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在网上畅所欲言吗？
★我为什么对女明星的长相如此着迷？
★也许我没有我想的那么“直女”……
★我为什么要不停地购置新衣？
★电影行业的女性身影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需要女性杂志？
★科技含有性别歧视吗？
我敢在网上畅所欲言吗？
罗博瑟姆‖彭尼‖弗莱彻‖洛德
互联网本应是美好的：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不随意评判别人；在这个地方，你是谁，你长什么样，你来自哪里都不重要。然而，正如任何敢于在网上分享自己观点的女性会告诉你的那样，这并不是互联网的现状。不管怎么说，目前还不是如此。
社交媒体平台是个好东西，原因有很多：例如女性主义运动和“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社交媒体平台也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在反对跨性别恐惧症、恐同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运动中，它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是，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为聚众侮辱他人的新场所：一些人利用它们散布仇恨的信息，或对他们不赞同的人发出死亡威胁。相当多的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是女性。
2016年，诺顿安全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000名接受调查者中，有近一半的人在网上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辱骂或骚扰。其中，三十岁以下女性所占比例高达76%。
说到“骚扰”，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你作为女人在网上分享你的想法时可能经历的事情：你很可能会遇到你不想接触的人、网络抬杠和网络欺凌、性骚扰以及强奸和死亡的威胁。如果你特别不幸，你还可能会遭受报复性色情骚扰或“性勒索”。这项研究发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女性当中，有十分之一的人都有过类似经历。歧视并不止于此，研究还发现，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往往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成为他人攻击的目标。
对互联网而言，这说明了什么？或者正如作家、博客作者和网络犯罪专家塔拉·莫斯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出自深渊，也不是出自‘互联网’，而是出自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一种文化，正把偏见倾注到我们使用的技术中。”那么对人类而言，这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受伤的是女人？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生？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只能用有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经营的大公司控制的，女性主要由男性来描绘。在《女性的意识，男性的世界》中，英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希拉·罗博瑟姆在谈到女性主义运动发生前的时代时写道：“我们［女性］通过传闻和直接经验来认识自己。世界如是存在，我们寄身其中。……我们只能触摸它的外部形状，在它的外部行动，并通过男人为我们制造的透镜来观察它。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的事物运动联系起来。”
这并不是出自深渊，也不是出自“互联网”，而是出自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一种文化，正把偏见倾注到我们使用的技术中。
——塔拉·莫斯
重点思考题
如果你在网上保持沉默，那么这与你在现实世界中被迫保持沉默是否相同？
但是，随后出现了数字革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女性主义的第四波浪潮（参见上文第12页）。任何能进入开放互联网的人，尽管其声音通常不会在主流媒体上被听到，却突然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英国记者兼作家劳里·彭尼（Laurie Penny，1986— ）曾就这些变化写了很多文章。她在《网络性别歧视：互联网上的性、性别和权力》（2013）中谈到了这些新平台的起起落落。“互联网虽然让厌女症和性暴力变得很容易，但最重要的是，它做到了其他重要的事情。它给予妇女、女孩和酷儿人群相互交流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毫无限制地跨越国界，分享故事，改变我们的现实。”
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女性上网
当人们第一次使用互联网时，许多人将其视为乌托邦。女性尤其对互联网产生了兴趣，认为互联网可以帮助她们对抗父权制。“网络女性主义者”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有技术头脑的女性开始聚集在网络论坛上，在男性主导的计算机技术世界里开辟空间，并扪心自问：网上可以避开性别吗？
