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媒体格局变幻莫测，流转很快。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报纸和杂志总是随着社会而变化。要想赚钱，报纸和杂志就需要提高销量，留住广告客户。所以，编辑们常常发现，他们不得不在人们喜欢的内容和他们要推动的议程（既有他们自己的议程，也更有可能是广告客户的议程）之间走钢丝，这并不奇怪。
女性主义的第二波浪潮催生出许多专门讨论当时热门的男女平等话题的新出版物和新出版公司。《时尚》杂志为了满足思想更为解放的女性读者的需求，在战后进行了全面革新。新生的《备用肋骨》杂志、维拉戈图书出版公司，以及随后面世的《女士》杂志以及案桌有色女性出版公司则将媒体行业推向了全新的方向，第一次使女性获得绝无仅有的表达机会，可以在不经男人校订的平台上发声。（虽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BBC在1946年首次播出女性专场节目《女性时间》时，节目主持人仍然是一名男性。）虽然变化很慢，却肯定在发生。
创始于1973年的维拉戈图书出版公司是如今最著名的女性出版公司之一，按照它自己的说法，它是“第一家面向女性大众市场（占总人口的51%）的出版机构。它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两性带来令人振奋的出版内容”。它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由玛丽·张伯伦撰写的《农村女性》。后来，它在发行的所有图书上都印上了希拉·罗博瑟姆在《女人、反抗与革命》中写下的名句：“只有当女性开始大量组织起来，我们才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并开始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社会，使每个人为争取自由无私的生活，变得勇敢、尽责、爱思索、勤工作。”
为边缘女性发声
1980年，奥德丽·洛德和芭芭拉·史密斯创办了一类全新的出版公司——案桌有色女性出版公司，并且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黑人女性主义者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中。团队成员还希望做成一些“激进”的事情：印刷旨在促进有色人种女性写作的书籍，而不论作者的种族、国籍、年龄、社会经济阶层和性取向等情况。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因为案桌是第一家完全由有色人种女性自主经营的出版公司。女性，特别是边缘女性，以前从来没有作为受众或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得到重视。既然当时的大众媒体没有为这些女性留出空间，她们就不得不为自己创造空间。
案桌创始人芭芭拉·史密斯在文章《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出版公司：案桌有色女性出版公司》中描述了这家公司创办之初的岁月：“1980年10月，奥德丽·洛德在一通电话中对我说：‘我们真的需要在出版业做点什么。’”史密斯接着又谈道，为什么边缘女性那么需要拥有自己的平台。她说：“为什么我们有如此强烈的动机，要尝试去做不可能之事？那是因为女性出版运动的早期口号就已经告诉我们：‘出版自由只属于拥有出版社的人。’对于遭受多重权利剥夺，手中几无权力（自然包括媒体权力）的有色人种女性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我们除了从不情不愿的体制中艰难地攫取一点点权力外，别无选择。”
史密斯指出，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为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作家，她们知道自己的作品只能“任凭他人意志的摆布，因为不管是不是商业出版机构，都由白人控制的”。这突出了当时女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种族问题。许多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那样的白人异性恋女性在国内和国际的媒体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空间，而其他背景和身份的女性却开始觉得这场运动似乎与她们无关。因此她们强调，她们迫切地需要讲述自己故事的空间。
只有当女性开始大量组织起来，我们才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并开始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社会，使每个人为争取自由无私的生活，变得勇敢、尽责、爱思索、勤工作。
——希拉·罗博瑟姆
“男性”专版在哪？
任何眼尖的报纸读者都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报纸和网站上只有女性专版？男性专版在哪？也许整份报纸和整个网站都是针对男人的？在等待两性平等成为现实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女性相互交流的空间（尽管男性可能最好针对“女性”问题展开自学）。
重点思考题
真正的平等是否意味着女性之间不需要有相互自由交流的特定空间？
弗吉尼亚·伍尔夫经常谈到这类空间的必要性，她在女性主义经典作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说：“女人是孤独的，异性那善变的彩色光束无法照亮她。”纵观历史，女性一直是通过男性视角被观察的。然而，在1970年前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女性开始有机会为自己代言，展示自己，甚至超脱男性的定义来看待自己。
