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毒品战争之殇
2019年10月17日，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库利亚坎，一场激烈的枪战正在上演。
大约3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试图抓捕藏在屋子里的大毒枭奥维迪奥·古斯曼（Ovidio Guzman），却遭到了毒枭同伙的反包围。古斯曼的另外一批同伙则在这座城市的街头烧杀抢掠，民众惊恐不安，在枪林弹雨中争相逃命。此外，还有同伙正在策动一座监狱里的犯人暴动，劫持两名监狱看守作为人质，造成近60名囚犯越狱。
虽然后来有超过200名墨西哥安全部队的士兵赶来支援，但仍然导致了5名警察、1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1名平民在枪战中死亡，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8人遭到劫持，墨西哥政府可谓惨败。
面对如此结局，墨西哥政府首尾难顾，压力之下，只好宣布抓捕行动失败，刚刚抓获的年轻毒枭也被释放，而做出这个决定的正是现任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他给出的理由是，前任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措施把国家变成了“坟场”，“我们不想再死人，不想爆发战争”，“不能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抓捕一名罪犯”。他强调，政府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消灭毒品犯罪的根源，比如贫困和失业问题。
事情还要从十多年前那场著名的墨西哥毒品战争说起。
墨西哥毒品战争
墨西哥毗邻美国，两国边界长达3 000多公里，长期以来都是毒品、违禁品及非法入境者进入美国的一个主要途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南佛罗里达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执法力度加强，墨西哥毒贩就成了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可靠运输者。初期墨西哥人从中收取运输费谋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墨西哥人和哥伦比亚人改变了买卖结算的方式，这不仅使墨西哥毒贩除了运输毒品，还参与毒品的分销，使他们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墨西哥贩毒集团从哥伦比亚或者秘鲁买下1千克可卡因只需要2 000美元，但转手卖到美国就可以获得10万美元，如此暴利，自然令贩毒集团敢于践踏一切法律，犯下任何罪行。
众多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势力平衡经常因为新加入者的兴起和原有者的衰微而发生变化，此时就会引发敌对帮派为争夺权力而引起的暴力流血事件。贩毒集团的仇杀从1989年开始，到了1990年末有所缓和，从2000年起再度恶化，暴力事件增多。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曾多次打击贩毒集团，但成效并不显著。
2006年12月1日，墨西哥右翼政党国家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总统卡尔德隆（Felipe de Jesús Calderón Hinojosa，2006年12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在任）上台。这位新总统曾在哈佛大学取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上台后，把打击贩毒集团作为主要任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扫毒行动。这就是著名的“墨西哥毒品战争”。
当时，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主政的政府宣称，它的主要目标是遏止贩毒集团之间的暴力事件，以及瓦解强大的贩毒集团。但墨西哥的毒枭也不是吃素的，两个最大毒枭联合起来就拥有超过10万步兵，这些武装力量成为墨西哥政府军的强大对手。自2007年起，墨西哥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暴力犯罪大幅增加，在卡尔德隆总统的任期内，官方统计在毒品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至少达6万人。到了2013年，估计死亡总人数为12万人，其中还不包括2.7万的失踪人口。
2019年1月30日，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宣布，墨西哥毒品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大侦探梅丽莎·戴尔登场
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每年耗费约9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政府用于社会发展的总支出。但是，这场毒品战争的具体效果怎么样呢？它到底是把墨西哥从毒贩遍地的罪恶渊薮中拯救了出来，还是像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它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深渊，陷入了暴力和分裂的结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请出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来自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教授登场。
