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殖民者的意外死亡
当今世界，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答案的谜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2017年世界人均GDP数据，世界上最富的10个国家分别是：卡塔尔、卢森堡、阿联酋、挪威、新加坡、美国、瑞士、荷兰、爱尔兰和奥地利。这些国家人均收入非常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很高。它们之中除了卡塔尔、阿联酋和新加坡位于亚洲，其他都位于欧洲和北美地区。这些国家大多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推行市场经济。
而最贫穷的10个国家分别是：津巴布韦、刚果（金）、利比里亚、布隆迪、索马里、尼日尔、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中非和阿富汗。其中除了排在第10名的阿富汗之外，全部位于非洲。它们在历史上饱受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之害，极度贫穷，人均寿命也非常短。其中排在第1位的津巴布韦，人均年收入才0.1美元，女性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
这就是现代世界的现实。这个世界，贫富悬殊极大，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
200多年前的1776年，经济学的奠基人、伟大的亚当·斯密在他那传世名作《国富论》中这样写道：“在一个施政完善的社会里，分工之后，各行各业的产出大增，因此可以达到全面富裕的状况，将财富普及到最下层人民。”[1]《国富论》的英文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其中的Nation可以翻译为“国家”或“民族”，请读者们仔细看，斯密在这个书名中使用的是Nation的复数形式。也就是说，在这位经济学之父的心目中，他在上述这句话中所描述的美好前景不限于某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人类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实现。
既然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机会实现富裕的梦想，那么，到底国富国穷的根源何在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认为，产权制度、生产的组织能力才是西方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诺斯尤其重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产权明晰，才会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出现，也因此才能进行知识创新，推动科技进步。[2]
近些年来，以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以及乔·莫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对既有的这些有关经济增长原因的探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不仅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就连产权制度也一样，都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会有工业革命，会有这场持续数百年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身份上的平等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3]
对于经济增长原因的谜底，至今仍然没有真正揭开。
著名经济学家、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就无法再想别的事情了。”经济增长之谜是如此诱人，所以，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在这个领域也一直跃跃欲试，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实证答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对的吗？
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是社会科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
从1904年到190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杂志上连载了一本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马克斯·韦伯的代表性作品，在出版至今的100余年中，曾经引起过好几波论战。
韦伯在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概念，他要研究的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韦伯认同美国开国先贤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指的乃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财富的责任意识。这种资本的累积，为的是用于社会再生产而非个人消费。资本家个人只要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的渠道赚钱，就是践行某种天职（Calling）的表现。“天职”是基督教新教教派的核心伦理观念，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所谓的“天职”，不是指人们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
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富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而谋求经济上的成功。所谓的新教伦理，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新教经济伦理：一方面强调消费上的节制，一方面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予的宝贵时光。韦伯认为，“正是这种节制消费和强调劳动的观念，使资本家阶级的资本逐渐得到积累，累积起自己的财富。用韦伯的原话就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本书力图论证的观点。”[4]由此可知，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就是学术界著名的“韦伯命题”。
