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前世今生
看过电影《教父》的读者一定对“黑手党”（Mafia）这个恐怖的黑帮组织记忆深刻。这个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叶意大利西西里的黑帮组织，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犯罪集团，它靠收取保护费起家，之后暗杀、走私、实施恐怖活动等无所不为。随着19世纪末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潮，黑手党的势力延伸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影片《教父》根据马里奥·普佐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大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执导，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担任主演，讲述的就是美国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故事。
关于“黑手党”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据说该组织的成员作案后，往往会在现场留下一个用蜡纸印出来的黑手印，向警方示威，清末的《小说月报》把它翻译成“黑手党”，这就是“黑手党”中文名称的由来。至于英文名称“Mafia”的来源，更是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来自西西里语中一个形容词“mafiusu”，这个词在19世纪西西里男性的定义中，代表着野心、霸道、自负，但无所畏惧、有事业心等。单单是黑手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至于它的真正起源，更是扑朔迷离。
第一种说法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在1 000年前，西班牙有三个勇敢的骑士。其中一个骑士的妹妹被当地贵族强暴，三人复仇后一路逃到意大利。在这里，他们创立了一个专门替底层穷苦百姓打抱不平、替天行道的组织，这就是黑手党的前身。但据考证，这根本不是什么古老的传说，而是1897年一个黑手党成员被捕后随口编的故事。
第二种说法就更加有模有样。大概在13世纪末，一个叫马菲亚（Mafia）的意大利姑娘被法国士兵强暴，马菲亚的母亲非常悲伤，全城奔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人们在这件事的感召之下，成立了一个反抗法国侵略者的组织，并叫它马菲亚。
但实际上，今天的黑手党与中世纪时的秘密会社和罗宾汉之类的游侠关系并不大，反倒是崛起于19世纪后期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之中。黑手党主要发源于西西里当地富户聚集的“深绿海岸”，在以西西里王国首都巴勒莫郊外那些田园牧歌般的柑橘林和柠檬林之间，黑手党发展出了它的手段：有偿保护、谋杀、领地统治以及帮派合作。他们的势力，伴随着源自柑橘与柠檬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地成长起来。
西西里的黑手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犯罪组织之一。黑手党对意大利，乃至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渗透，有时被视为对两国法治的严重威胁。虽然距它首次出现至今，我们对这个组织的犯罪记录多有耳闻，对这个组织的研究书籍也是汗牛充栋，但对于它的起源，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
在这个历史悬案面前，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不但一直兴趣不减，而且就黑手党对意大利政治和经济所造成的后果，也做了一番因果性的探究。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睹他们的探案风采吧。
西西里黑手党崛起的历史背景
150多年来，人们对黑手党的研究从未停歇。关于这个秘密组织最早的历史记载文献，是对1872年一次“不情愿”接受黑手党保护事件的记录，主人公是加拉迪医生（Dr. Galati）。
作为地主的加拉迪医生在巴勒莫郊区拥有一座柠檬果园，买下果园后不久，他发现果园的看守者经常偷窃柠檬，还将出售柠檬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据为己有。加拉迪决定开除看守者，另雇他人。但是不久之后，新的果园看守者就惨遭枪杀。警方的调查工作效率很低，一直未能取得进展。不过很快，加拉迪就收到一封恐吓信，要求他重新雇用原来的看守者。加拉迪果断拒绝，随后有人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刺杀。最终加拉迪只好选择远走他乡，逃离这片是非之地。
加拉迪医生的这份笔记是第一份揭露黑手党的文件，它向世人首次披露了只有在西西里才知道的这种活动。当时，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政府很快就发现黑手党是一大隐患。
1877年，意大利议会批准对全国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进行广泛调查，而西西里的主要产业正是农业。来自西西里的议员阿贝莱·达米亚尼（Abele Damiani）负责对当地开展调查，而他的确也在1881—1886年完成了这份工作。调研过程中，官方向西西里的所有地方法院法官发放了调查问卷。问卷中包含这样的问题：“你所在地区最常见的犯罪形式是什么？”“这种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你所在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是什么？”很多法官都认为，黑手党是西西里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这就是西西里黑手党崛起时的历史背景，而意大利议会所做的这些调查也成为日后经济学大侦探们最重要的数据来源。
