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的幕后真凶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已经造成了1.6亿人确诊感染，330多万人丧生。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毒，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已经成为定局。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更是坦言，当前的这场经济衰退已然等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不是2008年的大衰退。这次衰退与20世纪30年代的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90年前的那场大萧条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开始爆发，历时三年才在就业市场和产出结果上有所体现，而这次却只花费短短数月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球的经济衰退。在美国，股市在疫情之初下跌超过35%，人们对短期经济的预期越来越悲观，而短短几周时间内，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就突破千万，创下历史新高，到2020年4月底就已经达到了2 000万之多。而在2008年经济衰退过程中，美国总共才损失88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钦预测，到2020年夏天，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超过20%，乃至更高。若真如此，这就会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场不折不扣的大萧条。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的惨痛记忆。
虽然大萧条是从美国开始的，但在1929年之前的10年，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1929年10月中旬，在美国每个普通的中产阶级面前，呈现出来的似乎是一片繁荣到极致的景象。1928年底，刚刚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信誓旦旦地宣称：彻底征服贫困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们还未实现目标，但在上帝的帮助下，倘若我们继续过去8年来的政策，勇往直前，终有一日我们会把贫穷从美国彻底驱除。”[1]这样一个庄严神圣的经济誓言，被后来的通俗历史学家称为“美国梦”的理想愿景。
但灾难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真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1929年10月末，在焦躁不安的繁荣世界中，一场风暴突然降临，就像启动了阿尔卑斯山雪崩的轰隆炮声，暴涨至奇高市值的23只股票突然暴跌，引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10月24日，后来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四”的那天，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崩盘，人们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中。投资者自杀的传闻此起彼伏。有一个冷笑话说，每买高盛集团一股就免费配发左轮手枪一把。还有笑话说，酒店前台的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个前来住宿的人“是来睡觉，还是来跳楼”？不久之后，股市恐慌终于波及产品市场和就业市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开始上演。这场大萧条是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在21世纪，大萧条经常被立为世界经济衰退的标杆。
大萧条对当时的世界各国经济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人均收入、税收、盈利、物价水平全面下挫，国际贸易锐减50%，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33%。这场大萧条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41年，美国才从大萧条中走出来，而大多数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复苏。
对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不同的经济学派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释。市场派学者认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错误管制将一个正常的衰退扩大为大萧条；而政府派学者则认为，大萧条显示了资本主义市场自身的缺陷，呼吁更多的政府管制和干预。
大萧条的原因之谜，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揭开这个谜底，是每个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面对这样诱人的目标，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自然也不愿意放过。
萧条与衰退之谜
经济上的衰退是一种企业普遍变得无利可图的状况，而一旦造成众多企业倒闭和大范围的失业，就会成为更为深广的经济萧条。
当萧条来临时，很难有企业可以独善其身。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各个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时代，那些实力最强大、管理最完善、资源在全球的配置上做到了最优化的跨国企业，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而经济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富有者不得不依靠储蓄生活，原本状况一般的人们则仅能维持生计，而过去就要依靠救济才能生存的人们则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总之，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说：“萧条几乎是一种全体性的贫穷，对有些人来讲是相对的，对有些人来讲则是绝对的。尽管这种贫穷对于社会整体来讲是短暂的，但对于数不清的个体来讲，这种悲剧却会持续很长时间。”[2]
那么，衰退和萧条又有何区别？为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刻羽教授谈及眼下的这场经济衰退时明确把它定义为全世界正面临着类似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前景，认为其严重程度是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数倍之多呢？我们从历史上来认识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吧。其实，衰退和萧条只是不同程度的经济滑坡的代名词，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标准的定义。