马克斯·韦伯一向以思想深刻、学识渊博著称。他观察到，自16世纪开始，西欧受宗教改革影响的地区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重叠，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因为基督教新教教派对高利贷、利润等观念的改变，解除了人们在追求利润时蒙受的文化压抑以及潜意识上的道德焦虑感。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教众在信仰上有一种新的心态，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心态。正是这种心态的产生，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的这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1958年由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成英文，一时风靡英语学界。后经由英译本而转译成各国译本，在全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后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说屡经发展，出现了许多变种，但基本宗旨总结起来不外以下三点：[5]
第一，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改变了教众对世俗利益的态度，鼓励新教信徒通过追求经济成就来荣耀主。新教鼓励信徒直接与神沟通，不再相信宿命说、奇迹论，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这种理性精神对于追求经济成就和累积资本，有着长期的推动作用。
第二，新教伦理精神改变了信徒的世界观，信徒更加勤奋、节俭，注重财富和资本积累。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新教伦理精神16—18世纪在工作态度和资本积累上做好了准备所致。所以，工业革命发生的地区，与信仰新教的地区具有地理上的高度重叠性。
第三，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教众认为追求财富的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所以，这些地区的人很难形成积极的工作伦理，神权的限制会使这些地区很难产生理性主义与科学态度，不积极向海外发展，很难产生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事实上，在韦伯去世后不久，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就曾在1926年撰写过一部名为《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著作反驳他的观点。[6]托尼认为，韦伯所揭示的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刚好相反。宗教信仰确实会影响人生观，从而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看法，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更会影响宗教的观点。托尼的批评颇有类于我们提到过的双向因果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于孰为因、孰为果，在理论上难以说清。
后来，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反对韦伯的说法，他更是从地理变迁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在北海地区（恰好是新教教区）经济发达的原因。[7]而且，布罗代尔还认为，使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韦伯命题，反而会把这个问题复杂化。
历史与社会学者在韦伯提出的这个命题上争论长达百年，始终难以使对方信服，对于该命题的真与伪，莫衷一是。虽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历史统计资料中进行经验数据分析，但由于难以解决因果关系难题，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始终不得要领。[8]
直到2015年，经济学大侦探戴维德·康托尼（Davide Cantoni）在《欧洲经济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教改革的经济效应：以德意志为例检验韦伯假说”的文章，[9]揭开了谜底，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因果性证据。
大侦探康托尼深入探讨早期现代德国历史，研究了新教伦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性联系。他巧妙地借助历史上的《奥格斯堡国家及宗教和约》（简称《奥格斯堡和约》）所致的神圣罗马帝国（大致相当于早期的德意志地区）境内的不同教派的教区之间的差异，构造了一个自然实验，研究了神圣罗马帝国内新教和天主教教区之间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不同表现。
《奥格斯堡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日耳曼新教诸侯在奥格斯堡的帝国会议上于1555年签订的和约。这个和约提出了“教随国立”的原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允许路德宗（新教教派）与天主教共同存在于德意志。
康托尼选中的这个历史环境对于他展开因果性的经验研究颇有帮助。第一，在早期的德意志境内，宗教信仰的选择存在异质性，也就是自16世纪开始，德意志境内有的诸侯国信奉基督教新教教派，有的信奉天主教派，而且是整个诸侯国都只信奉一个教派，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干预组和控制组，因为我们考察的是新教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在德意志境内信奉新教的诸侯国就是干预组，信奉天主教的就是控制组。第二，这种宗教信仰的选择是由《奥格斯堡和约》强制推行的，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是自由选定的，而是根据“教随国立”的原则必须信守的法律。
康托尼分析了早期德意志境内信仰新教的地区和信仰天主教的地区在6个世纪（1300—1900）中的长期经济发展。这段时期的选择既包含了《奥格斯堡和约》订立前各地区的信仰状况以及经济状况，也包括订立后的相关信息，这就方便控制该和约订立前这些地区的其他因素。康托尼以城市规模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度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同时，他还广泛搜集尽可能多有关地区和城市特征的其他变量，以及制度和经济上的不同特征，从而保证估计的精确性。
通过一番严谨的历史数据分析之后，康托尼发现，新教伦理在600年的漫长历史中对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向效应。事实上，天主教地区和基督教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几乎不分轩轾。
韦伯命题引发的百年争论，至此基本上宣告终结。