1996年，意大利著名学者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黑手党研究性著作——《西西里的黑手党：私人保护业务》。[1]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大家往往更为关心黑手党那些血腥的犯罪行为、晦涩的帮会暗号以及各种神秘的仪式，但甘贝塔教授则不然，他不把黑手党与非理性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黑手党成员之所以渲染这个组织的神秘气息，无非是增强自己的威慑力而已。他采取的方式，是理性地理解黑手党。
在甘贝塔教授看来，黑手党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组织，它生产的产品就是私人保护。在一百多年前黑手党于西西里崛起时，当时并不是只有这样一个组织，在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同样有着类似的提供私人保护的组织以其他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只不过黑手党的发展更加迅猛，组织扩张得更为成功而已。
其实，把黑手党看成一个生产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早在1876年，就已经有一位名叫列奥波尔多·弗兰切蒂（Leopoldo Franchetti）的学者称黑手党在从事一门生意，[2]但他不认为与黑手党联系最紧密的是保护产业，而是认为它是一个暴力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手党对西西里的暴力垄断，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意大利在南部地区确实没有实现“国家”这个名称的一个内涵条件，即只有国家才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但是，把黑手党定义为暴力产业，会令人充满误解。暴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黑手党真正提供的商品是保护。在国家力量薄弱的地方，就会有其他组织来提供国家所提供的东西，黑手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为什么黑手党出现的这段时期，意大利南部，尤其是西西里地区的国家力量如此薄弱呢？这与西西里的历史状况密不可分。
19世纪早期，西西里就已经是一个政府机关实力薄弱、法治情况堪忧的地区。土匪在乡下肆意游荡，盗窃和贫穷困扰着大部分普通民众。这些社会问题的起源可谓根深蒂固。西西里位于地中海上的关键战略位置。历史上，很多外邦帝国对它展开了激烈争夺：先是被古希腊人统治，接着又落入罗马人掌中，此后统治权又先后在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之间易手。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西西里的统治者变成了居住在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的国王们（Bourbon Kings），形成了著名的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两西西里王国存在于1816—1860年间，是意大利统一之前意大利境内最大的国家，占据整个意大利南部，由历史上的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组成，首都位于那不勒斯。[3]
到了1861年，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而西西里也转而开始受来自意大利北方地区的政权统治。1860—1861年间，西西里被来自意大利大陆地区的军队占领，成为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组成部分。意大利王国的实际首都地处遥远北方的皮埃蒙特大区（Piedmont）。没过多久，很多西西里居民就对新王国表现出不满。来自半岛地区的入侵者操着一口西西里居民难以理解的意大利方言，在很多本地人看来，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不过是另一个想要将自己意志强加在不发达的西西里上的外来政权。
一直以来，西西里王国都由当地上层贵族把持，管理地方公共事务。这些贵族享有境内2/3的土地所有权，他们各自有自己的领地，豢养军队来保护这些领地。从事农业生产是西西里王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由于贵族们基本都生活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所以基本上都是佃农在各地管理他们的土地。
但到了1812年，随着封建制度被废除，西西里上建立起了现代产权制度，土地实现了私有化。从1816年到1860年统治该地区的波旁王朝更是出台了许多法令，废除全部封建制度，极力推行土地的再分配。出于同样的目的，在1862—1863年间，刚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新政府也没收了大量公有土地和教会的地产，将它们分配给了私人。因此，意大利封建制度的废除和随后推行的土地改革，使许多农民一夜之间拥有了这些土地的私有财产权。根据估计，从1812年到1860年，西西里的土地所有者从2 000个猛然增加到了20 000个，涨了10倍。
土地改革虽然推行了下去，但生产效率却没有提高，因为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仍然维持着过去封建领主时的生产方式。其实这也好理解，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即便今天你获得了一小块土地，至于明天还是不是你的，又有谁说的准呢！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西西里农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稳步下降。从1798年到1861年，由于生产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虽然西西里的农业产出基本稳定，但人口却增加了40万。许多农民不得已只好啸聚山林，干起了强盗的营生，其间还发生了6次比较大的农民暴动。[4]