我们对经济的认知是伴随着人们对经济的测量指标而建立起来的。在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1936年写出那本旷世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3]时，人们对经济的认知仍然是模糊的。当时有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为衡量经济表现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批学者创立了著名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领头的学者有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他们也以对经济的度量和经济周期的研究而闻名后世。商业周期或经济波动这类衡量经济增速的现代概念，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经济衡量指标的出现奠定下来的。库兹涅茨就因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而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34年，库兹涅茨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使用了国民收入这个概念来追踪经济活动。GDP就是从那演化而来，但直到二战结束前，它还不是世界各国采用的标准方法。
有了GDP这类衡量经济产出的概念，经济学家就有可能回过头去计算此前的滑坡给经济带来的损害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表明，19世纪出现过18次经济衰退，6次恐慌。从1873年10月到1879年3月，美国经历了一场长达65个月的GDP收缩期，这被称为“长期萧条”。与之相比，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持续了43个月，但这一场萧条的影响遍及全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经济衰退。
在19世纪之前，或者说工业革命尚未完成之前，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除非天灾人祸，否则几乎谈不上有衰退的现象发生。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在英国初步完成，土地价格由盛而衰，“恐慌”这个词引申为经济用语，指的是造成巨大崩溃的投机性经济阶段。在整个19世纪，人们一直使用“恐慌”来描述如今被称为萧条的情景。政府官员认为他们需要一些不那么让公众警觉的名词，就这样，衰退和萧条就取代了恐慌，成为不同程度的经济滑坡的代名词。
其实，衰退和萧条的差别并无标准定义，但萧条的经济收缩幅度较大，持续时间也较长。我们用美国以往的六次衰退和六次萧条进行比较，二者的区别一目了然。如表1和表2所示。[4]
表1 美国过去的六次衰退时间
表2 美国过去的六次萧条时间
从这两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次衰退中，GDP平均降幅是2.5%，平均持续时间为12个月。而在过去的六次萧条中，GDP平均降幅是28.5%，平均持续时间为22个月。从美国历史上论GDP降幅和平均持续时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并不是历史之最，但却被冠以“大萧条”之名，其原因大概与这场萧条造成的全面衰退令人记忆深刻有关。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职业投资人，都把当前的经济现状与1929年秋天相比，也就是与大萧条即将到来前的经济形势相比，从而预判未来经济衰退的情况。事实上，任何用大萧条进行类比的人，对历史的理解都不够深刻，而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也不能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相比，因为前者并未像后者那样蔓延至全球，演化成全面衰退。时至今日，这场因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恐慌已然蔓延至全球，大有使世界经济陷入普遍衰退的前兆。
无论是衰退还是萧条，都颇具几分神秘，许多时候它们的爆发毫无征兆，往往前一刻还是鼎盛的经济繁荣期，之后就陡然陷入困顿。1837年经济衰退时，一位叫作弗兰德·培根的牧师这样写道：“许多就在几天之前还回荡着机器轰鸣声的大型工厂，现在寂静得犹如一座废弃的城市。众多人为之努力工作，期望以最快速度完工的许多公共改良工程都已经中断，处于未完工状态，就像打了无数胜仗的征服者突然被打败一样。贫穷就如同一个带着枪的士兵，正站在成千上万家庭的门口；而就在几天前，日用品行业还为人们每天的舒适生活提供着充足的商品。”[5]而在1929—1933年大萧条时，美国从1920—1929年的十年繁荣期演变成大萧条的经济危机，造成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1929年股市崩盘后的三年里，美国GDP下降了将近一半，普通美国人的财富大幅缩水，整个20世纪20年代积累的财富完全消失。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这样描写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丛生的时期。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十年，没有过十年间在如此多的方面发生这么多事的先例。猛烈和动荡的变化不断发生，重新塑造了美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重建了美国政府。”这位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股票市场崩溃后，工厂、矿山和钢铁厂通通关门，然后，人们什么都买不起，连食物都买不起。”[6]所以，萧条总是突如其来，萧条到来时，土地不是不再肥沃，更不是矿藏已经被开采净尽，也不是工厂经营不善，更不是人们不愿意工作。它只是突然间需求消失，人们变得普遍贫困。人们不是不想购买，而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钱，是因为厂房和机器都在闲置。由此可见，萧条的真正神秘之处，不在于经济表现的反差性对比，而是它的形成原因。
有趣的是，经济学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周期理论，对于大萧条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欧文·费雪更多地把大萧条的原因归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透过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农业一直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衰退中完全恢复过来，尤其是农民这个群体始终处于贫困状态，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虽然看起来很高，但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间，新机器的使用挤占了大批工人的工作机会。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但就业工人的人数却没有增多。作为基本消费者的工人和农民，已然出现消费疲软的情况。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曾对大萧条给出过自己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迂回生产造成的消费延迟。[7]20世纪20年代分期付款这种赊销方法得到发明，从而增加了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增加了工业部门对处于生产环节上游的机器设备的投资，最终消费品市场难以容纳制造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从而引致了经济危机。
