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贸易的阴影
19世纪的古巴有句俗话：“糖是用血造出来的。”
这句俗话，揭露的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可耻、最卑劣的一页：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指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的黑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区的一种贸易。400年间，欧洲殖民者把人数众多、具有热带作物种植技术，又能适应热带劳动的非洲黑人作为贸易的对象，从塞内加尔河口到刚果河口的广阔地带，用一艘艘欧洲殖民国家的贩奴船，持续不断地把大批黑奴运送到欧美各国殖民地。根据资料统计，在这400年中，因奴隶贸易而被杀掉的非洲黑人数以千万计。按照每运送到美洲1名奴隶，最少要牺牲10个左右的非洲黑人计算，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差不多1亿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非洲人口的总和。
面对这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发展出高度现代文明的欧洲人，会热衷于蓄奴这种极度落后的生产制度呢？其实，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资深非洲史专家丽莎·琳赛（Lisa A. Lindsay）所说，这一庞大的贸易体系背后，是欧洲人日益强盛的航海、探险、贸易和殖民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带来的对人力资源的强烈需求。[1]在展开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之前，美国的种植园主们不是没有想过其他获得人力资源的法子。他们曾经试图雇佣当地的白人，或者奴役美洲土著，但长期的实践表明：美洲土著在鞭打和奴役之下很容易死亡，而白人劳动力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还经常不听使唤。他们都不如黑人奴隶既相对结实、力气大，还非常温驯，这就使种植园主们的人力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理由会让我们不可避免地把矛头指向欧洲的白人，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非洲海岸从事奴隶贸易，将黑人同胞们送到欧洲白人贩奴船上的，更多的不是白人，而是非洲黑人自己。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研究发现，欧洲白人殖民者买入黑奴，基本上都不是深入非洲内陆运用武力劫掠精壮的黑人，而是在非洲的海岸直接从黑人卖主那里购买奴隶，买卖双方竟然都是出于自愿而进行贸易。
之所以会出现非洲黑人出卖自己人做奴隶，原因还在于非洲大陆复杂的民族状况和落后的政治制度。其实，在每个非洲民族的认知里，自己人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而他们的政治文化本来就广泛接受奴隶制度。一直到今天，像位于西非的尼日尔和毛利塔利亚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仍然存在事实上的奴隶制，在这些国家，消灭奴隶制度依然是未竟的事业。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出售奴隶是部落首领打击敌对部落、增强本部落实力的低成本途径。实际上，大多数被贩卖的奴隶都不是来自他们所属的部落，而是在政治、经济和个人原因下发动战争时被俘获的战俘，或者绑匪绑架的其他部落的黑人。奴隶主或者贩卖黑奴者，可以从贩卖黑奴中获得枪支、酒类、烟草以及欧洲的工业品等，这些贩奴所得作为奖励又被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同时，更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的人权观念也引导他们不断质疑奴隶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权观念的普及以及英国不断推动的制度改革，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渐绝迹。在解放黑人的长期斗争中，也存在着诸多白人的努力。废奴运动，是人权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结果，是人性光辉的体现。
400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不仅彻底改变了非洲和美洲的人口与政治格局，对西方国家经济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所带来的危害也并未随着奴隶制度的废除而消灭。直到今天，经济发展落后的非洲大陆，依然笼罩在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历史阴影之下。
哭泣的黑非洲
在1400—1900年的500年间，非洲大陆一共经历过四拨奴隶贸易，四拨奴隶贸易在时间上存在着重合。在这四拨奴隶贸易中，规模最大、也最为臭名昭著的当然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除此之外，还有跨撒哈拉奴隶贸易、红海奴隶贸易和印度洋奴隶贸易，这三拨奴隶贸易的历史比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更为久远。在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中，奴隶是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被贩卖到北非地区。在红海奴隶贸易中，奴隶是从红海内陆被贩运到中东和印度。在印度洋奴隶贸易中，奴隶是从东非被贩运到中东和印度，或者印度洋中的种植园岛屿。
非洲奴隶贸易与历史上其他地区的奴隶贸易有着诸多不同。首先，被贩卖的奴隶数字大得惊人，可谓史无前例。单单一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就有大约1 200万奴隶从非洲运走；其他三拨奴隶贸易共贩运了大约600万黑奴。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在猎杀他们的时候所造成的伤亡，以及死于贩运途中的黑奴们。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经历数百年的奴隶贸易之后，到1850年，若是没有发生过奴隶贸易，非洲的人口原可以达到当时人口的两倍。也就是说，几百年的奴隶贸易使非洲的人口减半。
