸爸的精心安排感到非常意外，她惊叫着：“沙沙，可以这样美丽！”军爸爸从我的背上取下结婚戒指，戴在了珊妈妈的手上！婚礼达到了高潮。

婚礼结束后，军爸爸和珊妈妈带着大连的客人文世鹏和我，游历了长沙。尽管有的公共场所不允许我进入，但是回到老家真的很开心。湖南的媒体获知我重返潇湘的消息，纷纷赶来采访。

珊妈妈和军爸爸，没有到过东北。他们为了感谢文世鹏千里迢迢赴宴的盛情，决定把蜜月度在大连，和我，和文世鹏，和姥姥一起过。于是，我被簇拥着回到了大连。现在我坐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麻烦了，乘客们都知道我是一条明星狗，都竞相和我照相。

珊妈妈在大连，住在丹妈妈家，丹妈妈不在家，正好有空房子给客人住。于是，我又回到了丹妈妈家里，吃着姥姥做的可口的饭菜。回忆着往日快乐而逍遥的时光。

相聚总是短暂，分别令我感伤。与珊妈妈团聚的日子要结束了，他们将回到长沙，过他们正常的生活。我流着泪送别了他们，我会想他们的。

■胡主席下令，导盲犬可以进入公共场所

珊妈妈走后不久，2008年4 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08年4 月24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公布，自2008年7 月1 日起施行。”在这个新修订的国家法律里，导盲犬可以进入公共场所。

尽管新的法律在7 月1 日以后才生效，但是，大连市民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导盲犬在公共场所活动。2008年5 月2 日，是丹妈妈的生日。文世鹏带我出去玩，乘坐了公共汽车。在星海广场，很多人来和明星沙沙照相！丹妈妈25岁了，呵呵，该嫁个好人家。我祝福她！不久，丹妈妈就会从澳大利亚回来，我希望她有了训练导盲犬的技术手段，可以训练出更多的像我一样的明星狗来！

现在的明星都时髦写书。我是不是也写一本？我不写。我尤其不愿意人们提我了石头的故事。那是我的隐私，给我心灵留点隐秘的空间好不好？我写一本《我和石头不得不说的故事》？那不无聊吗？

2008年，我的一个妈妈结婚了，另一个妈妈学成回国了。我受到了她们无限的宠爱。2008年会过去的，但是我将永远怀念它！

　　　　　　　　　　我最幸运，为奥运冠军服务

我最幸运，我分配工作到了北京，为奥运冠军服务

——导盲犬Lucky 讲述的故事

现在大学毕业，留在北京特别困难。外地大学生要想分配进北京工作，难度就更大。但是，我却是第一条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导盲犬。你说在这个就业环境相当严峻的形势下，我是多么幸运！

不仅如此，我的主人是奥运会的冠军——平亚丽！名人啊！

这是名字带给我的运气？还是时代带给我的运气？

反正我是Lucky ，我相信我是最幸运的！

■周岁生日历险记

已经记不得原来家庭的情况了。我快一周岁的时候，曾经幻想着主人给我隆重地过个生日，没有想到他却把我捐赠给基地。

我听话惯了，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能适应，我是一只天生可以做好导盲犬的狗。

但是万万不曾料到的是，到基地的第一天，我就被“打狗办”抓个正着。我们在外面玩，碰到了“打狗办”的人，他们不由分说，见我体型大，就一定说在被打之列。体型，决定了一条狗是被打还是可以做宠物的唯一条件。体型大，难道不可以做别样的工作？姚明体型大，打篮球不正合适吗？

带我出来的小姑娘哭了，哭得很伤心。我被打狗办的人拖走的时候，小姑娘在街上，在很多人的围观下，呜呜咽咽地哭。可是，我帮不上她，打狗办都是五大三粗的男人，我虽然也是男的，但是那时我缺乏锻炼，体型虚胖，根本对付不了一群壮男人。

我被关了起来，我看见有的狗被活活打死，难道这也是我的下场？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日子里，难道生日也成了我的祭日？