在这种情况下，西西里的公共安全就很成问题。而西西里的警察总共才只有350人，他们只能每年到每个市镇两三次，象征性地抓几个犯罪分子，其他时间完全是放任自流。即便是意大利统一后的政府，也没有对当地治安起到太大帮助。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各方在经历多年的地方自治传统后，基本上都适应了这种比较弱的政府治理状态；二是意大利的法律执行部门彼此间缺乏协调，相比于西西里满地都是的盗匪，人手也实在不足。正是由于这种盗匪满地、公共治安无法得到维护的局面，使西西里产生了强烈地对私人保护的需求。
黑手党源于19世纪的意大利土地改革？
基于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意大利统一过程中西西里的历史背景，2003年，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里亚娜·班德拉（Oriana Bandiera）教授提出了一个解释黑手党起源的假说。[5]她认为，黑手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靠出售国家没有提供的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类服务，从而诞生并发展开来。
班德拉教授的这个推断是有历史依据的。前面提到的那份19世纪70年代的议会质询文件，就曾这样记录：“最终，土地所有者更热衷于雇用最好和最暴力的盗匪来保护他们的财产，这就创造了一个职业……越来越多的人向黑手党而不是向国家的执法机关寻求帮助，黑手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份文件还指出，“一开始，黑手党并未建立组织形式和特殊的结构。他们只是一群临时组成的犯罪集团，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诉求，既没有帮规戒律，也不分红取利，也不举行集会，没有什么领头人。”但是，随着黑手党的势力越来越大，虽然没有一个集中协调行动的中央组织，却逐渐形成了若干小的集团，这些小的黑手党集团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摩擦和互动中逐渐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班德拉教授首先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描述废除封建制度的改革造成的土地分割与黑手党崛起之间的关系。她首先假设，每个土地所有者都担心自己的财产被偷盗，为了降低自己财产被偷盗的概率，他们从黑手党那里购买保护，向黑手党分子支付保护费。这是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
在这个模型的第一个阶段，土地所有者决定是否购买黑手党的保护，并确定愿意提供的保护费的数额，而保护费的多少取决于有多少其他土地所有者购买了黑手党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购买黑手党提供的保护服务，那么这种服务的要价就会比较低，你若要购买，出价也就可以低一些。而如果大家都争向购买黑手党的保护服务，那么你只能提高你的出价才有机会得到保护服务。
在第二个阶段，黑手党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选择为其中的若干土地所有者提供保护。这第二个阶段的推理就很有意思了，它表明黑手党不会为所有的土地所有者提供保护，而是会允许有些人被盗匪们侵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保护业务才能有升值的空间。这个模型最后的结论是，每个土地所有者都想购买黑手党的保护服务，而土地所有者越多，也就是土地被分的块数越小，黑手党的生意就越兴旺发达。
总结一下，班德拉教授的理论模型告诉我们，黑手党的利润与土地所有者的数目成正比。也就是说，土地分得越碎，拥有土地的人越多，黑手党的利润越高；同时，如果土地的收益越高，黑手党的利润也会越高。
那么，班德拉教授的这个理论上的推理能否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呢？当然，黑手党的利润数据我们拿不到，但没有关系，幸亏意大利议会的记录里有各个市镇黑手党活跃程度的数据，这就可以使用活跃程度作为利润的代理变量，因为利润越高，黑手党就会越活跃，二者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其他的数据，比如土地所有者的人数也可以设法找到代理变量，土地的收益可以用所在市镇的土地种植葡萄或柠檬的比例来衡量，因为种植这些作物要比种植粮食得到的收入多得多。就这样，班德拉教授总算是找到了数据，然后她使用了最常见的计量回归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进行估计后发现：一个市镇的土地越是被分割成小块，黑手党的活动就越是活跃，这个结论与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不过，土地的收益高低却对黑手党的活跃程度没有影响，这与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
在这里，请读者注意，当我在说到“一个市镇的土地越是被分割成小块，黑手党的活动就越是活跃”这个结论时，我并没有使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句式，因为我们并不清楚二者是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班德拉教授的研究只能说明土地被分割成小块越多，与黑手党的活动越活跃同时发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相关不是因果。班德拉教授只是用这种很强的相关性印证一下她的理论推测，为她的推测提供了更多的信心，但不是在计量上给出精准的因果推断。
