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总觉得自己胖？
★如果男人能生孩子，是否一切都将改变？
★我真的需要脱毛吗？
★如果我怀孕了，别人能决定我该不该把孩子生下来吗？
★我为什么害怕走夜路？
我为什么总觉得自己胖？
爱德华兹‖奥巴赫‖沃尔夫
在2007年的“权力展望”研讨会上，历史学家艾米丽·爱德华兹（Emily Edwards）发表了题为《饮食失调症患者是女性主义者吗？：论权力、反抗和女性理想》的演讲。她一开始就谈到了当今的社会情况。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瘦”是美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西方文化中，女性苗条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事实上，她指出“瘦”已经在女性头脑中根深蒂固地成为“女性气质”的同义词，并且同时代表了成功、智慧和意志力。
爱德华兹对四十名已康复的饮食失调症患者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她们已经完全内化了如下观念：如果她们变瘦，生活会更好。而这与英国心理治疗师苏西·奥巴赫（Susie Orbach，1946— ）在《肥胖是个女性主义问题》（1978）中取得的发现相呼应。
奥巴赫和爱德华兹强调，女性在杂志、报纸、广告、网络和电视上不断受到媒体的轰炸，被不断地要求减肥。与各种讨论文章并列出现的是“完美”女性的图片，暗示女性只要更认真地“管理”身体，她们也会变成那种形象。
不可能的完美
正如奥巴赫等人指出的那样，“完美女性”只不过是个对于节食、运动、化妆和整容行业有利可图的概念而已。仅在美国，节食和减肥行业在2017年的估值就超过了600亿美元。这些行业通过提出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其利润有望不断增长。甚至连它们展示的模特，也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不符。因为图像通常都经过数字处理，这样她们的身体才会具备“完美”的形态。澳大利亚版《时尚》前主编克里斯蒂·克莱门茨表示，模特承受着保持“异常瘦”的身材的巨大压力，不少人为了消除饥饿感开始吃纸巾，而不是食物。她说，有些人一次饿上好几天，常常虚弱得睁不开眼睛，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如此，为了让她们更接近西方文化中的“美女”观念，她们极其纤细的身体在正式出版前仍然要经过数字处理的改造。
在女性历史上，节食是最有效的政治镇静剂，因为安静的疯子群体最容易控制。
——娜奥米·沃尔夫
奥巴赫指出，全球化本来可能带来许多不同的美丽观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不仅将美丽理想浓缩为一种特定的类型，而且还导致这种刻板印象被全世界的人接受并采纳。如今，就连斐济和东京的女性，也同西方女性一样追求长腿、大胸和细腰。
女人为什么在乎模特？
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有合理收入的工作以前，主要依靠父亲或丈夫来供养。奥巴赫指出，许多异性恋女性仍然相信：找个男性伴侣一起生活（也许是结婚，并有个孩子）必然是她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她说，“找个男人”由此成为一个难以达成却必不可少的目标，因此会给女性带来恐慌。女性被以各种方式告知，她们正在为男人这一稀缺而必不可少的资源相互竞争，所以她们需要在美女榜上领先，并将其他女性比下去，尤其是那些在美容方面有所疏忽的女性。奥巴赫说，每个女性都被鼓励将自己视为客体，并将身体设定为自我完善计划的重心。女性必须为这个计划付出一生的努力，因为没有一个女人能达到经过数字处理的“理想”状况。她会在外表、吸引力、决心和控制力（因此与爱德华兹提到的成功、智慧和意志力有关）方面永远感到有所缺失，她的自尊和自信将一落千丈。因为正如爱德华兹所指出的那样，“女性气质本身”已经和这个理想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不瘦，你就没有女人味，你就没有魅力——所以你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娜奥米·沃尔夫在《美丽神话》一书中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沃尔夫认为，女性必须留心“女性气质”这个关键词，谨防自己被指向一种看似“自然”而实际完全由男性建构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不是因为时尚变幻莫测，而是因为出现了对女性独立浪潮的强烈反冲。沃尔夫说，我们被编织进一个美丽神话里，而这只不过是“反对女性进步的政治武器”。父权制需要找到办法，以特定的方式让女性“安分守己”。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依赖女性在家庭和其他地方从事免费或低廉的劳动，还因为它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20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然将女性的这种劳动纳入总体经济图景中（参见上文第101页）。沃尔夫引用加拿大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话说，女性作为消费者，对“我们工业社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加尔布雷斯声称，正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家政被视为女性‘更高的使命’，……因为经济原因而必不可少的行为被变成一种社会美德”。