我不吭气，我不反抗，我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基地的人会来救我吗？

没有人给我吃，没有人陪我玩，我和很多的凶猛的犬关在一起，它们的狂吠增加着我的恐惧，我还有没有明天？

一夜难熬。第二天，王教授出现了，他见到我还没有被打死，抚摩着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来接我回基地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有我，他们就有多一份希望啊！毕竟，中国导盲犬事业刚刚开始，这个事业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后来听说为了营救我，基地动用了中央电视台和大连市残联两个单位的力量。当中央电视台记者和大连残联的王荔都赶到的时候，两个来营救我的人还发生了不快。王荔坚决不希望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尽管她知道这个拍摄对全国电视观众是有吸引力的。但是王荔说：基地、残联和打狗办，都在大连这一方土地上。导盲犬事业在起步阶段，需要的是通融关系，获得人道支持。打狗办的同志也是在执行任务，你不能说他们不对，因为我国关于导盲犬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谁来认定导盲犬呢？我们通过关系，放出这条狗，是目的。而批评报道千万不能做。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被气走了。“独臂女侠”通过各种关系的协调，帮助基地挽救了我。我惊心动魄的一场虚惊后，再次回到了基地。

这天是2007年3 月4 日，大连刮着十级大风，阴雨连绵，很冷。王教授把我交给了一个叫宋雅楠的女生。她一见到我，就大呼小叫起来：“这么帅？这么大？这么老实？”

我表面上给人的第一印象，宋雅楠一下子全部捕捉到了。我相信，随着我和她的进一步接触，她将发现我更多的优点。等着瞧吧！

我们见面的时候，雨刚刚停了，我在仓库西侧第一个笼子里关着。我安静的趴在笼子里。王教授打开笼子，我看看他们，犹豫了一会儿才走出笼子。以绅士般缓慢的速度，跑到花坛边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又跑回王教授和小宋的身边。小宋还是在念叨着：“太大了，太大了！是咱们基地里最大的一只狗了！”

小宋把我带到办公室，她用香肠诱导我，叫我Sit 、握手、卧，我都会做。说完这些，她说：“UP！”我不懂。但是小宋对我已经很满意了。尤其是我不在笼子里大小便，她觉得很意外。这能算本领？我只不过爱干净罢了！

短短的一天时间，我经历着死亡的威胁和希望的抚慰。

没有人想起来这是我的生日，我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今夜有暴风雪

周岁生日的当晚，大连是50年不遇的暴风雪。我的上几代祖先，都没有能够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过去的365 个日子，我是和人住在房间里，而生日的当夜，我住在户外狗舍，忍受的却是大连人都罕见的暴风雪！

所有的窗户都关严了，所有的光亮都熄灭了，所有的人都躲在屋子里，而一群未来中国的导盲犬，却在严寒里，听风，看雪……

风呼叫着，雪裹胁着扑入狗舍！

我感到恐惧，是不是天要裂了？是不是地要裂了？

我一夜无法入睡，我还不熟悉新主人小宋的体味，我无法想念她，可是我不知道该想念谁。在周岁生日的暴风雪之夜，我无眠。“今夜无人入睡……”我想起了这样一首有名的歌谣。我不太伤感，但是还是淡淡地落了些泪。

天还是亮了，小宋早早就来看我，她说：“夜里听着风那么大，把我着急死了。可是我又不敢出来，抱歉，整整一夜，让你受委屈了！”

七点半，我走出笼子，笼子里的食盒积满了昨夜的雪。我不想吃早点，一点食欲都没有，我这样一条听话的狗，怎么就这么倒霉？在自己周岁生日，这样落魄？

小宋整个上午我都在和他的伙伴们打扫狗舍。我独自在外面玩耍。玩累了，我独自趴在一边，不想叫，不想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叫了谁听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闹，闹了谁理我？

到傍晚的时候，小宋给我香肠吃。我知道这东西要剥了皮吃，于是就把皮撕掉，吃了肉。但是因为两天来的恐惧和紧张没有很好进食，实在太饿了。所以吃完了香肠，我把皮也吃掉了。小宋批评我，我才逐渐明白，她是在乎我的。以后给我香肠我不吃皮就是了。