而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在大萧条开始时，美联储愚蠢地限制了信贷。美联储本来可以通过放宽资金让银行满足日益增加的紧急提款需求，从而延缓储户恐慌。通过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无限贷款，中央银行有能力遏制流动性危机，从而可以在第一时间防止银行破产。[8]那么，他们到底谁对谁错，还是请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来做个判断吧。
繁荣与萧条，是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经济社会之后才出现的宏观经济现象，它内生于我们的经济结构，也与我们人类的本性息息相关。也许，面对它们，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与它们共生共存；其次，我们尽可能地研究宏观经济的规律，掌握把大萧条变成衰退、乃至走向繁荣的秘诀，把衰退的时间缩短，把破坏性程度降到最低。
密西西比河创造的天然实验室
相信大家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不陌生，美国好莱坞大片《大空头》[9]就描述了这一危机的发生过程。
其实，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在2007年就有了苗头。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对按揭证券的价值逐渐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试图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9月9日，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政府接管。政府的一系列激进救市举措虽然备受市场派人士的质疑，但不得不说，这些措施很可能使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进一步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过数年，美国经济就开始复苏并强劲增长。
银行业是一类建立在信心和信任基础上的企业。银行借钱给企业家，希望资金到期时企业家能够付清大部分贷款。储户们相信他们在有需要时可以拿回自己的资金。正是这样的信心，使银行持有的现金少于所有储户都去提款时需要的资金量，因为储户的大部分资金都以贷款的形式被借了出去。正常情况下，一天当中不会有很多储户同时来取钱，所以这种期限上的错配是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信心动摇，银行体系就会出大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如果为你服务的银行倒闭了，那么，你存在里面的钱就会消失无踪，一分也取不回来。即使这些银行所持有的按揭和贷款投资组合看似很安全，但是，你可不希望自己成为最后拿不回存款的储户。于是，当你看到其他储户因为恐慌争先恐后地取回现金时，你也会开始恐慌，这是一种“囚徒困境”。所谓“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罪犯被捕后分别关押，警察鼓励他们供出二人犯罪的更多证据，这样就可以轻判，即便这两个罪犯知道，两个人都闭口不言对他们更好，但个人利益的驱使还是会让他们争相选择坦白并供出与同伙犯下的更多罪行。银行挤兑就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当出现银行恐慌时，政府该如何作为，尤其是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中央银行该如何作为，就显得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理解货币政策是否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果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了解到货币政策是如何加剧大萧条，以及更为激进的货币干预政策能否挽救在那些黑暗日子里发生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自由落体现象，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1963年，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撰写了一部鸿篇巨制《美国货币史》，[10]让我们相信，正确理解货币政策效应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
面对银行挤兑时，中央银行可以打开信贷闸门，也可以关掉信贷闸门。正如上一节所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之所以20世纪30年代陷入空前的大萧条状态，是因为美联储愚蠢地限制了信贷所致。原本可以通过放宽资金，让银行满足那些紧急的提款需求，从而延缓储户的恐慌情绪。通过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无限贷款，中央银行有能力遏制流动性危机，从而在第一时间防止银行破产。
但是，当危机真正发生时，谁又敢打包票说这只是一场信心危机？许多市场派学者认为，危机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政府注入资金挽救这些陷入危机的银行，是在破坏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由于存在大量不良债务，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现可能很差劲，任何数量的暂时的流动性支持都难以解决银行存在的问题。而且，如果银行家们知道政府为了不让银行倒闭引起社会不安情绪，迟早要出手挽救自己，就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银行家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在投资上也更加疯狂，发放的贷款要么无法偿还，要么收益微薄。此时，把中央银行的资金注入坏账银行，可能就是拿钱来填一个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让这些银行破产清算，有序分配它们剩余的资产，这是及时止损、优化资源配置的选择。