沃尔夫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此携手合作，制造出消费者、廉价劳动力以及有偿男性劳动者家中的无偿劳动帮手。不断变化的“女性气质”观念是用来控制女性的工具；让她们认为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想要从她们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而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胁迫”。沃尔夫说，美丽神话“根本与女人无关，而与男性制度以及制度权力有关”。
重点思考题
“美人”的长相谁说了算？
直到各国开始工业化进程，男权才开始受到女性的威胁；在此之前，所有机构（政府、企业、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都由男性以绝对权威的方式管理着。但是随着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的发展，女性开始进入公共领域。以前，她们在自己家里或别人家里工作——既有无偿劳动，也有有偿劳动（如洗衣服和其他计件工作），但现在她们开始在外面寻找工作，然后就开始要求选举权了。
独立和身体形象
沃尔夫说，在1920年左右，世界各国妇女开始要求（并赢得）选举权，同时也产生了女性应该变得更瘦的文化观念，这并非巧合。沃尔夫提到了女性主义时尚史学家安妮·奥朗德的著作，因为奥朗德首先发现：在这段时间之前，人们对女性美的观念是非常不同的。15至17世纪的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美”女有着“丰满的腹部”，18至19世纪的“美”女有“丰满的脸庞和肩膀”。她们看起来健康强壮。然而，奥朗德指出，在1918至1925年间，“新的流线型身材以惊人的速度取代了更具曲线美的形式”。突然之间，对女性的视觉描绘呈现出“病态的模样、贫穷的模样和紧张疲惫的模样”。
沃尔夫认为，每当女性多获得一点工作、金钱和独立的权力，父权制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消除女性的这种权力感。它通过挑战女性来检验她们的“女性气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一直通过母性、家庭生活、贞操和被动的神话，提出了“女性气质”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由于家庭崇拜的思潮兴起，那些在40年代活跃于公共领域工作场所的女性又重新回归家庭（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男性腾出工作岗位），直到后来才又被贝蒂·弗里丹唤醒（参见上文第133页）。沃尔夫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安稳地回归家庭的这段时间里，男性对女性身材的控制有所放松，女性可以变得丰满，而不会受到嘲笑。但是，后来女性看穿了家庭生活的神话，一再要求过更充实的生活，“集体回到男性领域”时，社会就推出了一个“紧急的权宜之计”，让男人放弃了对女性曲线美的喜爱。为了实现先前的家庭生活所具备的强制功能，他们编织了美丽神话。沃尔夫说，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举动，因为利用这个神话，他们把监狱内化到女性内部了。曾经被锁在家庭“监狱”里的女性，现在被锁在自己身体的监狱里，试图不断地关照身体，评估身体，以一种永无止境的方式改变身体，以实现一个完全无法达到的目标。沃尔夫说：“无穷无尽却转瞬即逝的美丽取代了无穷无尽却转瞬即逝的家务劳动。”
女性被告知，她们必须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外表
沃尔夫断言，“瘦之所以在美丽神话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它能占用女性许多注意力和时间（让男性去做其他事情），并不断提醒她们，她们的价值取决于她们的吸引力，进而取决于她们与“理想”美（由男性建构标准并判断她们的吸引力和“价值”）的接近程度。它使她们为争夺男性这个资源而相互竞争，因为她们被告知，她们需要这个资源（拥有男人才能向其他男人和女人证明自己的价值）；沃尔夫指出：“它能让女性保持沉默。”沃尔夫引用了研究人员J. 波利维和C. P. 赫尔曼的研究成果：长期和周期性的热量限制都会导致被动、焦虑和情绪化。沃尔夫说：“这三种反应恰恰是主流文化为了消除女性解放所造成的危险，在最近得到解放的女性自我意识中制造出来的。”
女性主义浪潮让女人意识到：她们的价值远远超过包围她们的文化所认定的价值。她们更强烈地要求获得更大的自由。但是，父权制资本主义依赖女性的无薪和低薪劳动，因此，它必然要说服女性：她们的价值不是更高，而是更低。美丽神话告诉女性：除非她们像社会要求的那样美，那样瘦，否则她们就真的没有多少价值，所以她们必须努力完善自己的身体。沃尔夫说，这就是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冲。那种认为你应该永远努力变得更瘦、更漂亮、不再留“多余毛发”的想法，以及所有让你分散注意力的耗资耗时的想法，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让你对父权制构成威胁。
抉择时刻