戴尔教授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非常年轻的正教授，2020年荣膺在经济学界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称号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下简称“克拉克奖”）。该奖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而设立的，旨在奖励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40岁以下的优秀学者。在2009年之前，克拉克奖都是每两年颁发一次，而且每次只颁发给一个人，之后改为每年颁发一次，每次仅颁发给一人。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颁发一次，经常是两人或三人共同获奖。因此克拉克奖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
戴尔教授获克拉克奖的时候，我正好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参加一个讨论会，我是在这个讨论会上知道这个消息的。系里的主页很快就挂出了对戴尔教授的祝贺，表彰她在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杰出工作。对于她的成就我早就有所耳闻，她把因果推断中的断点回归这个“武器”，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人称“断点回归女王”，所以，这次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2015年，戴尔教授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非法交易网络与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文章[1]，为我们揭开了墨西哥毒品战争后果的因果性面纱。
墨西哥毒品战争是否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暴力犯罪？
大侦探戴尔教授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墨西哥卡尔德隆总统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有没有导致更大规模的暴力犯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还要回答的是，它又导致了多大规模的暴力犯罪？
面对第一个问题，许多人肯定会说，答案很肯定，你看卡尔德隆总统上台之后，墨西哥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和命案率大幅增加，这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
事实上，敌对贩毒集团的仇杀活动从2000年开始再次恶化，暴力事件就已经在大幅增多。卡尔德隆总统的前任福克斯（Vicente Fox）总统就曾多次出动军队打击贩毒集团。到2006年卡尔德隆上台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甚至有墨西哥政府的有关人士称，如果再不对毒贩采取行动，那么将来选出来的总统就会是毒贩。如果是这样的话，卡尔德隆总统的扫毒行动到底效果如何，似乎就很难判断了。人们说不清是与毒品贸易有关的犯罪本来就十分猖獗，还是卡尔德隆总统发起的毒品战争激化了矛盾，使得墨西哥的社会治安进一步变坏，与贩毒有关的犯罪活动进一步加剧。
同时，贩毒活动早已经国际化。墨西哥是美国毒品市场最大的供应商，墨西哥毒贩每年在美国毒品批发市场上赚取大约250亿美元的非法收入。官方的数据显示，墨西哥2/3的自治市有非法贩毒组织在活动，14%的自治市种植罂粟。所以，国际毒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也会激化帮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他们争夺地盘和渠道的暴力活动。墨西哥是毒品贸易中的主要玩家，中美洲、西非和其他地方的毒品犯罪彼此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说不定其中的犯罪活动都是同一个跨国贩毒集团组织起来的。因此，国际化的因素也可能与毒品战争叠加在一起，使我们很难清楚地判定毒品战争起到的作用。
此外，虽然全球每年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的总支出超过1 000亿美元，但是要把这笔钱平均撒到全世界，那每个地方就分不到多少了。为了能够有效打击毒贩，执法部门只能随机地决定在某些地方进行重点打击，而选择重点打击的地方，往往又是毒品暴力犯罪猖獗的地方。墨西哥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虽然以卡尔德隆总统为首的墨西哥国家行动党花费了大量政府资金用于扫毒，并且还曾多次出动军队镇压，但毒贩遍地，政府的资金预算也不是无限的，总要重点出击才师出有名。因此，政府选择打击的那些地区，往往也是犯罪活动最猖獗的地区。
这样，要回答墨西哥毒品战争有没有导致更大规模的暴力犯罪，我们面临着两个难题。第一，有遗漏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来自墨西哥国内毒贩之间的斗争趋势，也可能来自国际贩毒组织的变化，但都表明毒品犯罪活动本来就很猖獗，或许政府不扫毒，这些地方的犯罪活动还要更加厉害。第二，有选择性的偏差，警察会有选择地对那些毒品犯罪活动原本就更加猖獗的地方进行打击。