对于新西兰小说家贝丽尔·弗莱彻（Beryl Fletcher，1938—2018）来说，网络空间有着巨大的潜力。1999年，她在收录于论文集《网络女性主义：连接性、批判和创造力》的文章中写道，网络可以“将想象力和语言发挥到极致；它是一座巨大的信息图书馆，一间八卦会议室，一处充满政治色彩的情感景观。简而言之，这是女性主义者的理想场所”。如果你快进到现在，网络空间显然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因此，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网上审查自己。根据数据与社会研究所和创新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的数据，为了避免网络骚扰，美国年轻女性的自我审查程度最高，十五岁至二十九岁的女性中有41%的人为了避免受到谩骂而进行自我审查。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女性都会为了避免受到谩骂而选择隐敝自己的声音。结果是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承担了责任，离开了网络空间。正如劳里·彭尼在《网络性别歧视》中所说：“我们正在互联网上重复着我们在这几百年来告诫年轻女性的话：我们希望你能来到这个充满权力和冒险的成人世界，虽然你可能会被强奸或骚扰，但你最好坐下来，闭上嘴巴，把你的脸打扮得漂漂亮亮。”
线上行为的线下后果
人们在网上的遭遇会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产生直接而令人不安的影响——网上谩骂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在网上遭受谩骂的女性当中，有55%的人表示她们因此经历了焦虑、压力或恐慌。她们还报告说，她们面临严重的心理后果，比如缺乏自信和产生无力感。
这完全是一个人权问题。2017年英国大选期间，由于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严重谩骂，国际特赦组织对英国政界女性进行了调查。该组织分析了177名大选前夕活跃在推特上的女议员的推文，发现受到谩骂的主要是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女性。参加公职竞选的女议员中有二十名出自这一背景，她们收到了近一半（41%）的辱骂性推文，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人群。研究表明，她们收到的辱骂性推文数量几乎是白人议员的八倍。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辱骂是我们真正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它阻止妇女参与政治，甚至阻止她们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
……即使我们沉默/我们也仍然害怕/所以还不如开口……
——奥德丽·洛德
女性对这种恶果的恐惧会不会使她们放弃参与公开辩论？自称为“黑人、女同性恋、母亲、战士和诗人”的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 1934—1992）认为，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甚至在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期间，女性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她以诗文《生存祈祷》予以回答（参见本页引文）。
抉择时刻
如果我们把现状看作是互联网的问题，那就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只要任何公共领域的女性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受到攻击，我们就不会拥有平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拒绝被赶出这些舞台。所以，勇敢地言说吧。说出你的想法，发表有争议的观点。因为正如奥德丽·洛德在文章《沉默的转变》中所说的那样：“你的沉默不会给予你保护。”
我为什么对女明星的长相如此着迷？
沃尔夫‖桑塔格‖帕格利亚
从八卦小报到时尚杂志，再到社交媒体，图像正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公共话语，并助长了世人的肤浅。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却根本放不下手机。公众人物面临持续的审视，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外貌：可能是他们的衣服，可能是他们的体重，可能是他们头发的颜色，也可能是他们皮肤的颜色。无可争议的是，这种审视更针对女性，而非男性。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英国政府先后在1918年和1928年通过法案，先是给予每一位户主和三十岁以上妇女选举权，后又给予二十一岁以上的妇女选举权。《旁观者》杂志由此提出，女性让政治变得“虚假、庸俗、时髦”。这种把女人的外表看作比其言行更有趣的新闻评论方式，不仅困扰着政界的女性，也困扰着任何一个公众视野中的女性。
如果你轻信报纸和杂志，那么从发型到裙子的长短，女人穿什么似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媒体会为了赚取巨额利润，分享从名人到政客的各式人物的照片。它们编写的故事越极端，标题在网上的“点击率”就越高。女人必须看起来“惊艳”或“可怕”，才可能登上八卦版块。