我保持笼子里清洁卫生，我还是一条有洁癖的狗。小宋三天后，终于发现了我的第四个优点。

■小宋几乎为了我而下岗

没想到我重返基地的第二天，即3 月6 日，基地就来了外教——澳大利亚的伊恩·考克斯（Ian.A.Cox ）。他首先面向全医科大学学生进行了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是：《动物行为应用及国际导盲犬发展趋势》。小宋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她回来告诉我，澳大利亚的专家伊恩可了解狗了，他从导盲犬的基因、繁殖、饲养、学习能力，讲到对狗的帮助、医治、评估、选择导盲犬。讲了怎样与盲人一起训练，讲了世界各国导盲犬的数量和送到盲人手里的方法，以及对员工的培训。

伊恩问：2008年残奥会，一个盲人运动员带着狗进入宾馆饭店，他听到宾馆工作人员说“No”，应该怎么办？要有国际认可的证书！

小宋和我讲，怎么才能让我的Lucky 拥有国际认可的证书呀？

小宋说：“不过，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我们老老实实训练吧！”

可是，老外伊恩看到了瘦弱的小宋牵着粗壮的我，她80斤，我100 斤，她强制性地牵引我的时候，就会很困难。于是，伊恩建议将我换给孙显龙。孙是个粗壮的爷们，180 斤，我是拖不动他的呀！

可是，刚刚和我建立起感情的小宋有点受不了。她牵着孙显龙训练的Star，在一边直发呆。我在孙显龙手里，我不能不跟他走，但是我眼巴巴地望着小宋，她一定在牵挂我！

小宋后来告诉我，那天，离开了我的那天，她不想再做训导员了，她觉得这种工作太残忍。尤其是在孙显龙不注意的时候，我都会重新回到小宋身边，希望她摸摸我，可是她不，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安慰不了她。

王教授看到了小宋的情绪，尤其是小宋表示不想再干了时候，王教授说：“这……好办，把……Lucky 重新还给你就是了。人家孙显龙还想要他的Star呢！”

事实上，伊恩是有道理的，可是谁让小宋对我一见钟情了呢？

■隔岸传来驯狗小招数

“并不是每位盲人都需要导盲犬。但当他需要时，我希望他能有这个选择权。”

这是“台湾导盲犬协会”创始人陈长青的名言。他所生活的台湾在1998年的时候和今天的大陆情形相似，民众对导盲犬缺乏了解，政府没有相关对策。那时，他刚刚从军队退役，本来有辅仁大学法学系的文凭，他是可以进入台湾法律界任职的。但是，那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整版关于导盲犬的报道。新西兰皇家导盲犬训练中心招收台湾人训练四年，以带动台湾导盲犬事业。正是这样的机会改变了陈长青的人生轨迹。通过考试，他到了新西兰。

在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时间里，陈长青在新西兰皇家导盲犬中心度过。在那里，他取得了“导盲犬训练师”和“导盲犬指导员”资格。2002年4 月回到台湾，创立了“台湾导盲犬协会”。

陈长青在导盲犬圈子里滚打了十年后，与我相遇。这是2007年3 月13日，他受王靖宇教授的邀请，来到了大连医科大学。

小宋牵着我问专家：“我的狗Lucky 非常听话，是不是最具有导盲犬的潜质？”

陈长青回答说：“表面上看起来顺从安静的狗，可能是因为它胆小；表面上看起来活泼好动的狗，驯成导盲犬的成功率反而更高，因为它胆量大。”

这话我不爱听。我克制自己能力强，怎么能断定我就是胆小呢？不过也怪小宋问的卤莽。可是小宋接着问：“我的Lucky 的身材怎样？”陈长青说：“OK，非常好。”

这话我爱听。别老嫌我个头大，将来找个大个头的主人不就得了？姚明牵着一条京巴，京巴还没有他的脚大呢！

陈长青对小宋说：“不要一直喊‘Lucky ，Lucky ，Sit ，Lucky ，Lucky ……’而是喊‘Lucky ，Sit ，Sit ’就可以了。如果命令发出而Lucky 没有执行，就向上提牵引带，下按屁股迫使它坐下，直到某次喊口令‘Sit ’它主动坐下时，给予香肠奖励。”