所以，关于卡尔德隆总统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有没有导致更大规模的暴力犯罪这个问题，答案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我们只看到了扫毒行动在前，暴力犯罪加剧在后，就认定前者是后者的原因，这就犯了经济学中常说的“后此谬误”，意思是说，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情的前面，就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举个例子，你看到癌症患者进医院，然后又看到了他们的死亡，但你不能说进医院看病是他们死亡的原因。
如果不能确定毒品战争与之后和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对于墨西哥的毒品战争到底导致了多大规模的暴力犯罪，答案可就说不清楚了。如果前一个问题告诉我们墨西哥毒品战争对暴力犯罪有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向的，即增加了暴力犯罪，可能是反向的，即减少了暴力犯罪；那么，后一个问题就是要告诉我们具体增加或减少了多少。
所以，要想确切地侦查到因果关系，我们还需要大侦探戴尔教授运用她最擅长的工具断点回归来做出回答。
大侦探的推理神器：断点回归
人类社会的行为常常受到一些规则的约束。
比如，假定我们国家高考理科重点线定在了580分，那么考了579分的同学虽然只是运气差了那么一点，但却无缘考上重点高校。
如果我们想知道，在中国一个人上一所重点本科院校和上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毕业十年后在收入上会相差多少，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高考分数线这个断点来进行相关研究。
首先，我们能不能直接把上过重点本科院校的学生毕业十年后的收入，与只上过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毕业十年后的收入进行比较，把前者的平均收入减去后者的平均收入所得到的差额，就看成是上重点大学的更高回报呢？
答案是不能。
因为你不是在拿同样的学生在进行比较。毕竟高于580分的同学很多，差别相当大；而低于580分却又能上一个普通本科的同学也很多，跨度也很大。比如，一个考了700分的同学，本身不仅天资聪颖，个人能力出众，而且还可能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在本科毕业十年后的收入很高的原因或许就是他个人能力出众，且家庭人脉更广所致。但一个刚刚达到高考本科线，勉强进入本地一所大学的学生，在个人能力上可能就比那个考了700分的同学差不少，也许家庭环境也会差一些。可是，个人能力、家庭人脉这些因素，我们都很难观察到，属于遗漏变量，关于它们的数据很难收集到。如果把这样的两组人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我们就很难判断上重点大学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值到底是多少，因为重点大学起到的作用和个人能力以及家庭人脉起到的作用混杂在一起了。
那我们该怎么把上重点大学这个因素与个人能力以及家庭人脉等因素分离开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能考上高考本科线的学生通过抽签的方式分为两组，一组让他们上重点大学，一组让他们上普通本科院校，然后统计他们各自在毕业十年后的平均收入，二者相减所得的差额，就是重点大学带来的收入增加值。这当然是最能给出因果效应的方法。但是，它的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实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也通不过伦理审查。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探察到这种因果效应了呢？
办法当然有。为了尽可能寻找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很相似的学生，但有些上了重点大学，有些上了普通本科，我们只需要把580分附近的学生挑出来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高考成绩差一两分的，很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尤其是语文和英语这类带有作文的科目，不同老师批改可能就会给出不同的分数，差上一两分也非常常见。如果两位改卷老师改出的分数差别很大，一般都会要求再找其他的改卷老师重新判给分数。所以，在580分附近的同学，应该说在个人能力上的差别很小，他们的分数差别往往是不由他们控制的运气造成的。运气好的，刚好考到580分，运气差的，刚好考到579分，就这样，他们的命运开始分岔。
假如在高考试卷的批改中，出现4分左右的运气分差别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考了578分和579分，因而上了普通本科的学生分为一组，把考了580分和581分，因而上了重点大学的学生分为一组。前者叫作控制组或对照组，后者叫作处理组或实验组，这个处理就是上重点大学，用处理组学生大学毕业十年后的平均收入减去控制组学生大学毕业十年后的平均收入，得到的差额就是重点大学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值。