“肥胖可能是一种反叛，”奥巴赫在《肥胖是个女性主义问题》中写道，“我的脂肪对所有想让我成为完美妈妈、甜心、女仆和妓女的人说：‘去你的。’请接受我真实的模样，而不是我应该成为的模样。”沃尔夫说，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正在被编进一个神话里，它出于经济和社会控制的目的，让我们对它着迷。她说：“从根本上说，美丽神话与外表、节食、整容或化妆品无关。”“如果我们明天就全部回到家里，说着我们从来都没有真的要过自由——我们不要工作，不要自主权，不要性高潮，不要金钱——美丽神话会立刻消退，变得更加舒适。它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女性的体重。”而一旦女性要求获得自由，美丽神话就会继续困扰她们。无论你体重多轻，你都会觉得自己胖。
如果男人能生孩子，是否一切都将改变？
勒纳‖尼乌克‖博登‖德莱尼‖卢普顿‖托斯
根据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1920—2013）的说法，为了颂扬女性性行为的神圣和女性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育能力，中东地区早期曾流行崇拜大女神，女人被尊为有权势的人。不幸的是，从那以后，女性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宗教的发展表明，女性的生殖系统意味着她们永远被禁锢在肉体层面，从而无法成为有灵性（或有智力或有理性）的人。
有时候，男人真的显得很左右摇摆。女人到底是强大得吓人，还是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不值一提？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宗教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们往往以强大的母亲形象为特点，却否认世俗女性在制度层级中拥有任何实际权力。印度教万神殿承认两种形式的女神：孕育神，如帕尔瓦蒂和悉多；凶神，如迦梨。迦梨戴着颅骨做成的项圈，穿着被肢解的手臂串成的裙子，经常被描绘成站在湿婆身上，似乎要把湿婆踩死（有点类似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在这里，女性被“显示”为一个强大的弑男者，如果她被给予充分的统治权，就有必要先将她社会化，使她变得温顺（不让她的头脑充满危险的女性主义思想）。印度教学者可能会耐心地解释，迦梨女神代表了杀死自我的需求，她在故事中只杀恶魔。她之所以站在湿婆身上，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将其“有形”或身体与湿婆的“无形意识”相对比。然而，这些学术注脚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评论家忽略了，他们只看到她可怕的化身，便宣称她是死亡、性和暴力的代名词（201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等权威文本仍在延续这一观念）。
站在湿婆身上的迦梨女神
迦梨这一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身体是如何在权力动态中发挥作用的，因为她不仅代表了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恐惧，同时也代表了对湿婆所代表的“意识”或灵性的“身体”的压制。传统社会把男人视为有思想有才智的人，把女人则视为困于身体的人，这种观念在大多数宗教中起着核心作用。例如，在基督教中，男人在等级制度中被视为高于女人，因为男人是精神上的存在，所以更接近上帝，女人则由于月经和分娩而根植于肉体，所以更接近动物。仅仅因为女性受制于自己的身体，女性在宗教上就比男性地位“低”，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1995年，梵蒂冈教宗解释说，他无法为女性打开在天主教堂担任牧师的大门，因为“只要这种角色分配的多样性不是任意强加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属于歧视女性，而只是对男性和女性特有的东西所对应的不同角色的表达”。所谓女性特有的东西指的便是身体。
女性周期性出血会引起错觉。
——16世纪瑞士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
在某些宗教文化中，女性的身体及其必要的生殖器官被认为如此诱人，以至于必须加以掩盖。正如人类学家和宗教专家卡林·范·尼乌克（Karin van Nieuwkerk）基于这一视角所提出的看法：“无论女人做什么，她们首先被认为是诱人的身体。”男性的身体被认为具有多个维度（例如，他们能够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内有所作为）；女性则“即使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在男性空间里行走或工作，也会被认为是性的存在”。
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生活系主任艾丽森·博登（Alison Boden）表示，在某些宗教文化中，女性深陷“身体”和性行为的刻板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人们认为男性在面对女性时有失去自我控制的危险。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社会为了解除女性的诱惑（及其影响男性追求更高目标的能力），所动用的方法不外乎将女性排除在男性活动范围（无论是工作场所还是家里）之外。博登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今天的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同样，今天经常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面纱，实际上起源于希腊、罗马和波斯等古代印欧文化。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女性穿着完全覆盖身体的衣服，只能露出面部。这种造型在今天的罩袍中得到了呼应，成了西方修女的经典着装。