因此，媒体总是和女性过不去。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参与者娜奥米·沃尔夫在《美丽神话》中写道，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大游行期间，“头条新闻的标题写着：‘WOMEN ARE REVOLTING’。既可以理解为‘女人在造反’，又可以理解为‘女人让人反感’。女性一旦接受了这种描述运动的方式，戏谑也就随之而来了”。
媒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游行女性的外貌评头论足。但愿这不会阻止人们去思考，为什么她们要为争取平等权利；但愿这不会分散人们对她们发出的信息的注意力。然而，事与愿违，你会发现自己正专注于女人的衣服或者她的妆容，然后用同样注意力涣散、有辱人格、具有破坏性的方法比较所有的女人。
正如沃尔夫在《美丽神话》一书中所言：“尽管许多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就这样被集中到外表上，但很少有人完全理解，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在政治上的作用：当人们对运动的注意力被分散，转而聚焦女性领袖的身体特征时，人们就可以不理会其他方面，而只是评价她们要么太漂亮，要么太丑。”其最终的效果就是：阻止女性认同其领袖提出的问题。一旦公众女性被贴上“太漂亮”的标签，那么她就成了威胁，成了对手——或者根本就不严肃；一旦她们被嘲笑为“太丑陋”，认同其提议的人就可能被贴上同样的标签。
通过镜头看自己
Instagram等图片社交平台的崛起，只会助长人们对外表的自恋。早在1977年，一位女性主义者就预言，大众媒体和廉价相机将会给世界带来问题。这位女性主义者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她在《论摄影》中写道：“人们需要通过照片来确认现实，增强体验，这是一种审美消费主义，现在每个人都对之上瘾。”“就像枪支和汽车一样，照相机也是一种让人上瘾的幻想机器。”
人们需要通过照片来确认现实，增强体验，这是一种审美消费主义，现在每个人都对之上瘾。
——苏珊·桑塔格
桑塔格预言了我们将如何沉迷于理想化的生活，并更多地通过镜头而非现实来审视自己。桑塔格认为，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不是一种被动行为，而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桑塔格说：“理想化的图片（如大多数时尚照和动物照）和拥有平实特点的作品（如班级照、暗淡的静物照和大头照）一样具有攻击性。相机的每一次使用都隐含着一种攻击。”
桑塔格还表示，当我们花时间看别人的照片时，这其实并非无害的乐事，或者一种“负罪的享受”。实际上，“照片在向我们传授一种新的视觉编码过程，它改变和扩大了我们对值得看和有权看的事物的界定。它是一种语法，更是一种观看伦理”。
如果你花费太多时间通过别人的图片看世界，你可能会开始相信你所看到的一切。但是，这些图片不是现实，它们经过编辑，是别人希望你看到的世界。
我为什么要自拍？
无论是名人和品牌，还是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社交媒体的兴起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直接与世界对话，而无须经过审查或编辑。但是为了使我们的照片看起来更像我们在杂志、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图片，我们选择用滤镜和应用程序来编辑我们的图片。我们已经习惯了呈现出另一种现实的画面，而我们的现实却不能企及它们。沃尔夫说，这凸显了西方民主原则的核心矛盾。在《美丽神话》中，她问道：“憎恨审查制度、信奉思想自由交流的西方价值观如何应对这一状况？”
重点思考题
专注女性外表会分散我们对更重要的问题的注意力吗？
许多女性主义者谈到过男性的凝视，并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在离开男性的凝视时并不真正存在。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著作《观看之道》（1972）中有一句名言：“男人行动而女人现身。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看着自己被别人看见。”这种想法在数字时代只会更为严重，因为数字时代根本不会让女性“拥有”自己的公众形象，更不会让她们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被人看到，反而会增加我们对图片的贪欲，激化我们对美妆杂志上的理想化美图和八卦版的丑闻的追求。
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女人的形象可以被用于勒索。2014年，在iCloud黑客丑闻中，许多知名女性的裸照被发布到互联网上。美国演员詹妮弗·劳伦斯是黑客攻击的目标之一，她在2017年告诉《好莱坞报道》的“颁奖漫谈”播客：“我感觉自己被这个该死的星球狠狠地撞了一下——世界上就好像没有人看不到我的这些私密照片。说不定你只是在一家烧烤店吃饭，同行的人就可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些照片。这真是一件令我无法应对的事情。”她接着说，这种经历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侵害，你甚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世界上就好像没有人看不到我的这些私密照片……这真是一件令我无法应对的事情。
——詹妮弗·劳伦斯
现代明星