小宋问：“怎样惩罚它？”

啧啧，什么问题！还想打我不是？好在陈长青说：“惩罚，但不是打。你只要突然地猛拉牵引带，同时说‘No’，它们就会明白。”

如果说伊恩的一节课让大家明白了一些理论的话，那么陈长青的几个小窍门也许对他们更有用。

听说小宋在我之前训练成功了一个叫“毛毛”的导盲犬。那时候她没有什么经验。而今，有了国际友人的指导，台湾专家的指点，我在小宋手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导盲犬！

■生病和手术

到基地半个月后，我的腿也拐了，大便也出血。弄得小宋愁眉不展。一个打扫卫生的见了血便，问小宋：“你的Lucky 是不是得痔疮了？”

小宋纳闷：“不应该呀？痔疮是人类的疾病，屁股朝上翘的动物是不得痔疮的呀！”

小宋想是不是吃了剩饭造成的？闹肚子，拉稀，便血。她带我在校园里溜达，我忍不住，在路上拉了两次。

小宋又是喂药又是梳毛，可我的精神状态不行，想和她好好玩，却又浑身乏力。趴着，翘着屁股，把脑袋放在两条前肢的中间，我就愿意这样逍遥地呆着。小宋出神地注视着我，很着急，很心疼，也很无奈。

药吃着，她在关心着，我在忍耐着。四天之后，病便好了些。

愚人节之后的一天，我被小宋诱骗到手术台上，麻醉了我，切除了我的两颗睾丸。我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小宋，理都没理她。她想抚摩我，我也躲开了。愚人节已经过去了，还愚弄我！

很悲伤地在笼子里呆了几个小时，独自凝望自己的伤口，无限苍凉。我从小宋的眼神中看出了愧意，她和兽医在抱怨：“你知道Lucky 会记仇的，为什么‘去势’手术要让我来？”

我记仇？我和谁记仇了？我凭什么记仇？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用爱点燃善意”，我哪里有仇？不就是一个“去势”手术吗？哪个导盲犬能逃过这一关？所以，几个小时后我就想明白了，还是继续和小宋配合吧。

小宋居然给了我两根香肠，以此来求得我的原谅。

■伊恩又来了

身体一边恢复，训练一边进行。虽然我几乎天天上星海公园，但是，不是玩，是工作。我戴着鞍子，必须无条件服从。

夏天了，公园的地上有一群群蚂蚁在跑，实在太好玩了，我用爪子去抓，用舌头去舔。看见远处还有蚂蚁，我禁不住起身去追……

小宋制止了我，她一边说“No”，一边拽尽了我的鞍子。导盲犬，不能有自己的欢乐，我连和小蚂蚁玩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训练完毕，解除了身上的鞍子，小宋让我自由活动。既然自由了，我对小蚂蚁就不再有兴趣，而远处有的是麻雀，我追着它们玩才有意思呢！

我跑不过小宋，因为她瘦而灵巧。小宋为了使我变得灵巧，实行了减肥计划，我们天天跑很长的路。

累了，小宋搂着我，坐在阳光下，我会朦胧地进入梦乡……

整个六月份，都是小宋或者她的志愿者戴着眼罩让我领着出门。这个时候，我要躲避障碍，右侧行走，看红绿灯，非常谨慎，只要有一点毛病，就会被批评。

到六月末的时候，伊恩又来了。

这次，他在基地呆一个月，要系统地把他掌握的导盲犬知识传授给基地的训导员。小宋大量的时间去听课了，但是我们的训练没有中断。一天，伊恩还和基地的十一条导盲犬后备军徒步走了两小时。大家一起游泳，在海边散步，一边向年轻的训导员传授经验。

如何提高一只狗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伊恩讲了很多。对我的评价也很高。但是他说，训导员不能与狗太亲密，那样的话，它进入工作状态后，在盲人身边被陌生人牵走的几率更大。