早在1873年，当时的《经济学人》主编、著名的银行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他的名作《伦巴第街》[11]中，坚决反对政府救助那些经营状况不好的银行。他认为，政府为当前坏账银行提供的任何援助，都是在让一家好银行难以设立的最可靠的办法。与许多市场派学者一样，白芝浩是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相信社会事务和生物学一样，也适用进化原理。那么，中央银行到底采取哪种政策，更有可能加速经济走出低迷，是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还是让银行业适者生存呢？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请出经济学大侦探来为我们释疑解惑。
2009年，经济学大侦探加里·理查德森（Gary Richardson）和威廉姆·特鲁斯特（William Troost）在经济学顶级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萧条时期货币干预政策纾解银行业恐慌：来自1929—1933年联邦储备银行管辖边界的准实验证据”的文章，[12]从历史数据中找到了因果性的答案。
在大萧条前夕，美国有一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的银行——考德威尔银行（Caldwell Bank）。这家银行的口号是“我们是南方的银行”，这个口号反映出这个区域性金融帝国的雄心，它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部地区最大的连锁银行，还经营多种非银行业务，银行老板罗杰斯·考德威尔（Rogers Caldwell）被称为“南方的JP摩根”。罗杰斯·考德威尔天性爱马，他安逸地生活在一个拥有获奖纯种马的庄园里。但是，1930年11月，由于管理不善，同时也由于1929年10月股市崩盘造成的冲击，考德威尔帝国轰然倒塌。仅仅几天时间，考德威尔集团的倒闭就迅速波及它在田纳西州、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银行网络。考德威尔危机预示着全国各地银行倒闭行为的激增。
理查德森和特鲁斯特分析了密西西比州的情况。为什么两位大侦探选择了密西西比州呢？原因在于，密西西比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一条密西西比河天然地把这个州分成了两个货币区。在这里，我们来穿插一段关于美联储的知识。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由联邦储备局和分布在美国各地区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组成，每个银行分管自己的联邦储备辖区，各银行股份为公私混合，不是完全由政府所有。密西西比河把密西西比州分为两个联邦储备区：一边是第六联邦储备区，由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管辖；一边是第八联邦储备区，由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管辖。
当考德威尔银行危机发生之后，密西西比州自然也受到了波及。但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和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对考德威尔银行危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考德威尔破产的四周之内，第六区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将银行贷款提高了40%；而同一时期，第八区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银行贷款下降了大约10%。
这样一来，理查德森和特鲁斯特就可以把第八区作为控制组或对照组，在这个联邦储备区，货币政策放任银行倒闭，甚至出台政策限制贷款；同时，他们把第六区作为处理组或干预组，在这个联邦储备区，货币政策增加了贷款。他们分别考察了几种不同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1931年7月1日两个地区还在运营的银行数量，此时距离考德威尔危机爆发已经过去了8个月。在这一天，第八区还有132家银行营业，第六区有121家银行营业。从数字上看，第六区要比第八区少11家银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银根松动政策适得其反呢？大侦探们继续深入考察之后发现，第六区和第八区虽然比较相像，但并不完全相同。在考德威尔危机爆发之前，第八区原本有165家银行，第六区有135家银行。危机爆发8个月后，第八区有33家银行在这8个月内破产倒闭，而第六区只有14家银行破产倒闭。
我们先用作为处理组的第六区在1931年7月1日的银行数减去第八区在该日的银行数，可以得到二者在考德威尔危机爆发后不同的货币政策下幸存银行数目之差。但这个差额还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因果效应依据，因为这两个货币区原本就有差别，所以，这个差额再减去第六区和第八区在1930年考德威尔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存在的银行数量的差异，通过对两个区一开始的银行数量就不同而做出调整，就可以得到货币政策的因果性结果了。这个结果是：（121-132）-（135-165）= -11-（-30）=19。也就是说，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多拯救了19家银行——这个数量超过了1930年密西西比州第六联邦储备区经营的银行数量的10%。
理查德森和特鲁斯特使用的正是双重差分方法。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图9.1，它分别给出了1930年和1931年第六区和第八区的银行数量，并用直线把每个区在两个时期的银行数量连接起来。这幅图描绘了双重差分方法蕴含的内在因果性逻辑，它告诉我们，虽然两个联邦储备地区都出现了银行破产，但第八区的破产数量要更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概知道，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帮助第六区的许多银行免于破产倒闭的命运，但是，这些银行真的值得救助吗？也就是说，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放松银根的政策真的支持了实体经济活动吗？两位大侦探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为我们继续揭开谜团。他们继续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密西西比州内批发商的情况进行了估计，结论与前面对密西西比州银行数量的分析类似。在1929—1933年间，第六区和第八区中批发企业的数量及销售额都出现了下降，但第八区的这种下降更为陡峭，而在该地区，倒闭的银行也更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批发商往往大量依靠银行信贷为其存货融资。在考德威尔危机爆发时，第八区银行信贷的减少造成批发商的业务量下降，并可能造成整个地区的经济出现连锁反应。第六区的批发商则更可能避免这种不幸。
图9.1 联邦储备银行第六区和第八区的倒闭银行数量
注：这幅图给出了1930年和1931年在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储备银行第六区和第八区的银行数量。虚线绘出的是，如果同一时期第六区破产的银行数量和第八区一样多，那么在这种反事实情况下第六区银行数量的变化。