身体的诅咒
纵观历史，女性的身体对属于任何国家和信仰的男性来说，都构成了问题。它反映了一种矛盾，即女性既被视为非常强大的存在，又被视为非常软弱的存在；既被视为非常诱人，又被视为非常令人恶心。这一点在当今每个国家仍然存在的有关月经的禁忌中尤为明显。《圣经·利未记》第15章 告诉我们：“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公元73年出现的第一部 拉丁文百科全书宣称，如果接触到经血，“新酒会变酸，作物会枯萎，嫁接作物会死去，花园里的种子会干枯，树上的果实会脱落，兵刃会变钝，象牙的光泽会变暗，蜂群会消亡，甚至青铜和铁会立刻被锈蚀”。等一下，女人们可能在喊，没那么糟！月经怎么会如此强烈地抓住男性的想象力？
现在的面纱普遍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中世纪西方妇女曾戴过它，现在的西方修女仍然戴着它
在女性主义文本《诅咒：月经的文化史》（1976）中，社会学家珍妮丝·德莱尼（Janice Delaney）、玛丽·简·卢普顿（Mary Jane Lupton）和艾米丽·托斯（Emily Toth）探讨了有关月经的禁忌。她们发现，“西方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曾宣称：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提供“活性物质”（精子），而女性的作用是被动接受，因而他确信男性更优越。女性在性生活中似乎不会产生任何东西，所以人们认为精液是一种活性的、有生产力的物质。另一方面，女性的经血则与流产和缺乏生命力联系起来，因此被认为是“退化的”，意味着一种走向死亡的被动性。（这可能是那些顽固神话的一大源泉：“男人是积极且富有生产力的，而女人则是被动的，什么都不做。”）
接着，子宫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被看作是导致女性软弱无能的原因。波斯医生和哲学家伊本·西纳曾说：“子宫是女性的弱点。”到18世纪，英国医生约翰·弗里德把经血和歇斯底里症联系到一起。他的推理表明，如果男人流那么多血，他们也会“歇斯底里”。一种新的观念由此出现：女性的出血倾向不仅是导致软弱的原因，也是导致精神紊乱的原因。女人由于她们的身体，自然是歇斯底里的（这个观点一直传到弗洛伊德，促成精神分析学科的建立）。
女人，不要感到羞愧……你们是身体的大门，你们是灵魂的大门。
——沃尔特·惠特曼
在男性关于女性生殖器官的理论的长期影响下，许多女性开始信以为真。也许，经血不会导致水果从树上掉下来，但这仍然是严格的禁忌话题，即使在女性之间也不应该谈论。世界各地反“月经贫困”的运动人士认为，有关月经的禁忌正在使女孩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女孩因为买不起价格不菲的卫生用品，往往无法上学，她们不得不用破布、报纸和塑料袋来对付经血，以防经血渗入衣服。2017年，世界各国都有女孩面临着这种情况，只有印度和肯尼亚的女孩除外，因为这两国的政府开始通过由学校提供免费月经用品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其他地方，这一问题被“优雅”地忽略了。买不起卫生用品的女孩因为经期“旷课”和长期无法取得学业进步而受到惩罚。
重点思考题
如果人类由男人生孩子，女性会有经济优势吗？
抉择时刻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说：“父权制——或者随便你怎样称呼，这个制度声称存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还会说其他各种胡话——与控制生育有关。每门经济学课程都不应该从生产开始学起，而应该从生育开始说起。”作家安吉拉·卡特说得更全面，她说：“如果男人能生孩子，他们就不再是男人了。他们将成为‘他者’。”
我真的需要脱毛吗？
霍普‖托里恩‖威尔金森‖德沃金‖迪内斯
女性主义者总是对新文化规范的形成感到好奇。20世纪80年代末，消费市场推出了triple-X脱毛蜡，又称全身巴西脱毛蜡。于是，女性对身体的处理方式及其与媒体描述（这里指色情描述）之间的潜在联系，又重新成为人们研究的问题。直到1990年左右，主流男性杂志上展示的女模特都带有体毛，但2000年之后，这一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些事情有联系吗？
在《高加索女性体毛与美国文化》（1982）一文中，女性主义者克里斯汀·霍普（Christine Hope）调查了女性脱毛的历史。她提出，最有助于我们理解某种特定文化的东西，恰恰是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日常习俗，所以脱毛问题值得关注。她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不存在女性脱腋毛或腿毛的现象，而到了1945年，这却变成女性司空见惯的做法。她还发现：历史上存在三个显著的“脱毛时期”（1915至1919年脱腋毛运动出现；1920至1940年腿毛被接受；1941至1945年腿毛遭轻度排斥），它们恰恰与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代重合。此时，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进入了公共的工作领域，脱掉了紧身衣。霍普认为，在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时，女性“光滑的皮肤”有助于男性更坚定地站到女性的对立面；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脱毛既可以增加女性气质，又可以使女性远离男性的活动范围，使男性不受侵扰。新的脱毛实践（如全身巴西脱毛蜡）显示出的是对女性主义成果的文化反冲。