美国评论家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1947— ）对流行文化，尤其是过去三十年的女性主义运动进行了评论。2015年，《好莱坞报道》发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她在这篇文章中问道：“集体自拍有助于实现女性目标吗？”她以一贯的思维敏捷、冷静的方式审视了“女人帮”的现代现象。“女人帮”因美国乡村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等人而出名。斯威夫特经常分享自己和名人朋友的照片，并在巡演时把朋友们请到舞台上。
这些集体自拍（加上了女人帮目标的话题）让斯威夫特的批评者认为，她是在利用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营销工具。但是，我们该责怪她吗？帕格利亚说：“年轻的女性演艺工作人员现在仍然受到成群结队、咄咄逼人的狗仔队文化的摆布，而我们过度纵欲的裸露时尚则又强化了这种文化。……在与行业食人鱼的谈判中，年轻女性是多么孤立和易受攻击，这无疑放大了女人帮现象。”
抉择时刻
这些知名女性被镜头的海洋所孤立，而我们却站在镜头的另一侧。娜奥米·沃尔夫会告诉你，这种肤浅的文化会让人分心。她在《美丽神话》中写道：“粉饰女性面孔是为了抹去女性的身份、力量和历史。”这种技巧能阻止你思考女人在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技巧能诋毁女性。在摄影革命的拂晓，苏珊·桑塔格已然预见了它的到来。
也许我没有我想的那么“直女”……
洛德‖约翰斯顿‖麦当娜‖巴特勒
人类的性行为很难分类。人们开始意识到，也许我们并非都能被纳入某种类型。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开始慢慢地认识到性欲的广谱性。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女性也消费网络色情产品，而且她们正在使用新技术来探索自己的性行为，并把它作为一种与他人交流性兴趣的手段。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关注社会性别，关注社会在我们塑造自我期望时所起的作用。而性取向又是怎么回事呢？由于父权制使女性成为“他者”，故而异性恋被视为标准，而以其他任何方式体验性的人也被视为“他者”。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可低估，女性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这种二元划分。
奥德丽·洛德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黑人女同性恋者，她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受到歧视。她在《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别》（1980）中写道，人类将自己看作不是“男人”就是“女人”，这其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女性被鼓励接受这样的信条：人类只有男女差异，而且男女差异是人类唯一合法的差异。”她说人们需要理解和接受的是，除了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差异，在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之间，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
洛德于1992年去世，如果她看到当今的互联网，她会相信互联网能为人们提供机遇，让人们更能接受和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如今，你可以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已然不符合过时的二元异性恋划分。
二元异性恋划分是正确的吗？还是父权制社会的一种建构？其他研究发现，虽然女同性恋者更容易被女性的外形所吸引，但大多数自称异性恋的女性，实际上都会被裸男和裸女的视频挑起性欲。也许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问自己，你是否真的像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异性恋。
所有的女人都是女同性恋吗？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如第三章 所述，吉尔·约翰斯顿在这方面尤其直言不讳。这位著名的美国女性主义者有句名言：“除了尚且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以外，所有的女人都是女同性恋。”她还领导了分离主义运动，认为只有当男女首先学会各自独立生活，才能实现平等。她还把分离主义与性取向联系在一起——这一点颇受争议。她在《女同性恋国》中写道：“在所有女性都成为女同性恋之前，不会有真正的政治革命。”
除了尚且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以外，所有的女人都是女同性恋。
——吉尔·约翰斯顿
主人的工具永远拆不了主人的房子。
奥德丽·洛德
在英语世界大部分地区，围绕着约翰斯顿的政治女同性恋主义的争论不断蔓延开来。1981年，这种争论达到高潮。当时出版了一本声名狼藉的小册子《爱你的敌人？异性恋女性主义与政治女同性恋之间的争论》，在这本书中，政治女同性恋被定义为：“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却不与男人性交的人，而且她不一定与其他女性有性行为。”该书继续写道：“我们认为，严肃的女性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异性恋。只有在男性至上的压迫制度下，压迫者才能将入侵和殖民推进到被压迫者体内。”
