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女性主义？
★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
★我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这又不影响我的个人生活？
★素不相识的男人为什么要喊我“甜心”？
★常言道女人比男人更重感情，这话有错吗？
★只有白人女性才关心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为什么没能给我们带来平等？
什么是女性主义？
波伏瓦‖德古热‖沃斯通克拉夫特‖特鲁斯‖斯坦顿‖塔布曼‖岸田俊子‖迪尼斯‖潘克赫斯特‖米利特‖卢森堡‖蔡特金
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在为争取她们的权利而进行漫长的斗争，以至于“女性主义者”一词所指的必定是一大群人。她们对女性主义的内涵和女性应该拥有哪些权利有很多想法。所以，回顾女性主义积极分子最初的活动和理论根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主义。那时，法国女性主义者和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在《第二性》（1949）中问道：“女人是否真的存在？”
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我们所说的“女人”一词意义不明。我们被告知女性气质“处于危难之中”，我们被强烈要求“做女人，坚持做女人，变成女人”。她说，似乎每个人类女性“都必须与一个神秘而濒临消失的东西——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指出：女性是被社会教化“成为”女人的，即“她”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不同，根据她所处的社会对她的角色限定，她的存在可能并不令人满意。“决定女性社会形象的不是生理、心理或经济状况；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制造出了这种……被描绘成女人的生物。”波伏瓦为女性权利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她打开了一扇灵活理解女性气质的大门，这在今天的性别流动观念中非常活跃，并确定了女性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三个问题：女性的生理形态、女性所谓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经济权力的匮乏，而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女性依据定义在所有方面都与“男人”不同。
生理不能决定命运
1946年，即法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的第二年，波伏瓦宣布，她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才决定撰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因为“这个话题特别令女性恼怒，而且由来已久”。她可能想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早就在《政治学》第一卷 中声称：“女性的天性和她们所有的潜能都源于她们的生理特征。”亚里士多德接着起劲地写道：“男性天生优越，而女性天生低劣；他们一个是统治者，另一个是被统治者；这个原则必然适用于所有人类。”
这段话本应该引起女性的警觉和抗议。但是两千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缺乏经济实力、政治平台、集体组织和资金？），女性并未能在政治上挑战这种思想——尽管在古希腊的莱斯博斯岛上，比亚里士多德早出生两百年的女诗人萨福能够愉快地忽视社会施加给女性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许正是因为女人天性不愿按照男人的命令行事，于是世界各地才兴起了各类文化、经济和宗教机构，好确保男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手握大权。从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权力网络是如何演化而来，并由此催生出僵化的阶级分层，造成了财富和权力的严重不平等，在不同的种族和性别之间尤甚。
在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几位女性权利的独狼，如德国女神学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1098—1179）、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1364—1430）和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1647—1723），他们“放肆”地反对女性被分配的“自然”地位：主要是男人的助手，使得男性可以追求理想的生活。在18世纪，随着“人权”观念的兴盛，又有一批作家开始谈论不同性别的人类所经历的不同生活，如法国的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1748—1793）和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参见下文第43—44页）。她们发现当男人谈论“人权”时，他们实际上只在谈论“白人男性的权利”。因此，她们要代表“女性”集体发出反对的声音。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并且迅速发展起来。
妇女参政权论者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常常遭遇暴力威胁
女人不是男人
到19世纪末，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开始打破固有的“女性”概念，这些人包括美国的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1797—1883）、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日本的岸田俊子（Kishida Toshiko，1863—1901）、巴西的弗朗西斯卡·迪尼斯（Francisca Diniz，1859—1897）和英国的埃米琳·潘
“阴柔”女性在本质上的被动性是她年幼之时就发展起来的一种特质［……］这是社会和教师强加给她的命运。
