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美国梦”
美国病了。
自1776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两百多年间，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工业化经济体，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1/4有余。美国不仅拥有统一的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政府也十分支持经济活动，鼓励治下的人民进行实物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美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两百多年间长盛不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尤其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衰退之后，里根总统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领美国经济走出衰退，最后拖垮苏联，结束了冷战。不过，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也让里根经济学备受质疑，部分证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只是利率过高所致，只需要调低利率即可恢复经济，与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无关。
但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加快了其去工业化的进程。昔日曾经一度强大的工业部门逐渐萎缩，导致以五大湖区城市群组成的工业区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和城市衰落。这样一片工业衰退的地区有一个非正式的称呼——锈带（Rust Belt）。锈带始于纽约州中部，向西横穿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歇根州的下半岛，止于伊利诺伊州北部、艾奥瓦州东部和威斯康星州东南部。由于多种经济因素，比如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自动化程度提高以及美国钢铁和煤炭工业的衰退，在这片曾经被称为美国工业心脏地带的地区内，工业比重一直在下降，人民生活逐渐步入困顿。
《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作者万斯，就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锈带的一名普通白人。[1]万斯小时候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市（Middletown），这就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锈带的典型案例。在万斯小时候，米德尔顿市有一个繁荣得近乎完美的市中心，但今天这片商业区早已是一片萧条。这些昔日的繁荣地区，如今陷入了毒品、酗酒、贫穷的深渊。同时，作为美国当今经济现状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里也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万斯真实地讲述了美国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大多数美国白人蓝领仍然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和困顿，这就像一条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万斯能够成功脱离贫困，最终考上耶鲁大学法学院，这样的案例屈指可数。
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著《美国真相》[2]一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事实上，这本书不仅仅只是对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还开出了一些药方，希望美国社会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
“美国梦”是一种理想。在这种理想中，人们相信无论一个人出生时的地位如何，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社会层次的提升。许多移民都是抱着美国梦的理想前赴后继地奔向美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成功。但今天，美国面临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等种种问题，“美国梦”逐渐褪色。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美国社会改革议题上，经济学大侦探不仅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真相，还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呼吁和努力，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这些努力，体现了美国知识界的反思精神和济世情怀，值得我们学习！这一章，我们就挑选美国经济学家们的几篇重量级研究，来一探究竟。
消逝的“美国梦”：美国绝对收入流动性趋势
当我们说起“经济进步”时，我们往往用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父母的进行比较。每当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亲说起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辛，幼年缺吃少穿的贫苦时，我都感到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是何其的幸运！这种代际的经济评价指标，就是所谓的绝对收入流动性（absolute income mobility），即子女比父母收入或消费更高的人口比例，这也被美国政府用来评判经济机会的开放程度。
要想测量绝对收入流动性，在数据上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之前的大侦探故事中使用的数据，相对而言，都是针对某一项政策或制度而收集的小型数据集，可要评判一个国家数十年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这样的小型数据集就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要研究诸如代际收入流动性这样的大课题，就需要更大的数据集，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大数据其实就是海量数据，这些数据是来自各种来源的大量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如今，大数据在现代研究中越来越突出。