这就是断点回归。由于在580分这个断点处，进入控制组和进入处理组的学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这类断点，又叫清晰断点。
关于断点回归，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对美国最低法定饮酒年龄的研究。[2]
在美国，21岁生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你可以合法饮酒了。遗憾的是，21岁的生日，也可能成为死亡日期。
图2.1 生日与葬礼[3]
图2.1给出的是1997—2003年间，年龄在20岁至22岁的美国人的死亡人数。在这里，我们按照死亡时距离生日的天数绘出了死亡人数，并将生日这天标记为第0天。例如，有个人在1990年9月18日出生，在2012年9月19日死亡，那么就记这个人在22岁的第一天死亡。
在21岁生日附近，死亡风险急速上升。从这幅图中的尖峰形态可以看出死亡人数激增的事实。与平常每天死亡150人左右的基准情况相比，这个尖峰代表着死亡人数多出来大约100人。这个死亡人数可不是生日派对的狂欢造成的，因为如果是这样，这样的激增也应该出现在20岁和22岁的生日附近，但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同样的情况。那么，21岁的生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21岁生日，有一个法定最低饮酒年龄的规定。只要我们把这些死亡事件中与喝酒有关的案例挑出来，就可以检验法定最低年龄制度是否造成了死亡人数的上升。
2009年由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和多布金（Dobkin）发表在《美国经济期刊：应用经济学》（AEJ）上的文章《酒精消费对死亡率的影响：来自最低饮酒年龄的断点回归证据》[4]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大侦探戴尔教授的工作了。
墨西哥的贩毒组织与毒品战争
墨西哥毒贩支配着美国的非法毒品批发市场，年收入在140亿到480亿美元之间。墨西哥是美国市场最大的海洛因供应国，是全世界大麻和甲基苯丙胺（一种中枢兴奋药）的最大供应国。据美国官方数据以及戴尔教授拿到的机密数据，大约有14%的墨西哥城市种植罂粟和大麻。此外，美国消费的可卡因中有90%都是通过墨西哥入境的。美国毒品市场远比墨西哥本国的毒品市场大得多，墨西哥毒品市场每年的销售额才5.6亿美元，和美国的庞大市场根本无法相比。
戴尔教授研究的这段时期是从卡尔德隆总统上台时的2006年12月开始，这个时期墨西哥有一个由六大毒贩组织组成的贩毒联盟（简称DTOs）。墨西哥2 456座自治市中有68%拥有贩毒联盟中的一个主要毒贩组织或其他小的当地贩毒黑帮。大约49%的自治市的毒品生产是由六大毒贩中的一个控制，其他的则由地方黑帮控制。但这六大毒贩组成的这个贩毒联盟并不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卡特尔组织，只是一个很松散的联盟。[5]所谓“卡特尔”组织，是指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或国家构成的组织，作为生产者采取集体行动，目的是控制该类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国际上最著名的卡特尔组织就是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油价大幅提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以，如果六大贩毒集团组成的这个贩毒联盟是一个卡特尔组织，那么，它们就可以减少毒品的生产或者操纵价格。但实际上，贩毒联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合非常不稳定，内斗相当剧烈，不时还会发生火并。每天的贩毒计划都是由地方的分部制定，这也就确保了如果毒贩被抓，不会让警察获取上一级更大的贩毒集团的信息。墨西哥贩毒联盟内部的这种斗争，使得在戴尔教授研究的这段时期（2007—2011年），主要组织成员从6个分裂到了16个。
除了贩毒之外，墨西哥贩毒联盟还从事大量其他的非法活动，其中包括收保护费、绑架、走私人口、组织卖淫、洗钱、走私武器等，可谓无恶不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收保护费的工作吸纳了不少人口就业，在墨西哥毒品战争的这些年里，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从2005年以后，与毒品贸易有关的暴力犯罪活动迅速增加。在2007—2012年间，每年就有超过5万人死于这类犯罪活动，杀人案件每年增长至少30%。到了2010年，暴力犯罪导致的平均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同期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死者当中95%是男性，45%不足30岁。暴力活动随处可见，血腥残酷。在繁忙的立交桥上悬挂受害者的尸体，在公共场合悬置着数颗人头的情景，生活在墨西哥相关城市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舆论认为，此时公民的人身安全是墨西哥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尔德隆总统发动了墨西哥的扫毒行动。在他上台后的第二个星期，卡尔德隆总统即调动6 500名联邦政府军打击毒贩，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一共调派了45 000名联邦政府军参与扫毒。