——西蒙娜·德·波伏瓦
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索杰纳·特鲁斯尤其反对把“女性”视为享有特权并“需要人扶上马车”的白人女性。1851年，她在一场闻名后世的演讲中抗议道：“我生育了十三个孩子，并眼看着他们被卖身为奴……难道我不是女性吗？”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应该被视为享有完整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个体公民。但直到20世纪，女性才凭借集体的力量，从这些观点出发，掀起了一场影响全世界的强力运动，由此出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她们以激进的姿态对待她们在四周所看到的世界。
重点思考题
阻碍女性发展的隐形权力结构有哪些？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奉为“圣经”，开始破除女性有着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弱点”的陈旧观念。她们还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所有争论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语言和假设，即男性是主体，女性是他者。正如波伏瓦注意到的那样，“［男人］至多愿意给予他者性别以‘区别而平等的地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由制度体现出的男性权力，还包括以“男性规范”来组织的语言。她说，以这样的语言给世上的各类事物和事件分门别类，看似无伤大雅，但它实际上是“有史以来人类所编写的最无孔不入且危害深远的规则之一”。
恰恰是因为男性拥有权力，他们才能建构男性优势神话，并让所有人接受它。
——戴尔·斯彭德
它意味着，男性才是标准的或“正常的人”，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斯彭德说，既然只有一套标准，那么“不符合标准的人都被归入离经叛道的行列”。所以，它并不是把人类分成两个平等的部分，而是把人类分为“男性+”和“男性——”。女性因为不同于男性，她们甚至被自己使用的语言所束缚，陷入一种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意识到，除非女性从无孔不入的男性视角之外看问题，否则她们将永远无法获得平等或认可。她们得从根本上审视性别状况，找出女性的真实想法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应男性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决定促使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许多提升觉悟的小组。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卡罗尔·汉内斯克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2017）所言，女性通过小组会议和个人经历讨论，得以看清共同的模式，从而开始看到“个人事务同时也是政治议题”。她们从女性的视角和语言来探索女性的经历，女性运动由此在理论上有了巨大的飞跃。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就将社会行动和理论相结合，不断向前发展，每一股力量都相互影响。
在18世纪，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的政治权利辩护，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以全新的方式理解所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机制及其对女性的束缚。米利特赞同波伏瓦的观点，即问题在于文化的规训。她特别提到，文化规训使得男人发展好斗的冲动，同时教导女人将这些冲动内化，对它们进行遏制。接着，男人又错误地宣称，他们的好斗与生殖系统有关，而与社会教化无关，甚至用“那个家伙有种”等话语来表示称赞，这必然会把女性排除在竞争、勇气、胜利和权力的凯旋画面之外。
孩子们从小就不断地被灌输严格的性别角色观念
第二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认为，资本主义在压迫女性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说，只有通过女性的无偿劳动，如养育孩子、烧饭做菜、照料老弱病残，男人才得以自由地投身于公共事务和有偿劳动。这种男女劳动分工完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认同的性别分工，非常直接地服务于男性利益，并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她们指出，只要女性一直提供这种无偿劳动，男人就能顺着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向上爬，始终掌控着体制权力，并永远把女性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女性要想改变权力平衡，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制度和女性自身。
第三波和第四波浪潮
对很多女性而言，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显得过于激进，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故而要求回归“女性气质”，她们不像其激进的先驱者那样提倡中性服饰，而是宣称抹口红、穿高跟鞋和性感衣着都没有错。她们并不直接反对男性统治或文化定势，而是通过反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符号，来改造先前遭到废弃的词语和事物。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赞美“差异”，认为各种群体和身份都是平等的。