同时，非洲的奴隶贸易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与之前历史上的其他奴隶贸易不同，在非洲奴隶贸易中，甚至相同民族或部落群体的成员也彼此出卖，把对方作为奴隶贩卖出去。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尤其具有破坏性，它使得非洲在社会和族群层面支离破碎，政治上高度不稳定，国家的力量被大大弱化，司法制度严重腐败。
最主要的获取黑奴的方式，发生在部落或国家之间彼此的劫掠上。原本有些部落或村庄之前已经发展成了大规模的部落联盟，但奴隶贸易使这种政治上的文明演化出现了严重倒退，使得不同部落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向相互敌对和仇视。结果，部落与部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弱化，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更大规模社群的形成，以及更大范围内身份的认同。奴隶贸易带来的普遍的不安全感，把人们限制在狭小的族群界限之内，相互之间的互动空间也大大缩小。正是由于这样的过程，非洲奴隶贸易可能是解释今日非洲民族林立且历史恩怨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给定民族林立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民族越多、历史恩怨越复杂，经济发展就越容易受到掣肘。
由于奴隶贸易造成了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非洲大陆人人自危，他们首先需要的就是保护自己和亲人的武器，比如钢刀、长矛、火器等。而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武器呢？只有通过把奴隶卖给欧洲人来换取这些武器。怎么才能抓到奴隶呢？通常只能通过在当地绑架其他的黑人。别的部落的人不易绑架，那就只能拿自己的同胞“开刀”。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奴隶贸易，加重了它带来的不安全感，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把别人抓作奴隶进行贩卖以保护自己的需要，这就是西方历史学家所说的“武器与奴隶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仅使一个社群为了获得奴隶来源而劫掠其他社群，而且还造成哪怕是一个社群中的个体也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袭击和绑架同一个社群中的成员。历史上，同胞相残的记载比比皆是。
一般而言，这种内部冲突的结果总是会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先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府体制陷于崩溃。非洲大陆的复杂国家体系原本在正常的演化过程之中，但经过奴隶贸易的冲击，这一演化不仅仅是止步不前，还出现了大幅倒退，民族分裂愈演愈烈，国家认同再难形成。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例子，莫过于中西非的刚果王国。早在1514年，当地居民为了出卖奴隶给葡萄牙人，绑架成风，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秩序和国王的权威。1526年，刚果国王阿方索（Afonso）写信给葡萄牙政府表达抗议，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葡萄牙殖民者毁灭了这个国家。每一天都有许多刚果人民沦为奴隶，即使是贵族，即使是王亲国戚，也难逃被贩卖的命运。刚果王国法律和秩序的崩溃，使这个昔日屹立在非洲大地上的强大国家不断被削弱，最终倒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前的政府治理结构被诸多小的贩奴集团取代。各地军阀纷起，弱肉强食，文明出现了大幅倒退。而且，这些小的集团一般都未能发展成大的、稳定的国家。劫掠成性的贩奴集团，始终无法实现从劫掠到生产的转型，难以维系权力的稳固，兴勃亡忽，不断上演着同样拙劣的政治表演。
奴隶贸易还使先前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陷入腐败的泥潭之中，进一步破坏了政治的稳定性。为了获取更多的奴隶，之前犯罪往往采用罚款、流放或打上几十大板作为惩罚措施，现在统统改为卖作奴隶了事，而且诬告成风，法律上的量刑失当也使得司法不得人心。这些地区的领导者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公开支持这样腐败的司法体制。
所有这种种历史似乎表明，奴隶贸易的这些影响可能是造成今天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人认为，非洲国家发展缓慢可能是这些国家在殖民历史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虚弱而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使然，即便非洲的奴隶贸易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可能只是非洲国家能力不足的一个结果罢了。
那么，奴隶贸易到底是不是造成现代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呢？国家能力不足与奴隶贸易，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这当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来为我们一探究竟。
持续数百年的奴隶贸易是非洲经济发展滞后的罪魁祸首？
2008年，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学大侦探内森·纳恩（Nathan Nunn）在经济学顶级刊物《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的文章，[2]为我们揭开了非洲奴隶贸易历史阴影投射在经济发展上的因果性面纱。