考德威尔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昭示着后人，该如何把银行业危机扼杀在襁褓之中。后来，第八区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许是看到第六区的做法后吸取了教训，他在1931年晚些时候也对政策导向进行了调整。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妻子罗斯·弗里德曼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所写：“他们并没有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抵抗大萧条，从1929年到1933年，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货币发行量压低了三分之一。如果按照联邦储备委员会创建者的初衷来运营，联储本来可以阻止那场萧条。”[13]
地中海果蝇与佛罗里达州银行恐慌——来自1929年的历史启示
你们也许要问，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对银行业的危机反应乏力，没有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为银行业注入资金，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呢？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美联储抱残守缺，坚持既往的古典经济学信条，认为这是市场在进行必要的调节，没有必要干预所带来的结果。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强调，这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坚持的是金本位制度，而金本位制度使它的应对能力大大受限制所致。货币史专家阿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指出，美联储内部各储备银行之间以及储备银行与理事会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压力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存在分歧，因此很难对大萧条时期普遍发生的银行恐慌做出强有力的反应。[14]理查德森和特鲁斯特在上一节的考德威尔危机中，通过分析亚特兰大储备银行和圣路易斯储备银行各自的应对策略，向我们表明，美联储在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恐慌中积极放贷、为银行挤兑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有助于银行渡过难关，从而减少倒闭的数量。
那么，在1929年10月底之前，美联储有没有关于积极应对银行恐慌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呢？理查德森等人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为我们找到了历史的证据。
2011年，理查德森与另外两名合作者马克·卡尔森（Mark Carlson）、克里斯·米茜尔（Kris James Mitchener）在经济学顶级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驯服银行恐慌：美联储流动性的提供与1929年一场被遗忘的危机”的文章，[15]这篇文章调查了大萧条爆发前发生的一场之前被忽视的银行业恐慌，揭示了恐慌是如何发展和蔓延的，以及储备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如何有助于结束恐慌的。
1929年4月，一场地中海果蝇灾害侵袭了佛罗里达州的柑橘作物，这完全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1929年4月2日，美国农业部的一名检察员发现了含有地中海果蝇幼虫的葡萄柚，农业部的科学家于当月10日证实了这一诊断。地中海果蝇对整个美国的农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不仅吃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而且最喜欢吃水果，20世纪20年代北美商业种植的80种水果和蔬菜中有72种都是它的食物。而且，这种地中海果蝇适应性很强、飞行速度快、繁殖率惊人、在美国又没有天敌，导致农民种植的大多数水果和蔬菜都在劫难逃。
佛罗里达州当时有近900万棵柑橘树和350万棵柚子树，水果销售收入总计达4 600万美元，占该州农作物销售收入的51.7%。消息传出后，佛罗里达州的农业局反应十分迅速，紧急检查后发现多个县境内遭受果蝇侵害，尤其是奥兰多县最为严重。1929年7月，美国农业部估计，佛罗里达州大约34%的土地，包括佛罗里达州全部柑橘种植树木的近75%，都已经被地中海果蝇侵袭。情况紧急，佛罗里达州政府立即隔离了受侵害的果园及周围地区，并禁止把这里的蔬菜和水果运送出去。该州州长发动本州国民警卫队进行区域隔离，对通过隔离区的车辆进行外部清洗和内部杀虫消毒。联邦政府则实施了更为广泛的检疫，包括检查所有离开该州的火车。美国农业部更是派遣了20名科学家和数百名工人来到佛罗里达州，帮助清除地中海果蝇。
与此同时，那些与佛罗里达州有着贸易往来的州以及国家也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到1929年6月，有8个南部州和10个西部州禁止从佛罗里达州运进水果和蔬菜，南美洲和欧洲等国也加入到了禁止的队伍。
禁运、杀虫、检疫……对佛罗里达州的农业和工业造成了极大损失。受到地中海果蝇侵袭地区的水果产量下降了60%，种植户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佛罗里达州向联邦政府建议，希望能够由联邦来救济被迫销毁作物和树木的农民，并对种植户的部分损失进行补偿。美国参众两院在1929年4—6月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来自其他一些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反对补偿佛罗里达州的农民，除非联邦政府也能对最近发生的其他虫害造成的农民损失进行类似的补偿。在1929年6月28日美国国会夏季休会之前，救济拨款提议未获批准，国会是否拨款仍然是个未知之数。事实上，这个有关补偿的议案竟然在国会一直讨论了十几年，参议院在1940年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佛罗里达州的种植户是否能够偿还他们的贷款就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佛罗里达州向这些种植户提供了大量贷款的商业银行面临着破产的隐忧。事实上，佛罗里达州的商业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冲击，1925年的房地产泡沫，以及1926年和1928年的飓风都曾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虽然这些金融和气象风暴影响了一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到了1929年，佛罗里达州的银行体系基本上已经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1929年佛罗里达州银行挤兑和倒闭接连发生，就与该地区当年的地中海果蝇灾害密不可分了。从5月开始，柑橘产区就不断有银行倒闭，到了7月，最大的银行（公民银行）倒闭，形势越来越严峻。