霍普认为，20世纪初的脱毛运动虽然与美国人对清洁的关注有关，但它似乎也反映了“美国人的性别角色观念”。她指出，有两个因素对脱毛的流行起到了促进作用。首先，被定义为“男性气质”的特征（比如独立性、攻击性、客观性）被自动定义为“非女性气质”，反之亦然。为了保持“女性气质”，女性在不经意间否认了自己身上的“男性气质”。其次，社会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把成年人看作男性，把女性和非成年人混为一谈。”霍普说，在一项社会实验中，人们被要求详细描述三类有社交能力的成熟成年人（男性、女性和性别不明的成年人）的特征。实验对象给出的男性特征和成年人特征非常相似，包括“很强势”、“很客观”和“不容易受他人影响”等。
另一方面，与成年女性有关的特征包括“很顺从”、“很主观”和“容易受他人影响”。霍普和实验者得出的结论是，这使得女性处于自我矛盾的境地：如果她们选择表现出男性和成年人身上的积极特征，那么她们的女性特征就会受到质疑（成为一个“偏离常轨”的女人）。如果她们选择“按照规定的女性方式行事，那就等于要接受二等地位并生活在谎言中”。
霍普指出，女性被告知该脱毛，其实意味着女性被要求“摆脱某些成年人的身体迹象”。她们被告知，只有当她们看起来更年轻（因此更弱小）、更“女性化”、更顺从，她们的身体形象才对男人最有吸引力。为什么男人会希望女人这样，或者说男人的这个愿望代表了什么？霍普并没有继续深究下去。
如果你问：“为什么21世纪的女性觉得她们得脱去阴毛？”答案是：“因为在色情片里，女人都是这样的。”
——凯特琳·莫兰
男性权力是色情制品存在的理由；女性的堕落是男性实现这种权力的途径。
安德里亚·德沃金
恶心还是迷人？
2004年，社会学家梅兰·托里恩（Merran Toerien）和苏·威尔金森（Sue Wilkinson）的研究表明，女性对体毛的反应已经走向了极端；她们用“恶心”“令人作呕”“令人厌恶”等词来形容体毛。那时，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等国，彻底去除阴毛已经成为大众美容的一个项目，甚至成为青少年杂志上讨论的话题。托里恩和威尔金森在文章《探索脱毛规范：女性脱毛的定性问卷调查》中指出，青少年网站上挤满了十几岁的女孩，询问她们是否“应该”剃掉阴毛，而诸如《欲望都市》等热门电视节目，则以讨论这个话题为特色。托里恩和威尔金森说，广告和社会评论“将脱毛视为一种迷人、性感和如释重负的行为”，但这是女性自己的看法吗？
女性主义研究者纷纷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阴毛在男性成人杂志上逐渐消失。他们还特别注意到，在2000年左右，有一种媒体的受众激增：色情网站。据《无数邪念》的第一作者奥吉·奥加斯博士所言，世上第一个色情网站是在1994年建立的，而到2010年，色情搜索占到了网络搜索的14%。截至2012年，仅xvideo网站每月的浏览量就达到了44亿次。这是一种强大且触及面甚广的文化传播媒介，所有色情片的“烧钱镜头”都要求阴毛不能掩盖阴茎抽插。“直奔阴部”是色情片的实际需要。
女性主义与色情
多年来，自由派和激进派女性主义者一直在争论色情行业对女性的物化，以及色情到底是拓宽还是削弱了女性对性的探索，抑或对她们的自主权构成了威胁。德鲁拉·康奈尔等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主张言论自由倾向于反对用法律限制色情制品。另一方面，如卡罗琳·布隆斯坦等激进派女性主义者从更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绝对色情制品的增长。她们认为由男性制造，基于男性视角，为男性谋利的绝对色情制品，是对女性平等进步的更广泛、更有系统性的反冲表现之一。激进分子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让女性待在她们被限定的社会活动范围内：“让她们安分守己。”安德里亚·德沃金等激进分子认为，通过将女性描绘成“引起男人勃起的对象”，同时允许男人肆意地对待“那个对象”，甚至可以使用暴力，色情制品使女性在所有男性观者眼中堕落并丧失人性。
重点思考题
为什么你的伴侣希望你看起来像未经青春期的女孩子？
网络色情和全身巴西脱毛蜡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盖尔·迪内斯（Gail Dines，1958— ）对色情行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书写，她声称色情业的广大受众正在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期望。她说，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她在TED演讲“成长于色情文化中”中谈及，就连人们日常浏览的入门级色情网站上的“常规”主流色情制品，通常都不论长幼，充满对所有女性的暴力行为。鉴于男孩开始观看色情制品的平均年龄是十一岁，迪内斯说，这意味着色情制品已经成为儿童性教育的主要形式，他们正在通过这些网站了解“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网络色情开始支配男孩和男人对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包括外表）的看法，以及他们该如何对待女性。迪内斯说，网络色情制品告诉男孩和男人，女人总是“做好了准备”，她们的女性气质使她们“天生”顺从。她们已经准备好被动接受。