自1415年葡萄牙帝国占领了非洲的休达地区，欧洲殖民者就正式开始了对非洲的殖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殖民非洲达到了最高潮，其中约有95%的非洲领土被列强侵占，只有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还保持着独立。到了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开始陆续独立。截至1960年，多数非洲国家都摆脱了欧洲列强的统治，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这也意味着欧洲对非洲的殖民时代宣告结束。
虽然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其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表现却依然非常糟糕。人们往往把非洲这种经济上的糟糕表现归因于非洲过去两个悲惨的历史遭遇：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也都曾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经济的不良影响做出过多方面的研究，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殖民主义固然难辞其咎，但奴隶贸易更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许多经验研究都对殖民主义带来的影响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有关奴隶贸易带来的影响，仍然缺少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在“哭泣的黑非洲”这一节中，我们知道，非洲的奴隶贸易历史长达近500年之久，而欧洲列强全面殖民非洲不过是从1885年才开始，到1960年的非洲独立年，时间总共也才75年，所以，奴隶贸易对非洲经济表现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
但是，要研究500年间的奴隶贸易对今天非洲经济表现的因果性影响谈何容易，这其中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数据。但正像民国时期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所说，做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就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上天入地找数据”。我们的大侦探纳恩教授就是这样“上天入地找数据”的高手。
为了寻找非洲奴隶贸易在塑造日后非洲经济发展方面的因果性证据，纳恩教授首先构造了一套非洲每个国家在每个世纪中出口奴隶的数字指标，时间跨度是从1400年到1900年。这套指标需要使用两类数据。第一类数据可以告诉我们非洲每个港口或地区输出的奴隶数目，纳恩通过查找历史档案中的贩奴船记录，找到了这批数据。比如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来说，这套数据包含了从1514年到1866年长达350余年共34 584次的贩奴船航行记录。查找这批数据，实属不易，因为关于贩奴船只的各种历史档案和记录散布在世界各地，需要借助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加以收集。好在，在欧洲的大部分港口中，当地政府一般都会要求贩奴者注册其船只的信息，并报告航行次数、贩运的货物名称以及数目，留下了大量注册信息和历史档案。
有了前面这批数据，我们虽然可以计算从非洲各个沿海地区输出的奴隶数目，但却不能得到确切的奴隶来源地的信息。从同一个非洲港口输出的奴隶，可能来自不同的非洲内陆地区。为了估计各个港口输出的奴隶的来源地，纳恩还用到了第二类数据，这些数据能告诉我们被贩运的黑奴的部族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散落在各种贸易记录、奴隶登记档案、法庭档案、教堂记录文件等各种历史档案中。不过，即使从这些档案中查到了这些方面的信息，还是需要一番识别工作。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奴隶的名字来识别，从事奴隶买卖的人通常会给奴隶起一个新的姓名，其中的姓氏代表的就是他所在的部族。此外，给奴隶们烙上不同烙印，或理一个不同的发式等也都代表着这名奴隶来自不同的部族。而且，由于黑奴都是合法的财产，所以，从事奴隶买卖的人们有着很强的动机来正确识别奴隶们的出生地或“祖国”。这些都可以帮助识别黑奴们所在的非洲国家和地区。比如，作者随机抽取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54个样本，包含奴隶人数为80 656人，就来自229个不同的非洲部族。所抽取的印度洋奴隶贸易的6个样本，共包含奴隶人数21 048人，来自80个不同的非洲部族。
在费尽辛苦收集了这样两类数据之后，纳恩又是如何把这些数据结合起来构造数字指标的呢？我们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从第一类贩奴人数数据中，纳恩先计算出从非洲每一个沿海国家输出的奴隶人数。我们假定从A国输出10万名奴隶，从C国输出25万名奴隶。但这时候我们发现，来自C国的奴隶中有许多可能来自被A国围住的内陆B国。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第二类关于奴隶部族的数据，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来自每一个非洲沿海国家输出的奴隶中任何一个内陆国家的奴隶比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助许多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种学家的既有研究来帮助纳恩完成这样的计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做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大侦探，你不仅需要经济学知识、统计学知识、计量经济学知识，还需要许多跨学科的知识，涵盖面非常之广，到底需要涵盖多少其他学科的知识，要视你所做的研究主题而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所知比大侦探福尔摩斯还要多得多呢！