佛罗里达州属于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辖区，亚特兰大储备银行越来越担心佛罗里达州会发生更为广泛的银行恐慌和金融灾难。国会休会之后，由于果蝇灾害造成的损失一时得不到赔付，许多种植户的现金流大受影响，这就增加了他们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由此也就威胁到了向他们提供大量贷款的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纷纷涌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了挤兑现象。于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认为，鉴于佛罗里达州的紧急情况，必须在迈阿密市和坦帕市设立100万美元的货币基金，之后还需不断提供更多的资金，以使上述两个城市及其附近的各成员银行能够获得充足的货币供应，从而避免银行挤兑带来的倒闭风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不断从各地用飞机运送现金到佛罗里达州，力图能够充分应对银行的挤兑风险。
到了1929年8月底，当地的灾害情况终于有所缓解，种植业的收益前景开始变得乐观起来，佛罗里达州的银行业危机也开始触底反弹，情况逐步好转。
理查德森等人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数据，建立了一个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库。相关数据表明，1929年7月佛罗里达州的银行业恐慌造成了存款严重流逝，这说明人们担心果蝇灾害和之后的应对举措会直接影响银行的业务。他们关于佛罗里达州的银行间网点数据，也能够证明恐慌是如何在迅速蔓延。而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反应表明，即使危机的根源显然是由于偿付能力的冲击造成的，但中央银行大胆、透明和有针对性的流动性支持对于遏制恐慌的蔓延，在危机期间改变存款人的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研究发现，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反应似乎成功遏制了银行恐慌，改变了存款人的预期，并阻止了其他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中。
为了认识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干预措施的重要性，几位大侦探使用佛罗里达州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构造反事实的情况。他们首先把1929年分为4个时段，以判断不同时段中银行受到冲击的概率。
第一个时段是从6月26日到7月16日，国会休会，对种植户未做出补偿的决定；第二个时段是从7月17日到7月19日，坦帕市的公民银行遭遇挤兑，坦帕市爆发银行恐慌；第三个时段从7月20日到8月5日，亚特兰大联邦储蓄银行出手支持坦帕市两家处于危机中的银行；第四个时段从8月6日到该年年底，即从最后一家银行倒闭之后开始的情况。
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是否对身处挤兑危机中的商业银行伸出援手，注入流动性资金，会极大地影响银行倒闭的概率。通过对不同时段联储是否介入进行比较分析后，几位大侦探估计，如果没有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提供资金，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佛罗里达州的银行倒闭率将会是现在的两倍。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干预可能阻止了银行耗尽其流动性储备的发生，有助于遏制银行恐慌。
理查德森等人的研究表明，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到来之前，美联储已经对应对流动性危机的一些工具及其作用有所认知，而不是像许多经济学家猜测的那样，联储在这方面毫无知识储备。同时，金本位制度也并没有阻止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向佛罗里达州银行危机注入流动性。有了大侦探们提供的这些证据之后，我们再来反观美联储对大萧条的应对态度，就颇值得玩味了。
大萧条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对它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经济学大侦探的研究向我们证明，因果推断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一样可以大展拳脚，为我们提供真知灼见。
蝴蝶的翅膀——大萧条和20世纪中国经济与历史的命运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影响至为深远，世界上任何经济体若想避开这场严重的衰退似乎都不可能。华尔街的崩溃引起的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国内通货严重紧缩，经由国际金融链条，这种紧缩现象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世界各国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低迷的国际贸易，促使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不仅阻碍了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还导致那些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生产国倍感压力。经济上的困境，加上收支平衡的恶化，使得拉丁美洲国家、中欧各国和德国无法偿付所欠的债务，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债权国雪上加霜，遂令整个世界陷入日益深刻的危机之中。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却成绩斐然，令人刮目相看。中国在1929—1932年间，不但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陷入衰退，反而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维持着相当繁荣的局面。即便是在193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也颇为不俗。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数据，中国经济1932—193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3.68%、-0.72%、-8.64%、8.30%、5.87%，年均增长率为1.7% ，高于法国和美国在整个萧条时期的增长率，与德国和英国大体相当，仅次于日本。如果再考虑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背景，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还要更高。[16]因此，说中国经济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表现要好，并不为过。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如何渡过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尤为值得关注。