迪内斯发现，其结果是男孩在身体和情感上变得麻木，他们与人维持亲密的能力受到限制，变得越来越抑郁；而女孩和妇女则发现自己在性方面被期望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行事。2016年，接受《国际澳大利亚计划》和《我们的观察》杂志调查的女孩表示，要在现实生活中满足男孩在网上看到的形象（拥有色情“明星”的夸张外表、角色和行为，把自己的身体仅仅作为性辅助工具呈送给他们），她们感到压力很大。在被问及第一次性经历时，一名接受调查的女孩说：“我觉得我的身体看起来还不错，他似乎很喜欢。”她的这番简短回答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看来将完全缺乏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完全没想到女人也应该在这种经历中获得快乐。
抉择时刻
迪内斯声称：“这种文化正在将年轻女孩社会化……让她们把自己变得过度性感和色情化。”它要求女孩看起来像色情明星，包括“全身脱毛”。另一方面，“沃斯全球时尚网”的时尚趋势预测专家艾玛·贝利认为，女性应该将反对脱毛视为一种一举两得的事业。“随着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自信，她们摒弃了男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女性气质概念的束缚，她们的体毛正成为她们重获独立和话语权的工具，这是一种日益坚定的身体态度的表现。”
如果我怀孕了，别人能决定我该不该把孩子生下来吗？
威蒂格‖米利特‖贝桑特‖雅各布斯‖桑格‖芒迪‖舍温‖波伏瓦‖汤姆森
2012年10月，一位名叫维塔·哈拉帕纳瓦的孕妇因严重腹痛和先兆流产住进爱尔兰的一家医院。虽然她已无法继续妊娠，但因为胎儿仍有心跳，此时引产属于非法，所以医生无法对她施行引产手术来挽救她的生命。几天后，维塔就流产并最终死于血液中毒。她就这样死在21世纪的一个富裕国家里，身边有着挽救其生命的所有医疗设备。她丈夫说：“我们必须改变法律。”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都同意他的观点，而堕胎对女性主义来说更是一个独特的问题。
维塔去世之时，爱尔兰法律规定，即使在“复杂情况”下，如怀孕涉及强奸、乱伦、致命的胎儿畸形或危及母亲健康，终止妊娠（堕胎）仍属非法行为。而有些国家虽然宣布堕胎为非法行为，但在上述类似情况下，则允许堕胎。今天，世界各地许多女性仍面临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条文。例如，在马耳他和海地，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即使女性处于生命危险之中也无法例外。在萨尔瓦多，政府严防女性堕胎，以致流产或死产的女性经常被怀疑故意堕胎，最长可被判处四十年的监禁。1998至2013年间，萨尔瓦多有600多名女性因流产而遭监禁。
必要的自主权
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1935—2003）和美国的凯特·米利特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将生育政治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她们说，女性必须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任何人都不应该控制别人的身体。这适用于任何情况，而不仅是“复杂情况”。包括在女性怀孕之时，孕妇也必须保有控制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免费避孕和对堕胎的诉求”是英国女性解放运动最初提出的四项要求之一，并于1970年在英国第一次全国妇女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提出了这样一种类比：有一天晚上，一家音乐协会的人绑架了你，把你安置在一张病床上。你是唯一一个血型匹配的人，你的血液可以挽救一个垂死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用你来维系他的生命，如果你拔掉抽血针头，他就必死无疑。在这种非自愿的情形下，你是否有道德义务留下来？小提琴家的生命权是否凌驾于你的决定权之上？
在美国，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为了应对越来越危险的“后街”堕胎，建立了地下安全堕胎服务机构，正式名称为“堕胎咨询服务处”，并以“简”为代号在女性中广为流传。1995年，劳拉·卡普兰出版《简的故事》一书，记录下该机构的前世今生。
只要女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她就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
——玛格丽特·桑格
这些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认为，促使女性考虑终止妊娠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在某种关系或环境中）缺乏人身安全、健康状况不佳、缺乏经济来源（抚养子女）、没有家庭支持（使其能够兼顾工作和抚养子女），或有严重心理问题（特别是强奸致孕的情形）。