假设从A国输出的奴隶相对从B国输出的奴隶比例是4∶1，这意味着这些奴隶中有20%实际上来自B国，因此，从中我们就可以得到A国输出的奴隶中来自B国的为2万人，来自A国的为8万人。同理可以计算C国输出的奴隶中来自的其他国家的人数。因为部族往往很小，所以通过部族来识别一名奴隶来自的国家，一般来说很少遇到什么问题。这样，纳恩就计算出今天非洲各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奴隶输出数据了。
构造出这套奴隶输出数据之后，纳恩估计了在1400—1599年、1600—1699年、1700—1799年、1800—1900年间非洲经历的四拨奴隶贸易中每个国家输出的奴隶数据。例如，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奴隶输出最多的是“奴隶海岸”（贝宁和尼日利亚）、中西非（扎伊尔、刚果和安哥拉）以及“黄金海岸”（加纳）。在红海奴隶贸易和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中，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表现最为突出。南非和纳米比亚输出的奴隶最少，历史学家几乎找不到这些地区输出奴隶的记录。
在整理好数据之后，纳恩发现，每个国家输出奴隶的数量与之后该地区的经济表现呈现出稳健的负相关关系。今日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往往就是那些输出奴隶最多的国家。
但是，单单是这样一种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尚不足以说明就是奴隶贸易导致了之后非洲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比如，有人会质疑说，也许这些陷入奴隶贸易的国家在历史上原本就是经济最不发达、社会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所以它们才至今依然维持在那种欠发达的状态。换言之，奴隶贸易可能与这些国家不可观察的其他特征相关，这才使我们得出了奴隶贸易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这种有偏差的估计。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也是因果识别中最大的障碍之一。
现在我们来看纳恩教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纳恩教授找了几个办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奴隶输出与今天非洲各国经济绩效的关系。首先，纳恩从非洲史学者那里寻找有些国家会卷入奴隶贸易的原因。然后，纳恩教授再使用奴隶贸易之前这些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以此检验它们是不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地区，并因此才被卷入奴隶贸易的。从这两个方面找到的证据表明，事实上反而是当时非洲最发达的地区才会被卷入奴隶贸易。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种历史事实呢？纳恩教授帮我们进一步寻找到了原因。
在非洲与欧洲早期的贸易中，双方贸易的对象主要是货物而不是奴隶。在这一时期，往往是那些制度相对发达的社会才有机会与欧洲人进行更多的贸易。在1472—1483年间，葡萄牙殖民者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航行，他们尝试在多个地点登陆，寻找贸易伙伴。在扎伊尔河以北的各个部落，他们几乎找不到可以贸易的对象。直到葡萄牙人在扎伊尔河以南发现了刚果王国，这才算找到了可以保持长期贸易关系的非洲地区。因为刚果王国当时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有统一的货币，有发展得比较良好的市场和贸易网络，所以，它能与欧洲人保持这种贸易关系。当欧洲人的需求转向奴隶时，这种贸易的关系得到了维持。由于越是繁荣的地区往往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所以，如果能在这些地区引发内战或冲突，就可以有效地获得大量的奴隶。相反，那些越是充满暴力和敌意、越是欠发达的地区，也最容易使欧洲人望而却步，不敢去从事奴隶贸易。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越是当初文明进步的非洲地区，越是容易受到奴隶贸易的荼毒，而当年越是野蛮、愚昧的地区，反而因此受到了保护。
除了这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寻找反驳的证据之外，纳恩教授还使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尝试把其他因素剔除出去。由于奴隶贸易这个因素可能混杂了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其他方面无法观察到的特征，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或者因素只通过奴隶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不会通过这些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其他任何一种可能的因素影响经济发展。这就相当于我们先给奴隶贸易这个因素做一个“手术”，用工具变量这个“手术刀”，把奴隶贸易因素中混入的其他因素剔除出去，只保留最纯粹的奴隶贸易本身对经济发展的那部分影响。纳恩教授使用的这个工具变量，是每一个非洲国家距离奴隶需求地的地理距离。虽然奴隶需求地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对奴隶供给地区的选择，但奴隶供给地区一般不会影响奴隶需求地的地理位置，而且，奴隶需求地肯定不会与非洲各个国家的特征有什么关联，这样，距离奴隶需求地的远近，就基本上只影响对奴隶供给地区的选择，并通过这种影响而使非洲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所得到的结果，再一次证实了奴隶输出与今天非洲各国收入之间存在着负向因果关系。
通过历史背景、回归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纳恩向我们表明了非洲各国历史上的奴隶贸易与今天的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的这种负向因果关系。但是，大侦探纳恩并没有就此停步，他还想进一步探查这一神秘的因果关系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中间机制在发挥作用。