至于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的缺陷，班德拉教授自己也心知肚明。她特别提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回归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存在遗漏变量，以及其他的变量测量误差等问题所致。影响黑手党活跃程度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主是否常年在外、被盗匪劫掠的频率、其他替代性保护服务的情况如何，但这些因素却无从测量，或者没有数据。遗漏这些变量，可能会导致土地分割成小块的程度对黑手党活跃程度的因果性解释出现偏差，准确性就大打折扣。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要等待其他的经济学大侦探继续研究下去。
黑手党源于国际柠檬市场的扩张？
除了班德拉教授指出的西西里土地改革导致了黑手党的出现外，还有不少学者指出，西西里多次在外国统治者中间易手，民间社会资本稀薄，人们相互之间信任度低，也是黑手党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西方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座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名著——《使民主运转起来》，曾对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地区进行了个案考察和比较。[6]他发现，意大利北部地区和包括西西里在内的南部地区的政府在表现上有着明显差别，而这种差别主要并不是由经济差异造成，因为有些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其政府表现并不比某些经济发展程度低的政府绩效高。帕特南经过长达25年的调查发现，一个地区公民的公共意识、彼此的信任程度等这类社会资本对于推动政府的民主化改革，进而形成法治政府非常重要，而南方地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糟糕。这些理论虽然或多或少都有些道理，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同样的地区没有出现像黑手党这样成功的犯罪组织的事实。
2017年，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奥拉·奥尔松（Ola Olsson）教授和合作者伊索皮、狄米科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7]：西西里黑手党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居然是起始于19世纪上半叶柑橘和柠檬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他们认为，黑手党的起源与西西里地区某些竞争不够充分的经济产业超高的利润有关，而这类产业主要就是西西里的柑橘和柠檬种植业。这类作物种植成本高，而且只适合于有些地区，所以，柑橘和柠檬种植业的进入壁垒非常高，能够种植这类作物的生产者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同时，西西里遍地穷人、法治薄弱、人际间的信任度低下这些因素也预示着，这些柑橘和柠檬的生产商必然是盗匪们不断光顾的对象。既然政府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无能为力，这些生产商自然希望能够向黑手党支付保护费，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奥尔松等人的研究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诅咒”，他们的研究发现，在19世纪后期，柑橘和柠檬类水果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是黑手党兴起的关键因素，从能够种植这类作物的土地上获得的暴利，使制度进一步恶化，即便是社会中的主要群体也认为，掠夺比生产更容易实现财富的增加。
与班德拉教授强调意大利废除封建制度这一因素对黑手党崛起的影响不同，奥尔松等人把矛头明确指向了西西里特殊的市场结构。而且，奥尔松等人在搜索历史数据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上穷碧落下黄泉”，竟然找到了1883年由意大利一位下级法院法官对西西里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数据。这样一来，奥尔松等人就获得了比班德拉教授更多的样本。班德拉教授的数据样本仅涵盖了西西里其中70个市镇，但奥尔松等人的数据则涵盖了所有127个西西里的市镇。奥尔松等人根据这个新的数据样本发现，班德拉教授收集到的那70个市镇的土地质量更好、所有权也更加分散，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全部的127个市镇上，班德拉教授的理论能解释到的黑手党活跃程度的变化就很有限了。奥尔松等人基于新的数据，重新回到了甘贝塔教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上来，在甘贝塔教授指出的方向上，大侦探奥尔松等人在西西里的柑橘和柠檬种植产业中找到了对保护性服务的产业需求与黑手党崛起之间的因果联系。
那么，为什么柑橘和柠檬这类作物的种植会导致黑手党这样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崛起呢？这就要从18世纪以来西方远洋探险的历史说起。
19世纪之前，在大海上远洋奔波的水手们饱受坏血病的困扰，究其原因是人体缺乏足够的维生素C造成的。远洋的水手由于长期维生素C摄入不足，所以经常患上这种恶疾。该病的早期症状是精神萎靡、疲惫不堪，继而会出现牙齿松动乃至脱落、情绪狂暴、高烧不退，甚至导致死亡。正是由于这种疾病的存在，远洋航行一直都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业。18世纪中叶，英国皇家海军的随船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无意中发现了柠檬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于是，他就在他所在的船上做了一次临床试验。他随机将海员分为两组，一组的食物供应一如平常，这一组就是对照组；另一组则提供柠檬等新鲜水果，以此作为治疗坏血病的治疗方案，这一组就是处理组。实验结果正如他所料，处理组的海员们病情大有改善。1753年，林德医生把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论坏血病》（A Treatise of the Scurvy）一书中，但一开始却没有人把他的发现放在心上，直到差不多40年后，英国皇家海军才正式推荐全体海军成员定期饮用柠檬汁。