我们再来看墨西哥的政治历史。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都是由革命制度党执政，一党独大。对于毒品贸易，革命制度党的态度颇为消极，而且他们主政的政府与毒品有关的腐败行为非常普遍。2000年，墨西哥人选出了第一个反对党总统。现在墨西哥政坛主要有三个政党：右翼的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在卡尔德隆上台之前，虽然前两任政府也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但规模上都要小得多。而且，卡尔德隆总统的扫毒行动似乎毫无征兆，他在总统选举中提到打击毒品犯罪的次数并不太多。
有趣的是，墨西哥的扫毒行动主要体现在对毒贩的抓捕上。由于政府的有限资源分散到了对暴力犯罪活动的打击上，对罂粟和大麻这类非法作物的种植进行打击和摧毁的活动反而减少了，这导致同期墨西哥的罂粟和大麻等非法作物的种植规模反而更大了。
墨西哥的自治市经过选举产生的市长有权任命自治市警察局局长，制定相关的安全政策。因此，在卡尔德隆发动毒品战争后，作为国家行动党党员的自治市市长通过任命相关的负责人，并鼓励他们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来协助总统的扫毒行动。证据显示，作为国家行动党党员的市长比那些非国家行动党党员的市长更积极地协助联邦政府的扫毒行动。之所以如此，原因也不难理解，作为党组织的一员，每位市长都有更强烈的职业动机与联邦政府合作。墨西哥的市长禁止连选连任，所以要确保下一次能够在其他城市的市长选举中胜出，这就需要取得党魁的大力支持。这样，卡尔德隆总统发起的墨西哥毒品战争，就更多地得到了国家行动党在地方上的胜选市长的支持，而在那些不是由本党成员出任市长的地方，这种支持力度就要小很多。
墨西哥毒品战争对暴力犯罪的直接影响
戴尔教授的研究发现，国家行动党在墨西哥开展的扫毒运动，从两个方面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暴力犯罪。第一个是在那些国家行动党胜选的自治市发生的直接效应，第二个是由于那些国家行动党胜选的自治市位于贩毒的重要通道上，而不得不使犯罪活动向原来低犯罪率的自治市转移所造成的溢出效应。
我们先来看大侦探戴尔教授是怎样侦破这种直接效应的。
在这方面，戴尔教授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关于与毒品贸易有关的各项记录，二是来源于机密渠道的数据。与毒品贸易有关的杀人案件数据，记录的时间为2006年12月到2011年10月，所谓与毒品有关，是指伤人者或被杀者至少有一方卷入了毒品贸易活动。同时，这些数据还包含墨西哥的2 456座自治市中哪些有墨西哥贩毒联盟组织或地方贩毒黑帮。最后一部分数据是关于2007年到2010年发生在墨西哥各个自治市的竞选数据，从中可以确切地知道，每次选举中胜选和败选的党派得票率情况，这个数据对于戴尔教授运用的断点回归识别策略非常重要。
这就是戴尔教授所掌握的全部数据线索。那么，这位经济学大侦探又是怎么侦破墨西哥毒品战争对暴力犯罪的直接影响一案呢？
我们知道，要想了解墨西哥毒品战争对暴力犯罪的影响，首先要找出哪些自治市是由总统卡尔德隆率领的国家行动党执政，哪些自治市不是由该党执政。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自治市分成两组：一组由国家行动党执政的自治市组成，一组由其他两个党派执政的自治市组成。把前一组自治市的犯罪率减去后一组自治市的犯罪率，所得的犯罪率之差能否当成国家行动党主导的扫毒行动造成的结果呢？
当然不行。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们不是在拿苹果和苹果进行比较，橘子和橘子进行比较，而是拿苹果和橘子比较。墨西哥各自治市之间情况差别巨大，如果在一个自治市的选举中，右翼政党大比分获胜，说明这个市本来就相对更加倾向于对毒品犯罪进行打击，而那些左翼政党大比分获胜的自治市可能就不是这样。如果把这两个自治市的犯罪率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就不一定是国家行动党的扫毒活动带来的，可能是这个自治市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内在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我们在数据中看不出来，这就是计量经济学中著名的遗漏变量问题，在第一章 中我们已多次提到。本章这里的遗漏变量，是影响毒品暴力犯罪率的其他因素，也许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犯罪率的真正上升，它们才是真正的原因，但由于我们观察不到它们，所以，我们就会把它们的影响归结到我们能观察到的那些因素上。这样一来，遗漏变量带来的偏差会使我们得到的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上台与暴力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不能被解释成因果关系。
既然不能直接比较，那就得找尽可能相似的自治市进行比较，同时这些相似的自治市又只在一个变量上有差别，这个变量就是是否由国家行动党执政。于是，戴尔教授发现，在那些在竞选中得票率非常接近的自治市，往往在民意的选择上更为摇摆，这些自治市到底会不会由国家行动党执政，常常由选举中的随机因素造成。也就是说，那些在地方自治市的选举中，国家行动党以微弱优势获胜或以微弱劣势落败的自治市，其实是更加相似的。如果把这些自治市挑选出来，分为两个不同组，前一组是国家行动党以微弱优势获胜的自治市，后一组是其他政党以微弱优势获胜的自治市，然后再来比较这两个组的平均暴力犯罪率，把这个结果解释成主要由国家行动党主导的扫毒行动带来的因果效应，那就比较合理可信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些国家行动党以微弱劣势丢掉选举的自治市就可以看成是那些由该党以微弱优势胜选从而获得执政地位的自治市的反事实情况。这样，如果再把这些自治市的其他特征，比如人口状况、地理条件、经济特征、公路网情况、政治背景等因素控制住，那么，戴尔教授就可以通过一个断点回归设计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了。