哈佛大学有一门校级的选修课，名字叫使用大数据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讲教授是印度裔经济学家拉贾·切蒂。切蒂教授是美国经济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他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仅花了3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切蒂教授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切蒂教授曾经荣获克拉克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2019年，他重新回归哈佛大学，并开设了这门风靡全校的课程。2020年春天，恰逢我在哈佛访学，有幸在著名的桑德斯大剧院旁听这一课程整整一个学期。这门课程吸引了哈佛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来听，此外，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访问学者以及其他系的教授，我经常看到一些年龄很大的学者坐在前排认真听讲，并不时举手提问的场景，足见切蒂教授这门课受欢迎的程度。切蒂教授把大数据与日益突出的美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改变了经济学在学生和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教育意义。在这其中，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社会的代际流动问题。
2017年，切蒂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大卫·格鲁斯基（David Grusky）、马克西米连·黑尔（Maximilian Hell）、罗伯特·曼度卡（Robert Manduca）、吉米·纳兰（Jimmy Narang）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消逝的美国梦：美国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趋势”的文章。[3]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利用美国的收入数据信息以及其他大数据来源，通过研究两个问题回答了美国在绝对收入流动性趋势上的表现：第一，在今天的美国，子女的收入超过其父母的比例是多少？第二，绝对流动性比率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衡量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常用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简称IIE）。简单来说，这种测量方法告诉我们：代际流动弹性（IGE）代表父母辈的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父辈收入每增加1%，子女收入增加X%，这个X就是代际收入弹性。如果X越高，就说明个人收入的多寡更多地取决于家庭出身。这个指标虽然是常用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但切蒂等人在使用它来衡量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时却发现，得到的估计结果很不稳健。对于学过一点计量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这一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使用数据估计弹性指标时需要对子女的收入和父母的收入都取对数，这样的话，估计值对子女收入数值为零或非常小的情况就非常敏感。如果只估计父母收入分布中处于10分位和90分位之间的样本，并把收入数值为零的子女样本剔除掉，那么，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就是0.45，但换一种设定，这个估计值就在0.26到0.70之间变化，如此之大的跨度显然是很不利于我们对社会收入流动性进行评估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2014年，切蒂及其合作者在他们首创的研究中就开始使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收入百分位数等级”来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先把父母收入与同辈人进行比较，然后把父母收入按照从0到100进行排列，划分等级，子女收入也按照同样方式进行比较和分级。由于所有收入都由百分位数来表示，所以，父母和子女收入百分位数等级关系线的斜率就可以表示代际收入的相对流动性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代际的收入水平是否提高、收入不平等是否加剧，这些都不会影响代际等级的斜率。这样一来，切蒂等人发表于201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这一方法就可以使国家间收入流动性的差异进行比较，[4]而不必受国家间贫富差距以及分配公平程度的影响。
代际收入弹性衡量的是相对收入流动性，其着眼点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家长，其子女的收入是否能够达到更高的收入阶层。一般来说，相对收入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逐步下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阶层固化”。但切蒂等人2017年的文章使用的指标是收入而非收入阶层，如果社会繁荣发展，即使收入阶层固化，所有人也仍然可以挣得更多。可是，如果经济增长了，子女们的收入在绝对水平上仍然比其父辈更低，那就说明，下一代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享受到应有的利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就显得更加剧烈了。因此，2017年这篇文章描述的美国绝对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远比相对收入流动性下降更加悲观。
切蒂等人的这篇文章的结论，被美国的媒体简化为了图10.1：
图10.1 如果出生在下述年代你比父母挣更多的概率
资料来源：Marginal Revolution网站.
图10.1图告诉我们：一个30岁美国人的收入（经通胀调整后的可比收入），如果他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他有92%的概率比父母挣得要多；如果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该概率下降到79%；如果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该概率进一步下降到62%；如果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则下降到61%；而如果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如今美国方在盛年的这一代人，他们只有50%的概率在30岁时比父母30岁时挣得更多。
切蒂和他的合作者认为，美国梦的消逝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5%，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则只有1.5%左右。二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其收入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