柑橘类水果能够治疗坏血病，这个消息迅速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这样一来，柑橘和柠檬就成了宝贝，价值越来越高。西西里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能够生产新鲜柠檬的几个地区之一，早在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统治该地区时，就从西西里温暖的海岸平原和异常肥沃的土壤中看到了机遇，把柠檬和其他柑橘类水果引种到了这里。柠檬这种水果非常怕冻，只能在特定区域生长，所以只有海岸线附近的地方才能种植这种作物。
柠檬的新价值改变了一切。此后数十年里，西西里的许多农民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改种柠檬。然而，大规模改种柠檬谈何容易，西西里只有少量土地适合种植柠檬，而且即便是能够生产柠檬的区域，人们也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取得收获。播下种子，柠檬树苗长出幼嫩枝芽后，农民们需要对树枝精心修剪，还要定期施肥和浇水。种植柠檬的农民通常需要用以马匹为动力的磨坊来灌溉土地，每周至少要浇水一次。为了防止小偷和大风损坏树枝，农民经常在果园周围建起高高的围墙和栅栏。否则一旦柠檬成熟，没有围墙保护的果园便会成为窃贼和强盗的重点下手目标。只需一个晚上，强盗和小偷就会让农民多年的投资毁于一旦。因此，在西西里柑橘和柠檬出口渐渐开始飞涨的19世纪中叶，柠檬果园通常都由佩带武器的守卫人员负责保护。
根据记载，从1837年至1850年间，从西西里港口发往意大利城市墨西拿（Messina）的柠檬数量从740桶增长到20707桶。到了19世纪晚期，西西里出口的柠檬数量已经实现火箭式增长。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迪奇（John Dickie）在2005年出版的关于黑手党历史的书中表示，19世纪80年代中期，纽约每年要进口250万件水果（每件内装有超过300个产于意大利的柑橘类水果），其中大部分来自西西里的港口城市、西西里首府巴勒莫。[8]
一方面，在充斥着不满情绪的统一环境中，地方政府脆弱无能，无法提供应有的治安和保护；另一方面，柠檬产业又创造着大量的现金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手党出现了。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发生在加拉迪医生身上的事件。加拉迪的故事展示了一群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如何成功渗透进当地村庄、警方以及政府，最终打入支撑和保障柠檬产业健康发展的多个市场领域。很快，黑手党就成功掌控了柠檬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他们经常安排自己人出任柠檬果园的看守者，从而使黑手党成员能够直接将部分收入纳入囊中。接着，黑手党开始垄断经营，不断抬高柠檬的出售价格，有时甚至在巴勒莫的柠檬种植者和墨西拿的柠檬出口商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虽然弊端重重，但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下，西西里的黑手党还是要比意大利王国统治下的压迫政府更受当地人欢迎。柠檬贸易的收入规模十分庞大，因此足以保障地主阶级和黑手党都能有所收获。
大侦探奥尔松教授及其合作者们根据这样的历史背景信息，开始研究黑手党的存在与柠檬种植业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整个计量分析过程中，他们还对诸如其他作物的种植范围、人口密度、土地由多方控制的集中程度等变量进行控制。奥尔松教授等人的回归结果显示，某市镇柑橘和柠檬等水果的种植对黑手党的出现概率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时，结论依然非常显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奥尔松教授等人还加入了班德拉教授引入的表示土地分散程度的变量，他们发现，这个变量同样对黑手党的出现概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这里，奥尔松教授等人只考察柑橘和柠檬的种植规模对黑手党出现概率的因果关系，所以，此时的土地分散程度虽然也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只是作为控制变量，这种相关性并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
那么，如何才能确定柑橘和柠檬的种植规模对黑手党出现概率的因果关系呢？奥尔松等人使用了工具变量这种大侦探常用的“兵器”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稍后的一节再重新回来讨论它。现在，你只需要记住，奥尔松等人的最终分析结论表明了柠檬种植的普及对黑手党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出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因果性影响。
但是，不得不说，奥尔松等人的这篇文章总体上更多强调对经验事实的建模，他们给出的数据验证与班德拉教授一样，更多的是给我们吃个定心丸，让我们对他们的模型更有信心。当然，奥尔松教授他们还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而这一方法对于确定黑手党起源的因果关系，做出了新的贡献，比班德拉教授更加前进了一步。
黑手党的发展壮大源于19世纪末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