工作？是的，我的目的是工作。可是我将有个怎样的工作呢？

■平亚丽，中国残奥会首金获得者

到年底的时候，基地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名人和我一起训练，她就是我的新主人——残奥冠军平亚丽。1984年6 月24日上午11点10分，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男子手枪慢射金牌之前的一个月，盲人平亚丽为中国赢得了残奥会跳远项目金牌。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真正的“零”的突破。

平亚丽1961年出生在北京，夺得奥运金牌的时候，她23岁。奥运征程归来，国家依照1950年的奖励标准，奖给她三百块钱。平亚丽很为此骄傲。

1988年退役，回到原工厂开冲床。1997年，下岗。“下岗后，单位给下岗的盲人每人发了一口不锈钢的大饭碗，当时手里捧着那只饭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亚丽这样说。

“十多年前，我的生活处于最低谷，每月只有175 元，我独自一人养活自己和儿子。那段时间，我在很多地方作报告，讲我在运动场上勇夺冠军的故事，鼓舞大家努力奋斗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报告前后做了100 多场。而当时我的真实生活却一团糟。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下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面对一天天长大的儿子，我也不知道能给他一个怎样的将来。每到夜晚，儿子熟睡，我独自听着窗外的树叶声响，我确实想到过自杀。

“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更更难，做一无所有的名女人不知道有多难，做一无所有的名女人，而且还是残疾人，难，就没法说了。”

1999年，决心重振旗鼓的平亚丽，创办了北京市平亚丽盲人保健按摩院，还安置十几位残疾人就业。她的日子有了转机。2007年，当她知道中国导盲犬基地都是由王靖宇教授个人积蓄支撑的时候，慷慨地拿出五千元赞助基地。

这样一个辉煌过、痛苦过、奋斗过、平和过的女人，她希望有一个导盲犬陪伴她出行。

于是，我走进了平亚丽的世界。

■在北京，奥运冠军为我正名

我的新家在北京石景山永乐西小区。平亚丽的按摩店自从有了我，就成了儿童的乐园。小区里的小朋友们经常结伴而来：“咱们找平阿姨家的Lucky 玩去！”

平亚丽是我的主人，我听懂她的指令，可以变成她的眼睛。帮助这个倔强的盲女人走向新的成功。但是，那天她领我到了养犬办，遭遇的却是尴尬。

养犬办的同志说：“从情理上说，我们应该免费给你的狗上户口，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健全的导盲犬法规，公安部门只有一条法规明确规定导盲犬可以免费上户口，但是我国还缺少一个认证导盲犬的机构呀？你说它是导盲犬，我怎么信？”

养犬办的同志建议平亚丽：“带Lucky 出门时，最好身边带一名健全人。”这个建议让平亚丽哭笑不得。她略有委屈又哈哈笑着说：“感谢你们的善意。可是，我身边有了导盲者，还要导盲犬做什么？”

“自从我牵了Lucky 以后, 发现有了导盲犬反倒哪儿都不能去了。”这成了平亚丽的名言和最大的苦楚。在最文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都这样，导盲犬在全国推广的困境就更多了。

平亚丽发出疑问：“2008年残奥会时，外国的盲人运动员将携导盲犬来京参赛，届时，我们怎么应对？”

相关部门答复我说：“现中残联、残奥组委、公安局正在协商，届时将会颁布一个临时法规，准许外国的盲人运动员携导盲犬参赛及出入公共场所。”

平亚丽听了这个答复，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她和我说：“既然外国的导盲犬可以自由出入我国的公共场所，那么中国的盲人什么时候才能携导盲犬在我国的国土上自由合法的出行呢？我的Lucky 什么时候才是一条合法的导盲犬？”

2008年4 月23日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其中第一次将导盲犬提了出来。内容是：“第七章第五十八条　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导盲犬”终于出现在了国家法律里，但这句话是“导盲犬”的福音吗？中国“导盲犬”的路还有多长？

作为一条幸运的“导盲犬”，我从大连来到了北京，我在奥运首金获得者平亚丽身边，我和和她一样无奈，但我愿意陪伴她一起期待。

　　　　　　　　尾声 我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母亲是个盲人，她17岁生了我。我是一个盲人的第一个孩子。