那么，这两种因素中哪一个占主要地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们构造了几种反事实的情况。首先，他们只按照GDP增长率进行调整，也就是假定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享受了同样高的GDP增长率，那么，前者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将会从50%提高到61.9%。其次，他们只按照收入分布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假定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像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那样更为公平地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绝对收入流动性一下子就从50%提高到了79.6%。
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切蒂与他的合作者认为，在增速放缓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两个因素中，收入分布不平等的加剧才是导致“美国梦”消逝的罪魁祸首。
在绝望中死去？
《三国演义》开篇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乃至人类历史上的各大帝国，也总会经历从早期的生机勃勃，到逐渐繁荣昌盛，再最后一步步走向衰亡。国民也多从充满希望，到逐渐失去希望，最后陷入绝望。
东汉名臣崔寔生于东汉后期，他看到了东汉社会豪强割据，贫富差距极大，人民流离失所，不禁感慨：“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又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5]意思是说，社会上富人的生活非常富足，而穷人生活的困顿不堪，想吃一顿饱饭也不容易。遇到灾荒，不但流离失所，还要出卖妻儿，即便如此，也难免转死沟壑。如此一来，许多人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所谓“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
在美国遭受新冠病毒侵袭之前，就早已有一种所谓“绝望病”的疫情在美国肆虐。所谓“绝望病”，是指由自杀、酗酒以及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美国死于这种“绝望病”的人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每年6.5万人上升到了2018年的15.8万人。[6]2015年，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与妻子安妮·凯斯（Anne Case）携手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研究美国中年人死亡率的论文《21世纪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中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7]在这篇文章中，迪顿和凯斯发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45—54岁之间的中年白人非正常死亡比例持续大幅上升，有的死于酗酒，有的死于吸毒，有的则直接自杀。两位大侦探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死于绝望的人数不断攀升，他们发现，这种现象集中出现在美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之中。上过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群体，其总体死亡率是呈下降态势的，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的死亡率则有所上升，而美国没有上过四年制大学的白人，占美国劳动力人口的比例高达38%。迪顿和凯斯的数据印证了《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作者万斯对美国锈带白人悲惨生活的描述。
2020年3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迪顿和凯斯合著的新书《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8]，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描绘了另外一幅令人不安的“美国梦”褪色的场景。
2014—2017年，所有美国人的出生预期寿命都在下降，这是美国自1918—1919年著名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来预期寿命首次出现三年连降的情况，这不仅是美国，而且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未曾出现过的大倒退。在揭示这些死亡数字之后，迪顿和凯斯还给我们展示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经济数据。两位作者告诉我们，美国没有上过大学的男性其实际工资已经持续下降了50年，与此同时，上过大学的毕业生收入比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竟然高出了80%之多。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找不到工作，黄金年龄的男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自2000年以来也一直呈下降趋势。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把美国人分成了两个群体，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上，也体现在健康状况上。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中，健康状况要差很多。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流行，也再次暴露了之前一直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状态。美国底层群体的生存资源越来越脆弱，完全经不起一轮又一轮的危机冲击。1979年，美国家庭债务占收入的比例是47%，到2008年攀升到95.5%。所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由于失业再加上房价下跌，导致美国有上千万个家庭申请破产。2018年，美国贫困人口有3 810万人，有50多万人流落街头，领取食品券的人数高达3 900万，比2008年增加了40%。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今天，有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以上的紧急支出，2019年有近1/3的美国人放弃了治疗。