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它暗示，性取向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性取向的现代解释认为，它来自你的内心，它是你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社会试图让你认为异性恋是唯一的真爱，这将是一种极端的限制。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直到现在才发现，她们的性取向不止一个维度。
麦当娜、酷儿理论和拒绝被归类
流行音乐巨星麦当娜（Madonna，1958— ）就是一位拒绝被归类的女性。这位“流行天后”有着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并悍然不惧地直面音乐界的厌女症和性别歧视。因为拒绝被塑造成某种陈规定型，她一次又一次地卷入舆论论战。她常常扭转局势，通过实验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不同角色，逃脱人们对她的刻板定义。
朱迪丝·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中广泛探讨了性别政治。她对基于身份的政治进行了批判，并且声称社会将“女性”呈现为一个连贯一致的群体，是为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规范和具化［二元］两性关系”。尽管巴特勒和麦当娜（一个是女性主义学者，另一个是超级明星）使用的媒介和面对的受众完全不同，但她们都挑战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狭隘限制。就像奥德丽·洛德一样，巴特勒想让世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上不只有一种女人，不只有男人和女人，不只有异性恋和同性恋。她甚至把这些后来的概念称为“对原先异性恋身份的奇想式表现”。
但是，对任何人来说，要以“规范”之外的身份展现自我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996年，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在一场共有4000人参加的LGBT集会上说：“我是男同性恋。”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是女同性恋，我是黑人，我是白人，我是美洲原住民，我是基督徒，我是犹太人，我是穆斯林。”她相信所有人，不论种族、性别或宗教都能分享共同的人性，她也邀请所有人拥抱他们共同的人性。
然而，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容易栖身之地。洛德作为第一批公开承认自己是黑人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者，她的生活举步维艰。她所推崇的交叉性（参见上文第39页）被用来反对她，其身份的每一个方面都被人拿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对她。例如，其政治对手试图通过宣布她的性取向，在黑人学生中败坏她的名声，但这只会让她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
在《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别》中，洛德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作为一名黑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我身份的许多不同成分令我感到满足。作为一个致力于让种族自由和性自由免遭压迫的女性，我发现自己不断地被鼓励去发掘自己的某个方面，并将它作为有意义的整体呈现出来，却令自己的其他部分黯然失色或遭到否定。这确然是一种破坏性的、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
重点思考题
社会性别的二元观是否阻碍了我们对自己的全面了解？
抉择时刻
洛德拒绝界定自己，选择活出她所有不同的自我。她会说，试图满足别人对你的期望，这是一种浪费精力的行为，相反，人们需要学会同时保有自己的所有不同之处，并拥抱它们。因为就像这些女性所提倡的那样，完全做你自己才是最大的反叛。
我为什么要不停地购置新衣？
弗里丹‖沃尔夫‖胡克斯
纵观历史，服装对女性来说代表了很多东西。它们让你按照社会对你的期望来打扮自己，严格保护你的女性身份，因而代表了压迫；它们也会给你带来机会，通过你自己选择的面料或剪裁方式来展示你真正的自我，因而代表了表达。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你仍然可以看到这两种作用同时并存。
无论你住在哪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喜欢购物是女人的特点。《哈佛商业评论》（2009）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女性每年掌控着约20万亿美元的消费支出。这确实是巨大的消费能力。而时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女性消遣，并且社会有直接的途径进入其中。你可以算一下，美国的购物中心比中学还多。所以，当美国青少年在最近一项研究中被问及业余爱好时，女孩们的答复是：购物。
购物是如何成为女人的特权的？