人文知识分子向来强调对经典哲学和社科著作的阅读，这种老派的阅读导向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正如我国知名的青年政治学者刘瑜所说：“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10]回顾对韦伯命题百年来的争论过程，让人不能不对刘瑜的这番话表示认同。
思想和数据应该是互相印证、互相激发的关系。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越冷的国家越富——孟德斯鸠说对了吗？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看似被广泛接受的事实：一个国家越是靠近赤道，人均收入水平就越低。
我国素来有北人和南人之争。鲁迅先生曾在《北人与南人》这篇杂文中刻薄地评价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11]从地理上把人分为南北，颇有认知偷懒的嫌疑。有趣的是，在有关经济增长的诸多学说中，有一种学说叫作“地理决定论”，与这种南人北人的争论颇为相类。这一学说宣称，富国和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差异决定的。当今世界的穷国大多位于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地区，这些地方多处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位于热带。而对比之下，富国往往位于温带地区。
认为地理上位于热带和温带是导致国富国穷的原因，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再肤浅不过的说法。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就提供了一个反例，至少近代以来，相对炎热的南方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远高于相对寒冷的北方地区。有趣的是，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历史上竟有不少学者大佬为之背书。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当数《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是近代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于18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文初译名《法意》，这本书耗费了孟德斯鸠14年的光阴，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不朽名著。在这本书的第三篇，他讨论了各种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他认为：“精神特点和内心情感如果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确实迥然有异，那么，法律就应该考虑这些内心情感和精神特点的差异。”[12]
他还进一步论证道：“人在寒冷的气候下精力比较充沛……一个人若处在闷热的气候中，鉴于我在前面说到的那些原因，心神就会高度萎靡不振。若在这种情况下请他做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我相信他肯定难以答应，因为，虚弱使他的心灵沮丧，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什么都怕。炎热地区的人怯懦如同老人，寒冷地区的人骁勇如同少年。”“我们不难发现，北方气候下的人恶习少而美德多，非常真诚和坦率。一旦接近南方地区，你简直就以为远离了道德，强烈的情欲导致罪恶丛生，人人都竭尽全力攫取他人的好处，用以为情欲加薪添火。”最后，孟德斯鸠甚至认为，这种气候的差异使处于热带地域的人们更愿意受人奴役，“气候炎热到极度时，人就浑身乏力，萎靡状态于是就侵入精神，没有任何好奇心，没有任何高尚的抱负，没有任何慷慨豁达之情，一切偏好都相当消极，怠惰就是享福；与其动脑筋，不如受惩罚，与其用心思指导自己的行为，倒不如被人奴役好受些。”
如此这般的言论，说孟德斯鸠搞地域歧视，大概丝毫也不过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他在讲述他的每一个结论时，都貌似有一套在他看来理性的解释，这其实是一种不诉诸神灵的启蒙精神。比如，他在论述人在寒冷的时候为什么精力比较充沛时，先论证了人体外部纤维的末端因冷空气而收缩，从而有利于血液从末端回流心脏，“寒冷使纤维的长度缩短，从而增强其力量。反之，热空气使纤维末端松弛，长度增加，因而使其弹性和力量缩小”。当然，今天再看这些解释，就会让人忍俊不禁了。说实话，我看到这里都快笑出了猪叫声，孟德斯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叫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其实，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并不要紧，关键是要一本正经，因为在一本正经中体现了科学的进步。
很抱歉我这样说话，孟德斯鸠的思想有深刻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他说的话全都对。敢于质疑权威，本来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教给我们的信条。即便在这里，孟德斯鸠也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
那么，到底孟德斯鸠的这番言说有没有合理之处呢？我见过一些把先贤的话奉为圭臬的人，他们自然认为老孟说的一点不会错。到底错还是对，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经济学大侦探来回答吧。
2020年，经济学大侦探罗伯特·玛斯兰德（Robbert Maseland）与合作者阿卜杜拉·乌默尔（Abdella Oumer）、哈里·加里森（Harry Garretsen）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孟德斯鸠说对（半对）了吗？”的文章，[13]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大侦探玛斯兰德等人要验证孟德斯鸠的说法是否正确，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他们要研究人们的工作态度与气候之间存在的关系。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由玛斯兰德发明的新方法，来度量处于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对待失业的主观福利感受，以此来表示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第二步，他们把由此计算得到的工作态度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从而就可以评估出气候条件是如何通过工作态度这个渠道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虽然几位大侦探发现，气候确实对工作态度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气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这一渠道造成的。