迪顿和凯斯在2015年首次发表有关“绝望之死”的研究成果时，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美国的中年白人。但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他们发现，这种严峻的趋势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年白人，在所有那些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里，因绝望而死的人数同样在激增。两位大侦探试图在他们的新著中解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发现，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显然更为悲惨。如果说技术进步等条件使美国工人阶级面临失业等威胁，那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人用枪支、毒品或酒精来解决自己呢？事实上，与德国、日本、法国乃至英国相比，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得更为厉害，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已经是大家普遍认识到的现实情况。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记录了大公司如何通过创造市场垄断势力以支付更低的工资来压榨劳动力，同时也表明，工会的衰落使工人们的议价能力大大削弱；资本替代劳动、劳务外包成为常态，而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压根没有起到缓和和补救的作用，致使工人阶级的境况每况愈下。此外，美国还有着全世界最昂贵的医疗体系，教育支出也越来越昂贵，教育和医疗支出对于普通的工人家庭而言就像两座大山，压得他们无法喘息。
2000年之后，美国白人在自杀、酗酒和滥用药物方面导致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黑人，但黑人在过去这些年中绝望而死的人数也在大大增加。许多困扰工人阶级的问题已经跨越了种族，同时也跨越了经济上的繁荣与衰退。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之前，因绝望而死的人数一直在上升，截至危机到来之时，美国的失业率从4.5%攀升到10%，但随着危机之后失业率逐步下降至3.5%，死于绝望的人数却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这些数据都说明，绝望病的背后，不再仅是一时的经济兴衰，而是社会的收入结构出现了问题。美国经济的增长只是提高了小部分人的收入，而更多人并没有从中获益。在两位作者看来，死于绝望的人数激增，与劳动者地位下降、企业权力扩大、“掠夺式”医疗行业把劳动阶层的财富输送给富裕人群等因素有莫大的关联。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这两位经济学大侦探向我们描述的这样一幅褪色的“美国梦”图景，不禁令人无限感慨。昔日这片“机遇之地”（The Land of Opportunity），如今竟使如许之多的工人阶层死于痛苦和绝望，如何不让人叹息。正像许多伟大的国家和时代一样，它们或许都曾经历繁荣和辉煌，但衰落与腐败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面对如此局面，美国民众也逐渐积聚起了不满，呼唤这个国家能够从政治和经济等多个层面进行改革。而凤凰是否终得涅槃，将是对美国制度和精英人士智慧的一场重大考验！
搬到富裕社区会不会让孩子的未来更好？
在美国，如果你要购买一座房子，那么，大家最在意的三大要素是：地点、地点、地点！
美国的住宅区域划分，富人区和穷人区泾渭分明，可能只是过了一条街，整个环境就大不相同。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曾骑车游遍了波士顿市区。布鲁克林街区、贝尔蒙街区都是富人区，绿树成荫，公共设施和治安环境都非常好，而越是往南骑，环境就越是恶劣，那里是两个以黑人为主的区，只能以脏乱差来形容。在美国，富人区大都环境优美、治安良好，而穷人区则多半环境糟糕、犯罪率高。
居住隔离，把美国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198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廉·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学术畅销书《真正的穷人》，[9]这是一本研究社群隔离的负面效应的权威著作。此书给美国联邦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带来了启发，于是，美国启动了一项政府实验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称是“搬向机遇”（Moving to Opportunity，简称MTO），让美国855户低收入家庭从贫困社区的公租屋搬到经济状况更好的社区，这些家庭绝大多数都是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该项目始于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当时，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从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随机选择了一大批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搬迁机会。其中，98%的家庭由女性支撑；63%为黑人、32%为西班牙裔，3%为美国白人；26%有工作，76%领取救济金，人均收入水平不到美国普通家庭收入水平的一半。该实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左右，实验基本上宣告结束。
参与这个项目实验的一共有4 604户家庭，分为三组。
第一组有1819户，政府向他们提供《住房法案》第8节 规定的租赁补助券或代金券，但只能在1990年贫困率低于10%的人口普查区内使用，即这些租赁优惠只能用在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区，这一组共有855户接受了实验要求，参与到这项研究中。
第二组有1346户，政府向他们提供的是更为传统的租赁券，可以用在任何社区，并不限制在富人区，其中有848户接受了实验要求，参与到这项研究中。
第三组是实验的对照组，共有1439户家庭，他们仍然留在公租屋社区。
美国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表示，该项目的研究目的在于测试受助家庭进入低贫困社区后在住房、就业和教育成就方面的长期效应，以及搬迁对领取租赁券的人员的健康影响。
实验结束之后，负责这一项目最终评审的项目主管、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耶恩斯·路德维格（Jens Ludwig）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低收入家庭的长期社区效应：以‘搬向机遇’项目为例”的文章。[10]他表示，的确存在一些积极进展。研究发现，受试者在几项关键的成人心理与生理健康指标上有所进步，比如糖尿病与肥胖症的风险显著降低，以及幸福感有所提升。但仅仅是改变居住社区，似乎并不足以改善底层家庭的就业与学业成就，他们没有观察到允许家庭搬迁到低贫困率地区的特殊租赁券在这些方面起到什么持续效应。