工业化和家庭规模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在著作《永不回头》（2002）中追溯了堕胎的历史，指出堕胎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早期的采集和狩猎部落中，各社群也会由于粮食供应短缺而设法限制生育，包括利用草药来避孕或堕胎。但是自从农业时代在大约12000年前开始，尽管堕胎很容易，而且不受宗教或世俗法律的谴责，但是儿童作为劳动力是有价值的，所以家庭规模开始不断扩大。在北美，直到1880年，所有州都允许堕胎，而报纸上充斥着堕胎药和从事堕胎服务者的广告。唯一的限制条件是堕胎必须在“胎动初觉”之前，即孕妇感觉到胎儿在子宫里活动之前。这意味着生命开始的时间由母亲来决定。
弗里德曼说，虽然天主教会也承认“胎动初觉”是“灵魂赋予”之时，但是它还是在1869年宣布彻底禁止堕胎，从而彻底改变了世态。与此同时，西方人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对“理想家庭规模”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以致每个家庭从七个左右的孩子降至四个。无论男女都希望少生孩子，然而此时堕胎却已变成非法行为。在英国的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1847—1933）、荷兰的阿莱塔·雅各布斯（Aletta Jacobs，1854—1929）和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1879—1966）等人的努力下，避孕用具的开发和销售开始使女性获得了控制生育的新方法。
重点思考题
除了女人自己，应该由别人决定她的身体该如何使用吗？
反冲
然而，随着儿童数量的下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担心本国人口减少，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政客开始将避孕和堕胎定为犯罪行为。尽管苏联曾提供过合法堕胎服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也为了增加人口而禁止堕胎。
由于社会倡导一种颂扬母亲的文化姿态，并把寻求避孕的女性贬低为自私的“寻欢作乐者”，因而女性被鼓励去生育更多的孩子。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只有某些女性群体被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贫困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有残障或精神疾病的女性不仅受到劝阻，而且有许多人被威逼或强迫绝育。在美国，学者亚历山德拉·斯特恩和米罗斯拉夫·查韦斯——加西亚的研究表明，在1909至1979年间，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2万多人被施行绝育手术。无独有偶，除了美国，欧洲、拉丁美洲、日本、中国和俄罗斯都采用了优生计划。
绝望的选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当国家试图干涉生育时，无论男女都会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的动机。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堕胎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非法的，女性仍在继续寻求堕胎。
在受孕之时和怀孕之初，也就是在“胎动初觉”出现之前，竟然没有人相信人的生命已然存在；甚至连天主教会也不这么认为。
——莱斯利·J. 里根
据学者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00万女性进行非法堕胎，实施者是不熟练的后街堕胎技师或孕妇本人。这些非法堕胎手术的过程非常危险，造成全球大量女性死亡。资深女性主义运动者戴安娜·芒迪（Diane Munday，1931— ）忘不了其中的恐怖，以及女性的死亡是如何被掩盖的，因为非法生育和堕胎都带有巨大的耻辱。对孕妇而言，这些选择都暗含巨大的危险。
根据L. B. 哈达德和N. M. 努尔的研究，在世界部分地区，非婚生育仍然会导致女性被赶出家门，无法生存。因此，非法堕胎继续大量发生。在论文《不安全堕胎：不必要的孕产妇死亡》（2009）中，她们将非法堕胎描述为一种“绝望的选择”，如今全世界每年仍约有六万八千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另有五百多万人遭受长期的并发症折磨。在委内瑞拉，堕胎是十二至四十九岁女性的第二大杀手；而在印度，每天约有十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
要两个人才能怀孕
1991年，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舍温（Susan Sherwin，1947— ）发表了《女性主义伦理视角下的堕胎》一文，她指出在对待堕胎的方法上，女性主义与其他运动或学科不同，因为女性主义重点分析的是女性如何怀孕。她认为，女性应当有自主权，而其自主权要有意义，就必须包括堕胎的自由，原因在于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她们难以拒绝男性对她们身体的性接触。她说，反堕胎运动可能会要求女性“选择拒绝性生活”，但这未免过于简化了现实。性胁迫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尽管有些女性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她们已经被社会化，成为顺从和顺应男人愿望的人。女性还受到生育胁迫（这是一种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指的是男性伴侣为了使女性怀孕，不顾女性的反对，强迫女性进行不受保护的性行为）和强奸的威胁。女性有可能意识到自己遭受了生育胁迫（当男性使用威胁手段时），也可能意识不到（在避孕方法被以某种形式破坏的情况下）。