由此，他们认为，气候条件确实会影响诸如工作态度之类的文化风气，但是通过这条途径影响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微弱，虽然不能说孟德斯鸠全错，但支持他观点的证据并不充分。
玛斯兰德等人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他们通过一种新颖的度量方法，把气候条件通过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效应给清晰地估计出来，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认知。
白人殖民者的意外死亡——一个巧妙的工具变量
既然宗教文化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都不足为据，那么，国与国之间在人均收入上的差异，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虽然我们对于经济增长背后最深层的机理尚不清楚，不明白为什么工业革命率先出现在欧洲，特别是英国，但我们却知道所有的富国都具有一些制度上的特征，尤其是财产权利保护制度。那些在人均收入上表现更为优秀的国家，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常常更为充分，所出台的经济政策往往更能激励人们在实际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投资，而这些因素都是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
在“黑手党的前世今生”那一章已经登场的经济学大侦探阿西莫格鲁教授2012年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共同写作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14]这本书于2015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们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关于诺加雷斯市的故事。
诺加雷斯市被一道围墙分为两半，这一隔就分属于两个国家。就像当年的柏林墙，一边是联邦德国，一边是民主德国。如果你站在诺加雷斯市的围墙上，往北看就是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位于圣塔克鲁兹郡境内。这里的家庭年均收入约3万美元。大多数青少年都在学校读书，居民们的预期寿命超过了65岁。此外，政府不但提供医疗保险计划，还提供电力、电话、污水处理系统、公共卫生以及公路网等服务，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治安服务。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的市民每天从事生产生活活动，无需担心生命危险或其他安全威胁，也不用担心随时被偷窃、被征用，还不用担心有什么能危及他们在事业与家庭上的投资。
而仅仅几英尺之外的围墙南边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已经生活在该国相对富裕的地区，但他们的家庭年均收入只有约1万美元，是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居民的1/3。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许多青少年不在学校就读。落后的卫生条件使该市居民的预期寿命远不及围墙北边的邻居。这个地方的道路状况极差，治安水平很低，犯罪率奇高。在这里，创办企业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且不说可能会遭匪徒劫掠，为了取得各种许可就需要贿赂许多地方官员，只是开业就已经相当不容易。
从诺加雷斯分为两半的城市来看，地理、气候条件几乎没有差别，哪怕是当地流行的疾病种类都一样，但居民们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却大不相同。那么，是不是围墙两边的居民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呢？难道北边的居民都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南边的居民都是当年美洲土著阿兹特克人的后代？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围墙两边人民的背景非常相似。墨西哥在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诺加雷斯附近地区就成为墨西哥旧加利福尼亚省的一部分，甚至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后依然如此。直到1853年被美国购买部分土地后，美国的边界才延伸到这一地区。两边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享用的食物、流行的音乐都一样，可以说，他们同文同种。
一个城市的两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没错，就是那道隔开两边的围墙。围墙的北边实行的是美国的制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接受教育和学习技术，企业家们也受到激励，因而可以投资于生产设备，支付员工工资，并赚取利润。而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政客们会向市民提供从公共卫生到法治在内的基本服务。而围墙南边的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就没有这样的幸运。所以，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是制度为两边的居民和企业家制造出不同的诱因，是制度的差异造成了两边经济繁荣程度的差别。
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把经济制度分为两类：一类叫榨取型经济制度，一类叫广纳型经济制度。美国实行的就是这种广纳型经济制度，它容许并鼓励绝大多数人民参与经济活动，发展才能和技术，让每个人能做想要做的事情。而要成为广纳型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经济制度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让人们自由选择职业”。所以，广纳型经济制度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其中安全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是核心。而墨西哥和许多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则是榨取型经济制度的代表。在历史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的私有财产受到高度保护，而原住民的财产则相对不安全。在拉丁美洲殖民地，政府专注于胁迫原住民，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或公正的法律制度，他们的法律就是用来歧视广大人民的。这类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