奴隶贸易的历史阴影：信任的丧失
经济学大侦探们的工作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就是“上天入地找数据”时的艰辛；第二座，是在因果关系识别上存在的各种障碍；第三座，则是探查因果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这每一座大山都不容易搬，但经济学大侦探们却个个都是搬山的好手。
我们继续回到大侦探纳恩教授的工作，他已经搬掉了前两座大山，现在希望继续探究的是，奴隶贸易影响经济发展的渠道到底是什么。根据既有的理论以及其他研究，这中间的渠道或作用机制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弱化了村落之间的关系，这就不利于形成更大的社群和更为广泛的族群认同。纳恩教授通过数据也发现，奴隶出口与族群分散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族群越是分散的地区，经济往往也越不发达。第二，奴隶贸易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国家能力不足，从而使国家陷入欠发达状态。国家能力是否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决定因素，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重要主题。纳恩教授发现奴隶贸易的确使许多非洲国家陷入了国家能力不足的境地，或许这也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些发现虽然可以提供一些猜测，却都不是这些机制存在的铁证，毕竟，现有的这些数据还不能让纳恩教授得出令人信服的因果性结论。这一切还需要纳恩教授继续探索，终于，又努力了三年之后，他给出了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因果效应的中间机制：奴隶贸易使非洲大陆信任缺失，从而导致了今天经济上的糟糕表现。
2011年，纳恩教授及其合作者伦纳德·旺奇康（Leonard Wantchekon）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奴隶贸易和非洲信任丧失的起源”的文章，[3]终于为我们搬掉了这第三座大山。
非洲大陆刚开始奴隶贸易的时候，奴隶主要是通过国家有组织的劫掠和战争行为而获得。但随着奴隶贸易的进一步加剧，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使每个人都把魔爪伸向了身边的人，包括自己的朋友和家庭成员，绑架、诱骗，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这些身边人送到了贩奴船上。就这样，非洲大陆人际间的信任被破坏了，而这种信任关系一旦被破坏，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因此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此外，纳恩教授还从文化人类学中得到了灵感。在文化人类学中有一种说法：在传统社会中，信息获得不像现代社会这样便捷，总是面临不菲的成本或不够完美的局面，因此传统社会往往选择相对简单的人际交往模式，相互之间彼此信任，从自己社会的人际网络中获得必要的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卷入奴隶贸易的那些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破坏之后，那种降低人际交往成本从而扩大信息获取的渠道就大大受到了阻塞，这就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始终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而无法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纳恩教授及其合作者使用了2005年的一个有关信任的调查数据，他们发现，在那些更多地卷入奴隶贸易的族群中，成员们对亲人、邻居、族人和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处于更低的水平。这一发现与奴隶贸易的后期非洲人经常被自己的邻居、朋友和亲人贩卖为奴的历史事实颇为相符。
但只有这个证据，尚不足以说明信任缺失这个结果就是由奴隶贸易造成的，也许越是原来信任度不高的地区，越是容易从事奴隶贸易呢！信任缺失可能是奴隶贸易的原因而非结果，所以，要想确证纳恩教授的假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对此，纳恩及其合作者采用了三个策略，并采集了一系列其他的旁证，来坐实奴隶贸易对非洲地区信任缺失的因果性影响。
第一个策略，是尽可能控制其他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殖民文化的影响。
根据非洲的历史环境，最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就是殖民文化。如果受奴隶贸易影响至深的那些非洲地区也同样受殖民文化影响至深，那么，不控制殖民文化这个因素，就会导致我们把原本应由殖民文化来解释的影响都错误地归之于奴隶贸易。因此，纳恩教授首先控制了决定殖民文化的两个主要因素：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环境中的死亡率，以及该地区被殖民之前的繁荣程度。关于前一个因素，即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的死亡率，我们在“白人殖民者的意外死亡”一章中还会详细讨论，这个因素可以充分说明该地区的殖民文化的强弱。试想，如果欧洲殖民者到了一个非洲定居点，死亡率很高，那么这个地方的殖民者幸存下来的比例就非常低，该地区的殖民文化就不会很强盛。至于后一个因素，即一个地区被殖民之前的繁荣程度，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地区没有受到殖民文化影响之前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也会影响殖民者是否到该地区进行殖民，这些因素当然都要控制。通过这样的策略，纳恩教授就捕捉到了排除奴隶贸易因素之外，欧洲人对非洲地区长期信任程度的潜在影响。将这些潜在的影响控制住之后，纳恩教授发现，奴隶贸易对非洲地区信任缺失的影响仍然是负面的，且统计上高度显著。