我长到四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没有睁眼。见多识广的奶奶说：“小猫是出生七天后才睁眼的。”于是，我们全家人开始等待。可七天过去了，弟弟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此后等了无数个七天，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来。

奶奶早没了，父亲也没了。最伤悲的是，今年年初，不足六十岁的母亲也没了。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我家最疼弟弟的上两代人，都没有等到弟弟看见光明的一天。

可我还在等，还能等……

整个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太行山上度过，我有我的欢乐，我有我的悲伤。欢乐是母亲给我的，悲伤也是母亲给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看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演出，给我们讲述盲人们讲述的故事，开启我和弟弟最早的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感知。她，也唱在乡间传唱的歌谣。

父亲去世后，弟弟成了太行山盲艺人中的一个，一年四季行走在苍茫的太行山中，行无定踪，居无定所……

我在太行山的岁月，家里养的更多的是猫。现在弟弟还养着两只，不外出演出的时候，一起床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喂猫：两根火腿。他摸索着从柜子里取了火腿，坐在屋子中间的小凳上，用牙咬开火腿的皮，一点点送到猫的嘴里。两只猫在他身边“喵呜……喵呜”地叫，也成了我们家的一景。这时候，我陪母亲睡在里屋的床上，病中的母亲乐乐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寻它爸爸吃火腿了……”

家里的猫都没有起过名字，而狗往往都是有名字。我记得的太行山里的狗，有两条。

“四眼”是一条黑色狮子狗，它有一对白眼圈，好像戴着一副眼镜，可识文断句似的。那时候“文化革命”还在进行，我去父亲的单位，除了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会看到“四眼”。它与大字报一起诉诸我的视觉之外，还可诉诸我的听觉。因为它看见陌生人就会叫：“汪，汪汪——”。但是那时候，人的叫声比狗大，所以“四眼”更有修养，像个文质彬彬的学者。

父亲在单位里是一名刮肠衣的工人，每天和油星肉头儿打交道，“四眼”的食物主要来自父亲，于是它便与父亲更亲近。父亲下班回家，“四眼”也会尾随而来。胆小的我很小就敢抚摩它了。一次，我去父亲单位，还独自带着“四眼”走了一段远路回家。“四眼”走一走就洒点尿。大人告诉了，它要留下回去的路标。我便觉得“四眼”很神奇。

但是，还是有一次我在父亲单位门外探头探脑地走动引起了“四眼”的警觉，它“汪汪”地一叫，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它记住了我，时间长了，它也会偶尔有忽略老朋友的时候。

那几年，单位里的职工分成了两派斗，但是“四眼”并不歧视被斗争对象。“大肚文生”是邢台来的员工，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大字报上有他的漫画像，他的身边是单位的“四眼”。我想，只有“四眼”做了“大肚文生”的同党而不至于被批斗。“四眼”是不是会令那些受迫害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几年之后，已经十几岁的“四眼”实在太老了，毛也缺少了光泽。一天，它躺着不起来，眼光流露出无望的悲哀。我问父亲：“它怎么了？”父亲很柔和而悲凉地回答：“不行了。”

单位的院子里有几个人，大家无奈地关注着“四眼”的老去。

后来听说职工们埋葬了“四眼”。

“来负责”是上中学后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名字是父亲取的。那时候，我们租住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父亲取这个名字是把看门的责任交付给了狗。于是，很多年前的太行山乡下，你会听到一个男人有力的喊叫：“来负责——来负责——”那是父亲叫我们家的狗。这样叫的久了，父亲渐渐地省略了最后的一个字，于是，父亲喊叫狗的声音便成了：“来富——来富——”，像一个人的名字了。

上中学实在是一件很忙的事情，我与“来负责”相处的细节大多没有留下印迹。依旧是父亲从单位里带回了肉屑给它，但是它温顺的性格，漂亮的皮毛，实在不知道在我抚摩下给我带来过多少快乐。

突然，不论父亲怎么呼叫，“来富”却不再出现。后来，会熟兽皮的父亲接到他的朋友的一个活儿，是一张黄色的狗皮。父亲就和他的这个朋友绝交了，因为父亲认出这张狗皮正是我们家“来富”的皮。我是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我并没有亲见这张皮，我不知道深度近视的父亲怎么就一定判断出这皮就是“来富”的，并且判断是他的朋友杀了我们家的“来富”。