但这项研究遭到了威廉·威尔逊的抨击，他认为，该项目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所以得出了就业与学业方面未能有所改善的结论。威尔逊认为，这个项目中离开公租屋的家庭还是搬到了社群隔离社区，不但就业机会没有改善，而且学校也同样糟糕，子女往往还是去到与搬迁之前同样的地方上学，他们的社会状况改变并不大。此外，威尔逊和他的同事还指出，参与该项目的许多成年人已经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浸淫了几十年，子女们的平均年龄在项目开始时也已经11岁，无论到新社区里住了多久，早年所受的影响也不能被完全消除，从而会使实验效果大打折扣。
那么，路德维格和威尔逊他们各执一词的研究结论到底谁是谁非呢？这就需要经济学大侦探进一步的研究来做出判断。
2016年，大侦探拉贾·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纳森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也发表了一篇研究“搬向机遇”项目的文章《搬到好社区对孩子们的影响：来自“搬向机遇”实验的新证据》。[11]在这篇文章里，几位作者利用“搬向机遇”实验项目的数据，与联邦个人税收数据相结合，考察了居住社区的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长期影响。
切蒂教授与合作者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参与到“搬向机遇”实验的儿童，年龄越小就越容易受到低贫困率社区的正面影响，从而对日后成长和财富积累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二，随着孩子搬入低贫困率社区的年龄增加，他们能从中获取的收益会越来越小。这两个假说都是之前的文献没有研究过的新视角，在切蒂等人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搬向机遇”项目开始时参加该实验的那些孩子中哪怕是最年幼的孩子也已经过了大学毕业的年龄，都已经参加工作，这就为切蒂等人验证他们的假说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于是，他们集中研究了“搬向机遇”实验项目中儿童日后的表现，研究了该项目对这些孩子们未来的收入、大学录取率以及其他表现上的影响。
切蒂等人首先估计了“搬向机遇”项目对年幼的孩子们的影响，这些孩子的年龄被定在13岁及以下，参与实验的这些孩子的平均年龄大约为8岁。三个实验组中的儿童经历了不同的成长环境，作者们发现，那些实验组的孩子，即接受了租赁优惠的家庭中的孩子，如果在实验开始时年龄不满13岁，那么，比控制组或对照组的孩子们，即仍然留在公租屋社区的家庭中的孩子，在二十多岁时所挣取的年均收入要高1 624美元。鉴于对照组的孩子们成年后的年均收入才11 270美元，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了。此外，实验组的孩子们上大学的比例也比控制组或对照组的孩子高2.5个百分点，后者上大学的比例是16.5%。而且，实验组的孩子们长大后成为单亲父母的概率更低，也就是说，转去生活在低贫困率社区的家庭婚姻破裂的比例要更小。
而对于参加“搬向机遇”项目时年龄在13~18岁的青少年，则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切蒂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这三个组中，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孩子们的平均表现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甚至实验组的那些孩子们长大之后的表现还略微差于对照组，也就是说，那些在13岁以后搬到低贫困率社区的孩子，反而在未来表现得更差。作者们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3岁后的青少年性格已经开始成型，搬家会中断他们既有的社交和生活方式，这种负面影响会抵消居住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
切蒂等人的研究还发现，“搬向机遇”项目对参加该实验时已经成年的人的经济影响并不显著，这方面倒是印证了路德维格等人之前的结论，同时，他们针对实验中儿童的未来表现的研究也证实了威尔逊等人的批评。这些结论表明，该实验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在美国，低贫困率社区对子女的未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仅限于比较年幼的孩子，一旦这些孩子在搬入低贫困率社区时比较年长，那么这种效果就不再明显。
2018年，切蒂教授与合作者纳森尼尔·亨德伦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经济学季刊》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12]进一步揭示了社区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效果。他们的结论与前面这篇2016年的文章大体相似，但使用的数据更加庞大，得到的结论也更为细致。
在经过多年对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表现和形成原因的研究之后，切蒂教授还主导了一个名为“机会洞察”（Opportunity Insights）的研究基金会，自2019年以来，该基金会已经从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慈善协会取得高达数千万美元的捐款，旨在消除城市贫困，致力于改善美国贫困阶层的处境。
切蒂教授不仅是一位关心社会发展和贫困问题的学术造诣精深的学者，也是一名起而行之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当切蒂教授在哈佛的课堂上向我们展示“机会洞察”项目取得的一些进展时，大家报以长久的掌声。这些在哈佛的课堂上与切蒂教授的研究产生共鸣的学子们，很可能会成为将来推动美国社会变革、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公的改革推动者！
谁又能说，这不是美国的希望所在呢？！
真相的意义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所说的：“美国的政治体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落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无法再回避导致国家走入歧途的根本原因。仅仅对现行政治体制做出细微的调整早已不足以治愈这个国家的病痛和创伤。”美国在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以及将近百年的经济繁荣之后，也逐渐出现重重危机，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矫正。
美国学术界在深刻地反思着美国社会目前遭遇的种种问题。这些人中不仅有像斯蒂格利茨、迪顿这种功成名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有像切蒂等人这样的学界新秀。他们同样使用经济学大侦探的武器，利用不断增长的大数据，不断地把美国社会的真相揭露给我们。
真相就是力量！只有认识到了真相，才能让人们真正开始反思应对之道。如果仅仅以阶层分裂、族群撕裂等罪恶手段进行煽动，或许他可以在当前的美国民主制度下赢得现在，但一定会失去未来！
本章推荐阅读文献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2014.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553-1623.