在《美丽神话》中，娜奥米·沃尔夫另辟蹊径，对女性与现代媒体内容之间的奇怪关系进行了反思。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女明星穿什么衣服，或者为什么要让别人告诉你应该买什么穿？沃尔夫说：“她们之所以关心这些内容，是因为尽管女性杂志很琐碎，却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女性的大众文化。”沃尔夫认为：“女性杂志不仅仅是一本杂志。女性读者与其杂志之间的关系，远不同于男性读者与其杂志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这两种关系不属于同一类别。”
尽管女性杂志很琐碎，却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女性的大众文化。女性杂志不仅仅是一本杂志。
——娜奥米·沃尔夫
女人有观点吗？
2017年，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演员简·方达和作家罗宾·摩根共同创办的妇女媒体中心（WMC）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这三大美国电视网络上，男性报道的新闻稿件数量是女性的三倍。而女播音员、女战地记者和女通讯员所做的工作占比实际上有所下降，因为根据该中心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她们的新闻工作量从32%下滑到25.2%。显然，发表观点是一件专属男性的事情。
在美国各大媒体（包括互联网、电视、出版公司等）中，男性工作人员署名的文章占62%
资料来源：妇女媒体中心，2017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土耳其，世界各地的女性仍在为她们的发言权而战，也仍在努力地让她们的声音被听到。毕竟，新闻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新闻机构推动的，这些机构将世界联系起来，并将它们的报道直接销售给出版机构。
最近，土耳其女性成立了一家名为金哈（JINHA）的库尔德女性通讯社，其宗旨是纠正对于异见的系统性压制。虽然它在2016年被关闭，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说明女性为什么需要自己的空间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女性的声音都是不受欢迎的。金哈女性与案桌女性一样，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抉择时刻
女性的需要各不相同，而且随时代发生变化。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到娜奥米·沃尔夫，从为有色人种女性服务的革命性出版公司，到库尔德女性通讯社，每个有发言权的人都需要发表意见的空间。这些事例表明：女性需要争取到自己的言论空间才能推动真正的变革。
科技含有性别歧视吗？
普兰特‖哈拉韦‖巴斯托斯‖沃斯通克拉夫特‖彭尼
你是否注意到，我们使用的媒体在对我们产生影响？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不断加速，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技术将如何影响人类的体验，又将如何呈现我们的人性？这不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什么节目的问题，而是我们整天使用的设备和软件在如何塑造我们周围的世界。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
当苹果公司发布配有全套健康软件的新款手机时，它却由于忽视了女性的月经周期问题，忽视了全球一半的人口，结果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怎么就没有女性出面决定健康应用程序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女性在科技领域的缺席，并突出了女性参与科技的重要性。
如今，未来正由男人们建设，而这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从不当的性行为，到“码农”皆为男性的刻板印象，再到硅谷董事会中女性身影的稀少，科技行业正将女性拒之门外。
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2016年发布的“就业前景”报告，女性也将因科技的性别歧视而在其他方面吃亏。《行业性别差距：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女性与工作》报告称，为了争取平等和就业，世界各地的女性可能不仅要与男人斗争，还要与人工智能机器人斗争。
到20世纪末，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神话般的时代，我们都成了怪物喀迈拉，都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理论化构造混合体；简而言之，我们都成了生化电子人。
——唐娜·哈拉韦
网络女性主义者早就提出的解决方案
早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带来的答案就已然和问题一样多了。例如，生化电子人可以被用来超越性别吗？科技为消除困扰社会的刻板印象和各类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网络女性主义者希望用它来挑战刻板印象，让它们难以为继。