奥尔松等人的研究虽然也能给黑手党早期起源提供一个较好的解释，即在弱势国家的环境下，柠檬等经济产品的热销使得雇用社会暴力组织来保护产权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催生了民间自发的黑帮团体，但这个解释有一个缺陷。按照奥尔松等人的逻辑，黑手党应该只分布于商业中心、出口导向的城市或者矿区，但这却无法解释后来黑手党逐渐向整个西西里乃至南意大利扩散的事实。
转眼间来到了2020年，在这一年的4月份，顶级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评论》（RES）发表了一篇由著名经济学家、大侦探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他的合作者吉斯珀·德费奥（Giuseppe De Feo）、贾科莫·德卢卡（Giacomo Davide De Luca）合写的新文章：《弱国：西西里黑手党的起因与后果》。[9]大侦探阿西莫格鲁在世界经济学界可谓鼎鼎大名，他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教授，也曾获得过“克拉克奖”，他学究天人，在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此人不但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而且相当高产，坊间有人开玩笑说，很怀疑阿西莫格鲁有一个双胞胎兄弟躲在家里帮他一起写文章，要不然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么多优秀的文章呢！在这篇2020年的文章里，大侦探阿西莫格鲁等人为19世纪最后十年黑手党在整个西西里的扩张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是意大利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Fasci）的兴起推动了黑手党的发展壮大。
文章的研究背景仍然是意大利孱弱的政府控制力，但这次强调的外生经济冲击却与之前不一样，这次是发生在1893年春天的一场极具灾难性、引起农作物大规模减产的旱灾。尽管黑手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并且这个组织在1885年已于首都巴勒莫及周边的富裕地区出现，但是，它在农村地区的大规模扩张却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才得以展开。1891年，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个群众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该组织明确提出对更高的薪资、延长劳动合同以及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的要求，主要成员是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但在1892年末，成立了第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而正是在1893年意大利严重的干旱之后，由于干旱导致农业大幅减产，加剧了农民的苦难，所以，西西里的农民社会主义运动才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小麦是西西里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40%的土地都在种植小麦用于出口，但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和俄罗斯的小麦对西西里的小麦构成了双重夹击。在这种国际竞争压力下，这场1893年的大旱灾导致当地农业工人和农民生活境遇极为悲惨。严峻的经济形势给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数据表明，农民社会主义运动兴盛的地区，恰好也是农作物减产较为严重的区域。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得土地所有者和有产阶级开始感到恐慌，于是，他们开始求助于黑手党来镇压农民的起义。1893—1894年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在意大利军方和黑手党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这次运动被政府定性为违法行为。有意思的是，此后黑手党盛行的地区，与1893年社会主义运动频发的地区高度重合。那么，这一切巧合的背后，有没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存在呢？
经济学大侦探阿西莫格鲁等人经过研究，认为黑手党在19世纪末西西里的发展壮大，部分正是由于农民社会主义的兴起所致。他们使用的因果推断利器，就是著名的工具变量方法。
大侦探的推理神器：工具变量回归
我们现在已经提到了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得以崛起并迅速发展的三个要素：土地改革、柑橘类水果的种植以及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兴起。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断定这三者谁才是黑手党崛起的真正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这三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给出的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土地改革。正如班德拉教授自己指出的那样，在对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上，班德拉教授明确认识到，她面临着遗漏变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变量，它们既会影响土地改革，同时也会影响黑手党的活跃程度（这是班德拉教授对黑手党崛起的度量指标），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得到度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班德拉教授通过简单的计量回归方法研究得到的土地改革和黑手党活跃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解释成因果关系，因为这种相关性可能是由遗漏变量造成的。