以此观之，女性主义似乎正在不断扩展疆域，以至于我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束缚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是随后，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女性开始在网上谈论性骚扰、厌女症和身体羞辱的体验。显然，她们的经验分享引发了第二轮提升觉悟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并未改变：无论在工作场所里、街道上，还是在家中，女性仍然遭受歧视（有时甚至是侮辱），权力结构未曾改变。然而在21世纪，女性之间拥有了相互交流的能力，这意味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正迅猛成长。也许击垮美国电影巨擘哈维·韦恩斯坦，令其因性侵而锒铛入狱的正是第四波女性主义。
抉择时刻
何为女性主义者？美国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她说，女性主义者“是任何承认男女平等且都具备完整人性的人”。男性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他们也受到我们都生活在其中的、支配一切的无形体制的约束，而这个体制就是“父权制”。所以，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曾简单概括道：“我自己对女性主义者的定义是指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他或她会说，是的，今天仍然存在性别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们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做得更好。”
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
琼加拉‖纽伍斯
人们常常认为人权涵盖了女性权利，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妇女具有生育能力，她们对权利有着特别的需要——而这些权利通常被认为过于具体，而无法被纳入人权立法之中，以致常常遭到忽视或者省略。另一方面，由于妇女是成年人，所有人权立法机构都假定，它们已经包括妇女所需要的所有权利。女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无视性别差异的立法会给女性带来危险的后果，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女性权利的探讨显示出来。
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有那么一个深刻的问题：女性是愿意被看作和男性一样，还是愿意被看作两种不同性别之一，让两者之间的差别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里存在的危险在于：如果女性与男性一样，又有什么女性问题可言呢？她们只需要比男性更努力地工作，打破无形的职业障碍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坚持她们与男性不同，她们会被视为偏离“标准”或正轨——这个标准或正轨都是男性的——所以，女性就是低劣的。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巴西女性主义者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1937—2012）的讲话更直接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她说，她能看到两种解放。其一认为只有当女人的行为举止跟男人的一模一样，而不论这些行为的对错，女人才能获得解放。但是，她接着说：“同志们，难道我们真的想抽烟吗？……如果男人有十个情妇，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得跟他们一样拥有十个情夫？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这样只会有损人的尊严。”
作为一位生于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的土著女性，琼加拉度过了贫穷、受人欺凌的童年，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社区组织者。她针对食品价格高涨、文盲率高和医疗救助不足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抗议，最终成功竞选公职。她说，那些希望跟男人完全一样的人，都是“拥有一切的富有女性”，她们采用的方法对于劳动妇女是没有意义的。她说，我们希望“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样得到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能参与问题解决和各类活动——文化、艺术、文学、政治和工会活动——解放意味着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外界，我们的观点都能得到尊重！”
重点思考题
如果女性不再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将会发生什么？
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等同于私有财产。1707年，英国大法官约翰·霍尔特勋爵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描述为“对他人财产的最大侵犯”
琼加拉想要的不只是观念上的认可，而且是真正的改变，她点出了女性权利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女性权利是否已经被庄严地载入“人权”法案了？第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有没有贯彻这些权利的具体措施？第三，许多女性问题都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它们是否因此被排除在庄严的司法权利之外？
琼加拉提醒她的听众，在1948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制定并通过了一套由联合国规定的人权法案，规定女性拥有“参与一切活动的人权”。她说，因此在已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玻利维亚），女性都已经拥有自己所需的所有权利。但是，即使玻利维亚女性可以参加任何活动，政治家是否开展工作，教育、培训和鼓励女性参与活动呢？立法者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劝说女性给某个政党投票，然后又将她们抛弃在一边呢？