上了大学我在别一个城市，在那里的中学兼做教师，与一群男孩子们相处亲密。那时，正赶上兴起的一个“打狗热潮”，我的喜欢狗的学生，把他养的一条狼狗，牵到我所在的学校，说是城里“打狗打得很”。希望他的爱犬能在我那里躲避战祸。

但是，很快，狗就被牵走了。可能风头过去，可能那个学生思念他的狗。反正这个狗与我并未处熟，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参加工作后，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教师不多，女的只有一个。一天，大个子体育老师呼喊唯一的没有结婚的而整天想恋爱的女教师：“鸣凤，鸣凤，快来看呀！”

整个学校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同事们纷纷到院子里，结果是两条狗“连”在了一起。鸣凤打扮整齐出来了，一看，是两只狗在交配，脸顿时红了，啐了大个子一口。

可是，狗都不脸红，鸣凤脸红什么？我便想不通。

弟弟在埋葬着奶奶，埋葬着父母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埋葬着“四眼”“来富”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大个子叫喊、鸣凤脸红的太行山行走着。他唱着他的《光棍苦》，唱着他的《瞎瞎活了这辈辈》，嚎啕的声音，穿透整座的太行，乡民们唏嘘着，专家们感动着，而我牵挂着……

在没有了母亲的太行山，弟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

带着这个牵挂，在埋葬完母亲不久，我回到北京。这个时候我接了写作一本书的任务，是关于导盲犬的。交给我任务的是我在《华夏时报》的老领导、现在盲文出版社的社长张伟。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好，但是我愿意去了解，也借此驱散沉重的太行山压在了心头的阴霾，毕竟母亲的去世使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伤悲。

我见到了王靖宇、王荔、李扬，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我采访了一群“小猪”和与日日他们同在的一群狗狗，我突然醒悟了过来：其实，我就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2000年，我写过一篇《我是盲母会说话的竹杖》的长文章，讲述我在太行山的悲情往事。因为在我童年、少年时代，都是我拉着母亲上街，采购家里需要的东西，与亲戚走动也是我拉着母亲去。

写那个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导盲犬”的概念，只有“盲杖”的概念。可是母亲是一生走没有用过一次盲杖的。因为有我，也因为她对自己周边的环境有充分的判断。

“盲杖”是在盲人手里的，盲人去不了的地方，盲杖一定也去不了。可是“导盲犬”不一样，它比“盲杖”多了主动性。可以替盲人做出判断。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我的智商应该和“导盲犬”不差多少。

王靖宇很忠诚，具备做“导盲犬”的品质。但是我们熟悉了，我说，我比王靖宇更合适做“导盲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挑食，不吃自己没有吃过的东西，而王靖宇有尝试新鲜的嗜好，来者不拒。

其实，我就是一条合格的“导盲犬”，在我漫长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做了一条“导盲犬”能够做的一切。

刚开始采访的那天，在大连医科大学新校区的海边，面对碧波，宋雅楠讲述了基地和她自己的故事。她说：“盲人……盲人……”

我说：“我应该比你更了解盲人。”必要的停顿之后，我说，“我母亲就是一位盲人。”

“是吗？”小宋很惊讶，然后敏捷而热情地对我说，“在我们这里给她申请一条导盲犬吧！”

“她不需要了。”我把目光投向了大海，“我妈没了。”

可是，在对“导盲犬”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在离开大连的时候，向小宋征询意见，想为弟弟申请一条导盲犬。于是在大连，我拨通了太行山上弟弟的电话，我说，小宋提问题，你回答，申请一条导盲犬做你的伴侣吧！

于是弟弟口述了一张《导盲犬使用申请表》。我希望弟弟在太行山上独自行走的时候，有一条狗相伴。

有时候我想，假如有来生，我做什么？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就做一条“导盲犬”吧，为像我母亲，像我弟弟一样的人，做他们的另一双眼睛。(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