要想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就需要排除这种遗漏变量，但是很可惜，班德拉教授自己也承认，她所掌握的经验数据无法支持她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柑橘类水果的种植这一因素。根据奥尔松教授等人的解释，柑橘类水果尤其是柠檬的种植需要受到保护，而黑手党的保护会促进柠檬的生产。这个因果性解释同样面临着遗漏变量的质疑，也就是说，同样可能有其他因素既影响了柠檬的种植，也影响了黑手党出现的概率，而这些因素却没有被奥尔松教授等人观察到。同时，奥尔松教授等人的这个解释还面临着另外一个质疑，那就是双向因果问题。什么是双向因果问题呢？柠檬的种植需要黑手党的保护，这是一种解释，但反过来，可不可以说，正是某个地方有了黑手党的出现，提供了国家没有提供的保护，当地人才敢种植柠檬呢？毕竟，种植柠檬需要多年的精心培育，才能最终有所收成。这两个问题都很棘手，如果不能妥善地加以解决，奥尔松等人给出的因果性解释就很可能站不住脚。正因为如此，奥尔松他们使用了一种因果推断的大杀器——工具变量。关于工具变量更多的内容和介绍，读者诸君可以参考本书终章中最后一个故事《御马监里的经济账——工具变量解纷争》，提前获得更多更有趣的了解。
为了识别出柑橘类水果的种植与黑手党出现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能不能想出这样一个变量，它只对柑橘类水果的种植有因果性的影响，但与一个地区所有的其他因素都没有关系，而且也不会与被遗漏的那些因素产生任何关联，这样它就只能通过影响柑橘类水果的种植，从而影响黑手党的出现概率。而且，由于它只能通过影响柑橘类水果的种植而影响黑手党出现的概率，所以，黑手党的出现所提供的保护性服务反过来影响柑橘类水果种植的这条反向因果关系就可以被完美地切断。这样的变量，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我们想要的那种因果关系，就像一个称手的工具一样，我们把它叫作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并不好找，找到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很多时候需要运气。奥尔松等人找到的工具变量是西西里某个地区所处的“海拔高度”，他们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海拔高度会影响天气状况，而不同的天气状况会影响柑橘类水果的利润率。如果一个地区海拔比较高，种植柑橘类水果的利润率下降，那么寻求黑手党保护的意愿也就会下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拔高度”这个变量本身是不由谁选择的一个外生因素，而且，它可以通过影响柑橘类水果的利润率而影响柑橘类水果的种植，进而影响黑手党提供保护的意愿。大体来说，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接下来，奥尔松等人使用地区“海拔高度”这个工具变量再次进行回归估计后，确实发现柑橘类水果的种植对黑手党出现的概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个结果也增强了我们对他们这种解释的信心。
但是，这个工具变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它还不够“外生”。说白了，就是它还是会影响其他的变量，而这些变量又会影响我们要解释的那个变量。在奥尔松等人的文章里，这个要解释的变量就是黑手党出现的概率。具体来说，“海拔高度”这个工具变量可能不满足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只对柑橘类水果的种植有因果性的影响，但与一个地区所有的其他因素都没有关系，而且也不会与被遗漏的那些因素产生任何关联，这样它就只能通过影响柑橘类水果的种植，从而影响黑手党的出现概率”这个条件。譬如，海拔越高的地区，往往地处深山，这里政府的力量本来就更为薄弱，更容易出现黑手党，如果是这样，这个工具变量就有问题，也就是说，地区海拔高度这个因素，本身就会影响一个地区政府力量的薄弱程度，而地方政府力量的薄弱程度又会转过来影响黑手党出现的概率。一句话，奥尔松等人对其解释所做的因果性识别并不干净，这里面混杂了政府力量的薄弱程度等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所以他们估计出来的影响参数可能是不准确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大侦探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识别方法。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解释是，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兴起使得黑手党取得极大的发展。在赋予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对黑手党大发展的因果性解释方面，他们同样要面临我们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遗漏变量问题和双向因果问题。第一，可能有其他未被我们观察到的变量，它们既影响农业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兴起，也影响黑手党的发展壮大；第二，黑手党在一个地区的横行，可能更加激起了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二者或许是双向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阿西莫格鲁等人使用的也是工具变量方法，不过他们选的工具变量在识别效果上更加干净。
他们选的这个工具变量，是意大利在1893年春季发生的一场大旱灾。我先解释一下他们选这个工具变量的绝妙之处，然后再来解释他们的这个工具变量为什么在识别效果上更干净。