女性权利是否有所不同？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仅根据人权立法承认女性是完整的人，这是不够的。女性的生活和日常体验引发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女性的身体主权等重要权利，它们始终都没得到考虑。从女性割礼（割除部分女性生殖器官）到“荣誉处决”，再到童养媳婚姻（有些国家的女孩十岁就被迫结婚），许多宗教习俗和文化惯例常常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女性的权利，尤其是拥有处置女性身体的权利。2014年，一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以尼日尔为例，在四十九岁以下的成年妇女中，77%的人在十八岁前成婚，而相比之下，该年龄段的成年男性于十八岁前成婚的比例只有5%。至于怀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人信誓旦旦地认为，甚至从怀孕那一刻起，男人对胎儿的权利或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权就凌驾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涵盖了儿童的生命权问题，然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并未涵盖女性的生命权问题。
人权立法并不涉及这类女性权利，即使是任何下辖此类权利的法案，其补充条款也往往会取消此类女性权利。例如，阿尔及利亚虽然正式签署并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附加了一项保留条件，即公约不得与《阿尔及利亚家庭法》相抵触。这就使得在这部为保护女性而起草的文件当中，女性权利完全遭到了排斥。正如国际组织“立刻平等”的创始人杰西卡·纽伍斯（Jessica Neuwirth）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阿尔及利亚表示，只要该国无须采取任何措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它就愿意执行这部公约。”这与琼加拉在玻利维亚目睹的情况如出一辙。
神圣婚姻的束缚
女性身体之所以在“人权”方面问题重重，在于女性具有生育的能力。因此在涉及性（生育控制和生育同意）、家庭规划的信息权和服务权，以及生育所引起的各类医疗问题方面，女性的个人权利都很容易受到侵犯。正是信息和医疗的匮乏，导致与怀孕相关的死亡成为世界各地十五至十九岁女孩的首要死因。在塞拉利昂，由于割礼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加上难产被视为女性不贞的标志（女性在被急诊救助之前，必须对所谓的不忠行为做出“忏悔”），每八位女性就有一人死于怀孕或生产。
相比手握绝对权力之人的仁慈，还是权利更可靠。
——丽贝卡·索尔尼特
女性需要掌握自己的身体权和人生选择权，但它们往往因为法律不敢跨越家庭的雷池而无法得到实现。事实上，恰恰是在家中，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最需要此方面的法律保护。19世纪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同时，也要求女性对婚内性生活拥有话语权，但是这方面的要求被悄悄忽视了。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妇女进步报告》（2011），只有52个国家修订了相关法案，使婚内强奸成为犯罪行为；还有127个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女性也仍然在为争取同工同酬等公共权利而斗争。同时，她们的战场还包括家庭虐待和暴力、非自愿性接触、买办婚姻或非自愿怀孕。用新泽西州女性全球领导中心创建者夏洛特·班奇的话来说，如果把当今被用于抵债的妇女儿童、家庭奴隶和性奴的数目相加，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奴隶。而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抉择时刻
“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是：事态并不乐观。你所拥有的权利，以及各类机构（从跨国公司到警察）对权利的执行与否，都取决于你生活的地方，你拥有的财富，你的肤色，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你周围的宗教信仰氛围。女性必须不断努力，改善这些权利，这不仅仅是为了她们自己，也是因为正如法国政治家夏尔·傅立叶在1808年所说的那样：“女性权利的延伸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看来成败未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这又不影响我的个人生活？
沃斯通克拉夫特‖潘克赫斯特‖福西特‖戴卫森‖斯坦顿‖阿廖希娜
对许多妇女而言，选举权好像是自动产生的，根本不值得思考。事实上，许多人（不分性别）对大选之事毫无兴趣，对任何政党都没有意见（或者可能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女性，大选之日对你会有什么不一样？
政治常常看起来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评论政治，但政治本身不顾网上的抗议或调侃，以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式进行着。在政治问题上，公众似乎总是有发言权的，而这实际上只是相对新近的情况——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国家中，舆论在当权者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的发源地在冰岛，从公元930年，它就开始倾听“所有自由人”的意见，该“民主”思想为后来兴起的议会奠定了基调。随着议会在欧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地区形成，有色人种、女性和奴隶通常都被剥夺了参与所谓民主进程的权利。（据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说，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性享有与男性基本平等的权利，而随着殖民者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被殖民地区居民之后，这种平等传统也就丧失了。）