第二个策略，通过可以观察的因素而对那些不可观察的因素造成的估计效应偏差进行评估，尽可能减少估计上的偏误。
虽然纳恩教授控制了像殖民文化这类可以编码的可观察因素，但他们估计出来的奴隶贸易对信任缺失的影响结果，仍然可能会受到其他不可观察的因素污染，从而出现估计上的偏差。这第二个策略做起来似乎很复杂，但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纳恩与其合作者把可以观察到的全部影响因素做成一个全集，然后再取这个集合中的一部分因素组成一个子集，做完这些之后，分别把全集中的因素控制起来和把子集中的因素控制起来，看两种情况下奴隶贸易对信任缺失的估计效应有多少偏差。这就仿佛是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先故意把有些可以观察到的因素拿掉，估计出一个效应，然后再把所有的因素都放进去，再估计出一个效应。根据这两个估计出来的效应之间的比较，大侦探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大体推测那些遗漏的变量对估计效应造成的偏差会有多大。这当然不是一种非常准确的做法，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对大侦探的估计结果多一些信心。这样一番操作之后，纳恩发现，奴隶贸易对信任缺失的估计效应中受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并不太大。
第三个策略，用的还是工具变量。
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就是一把好的手术刀。它既和一个族群的奴隶输出数量有关，又与该族群的其他任何特征都没有关系，只有这样，它才能清晰地把奴隶贸易与该族群的其他特征切割开来。纳恩与他的合作者这次选择的工具变量，是一个族群在奴隶贸易过程中居住地离海岸的距离。一方面，住得离海岸越近，一个族群中的成员被贩卖为奴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满足了好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一个族群住得离海岸是远是近，和这个族群本身的其他特征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而且，为了验证这两个条件，纳恩教授及其合作者还不辞辛苦地查阅大量历史研究资料，证实了这个工具变量确实符合要求。使用了工具变量这个“手术刀”，把其他因素切割出去之后，纳恩发现，奴隶贸易依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地影响了非洲地区间的信任差异。
纳恩教授对非洲奴隶贸易的历史阴影所做的研究，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历史遗产以及人们的信念是如何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决策的。一般来说，人们已然认识到，文化上的差异确实会带来经济上的影响，但对于文化差异得以形成的原因，尚且缺乏了解，纳恩教授的工作从他对历史精细入微的研究中提供了部分答案。
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它通过文化规范的演化，对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幸运的是，有了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清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
白人的负担？
1899年，英国诗人吉卜林[4]为了纪念当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80岁生日，写下了一首名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诗歌。在这首诗里，他这样写道：
挑起白种男人的负担！
把你们最优秀的品种送出去，
捆绑起你们的儿子们将他们放逐出去，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挑起白种男人的负担！
让他们背负着沉重马缰，
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
又急躁，又野蛮，又愠怒，
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
挑起白种男人的负担！
坚持着耐心，
掩饰起恐惧，
隐藏起骄傲，
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
不厌其烦地说清楚，
去替别人谋福利，
去为别人争利益。
在当时那个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吉卜林这首诗甫一问世，就广受世人关注。对于这首诗的意境，大家也有着不同乃至相反的理解。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呼吁白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征服和殖民野蛮国家，这就成了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象征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吉卜林在这首诗中表达了一种对落后文化和经济居高临下的倨傲姿态；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在说明，富人有义务帮助穷人，白人理应对消除世界上的贫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1885年，在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列强像孩子们抢糖果一样抢占非洲殖民地。但是，即便如此，柏林会议仍然充满着无私和利他的言论，他们声称，殖民者的行为旨在指引原住民，给他们带去文明的福佑。19世纪，欧洲的白人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和义务去拯救世界其他地方。而西方社会经历的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运动更是让他们相信，除了西方以外的世界就像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制度基础，正好可以让西方在这上面实践先进的理念，画出最优美的现代画卷。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曾言：“文明降临到欧洲，恰恰是因为它的优越，文明人应该承担起责任，去改造这个世界。”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更为直接：“这片荒芜的土地，只需要我们的援助，就能变得文明开化。”[5]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在看待这个世界上其他未经启蒙的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时，总是带有这样的文化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欲望。