首先，1893年的这场旱灾对意大利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大侦探们搜集到了1893年意大利24个地区20种庄稼的农业收成，在控制了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之后，他们先用简单的计量回归方法做出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确证农业收成受到了1893年春季降雨量的负面影响，而且越是需要春季降雨的庄稼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接下来，阿西莫格鲁等人再用计量回归方法来做，目的是要看看1893年春季的相对降雨量对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发展情况的影响。这个结果非常显著：一个地区1893年的相对降雨量越低，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就越可能在这个地区出现。然后，他们再次使用计量回归方法，也就是用第一阶段中由工具变量预测的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情况，来看它对黑手党发展的影响。这个回归结果表明，这个影响仍然非常显著，无论是否控制各个省份的具体特征，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出现都会明显使该地区的黑手党势力增强。至此，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农民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兴起对黑手党势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因果性影响。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说阿西莫格鲁等人找到的“1893年春季的相对降雨量”这个工具变量要比奥尔松等人的那个“海拔高度”要好呢？原因就在于：前一个工具变量足够外生！1893年春季的这场旱灾，是一场天灾，是老天爷不高兴，而老天爷高不高兴，可不会与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其他那些影响黑手党的因素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奥尔松等人的“海拔高度”工具变量就不一样了，虽然“海拔高度”这个工具变量看起来也不能为我们左右，但它本身却会影响诸如政府治安力量分布这一类的重要变量，同时又通过这些变量来影响黑手党出现的概率，那么，这个工具变量就不够外生了。因此，奥尔松等人识别出来的因果关系就受到了其他因素的混淆，受到了污染，这个识别就不如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这个工具变量设计来得干净。
工具变量的故事非常多，我们这次先讲这么一个，将来还会继续讲述它的其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侦探故事。
国家能力不足带来的教训：黑手党的扩张对西西里地区的中长期影响
无论是哪一项研究，也许不同的研究者对不同因素的侧重不同，最后揭示出的黑手党起源和扩散的原因也不全然一致，但它们都指出了西西里黑手党产生的一个主要背景，那就是在西西里地区国家力量的薄弱，而正是国家能力严重不足才是黑手党崛起的总根源。
阿西莫格鲁等人在他们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分析了黑手党活动对西西里地区的中期和长期影响。他们发现：20世纪初期黑手党的扩张，使当地的识字率在之后的20年内显著下降。从数据上看，1900年黑手党的活动频繁程度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1921年的识字率平均下降10个百分点。作者们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黑手党的猖獗活动削弱了原本发育不足的政府能力所致。政府能力被进一步削弱，无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供给水利资源、降低婴儿死亡率、划拨发展性支出等，这些都造成了西西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滞后局面。
除此之外，黑手党势力壮大之后，开始干预地方政治。阿西莫格鲁等人发现，在1900年黑手党活动频繁的地区，其1909年选举的政治竞争更是受到了显著性影响，那些不受黑手党欢迎的政治对手获选的概率非常之低，地方议会选举中黑手党的席位显著上升，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当代。作者们甚至发现，1900年黑手党活动的频繁程度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1961年以及1971年的高中教育水平下降33个百分点。这种恶劣的结果，也是拜黑手党削弱了政府能力、干预地方政治所赐。
在国家能力不足的环境下，地方自治的力量会有所增强，黑帮势力往往产生在这样的时期。那么，从长期来看，国家能力不足带来的地方自治机制，最终能否取得与正式的国家治理一样的效果呢？社会自发的产权保护机制最终能否成为一种经济上的互助机制，从而实现地区的经济进步和市场繁荣呢？经济学大侦探们讲述的这番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的故事，在让我们明辨其起源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对这类问题的某些解答。
本章推荐阅读文献
Bandiera, Oriana. 2003. “Land Reform, the Market for Protec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cilian Mafia: 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1）：21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