虽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发现，制度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仍然缺乏制度对经济绩效因果性影响的可靠证据。也许正如麦克洛斯基和莫克尔等学者所说，良好的经济制度可能是富国发展之后得到的结果，而不是推动它们走向经济成功的原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许隐藏在良好的制度和高收入水平背后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既能为一国带来高收入水平，也能引致良好的经济制度。因此，要想估计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因果性影响，我们就需要制度由于某种原因而发生外生的变化。所谓外生的变化，就是该原因只能引起制度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其他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发生改变。没错，读者也许阅读了本书前面的章节后，可能已经猜到，这个原因就是工具变量。
2001年底，阿西莫格鲁与他的合作者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个经验研究”的文章[15]，提出了一个理论，从欧洲殖民国家的制度差异入手，巧妙地引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为我们估计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
他们的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不同类型的殖民政策会创设出不同的制度体系。一个极端情况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是一套榨取型经济制度，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榨取殖民地国家的各项资源。其代表就是比利时对非洲刚果王国施行的殖民统治政策。这些制度既不对该地区的私有财产提供多少保护，也不对政府的剥削行为做些政策上的平衡和校正。榨取型的殖民策略，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殖民地资源转移到母国。但这只是一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欧洲国家则是选择向殖民地移民，并在当地定居，在殖民地复制母国的经济制度，创造出一个翻版的“新欧洲”来，这是一种移植型的殖民策略。这些定居到殖民地的殖民者非常在意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政府的权力大多进行限制，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第二，一个地区是否适合欧洲殖民者生活，会极大地影响殖民者是对该地区采取榨取型的殖民策略还是移植型的殖民策略。如果殖民地非常不适合白人殖民者生存，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者是疾疫横行不利于白人生存，或者是当地土著反抗激烈、极端仇视殖民者，都可能导致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区生存艰难，死亡率大大提高。而在欧洲殖民者越不适宜生存的地区，他们定居下来的欲望越低，移植本国制度的积极性就不会太高，更有可能建立榨取型的经济制度。第三，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在独立之后仍然得到了延续。从历史资料上看，这三个前提都站得住脚。
有了这三个前提，几位大侦探就把第一代白人殖民者在殖民时期的死亡率作为这些国家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这样就可以估计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第一，它把制度中其他那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混杂因子都剔除出去了；第二，它还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影响制度的双向因果中后一条路径给斩断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估计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了。
现在，我们来捋一捋这个逻辑线条：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会影响他们是否愿意在当地定居下来，而定居与否，会影响殖民者对殖民地采取榨取型经济制度还是移植对本地经济发展更有利的母国的好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会影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延续，最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会影响它们的经济表现。
这篇文章刚刚问世时，大家纷纷叹为观止！因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的难题，这次能够以如此巧妙的研究设计，并从历史数据中给出相对严谨的验证，确实让人有惊艳之感！
阿西莫格鲁等人使用这个工具变量回归的方法，估计出制度对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极大的正向影响。他们还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由一些表现特别好的国家造成的，在控制了纬度、气候条件、流行疾病、宗教、自然资源、土壤质量、语言多样性程度以及种族构成等因素之后，依然显著。几位作者还特别强调，这个结论并不代表今天的制度是由之前的殖民政策决定，从而不会发生变迁，他们只是强调，殖民文化是影响制度的诸多因素之一。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这项研究虽然肯定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作用，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他们基本上把制度视为一个“黑匣子”，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黑匣子”对人均收入水平有因果性的影响，但至于这个“黑匣子”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内容，仍然有待我们进一步探寻。
榨取型殖民经济制度一无是处吗？
上一节我们讲到，榨取型经济制度是使某些地区持续比其他地区更为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地区的殖民历史中，殖民者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榨取殖民地的资源，所以他们不会有强烈的动机去构建保护财产权利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制度，那些地区也就出现了今天的落后局面。