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2002年出版了一本书《全球化的结束：来自大萧条的教训 》。在这本书中，他正确地论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的考验。[17]在第一阶段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原本无法免于国际金融体制的脆弱以及其他国家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但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金本位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中国则是当时唯一的银本位国家，这就导致中国经济受到的外部冲击及影响大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的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城山智子，在其所著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一书中研究了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考察了货币体系对中国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转变产生的重要作用。[18]其实，早在1992年，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在经济学顶级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白银与中国”的文章，[19]为我们揭开了美国《购银法案》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19世纪晚期到1931年，除了一战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早期，金本位一直是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黄金保持一定的比价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行通货汇兑，形成跨国的贸易关系。但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实在少得可怜，所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国家，这就使它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独树一帜。当然，银本位并没有使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不通，但也使中国的汇率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银价的影响。在1929—1933年间，世界其他地方都在经历严重的通货紧缩，只有银本位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因为银价相对于金本位货币下降得很严重，这就使中国避免了大萧条最初两年的不利影响。所以，中国经济一直到1932年，增长都还不错。
但美国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他国家也都或早或晚地脱离了这一制度的束缚，开始使本国货币贬值，意图刺激本国经济。这就使处于银本位的中国经济大受影响。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上台之后，开始推行新政。为了使新政能够在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与西部产银各州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推出《购银法案》，开始高价收购白银。再加上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银价开始暴涨，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出国都会走私白银出去，因为国外的白银价格比国内高出许多，连他们这样的高官都想从中捞一笔，足见其中的价格差有多大。汇率走高，银根缩紧，使得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在价格上处于下风，经济开始走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抵御国际银价波动对经济造成的影响，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规定只有中国、中央、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同时，新法币不再由白银支撑，按照规定汇率兑换英镑或美元。就这样，流通中国几个世纪的通货——白银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法币与白银完全脱钩，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复苏，通货紧缩形势逐渐逆转。1935年11月的法币改革，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复苏非常重要。遗憾的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逐渐起来。1938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为49%、1939年为83%、1940年为124%、1941年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 %、1944年为231%、1945年1—8月为251%。据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张嘉璈的著作《通胀螺旋》记载，单月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出现在1945年6月，达到了302%。[20]抗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胜利初期似乎一时平稳了下来，但1947年由于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内战，通胀死灰复燃。1948年8月起，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臭名昭著的金圆券，导致了超级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经济损失巨大。这就使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最终败走台湾。这真像蝴蝶效应，罗斯福总统通过的一项法案，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给中国却会带来如许之多意想不到的影响。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那些久远的原因就像老兵，它们从来不会死去，它们只是逐渐凋零而已。
本章推荐阅读文献
Milton. Friedman. 1992.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February）：6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