当然，不能不承认，西方在这些方面的确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莫过于废奴运动。英国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1840年在英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称，除非白人停止奴隶贸易，否则他们永远不会使非洲人相信欧洲同胞们的优越性。废奴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更是呼吁白人能够努力让可怜的黑奴摆脱那种悲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下，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人奴隶，由此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更是从制度上摧毁了美国南方各州的蓄奴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解放了美国的黑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改变。种族优越论、落后民族需要托管论、人民无法自治论，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治和反殖民成了一项全球通行的准则，“欠文明”摇身一变成了“欠发达”，“原始民族”也变成了“第三世界”。摒弃种族主义，提倡人人平等，尤其是民族之间的平等，这是人类历史朝向文明的一大转变。但是，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不管改成什么样的名字，其贫穷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如大侦探纳恩教授的工作向我们表明的那样，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今天贫穷落后的局面，西方殖民者对其历史进程的破坏，难辞其咎。
不管出于白人的雄心、人道主义，还是出于对历史负债的偿还心理，二战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对外援助，尤其是对欠发达的非洲地区的援助。1949年1月20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道：“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民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用人性支配着知识和技能，去为这些人解除痛苦。”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更是把“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的字样挂在世界银行总部大厅的墙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以“休克疗法”闻名于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rey Sachs）曾在他所著的《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推进”计划。他认为，全世界的贫困问题是糟糕的健康、落后的教育、匮乏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掉进了“贫困陷阱”所致。只要推行大规模的政府援助，将这些贫困地区推离“贫困陷阱”，它们就大有希望走上富裕的道路。[6]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非洲的贫困是西方富裕国家缺乏同情心，没有给予足够援助的结果，甚至认为，七大工业国应该各自拿出其国民收入的0.7%援助非洲，这才算公平。这些左派人士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样的理论，把这个数字计算得如此精确，真是难为了他们。事实上，近50年西方富裕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万亿美元，不可谓不高。但结果呢？非洲不仅仍然是全球最贫困的大洲，而且很多国家比20年前还要贫穷。非洲女学者丹碧莎·莫友（Dambisa Moyo）曾出版过一本轰动一时的评价对非援助政策的著作——《无用的援助》（Dead Aid），在这本书里，她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援助害了非洲。此书更引发人们对“援非”的讨论和争议。莫友出生于非洲，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非洲专家。在她的这本书中，她以大量实例指出，西方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无法解决非洲的经济问题，反而会使非洲一直贫困下去，援助把非洲推进了火坑。[7]
与二战之后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不同，欧洲虽然屡经战乱，可民主体制和文化传统并没有被摧毁，但非洲国家多数并无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以西方的援助多半都被政府官僚贪污挪用。许多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开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住的也是最豪华的房屋，但非洲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究竟是否带给了非洲更多的灾难？非洲内部的战争与冲突到底是不是因国外的援助而加剧了呢？白人的雄心或者人类的善良愿望，给非洲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中间的因果性关系，还需要经济学大侦探们来释疑解惑。