笔者曾经应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春兴老师的邀请到台湾访问了一段时间，期间与经济思想史专家赖建诚教授、经济史专家刘瑞华教授交往颇深，结成了忘年之交。访台期间，我顺便走访了一些日本的工业旧址，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台湾糖业公司（以下简称“台糖”）遗址，现在的台糖已经是一个遗址博物馆。由于台湾矿产资源相对短缺，只能用来种植农作物，所以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后感到没有其他资源可以榨取，就勒令台湾地区种植甘蔗。台湾日据时期，蔗糖非常宝贵，所以台糖曾经是台湾地区最有名的企业之一。为了方便甘蔗的种植与运输，以及蔗糖的加工和运送，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也修建了不少基础设施。一部台糖的历史，几乎是台湾的半部早期工业史。从这个例子来看，殖民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榨取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也经常会建造复杂的经济体系，这些会潜在地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以殖民地的农业发展为例，殖民者让当地种植庄稼，然后榨取他们的粮食，并把这些粮食运回母国，都要在当地培植起经济势力来，对当地的各种生产组织形式进行改造，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技术转让和教育培训等。这样的例子不仅包括台湾地区，当年英国在印度也是如此。
2020年，在“墨西哥毒品战争之殇”一章中已经登场的经济学大侦探梅丽莎·戴尔教授与合作者本杰明·欧根（Benjamin Olken）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榨取型殖民经济的发展效应：爪哇岛的荷兰种植园体系》。[16]这篇文章利用19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殖民事件考察了殖民统治对地区发展的长期影响。
19世纪时，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荷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其中爪哇岛更是这一殖民地的核心地区，一直到今天，这里也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人口中心。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荷兰殖民者为了榨取更多的资源，在爪哇岛建立了一项重要的殖民经济制度——荷兰种植园体系。这个种植园体系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体：荷兰殖民者设立蔗糖工厂进行甘蔗加工、蔗糖生产，与台湾地区的情形一样，荷兰殖民者把这些蔗糖运回母国，出口到欧洲。而距离蔗糖工厂半径7公里以内的农业区就成了工厂的“辐射区”，荷兰殖民者强迫爪哇岛的农民为他们种植甘蔗，为工厂提供原材料。这一体系为荷兰殖民者带来了巨额的收入。蔗糖生产的收入一度占到荷兰政府总收入的1/3，这也使得爪哇岛成了荷兰最富庶的殖民地，是名副其实的“甜蜜王国”。[17]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印度尼西亚的蔗糖种植业彻底崩溃。伴随着该产业的崩溃，蔗糖种植园体系这一生产制度也被废除。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从曾经的“甜蜜王国”变成了一个食糖进口国。
在种植园体系形成之前，爪哇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大米，而且只供本地消费，鲜有出口。种植园体系的建立需要对这里的经济生活进行重新组织，才能让荷兰殖民者有效地榨取蔗糖产品。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修建了94座以水力为动力的蔗糖厂，负责生产蔗糖。在这个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爪哇农民投入其中，负责蔗糖的生产和运输。为什么蔗糖厂周围半径七公里以内被划为甘蔗生产的农业区呢？原因在于，甘蔗这种作物非常重，而且收割之后需要尽快加工炼糖，否则容易腐坏，甘蔗种植区不能离蔗糖厂太远。
荷兰种植园体系对爪哇岛经济组织的改变有两个：第一，在那些先前主要种植农作物的地带，通过设立蔗糖厂改造了产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产业体系；第二，强迫蔗糖厂周围7公里以内的辐射区生产甘蔗，并为工厂供应劳动力。但是，要研究荷兰种植园体系对爪哇岛经济的长期影响，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反事实的对照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重新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受到荷兰殖民者入侵的爪哇岛，历史不容许我们做出这种假设。那怎么办呢？既然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爪哇岛可以供我们用作反事实的对照组，我们的大侦探就决定自己创出一个这样的反事实情形来。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共设立了94座蔗糖厂，这些蔗糖厂的分布非常讲究，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小，周围的区域是否适合种植甘蔗，以及是否能够较好地利用水力动力，这都是考察的因素所在。同时，如果其中一座蔗糖厂位置发生变化，比如向一条河流的上游移动5公里，那么其他的蔗糖厂位置也需要做出相应的移动。也就是说，现实历史中的蔗糖厂分布位置状况是一种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不是唯一的，我们只需要调整其中一些蔗糖厂的位置，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不过，新均衡中许多蔗糖厂的位置是我们假想出来的，虽然它们也同样适合于设立蔗糖厂，但实际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而这些原本也适合设立蔗糖厂而没有设立蔗糖厂的地区，就可以作为现在历史上设立了蔗糖厂地区的对照组。如此一来，我们就找到了荷兰种植园体系的对照组，这些地区原本也同样有条件设立这套体系，但只是因为偶然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有了对照组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定19世纪的种植园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仍然得到了延续。作者们找到了2001—2011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调查数据，她们发现，生活在历史上的蔗糖厂辐射区的人们，相比于那些生活在更远的没有被蔗糖厂辐射到的地区的人们，更少从事农业部门的工作，更多被制造业或零售业所雇佣。而且她们发现，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基本上不是由印度尼西亚自1980年以来的工业化而使之然。