下面这两幅图把答案说明得非常清楚。
这两幅图表示的是自治市选举后一个任期之内的犯罪率情况。其中，两幅图中的x轴表示的是国家行动党在自治市市长竞选中投票率上输赢之间的差值，如果该值为正，就说明国家行动党胜出，反之则为其他党派胜出。为了尽可能使两组自治市的情况接近，这个输赢的范围定在上下5%以内。图2.2中的y轴表示的是与毒品相关的杀人案件发生率，图2.3中的y轴表示的是总的杀人案件发生率。图2.2表明，在国家行动党以微弱优势获胜的那一组自治市里，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发生率显著高于该党以微弱劣势败选的那一组自治市。图2.3中的情况说明，不仅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发生率显著提高，而且总的杀人案件发生率也大大提高。具体说来，国家行动党上台执政导致三年市长任期内每10万人中杀人案件增加33起；在他们上任的第一年里，每10万人中杀人案件增加27起，这些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图2.2 国家行动党执政和与毒品相关的杀人案件发生率
图2.3 国家行动党执政与总的杀人案件发生率
当然，对于这个结果，还需要更多的确证。首先，我们需要检查这两组自治市在竞选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杀人案件的比率情况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就说明在竞选之前，这两组的情况非常相近，只是由于竞选结果的差异才造成了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戴尔教授的结论是二者一致。其次，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戴尔教授还变换竞选中输赢5%这个范围选择，分别改成4%、3%、2%以及13.3%，结果仍然保持稳健。最后，戴尔教授还使用了其他的估计方法对这些结论进行了检验，也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揭开谜底
胜选的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了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活动的呢？大侦探戴尔教授揭开了谜底：胜选的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开展的扫毒行动，打击的是那些台上的大毒枭，而一旦这些大毒枭失势，毒贩内部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暴力冲突反而加剧了。
我们来看大侦探戴尔教授的证据链。
首先，数据告诉我们，国家行动党在自治市选举中获胜后，确实会倾向于支持扫毒行动。相比于国家行动党以微弱劣势落败的自治市，胜选的自治市会逮捕更多毒贩，但是在胜选上台之前，这种行动却较少发生，或者频率远远没有那么高。而那些国家行动党以微弱劣势败选的自治市则一直都保持较低的逮捕率。
戴尔教授的研究还发现，墨西哥那些离美国越近的自治市，国家行动党上台引发的杀人案件就会越多。在这些自治市，每10万人中杀人案件增加到37起，比之前的平均33起要多。这说明，这些自治市对于毒贩来说更有控制价值，所以，一旦政府打掉了原来的毒枭，那么，争夺这块地盘就更值得，命案自然就会增加。
同样，如果这座城市在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前暴力犯罪活动就比较多，那么，在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后，命案率也同样会提高。在这些之前就是高犯罪率的自治市，每10万人中杀人案件也增加到差不多37起，比之前的平均33起要多。这同样说明，在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后，暴力犯罪的持续增加主要发生在那些先前就比较容易发生命案的地区，也就是说，该党发起的扫毒行动打击的是那些在位的毒枭，但恶化了原本就已经在不断发生冲突的贩毒生态，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冲突。
戴尔教授还发现，如果这些自治市中属于墨西哥贩毒联盟的更高一级的毒贩被抓获或被杀害，那么，他空出来的位子就会有更多的其他组织成员意图争夺，所以，扫毒行动更多地激发了墨西哥贩毒联盟组织内部的冲突。扫毒行动打击的是这个组织内部在位的毒贩，于是他的对头就有了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激励。如果这个毒贩就在离自己地盘不远的城市，那这些对头更希望能够控制这个倒霉的毒贩的地盘，从而实现在地方上毒品贩卖的垄断地位。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并不是由墨西哥贩毒联盟控制，而由地方上没有加入墨西哥贩毒联盟的小毒枭控制的自治市，国家行动党上台后的扫毒行动，根本就没有显著提高该地区的命案率，这更加说明了墨西哥毒品战争主要是因为打破了贩毒组织的势力平衡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暴力犯罪活动。
那么，为什么某一个自治市的毒贩刚刚被政府的扫毒行动打击，他在墨西哥贩毒联盟内的对头就想要侵占他的地盘，难道这个对头就不怕被政府打压吗？这个问题就点中了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死穴”。因为这种扫毒行动都是运动式的，不会长期持续，所以扫毒带来的震慑力会逐渐减退。这就像大海中的航船，开来的时候浪花滚滚，开过去之后就又归于平静，就像这艘航船压根没来过一样。