然而，时尚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它还是一桩大买卖。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零售服装市场，到2020年，其价值预计将达到770亿美元。多亏有了互联网，无论你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购物都变得越来越容易。2017年，英国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占零售总额的比例最高（16.9%），其次是中国（15.5%）、挪威（12.1%）、芬兰（11.2%）和韩国（11.3%）。美国排在第八位，占8.3%。
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与购物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好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规模生产意味着消费品市场突然在世界各地生意火爆。男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女人们则重返家庭。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使女性新获的（所谓）更多自由和更多闲暇相结合。她们会做什么呢？购物。
在购物这个研究领域，颇具争议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最具权威性。她在美国目睹了购物潮的爆发后，于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弗里丹没有意识到许多女性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购物。她们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不仅要完成家务，还要外出工作挣钱。因此，弗里丹所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受到了抨击。
但不管你的收入水平如何，弗里丹等人发现，有一个东西对所有女性都有影响——那就是广告的刻板本质。它只提供了美国梦这一种选择，即（白人）核心家庭的观念：外出工作的丈夫、待在家里的妻子和两个左右的孩子（另参见上文第113页）。
不知何故，在某个地方，有人发现一个无法充分施展才华、内心充满莫名渴求、精力旺盛的家庭主妇，会想要购买更多的东西。
——贝蒂·弗里丹
那么，品牌是如何把女人与购物联系在一起的呢？它们会告诉女性，她们的身份是由她们所购买的东西决定的。它们把新兴的消费文化与独特的、理想化女性形象交织在一起。这个理想化女性是白人，她在家里工作——家是她的归属。女性主义者凯西·迈尔斯在《女性主义理论百科全书》中批评了这种女性的刻板印象，称其为“危险的颠覆性女性形象”。
娜奥米·沃尔夫在《美丽神话》中指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消费文化形成最佳支撑的市场主要由刻板的性别克隆人组成：想要物品的男性和想要成为物品的女性，以及由市场支配的不断变化且用后即弃的物品”。沃尔夫认为，商品的无常和变化多端使女性对自己的不满与日俱增，这种不满会驱使她们不断地购物。
女性与广告的关系
弗里丹对广告商如何以女性为猎物也有类似的看法。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写道：“不知何故，在某个地方，有人发现一个无法充分施展才华、内心充满莫名渴求、精力旺盛的家庭主妇，会想要购买更多的东西。”鉴于世界上大多数女性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有太多的钱，却没有足够的事情做的特权状态，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弗里丹为什么在这一点上遭到批评。
不过，弗里丹所针对的特定女性群体倒正是广告商针对的目标。这些人很容易受广告商的影响，她们照单全收了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买到最新的产品——无论是裙子、熨斗还是新品牌的保湿霜——她们就不够好。
或者，正如弗里丹所说：“染头发不能让时间停止；购买普利茅斯牌汽车不会给她一个新的身份；抽万宝路牌香烟不会让她有艳遇，即使她认为这些都是她想要的。没有兑现的承诺只会让她对事物有无尽的渴望，让她永远不知道她真正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对弗里丹来说，女性是消费的奴隶，这本身就是一种压迫，让你被购物习惯束缚住，不让你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空虚。这太让人难过了！
购物病：自恋和购物狂
可悲的是，当我们转向购物成瘾的问题时，我们发现我们无法缓解这样的痛苦。为什么女人购买而男人制造？西蒙娜·德·波伏瓦是第一位就此进行探讨的女性主义者。在《第二性》论自恋的章节中，她探讨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无能为力，因此必须找到一些东西来赋予她们的人生以意义。“男人存在的真实感在于他建造的房子，他砍伐的森林，还有他医治的病人，”她说，“女人无法在自己的计划和目标中成就自己，于是只能求诸内在来把握自己。”
重点思考题
你的身份和你购买的东西关系有多密切？
可悲的是，今日的女性似乎仍在遭受这种痛苦。所以，波伏瓦肯定会对当今的消费文化感到震惊。无聊主妇的刻板印象之所以存在，当然是有原因的。随着时尚周期的加快和购物便捷性的提高，购物成瘾易如反掌，而这种自恋也会日盛一日。
对消费文化形成最佳支撑的市场主要由刻板的性别克隆人组成：想要物品的男性和想要成为物品的女性，以及由市场支配的不断变化且用后即弃的物品。
——娜奥米·沃尔夫
时尚产业伤及的不只有你的钱包
时尚本身要对很多问题负责。人们错误地认为时尚业是女性的产业，其实只要深入挖掘一下你就会发现，当女性在购物时，主要是男性从中获利。一些最受欢迎的时装公司由国际集团拥有，而负责设计部门的“创意神童”几乎都是男性。
此外，这个产业并没有善待员工，其中遍布着工资超低的服装工人（主要是女性）、受虐待的模特、引发焦虑的广告和不当性行为。诸如此类的弊病不胜枚举。