Case, Anne, Angus Deaton. 2015. “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NAS, 112（49）:15078-83.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Katz. 2016.“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 855-902.
Chetty, Raj., David Grusky, Maximilian Hell, Nathaniel Hendren, Robert Manduca and Jimmy Narang. 2017.“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cience, 356（6336）: 398-406.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2018.“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3）：1107-62.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2018.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I: County-Level Estim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3（3）：1163-228.
[1] 参阅［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 参阅［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刘斌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3] Chetty, Raj, David Grusky, Maximilian Hell, Nathaniel Hendren, Robert Manduca and Jimmy Narang. 2017.“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cience, 356（6336）: 398-406.
[4]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2014.“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1553-623.
[5] 参阅范晔：《后汉书·崔寔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6] Case, Anne,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
[7] Case, Anne, Angus Deaton, 2015.“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 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NAS, 112（49）：15078-83.
[8] 参阅[美]安妮·凯斯、安格斯·迪顿：《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杨静娴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9]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0] Ludwig, Jens, et al. 2013.“Long-Term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Low-Income Families: Evidence From Moving to Opportun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3.
[11]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and Lawrence Katz, 2016.“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855-902.
[12]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2018.“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3）：110762;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2018.“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I: County-Level Estim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3）：1163-228.
终章
因果推断的五种武器——《西游记》番外篇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经济到政治，从历史到文化，经济学大侦探们都保持着充盈的求知兴趣，为我们释疑解惑。
近20余年，经济学大侦探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许多这样有趣而深刻的研究，是与因果推断的统计和计量方法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他们在进行因果效应探究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五种基本的计量方法，我在这里把它们叫作因果推断的五种武器。
这五种武器分别是：随机实验方法、回归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双重差分方法、断点回归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方法。这些方法最根本的精神是由随机实验给出来的，但是，由于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实验，仅能取得非实验性数据（非实验性数据也被称为观测性数据，本章“雷音寺与凌霄殿的纠纷——匹配回归显神通”一节有所介绍），所以，其他几种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哪种方法，都是在尽可能地从非实验性数据中寻找出随机实验的情境，通过适当的方法对因果效应进行研究。这种现实当中发生过的随机实验情境，就是所谓的自然实验或准实验。它们之所以能够作为类似随机实验的情境而被发掘出来，则是出于我们经济学大侦探们的慧眼和慧心，同时也是拜因果推断的这些“武器”所赐。
在这一章里，我们集中介绍大侦探们在进行因果推断时使用的五种“武器”。为了让读者们能够更有趣味地领略因果推断的思想，我尽可能地不使用任何理解起来可能会给读者造成困难的说辞，而只以笔者杜撰的《西游记》番外篇的几个故事来展现其中每一种“武器”的奥妙所在，同时再辅之以对每种武器的发展历史以及逻辑脉络的简要介绍。
探究因果关系是科学的目的所在。因果推断的领域非常广阔，如今的发展更可称得上是方兴未艾。笔者有幸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期间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有机会聆听该领域多位著名学者的课堂，能够见证这一领域波澜壮阔的发展态势，十分兴奋。能把因果推断的思想以浅显的语言介绍给中国读者，能把经济学大侦探们神乎其技的科学研究介绍给感兴趣的读者，也是笔者的荣幸！
仙丹、蟠桃和唐僧肉——随机实验辨长生
在吴承恩先生撰写的《西游记》中，无论是凡人还是妖精，都有一个深切的渴望，那就是将来能够成仙成佛，长生不老。
要想长生不老，途径却不多，主要就那么几条路。
第一条路，吃唐僧肉。可是，在整个《西游记》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又一个妖怪喊着吃唐僧肉，却没有一个吃得成，最后还都枉送了性命。所以，这条路肯定是不用考虑了。
第二条路，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这条路也窄得很，且不说人参果树结果子太少，那镇元大仙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就连悟空、八戒和沙僧偷吃了几个果子，都被他的童儿好生羞辱了一番，平常人就更没有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