舍温说，虽然女性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性生活，她们却仍然要负责照顾意外怀孕出生的孩子。这意味着女性被置于一种窘迫的境地，一方面需要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又无法工作（除非她是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女性，可以负担得起儿童保育的开支）。舍温说，当一名女性被剥夺堕胎的权利，手头又没有可观的存款时，她就只能被迫与相关男性建立一种性忠诚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延续了压迫的循环。
结束耻辱
20世纪70年代，法国女性决定终结堕胎给女性带来的耻辱，其中343人在一份日报上发表声明，证明她们每个人都堕胎过。西蒙娜·德·波伏瓦名列榜首。几个月后，西德女性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西德、意大利、印度和英国都放宽了堕胎法。1973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法院裁决州政府不得干涉女性在怀孕后的前六个月选择堕胎的权利。在这项裁决下达的一年后，美国女性的堕胎死亡率从0.018%下降到0.001%。
抉择时刻
交叉性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关注“生育公平”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概念。她们指出，如果社会能更多地支持母亲和儿童，帮助孕妇和母亲继续工作或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并生活在安全的家庭环境中，那么这种社会改善必然会带来堕胎数量的减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可能会为这一目标喝彩，她们会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女性也不应该只剩下“绝望的选择”。她们还重申了美国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Thomson，1929— ）提出的道德论证：如果女性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那么她们就有权不让别人违背她们的意愿使用她们的身体。这意味着，只要这些权利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保障，当你发现自己怀孕了，只有你有决定做什么的自由。
我为什么害怕走夜路？
沃尔拜‖麦克金农‖米利特‖里奇‖德沃金‖布朗米勒
对于女性遭受熟人或陌生人暴力侵害的问题，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与主流媒体的描述大相径庭。在《父权制理论》（1990）一书中，西尔维亚·沃尔拜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强奸和家暴是少数有心理问题的男性造成的孤立事件。”然而，沃尔拜继续解释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认为是控制女性的体制的一部分”。这一体制就是父权制，女性主义者认为，暴力威胁是维持这一制度的最有力工具。
沃尔拜提请读者注意父权制的不同形式，并对其提供了统一的分析。她说，父权制有六种运作形式：在家里（女性被要求提供免费劳动，满足男性伴侣的期望）；在工作场合中（女性将遭遇薪资、惯例和待遇方面的歧视）；在国家层面（法律从根本上偏向男性）；通过父权制度（包括宗教、教育和媒体，这些机构从男权视角来定位女性）；父权制的性关系（不同性别需要遵从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期望）；男性暴力。沃尔拜说，最后一项并不是随机的，也不能归因于个别男性的意图，因为它是在模式化和系统化的标准中运作的。
沃尔拜研究了诸如凯瑟琳·麦克金农、凯特·米利特和阿德里安·里奇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发现这些作者都认为，男性在性方面物化了女性，把女性贬低为“纯粹的性对象”。她们说，这种物化超越了传统的性活动场所，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场所），以致女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在父权制中，异性恋的作用是建立男女间权力相互作用的方式，它由此被沃尔拜描述为“男性支配女性的核心制度”。这意味着性和权力相互作用的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沃尔拜指出，安德里亚·德沃金通过调查异性恋色情作品探讨了这一联系，并发现它通常包含“对相关女性的暴力性支配和羞辱”。沃尔拜认为，如果男性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并支配她们，“性就成为男性支配女性的领域或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