困扰时尚业的弊病还有缺乏多样性和文化挪用问题。正如贝尔·胡克斯在文章《吃掉他者》（1992）中所说的那样：“时尚界也开始认识到，利用他者文化可以增加产品销售量。贝纳通广告公司的成功就是这一趋势的缩影。该公司擅于利用多种族形象，由此成为各种广告策略的典范。”由此，任何非白人的文化都被视为他者，被视为与正常文化不同的东西。胡克斯经常批评白人主流文化挪用其他文化的意象、符号和传统方式，她认为这只会使这些文化的“他者”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时尚界也开始认识到，利用他者文化可以增加产品销售量。
——贝尔·胡克斯
抉择时刻
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表达了对禁锢女性、让她们沦为时尚奴隶的刻板印象的愤恨，而这些刻板印象至今仍是个问题。多样性也仍然是严峻的问题。女性被灌输以单一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她们“必须”拥有这件新产品，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生活。不管你是把钱花在古驰或者香奈尔上，你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即使你没有钱，花钱也会让你感觉更好；它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它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女人。可是，它真的能做到这些吗？
电影行业的女性身影在哪里？
戴维斯‖盖伊‖穆尔维‖伍尔夫
自2017年10月以来，电影行业丑闻不断。这些新闻报道让人们注意到，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时，所谓的世界精英可能会做出哪些不当行为。正如演员吉娜·戴维斯（Geena Davis，1956— ）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显示的那样，这个问题并非电影行业所独有。
电影行业的女性要想在四十岁以后继续工作，就必须克服种种困难。根据哈尼斯奇基金会和南加州大学安娜伯格分校的研究，只有19.9%的女性角色年龄设定在四十岁到六十四岁之间。挣得最多的女演员收入约为男搭档的40%。当然，也有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比如凯瑟琳·毕格罗，她在2009年凭借《拆弹部队》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但这样的例子十分罕见，并没有能掀起一场运动或改变竞争环境。自2001年以来，在票房最高的影片中，女性执导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女性摄影师只占5%。
这个问题真的普遍存在。IBM印度研究公司的另一项研究着眼于印度电影中人物的性别特征。一组研究人员使用了从1970至2017年间上映的4000部电影的维基百科数据库，从中提取片名、演员阵容、情节、配乐和海报信息，并分析了2008至2017年间上映的880部电影的官方预告片。
根据维基百科的剧情梗概，在近五十年的电影中，男演员平均被提及三十次，而女演员只有十五次。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信息？我们可以由此得出女演员的角色没有男演员那么重要，所以女演员的发言权较少。
这一点很重要。你不禁好奇：为什么电影行业里的女性存在感要低很多？这可能与她们受到的待遇有关吗？这里可能存在某种权力不平衡吗？近来带有“#metoo”标签的故事（女性借此分享她们的经历，或者坦言自己曾遭受不当性行为的侵害）越来越多，和它有关吗？
2017年，针对美国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指控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电影行业中许多人的不端行为，但问题远不止于此。韩国电影协会和韩国电影女性协会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韩国电影行业工作的女性，从演员到导演，从编剧到普通工作人员，有十分之一遭遇过“非自愿的性要求”。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到底并登上顶峰的女性如此之少？
由活动家塔拉那·伯克于2006年发起的“#metoo”运动在2017年终于声名鹊起
这就是女性在娱乐圈的现状——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
——罗克珊·盖伊
少数派女性主导的电影所面临的压力
在极少数情况下，由女性主导或执导的连续剧或电影终于得到了资助，却往往受到大量的批评。例如，美剧《都市女孩》和电影《伴娘》都不仅受到了批评，而且还被批得一无是处。相比之下，数量惊人的其他非女性主导电视剧和电影却从未受到如此待遇。罗克珊·盖伊在《不良女性主义者》（2014）中说，这是因为它们太不寻常了。创作它们的女性确实在从事与众不同的事情，因此她们受到了惩罚。
“那部电影承受的压力很大，”盖伊在谈到《伴娘》时说道，“［它］必须制作精良，这样其他女性主导的喜剧才有希望被制作出来。这就是女性在娱乐圈的现状——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盖伊在谈及电影行业女性岗位稀少的问题的同时，也会谈及电影行业缺乏多样性的问题。对她来说，这两者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镜头和男性凝视