美国的食品援助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内战？
人道主义援助是国际社会为减少发展中国家遭受的饥馑与痛苦而采取的重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食品援助。然而，近年来，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人士认为，这些援助不仅无效，事实上还带来了冲突和战争。若果真如此，那真是大大违背了援助者的初衷。但现在的这些批评基本上都缺乏定量的证据，而且也缺乏因果性的严谨分析。
要想识别食品援助与地区冲突的因果关系，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双向因果问题。所谓双向因果问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鸡和蛋”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当然是一个千古谜题。一个地区，越是容易遭遇冲突和战争，肯定就越容易引发灾难、导致饥荒，当然也就最容易成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对象。所以，你如果抱怨不该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带来了战争，那么援助者或许会疑惑地问你：“这难道不是它们本来遇到了战乱，所以我们才去援助的吗？”面对这样的回答，再加上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你可能会无言以对，难以反驳。不过，这可难不倒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他们在处理这类难题上一向很有办法。
2014年，经济学大侦探纳恩教授与另外一位华裔大侦探，在“消失的女性之谜”那一章中已经登场的钱楠筠教授合作了一篇题为“美国食品援助与内战冲突”的文章，[8]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为我们揭开了食品援助与地区冲突的因果关系面纱，尤其是非洲地区的内战与冲突。
两位大侦探巧妙地使用两个不同的变化，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内战冲突情况与外部援助联系了起来。
第一个变化是美国小麦生产丰歉的年度变化。美国的小麦丰收与否基本上与美国的天气有关，干旱或者涝灾会导致小麦减产，风调雨顺则会带来小麦大丰收。美国有一项价格保护政策，要求政府以设定的价格向美国农场主收购小麦，这就会使美国政府在丰年时累积大量的小麦库存。于是，美国政府就会把大量的小麦运到发展中国家，作为食品援助给它们。所以，美国小麦丰收与否，就和美国的食品援助挂上了钩。一般来说，如果今年是小麦丰收年，那么美国明年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援助就会增加。由于美国的天气状况是不可能被人为操控的，所以它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外生条件，可以让我们观察不同的小麦丰歉年份中美国对外食品援助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收到美国食品援助的不同频率。如何计算这个频率呢？两位大侦探收集到1971—2006年共36年间某国收到过美国食品援助的情况，把收到美国食品援助的年数除以36，就可以得到该国获得美国食品援助的频率。
两位大侦探把这两个变化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交互项，即用美国上一年的小麦丰歉情况乘以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获得美国食品援助的频率，然后用这个交互项作为在给定年份某个发展中国家收到食品援助数量的工具变量。虽然这个工具变量看起来要更为复杂，但其原理和之前提到的那些工具变量并没有什么差别。首先，这个交互项可以告诉我们，在给定一个发展中国家接受国外食品援助的频率时，该国某年收到的食品援助的多寡，将取决于美国小麦生产的丰歉情况。其次，这个工具变量中美国小麦生产的丰歉情况是由美国的天气状况决定的，这个天气状况是不由人们控制的，它不会受到那些接受援助的地区本身的内战冲突状况的影响，这样，双向因果关系就变成了单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方向只能是美国天气状况影响美国小麦丰歉的情况，美国小麦丰歉情况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援助，反过来是不成立的。这就把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给解决了，工具变量就像一把“手术刀”，它只留下鸡生蛋这一条路径，把蛋生鸡那条路径给切除掉了。工具变量都是大侦探们开脑洞的奇思妙想所得，正所谓“工具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真是一点不假！
即便我们直觉上感到，两位大侦探选的这个工具变量不大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冲突，但他们还是体现了严谨的经济学大侦探的素养，充分考虑了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美国小麦生产的丰歉程度会不会与那些发生了冲突战争地区的天气相关，如果相关，那这个工具变量的“手术刀”就会显得不够精准，在做手术时会受到污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位大侦探还控制了援助接收国的天气状况。第二个可能性是，美国小麦产量的变化可能会与国际小麦价格相关，而国际小麦价格也可能会影响援助接收国的内部冲突。但这方面的担心，一方面可以通过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中设定的小麦收购价不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来缓解；另一方面，大侦探们还控制了特定援助接收地区每一年的固定因素，以及国际小麦价格的变化等变量，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