然而，相反的情况却发生了。例如，一想到有个机器人可以在你下班回家后帮你订购杂货，并询问你是否过得愉快，你觉得这个机器人听起来会像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你的回答是“女人”，几乎没人会觉得奇怪。以微软Win 10系统的Cortana和高德语音导航为例，你所使用的实用技术都在采用女人的声音。当你致电客服中心时，通常情况下，电话末端传来的是让你感到平静而放松的恭顺的女人的声音。
网络女性主义者对于世界的想象却并非如此。网络女性主义一词由英国哲学家赛迪·普兰特（Sadie Plant，1964— ）在1994年创造，她曾被《星期日独立报》描述为“21世纪IT女孩”。
系统可以调整，我们可以重写它，使其变得更好——或者我们可以使它变成化解过往偏见的游戏室。一切都取决于我们。
——劳里·彭尼
不过，影响网络女性主义运动最深的思想家是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1944— ）。这位后人文主义学者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论文《生化电子人宣言：20世纪末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985）中，探讨了性别“规范”的问题，想象了女性主义的未来，并提出把生化电子人作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案。她设想的生化电子人具有半人半机械的特点，它将挑战种族偏见和父权偏见。哈拉韦写道：“这就是女性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但是，哈拉韦对未来的设想还没有实现，因为自我编码几乎完全成了男性的工作。尽管我们使用的技术已经成熟，但是交叉性女性主义者所希望建造的乌托邦尚未实现。
重点思考题
我们是否正在通过我们构建的技术，投射我们自己的刻板印象，并在未来进一步巩固它？
为机器人分配性别
从推特到色情网站，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的传声筒，网民在网上找到与他们线下观点一致的社团抱团取暖。这不是简单怀旧的行为，而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行为。2016年，大卫·温伯格在《洛杉矶书评》上发表了《重新思考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一文，他写道：“网络知识与其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互联网创造的网络是建立在旧思想基础上的新平台。
艺术家西贝尔·卡瓦利·巴斯托斯（Cibelle Cavalli Bastos，1978— ）用“流氓软件”来比喻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行为方式就像一台电脑，最终不知不觉地安装了很多流氓软件。”2017年，她在当代艺术学院的后网络女性主义国际会议上发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都是流氓软件。我们一度学会了这些糟粕，现在需要把它们从我们的系统中清除出去。我们需要取消这些编程，抛弃旧思想。”
想想这些偏见会对机器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制造的机器人与我们创造的网络一样，都与社会环境不可分割。所以，当我们给机器人分配性别时，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女性”机器人，让它的声音听起来更体贴更慈祥；也可以设计一个“男性”机器人，让它听起来更具权威。
如果考虑到“性爱机器人”的余波，问题就更大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中对此做出预言，描述了男人对女人的期望：“她生来就是男人的玩物，就是他的拨浪鼓，每当他不顾理智，想要取乐时，拨浪鼓就必须在他耳边叮当作响。”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描述的女人相比，男人为自娱自乐而购买的性爱机器人又有什么不同？
女人和机器人有什么不同？
如今，在“男人邂逅机器人，爱上机器人”的反乌托邦叙事日益流行的背景下，我们要再次转向劳里·彭尼的观点。2016年，在为《新政治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彭尼写道，从1927年的《大都会》到2014年的《机械姬》，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断重复：“主人公……经历痛苦，试图弄清楚他的芯片爱人是否真的有感情。”彭尼问道：“如果她有，那么他如此利用她对吗［……］？如果她没有，他能真正爱上她吗？”她接着又问：“这重要吗？她会叛变吗？怎么才能阻止她？”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一直在追问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关于机器人的问题，而是关于女人的问题。随着我们使用的技术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考虑技术正在如何塑造世界，因为我们创造的虚拟世界对我们自己的现实世界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抉择时刻
那么，科技有性别歧视吗？有。因为它是由带着固有偏见的男人和女人（主要是男人）创造的。从色情文化到电子游戏，再到顺从的机器人，我们所使用的媒体和技术正在向我们传授关于真实世界的信息。正如彭尼在《网络性别歧视》中所言：“……我们可以重写它，使其变得更好……一切都取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