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1941— ）是另一位参与这场争论的女性。她于1975年在英国电影理论杂志《银幕》上发表了一篇流传甚广、题为《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的文章，从电影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她认为，摆脱好莱坞男权体制的唯一途径，是用女性主义的方法从根本上挑战和重塑经典好莱坞的策略。在起步阶段，他们鼓励在传统的工作室路线之外创作电影；世界各地的独立电影都经常挑战好莱坞大片的固有模式。
重点思考题
如果你无法在主流媒体上看到自己，这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你对自己的期望？
穆尔维特别指出，女性往往在电影中被描绘成被动的角色。她写道：“在女性传统的展示主义角色中，她们既是被观看者，又是展示者。她们的外表被赋予了强烈的视觉和性欲的冲击力，因此她们具有了被人观看的特性。”在穆尔维看来，如果女性要在工作场所或任何地方实现平等的表现，她们必须像男性那样被描绘，而不是被物化。
一幕属于女人自己的场景
但正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近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性的物化问题。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发现男性总是不厌其烦地描绘女性，而他们的笔触往往非常狭隘。“她们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女儿，”她写道，“但几乎无一例外，她们都因为与男人的关系而得到呈现。想想就让人觉得奇怪，在简·奥斯丁之前，小说中的伟大女性都只见于男性视角，而且只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才被看见。而这在女性生活中占据的比例是多么微小。”
据说，伍尔夫催生出了现代电影中的一场运动——贝克德尔测验，以美国漫画家艾莉森·贝克德尔的名字命名。一部电影若要通过贝克德尔测验，就必须包含两个女人谈论一件与男人无关的事情的场景。令人惊讶的是，只有少数电影能通过这一测验。
17%法则
为什么属于女人自己的场景很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如今大量地接触媒体。尤其是孩子们，他们每天与媒体打交道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为此，《末路狂花》的演员吉娜·戴维斯成立了一家促进性别平等和多样性的机构，并下设一个名为“看到简”的特别部门，其口号是：“如果她能看到，她就能做到。”
成年妇女和未成年女性占总人口的51%，但娱乐媒体的银幕上却始终缺乏女性代表。从很小的时候起，女孩就被教导她们不如男性重要。戴维斯及其团队历时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有台词的女性角色为相应男性角色的三分之一，而在人数众多的银幕场景中，女性角色只占总人数的17%。
事实上，这样的男女角色比例自1946年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戴维斯说：“影视行业就和整个社会一样，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主要决策者仍然是白人、男性和中年人。”
可是，如果你不相信我们观看的电影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呢？“看到简”引述的一起特殊事件，强调了改变目前情况的必要性。2012年，随着两部由女性主演的射箭题材电影《饥饿游戏》和《勇敢传说》的上映，射箭运动突然在女孩中流行起来。吉娜·戴维斯媒体性别研究所对此进行了调研，发现70%的女孩之所以开始这项运动，是因为她们受到了主人公凯特尼斯或梅莉达的启发。
如果她能看到，她就能做到。
——“看到简”
情况正在好转吗？
在吉娜·戴维斯等人的倡导下，电影行业女性的处境正在好转。美国演员瑞茜·威瑟斯彭和桑德拉·布洛克都成立了非常成功的制片公司，委托制作更多由女性主导或执导的故事影片。安吉丽娜·朱莉也越来越多地参演自己创作的题材。
男演员也在帮助改变现状。宝莱坞演员兼电影制片人法拉汗·阿克塔尔为了发挥自己的积极影响力，成立了男性反强奸和反歧视组织，并在印度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旨在“让人们更积极地思考”，赋予印度女性权利，并强调性别平等的必要性。
2018年，300名在电影、电视和剧院等行业工作的女性发起了“时间到了”运动，抗议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和性骚扰，这是另一项有希望带来改变的举措。
抉择时刻
但是，为了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我们还需要什么改变呢？为了让女性扮演更多的角色，保持性别平衡，男性需要接受更多并非主角的演艺工作，并接受较低的薪酬。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更为平衡的娱乐产业，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和应得的媒体内容。
我们为什么需要女性杂志？
洛德‖史密斯‖斯泰纳姆‖伍尔夫‖沃尔夫‖金哈
从报纸的女性专版到光鲜的时尚杂志，再到只出版女性作品的出版公司，媒体领域似乎充斥着直接针对女性的话题。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和制作新闻呢？为什么拥有这些女性专属空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我们将在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者的思想中，在当今令人兴奋的新媒体格局中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