对照组以及数据选好之后，大侦探戴尔教授和她的合作者接下来就可以研究：爪哇岛在荷兰殖民时期一个地区是否设立了蔗糖厂，该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设立蔗糖厂地区的居民拥有更多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蔗糖厂的经济辐射使这里的居民受益至今，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这种因果关系所发生的渠道又是怎么样的呢？
戴尔教授与合作者认为，可能的渠道有三个，她们分别对这三个渠道或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第一个渠道是投入—产出之间的连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一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部门的连接为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关键性的作用机制。爪哇岛受蔗糖厂经济辐射地区的产业构成也的确表明，通过投入—产出之间的连接而实现的经济集聚确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制。荷兰殖民者想要的是高质量的蔗糖，但这些蔗糖厂也被允许生产低质量蔗糖，这类蔗糖的运输成本很高，只适合在当地销售。这样，蔗糖的制造业与销售业就在当地扎下根来。
第二个渠道就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维持。在1830年，爪哇岛几乎没有什么道路基础设施，唯一的一条道路也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到了20世纪早期，爪哇岛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已经是全亚洲最密集的了。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都与荷兰的种植园体系有关，他们需要把蔗糖运到各个港口，然后运向欧洲市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一直维持了下来。
第三条渠道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上存在的差异。大侦探戴尔教授与合作者还特别使用断点回归方法，对蔗糖厂农业区边界内外的区域进行比较，她们发现，边界以内的地区政府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其中自然也包含学校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她们还发现，那些处于蔗糖厂经济辐射区以内的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从20世纪2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有记载的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外，荷兰殖民者并没有足够的官员对涵盖大约10 000个村庄的种植园体系进行直接管理，只能把管理工作委派给爪哇岛的地方首领，赋予他们对土地和劳动力比以前更大的控制权。这些村庄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也有激励更好地进行生产和组织管理。荷兰种植园体系得到的全部收益并非都被榨取为私人利益，殖民者还帮助这些村庄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为公共品提供资金。这些也都是有历史记载可以提供佐证的。
总而言之，戴尔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表明，荷兰种植园体系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了爪哇岛的地方经济形态，从而带来了持续至今的更高的发展水平。这就打破了榨取型经济制度是造成许多国家长期增长表现不足的原因这种传统观点，她们为此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反例。有意思的是，戴尔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之一就是阿西莫格鲁教授，做徒弟的推翻了老师当年做出的研究成果，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让我们对经济发展背后的真相又近了一步。
殖民地的文化遗产
2017年，学术界一起期刊撤稿风波引发了欧美学界对殖民主义遗产的激烈辩论。
这一年，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布鲁斯·吉列（Bruce Gilley）在《第三世界季刊》发表了一篇名为“殖民主义文化的状态”的文章。[18]他认为，近代西方殖民事业不应当被认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坏事，而且强调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认为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殖民者撤离得过于迅速。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众多学者联署反对，最终迫使期刊撤稿。
不得不说，吉列的文章存在诸多的问题，文献引用出现错误，论断也颇为武断，甚至逻辑上都有不少混乱之处，不算是一篇好的学术文章。但是，纯粹从道德义愤的层面进行抗议，仍然值得商榷。
2020年，《经济学文献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遗产与非洲发展”的综述文章，[19]随着非洲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理解这片大陆的经济和政治背后历史阴影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篇文章把近一二十年来关于这一领域的各种跨学科研究进行分类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在非洲经济的演化过程中，历史延续性发挥作用的强烈证据。大侦探纳恩教授2020年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的文章[20]，简单地综述了通过历史的视角如何更为深刻地理解各国当代经济成就背后更深层的机理。
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同样在推进着对殖民地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殖民文化中确实有血腥暴力的一面，殖民者在非洲、南美洲、亚洲等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有时候一种制度的长期后果殊难预料，对于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需要辩证地加以看待。同时，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从科学的角度对这类问题进行严谨的研究，并做出客观的回答。
本章推荐阅读文献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1369–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