另外，自2006年毒品战争开始后，贩毒集团不单杀害敌对集团的人物以及参与扫毒的警察，政界人物也越来越多成为他们下手的目标，尤其是地方上的领袖。大多数政界人物遇害的地方，都是那些饱受与毒品相关暴力祸害的地区。杀害地方政界领袖，也是犯罪集团企图削弱地方政府的策略之一。
由于地方警察局长通常由市长任命，因此地方上的市长们也被毒贩盯上，企图通过市长控制他们势力范围内的警队。萨拉萨尔（María Santos Gorrostieta Salazar）是墨西哥米却肯州提魁奇奥市（Tiquicheo）前市长，因为严厉打击贩毒而被墨西哥媒体誉为“21世纪女英雄”，她的丈夫于2009年遭到杀害，她随后于2012年11月遭到虐杀弃尸，留下3个孩子。她的死亡，在墨西哥引起巨大反响。
萨拉萨尔的悲惨境遇，让人唏嘘不已！我自己行文至此，也是情难自已。可是，无情的世界就是这样，追求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是经济的，而不是正义的，但萨拉萨尔代表的却是我们人类社会希望消灭毒品、消灭犯罪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以，作为正义的使者，萨拉萨尔将永远受到墨西哥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纪念。我们坚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溢出效应
事实上，墨西哥国家行动党主导的扫毒行动，不但对自己主政的自治市的暴力犯罪活动产生了影响，还影响了其他并不由他们主政的自治市，因为这些扫毒行动迫使毒贩们开辟新的地区以继续贩毒活动。这种影响，戴尔教授称之为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溢出效应。
要把这种溢出效应识别出来，还需要建立一个贩毒的网络模型。其实这个模型也很简单，假如你是一个毒贩，想要从离美国较远的A地运送毒品到美国边境城市B地，你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你一定会选择一条直线运送毒品，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所以直线运输毒品的成本最低。如图2.4所示。
图2.4 墨西哥毒品战争前的最优贩毒路径
注：图2.4和图2.5，仅见于戴尔教授2012年挂出来的工作论文版，正式发表时未附上。仔细去看正文，笔者推测，之所以未在正式发表时附上这两张图，很可能是发表版面篇幅所限。
这里，深色的这条路线几乎是一条直线，它代表着从A地运输毒品到B地的最优路线，因为它最短，所以运送成本最低。但现在，由于这条路线上历经的都是国家行动党主政的地区，也就是图中的阴影面积所表示的地区，阴影越深，表示该地政府的扫毒力度越大，毒品越容易被没收，那么，你肯定要选择其他的可行路径。图2.4中的浅色路线就是其他的可行路径，这些都是毒贩可以选择的从A地往B地的路线。
毒贩们在决策的时候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他们考虑的一定是运输成本最低、被没收的风险最小的贩毒路线，我们可以预测，他们应该把最优路线改成图2.5中的深色路线。
图2.5中的这条路线是戴尔教授根据网络模型做出的预测路线，那么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数据来进行验证。
大侦探戴尔教授以其严谨的数据处理和精巧的因果分析向我们表明，如果一个自治市正好处在图2.5中所预测的新的最优贩毒路线上，那么这些地方与毒品相关的命案率就会从4.8%上升到6.2%，境内每新开辟出一条贩毒路线，每10万人中与毒品有关的命案率就会提高0.54个百分点。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种暴力犯罪的溢出效应往往集中在不同贩毒集团从不同城市出发而选择的最优路线相互重合的自治市，因为这种重合意味着这条贩毒路线相对更加拥挤，于是贩毒集团内部的冲突也会加剧。虽然相比较于墨西哥毒品战争的直接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不算很大，但对于那些命案原本就比较高发的地区，该效应的意义就无法漠视了。
图2.5 墨西哥毒品战争后的最优贩毒路径
除了上述由于毒品运输路线的变化导致的溢出效应，在有关墨西哥毒品战争后果的争论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游击队假说”。它的意思是，当政府在一地进行镇压时，贩毒活动就会部分地分散到其他地方，奉行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过去40多年来，全球用于打击毒品犯罪的支出大幅增加，但毒品市场却持续扩张，毒品滥用现象不降反增，很可能就是贩毒集团奉行游击战术的结果。例如，20世纪90年代玻利维亚和秘鲁发起了扫灭古柯等作物的行动，从而导致这些作物在哥伦比亚的大量种植，到了21世纪，哥伦比亚也开展了清除这类作物的行动，导致秘鲁和玻利维亚又重新种回了这些作物。而墨西哥的扫毒行动也有类似的后果。
戴尔教授对墨西哥毒品战争溢出效应的研究，也表明这场战争并没有导致毒品消费大规模、持续性地下降。此外，卡尔德隆总统面对暴力犯罪意料之外的上升，又把部分警力从扫除罂粟、大麻等毒品类作物的种植上抽调出来，用于重点打击相关地区的贩毒组织，这样的行为使得毒品供给端受到的影响不大。事实上，卡尔德隆总统发起毒品战争期间，在美国海洛因市场上，墨西哥海洛因的供应份额和总量不降反升，而其他类毒品供给也未见明显下降。总之，现有证据似乎都在表明，墨西哥毒品战争对毒品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卡尔德隆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除了上面我们分析的这些对犯罪率的影响，竟然还对墨西哥的其他经济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虽然它没有怎么影响到墨西哥正式部门的收入和男性劳动参与率，但却导致非正式部门的收入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也跟着下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与贩毒组织从事非法走私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扫毒行动促使贩毒集团变本加厉，通过收取更多的保护费敲诈非正式部门的生产者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从而导致非正式部门的经济萎缩。
值得一提的是，戴尔教授是根据生活成本来评估墨西哥毒品战争造成的暴力犯罪成本，但事实上，除了这种成本，还有一笔成本并没有计算在内。墨西哥政府每年花费差不多90亿美元用于扫毒行动，这个没有计算在内的成本就是这笔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这笔钱如果不用于扫毒，而用于改善民生等其他方面，我们原本可以取得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是损失了的。
教训与反思
大侦探戴尔教授的研究就到了这里，但这个研究却让我们陷入了沉思。
毒品之害，世人皆知，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着严重的危害。对于个人，毒品作用于人体，会使人体产生适应性改变，这就是吸食毒品的上瘾现象。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会破坏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经济窘境，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时，毒品对社会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瘾君子们不仅因为自己身体羸弱而影响工作，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损失。可以说，消灭毒品是人类的共同心愿。
但墨西哥毒品战争再一次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仅仅局部打击毒品犯罪，结果可能未必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完美。事实上，大侦探戴尔教授更是用她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这场扫毒行动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它不仅没有达成预想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我们并不希望看到的因果效应。经济学无法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是政客和伦理学家需要更多讨论的领域。但是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揭示的真相不是我们想要的，就否定这门科学的价值。
同时，戴尔教授的研究也揭示了当前世界在扫除毒品行动上存在的问题，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扫毒政策，不但可能治标不治本，也许连标都治不了。真正要消灭毒品，我们还需要全球各个国家更多地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这需要全世界一起努力，消除贫困，消灭毒品犯罪的根源，真正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
本章推荐阅读文献
Dell, Melissa. 2015. “Traficking Networks and the Mexican Drug Wa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6）：1738-79.
Carpenter, Christopher, Carlos Dobkin. 2009. “The E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164-82.
Murphy, Tommy E., Martín A. Rossi. 2020. “Following the Poppy Trail: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Mexican Drug Cartel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ume 143.
[1] Dell, Melissa. 2015.“Trafficking Networks and the Mexican Drug Wa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6）: 1738-79.
[2] Carpenter, Christopher, Carlos Dobkin. 2009.“The Effe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the Minimum Drinking Ag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 1（1）: 164-82.
[3] 引自Joshua D. Angrist and Jorn-Steffen Pischke. Mastering’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第四章 图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