情况渐渐地发生了改变，奴隶制被正式废除。1870年，美国“非白人男性和被解放的男奴”获得了选举权。然而，女性在法律上还没有被公认为独立的人，仍然只是丈夫或父亲“拥有”的财物（参见上文第15—17页）。官方的说法是，妇女不需要选举权，因为可以安全地假设，她们的利益将在丈夫和父亲的投票中得到满足。此外，在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里，女性被看作不理智的生物，不适合参加选举。与此同时，女性“天生”适合管理家务，因为管理家务并不需要敏锐或聪明的头脑。1792年，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她说，不该把女性看作“好像是永远长不大的、无法自立的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为女权辩护》中，试图证明女性在智力上和男性没有差别，只是女性始终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无法增加自己的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她还指出，不让女性接受教育的背后可能有政治的原因。她主张：“开阔视野能够强化女性的头脑，让女性不再盲目顺从；由于权力总是寻求盲目的顺从，暴君和贪恋肉欲者自然努力把女性蒙在鼓里，因为暴君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领导下，女性开始质疑：她们被挡在政治和法律体制之外，却又被要求在这个体制下劳动，遵纪守法，这是不是很不公平？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开始在全国妇女参政协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种不满情绪逐渐发酵，最终形成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参见上文第8—9页）。她们以文明、合法的方式表达抗议：她们向议会请愿，举行公众集会，通常举止有度。然而，她们努力了很多年却不断遭遇失败，其中包括1870年第一次妇女选举权提案的失利。于是，一些女性决定有必要采用更注重行动、更不“阴柔”的方法，是时候向整个男性政府展示她们运动的严肃性了，她们决意要让政府倾听她们的声音。
轰炸行动
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1847—1929）的领导下，英国女性采取了新的战斗行动。她们砸烂店铺的窗户，割断电话线，掀掉（男性专用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草皮，破坏博物馆中的裸女画像，纵火焚烧邮筒、著名建筑物和政治家的府邸，甚至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英格兰银行附近放置炸药，使得当局再也无法对其视而不见。1913年，妇女选举权倡导者爱米丽·戴卫森（Emily Davison，1872—1913）在爱普森的德比赛马场中，冲上赛道攫取国王的马缰，结果被马踏伤。虽然四天之后，她因伤势过重而过世，但是她的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突显了妇女参政事业。
1900至1914年间，有一百多名女性因为战斗行动先后被捕入狱。她们中很多人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当局为了阻止她们抗议，甚至强行给她们喂食。警察把抗议女性绑在椅子上，用钢叉撬开嘴，把橡皮管塞进喉咙，常常因此撕裂她们的咽喉组织。191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先后经历了十二次绝食抗议，忍受了巨大痛苦。原因在于当时的《猫捉老鼠法案》规定，当局可以释放绝食抗议者，等到她们身体复原再把她们抓回监狱。根据这个法案，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被反复释放和抓捕。1913年，在她最后一次获释后，她前往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我此行来到美国，”她说，“是要说明当女性发动一场内战时，它会是什么样子。”截至此时，这场战役已经打到了大洋彼岸。
美国选举权运动
露西·彭斯、艾丽斯·保罗和哈蕾亚特·斯丹顿·布朗奇这三位美国女性都完全赞同潘克赫斯特的观点——妇女没有选举权意味着：由于缺乏继承权、财产权或有偿劳动的权利，她们会永久性地被法律剥夺独立的权利。因此，妇女必须采取直接的行动。
布朗奇的母亲是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先行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1848年，卡迪·斯坦顿及其废奴主义伙伴卢克丽霞·莫特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瀑布举行会议，讨论女性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卡迪·斯坦顿发表演讲说：“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上帝赋予了一定不可剥夺的权利。”卡迪·斯坦顿频繁地呼吁赋予妇女选举权，而当政府为扩大选举权而颁布第十五条修正案时，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 安东尼皆认为，新的修正案应该赋予人们“普遍选举权”，但是男性当权者却决定在“普遍”之后加上“男性”一词。结果有色人种男性获得了选举权，而美国女性要等到五十年后，才最终在1920年获得选举权。至此，在妇女选举权和其他女性权利方面，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1893年，新西兰政府最先给予妇女选举权。及至1900年，女性运动迅速波及五大洲，各地领袖包括拉丁美洲的弗朗西斯卡·迪尼斯和伯莎·卢茨，中东的卡西姆·阿明，亚洲的岸田俊子和俄国的亚历山德拉·科尔隆泰。
无权者的冤屈和不幸最易于被彻底忽略。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没有什么能像强化个人的判体断力责任，鼓那舞样人的，良心。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我现在不需要再为这一切担心了，是吗？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认为，妇女选举权将在劳动、工资、财产和身体主权（她们的身体使用）等权利方面赋予女性发言权，并且帮助女性抵御包括丈夫在内的任何人的身体侵害。今天，世界各地的女性仍在为争取上述权利而进行着斗争，而政府的每一次改弦更张都可能对她们提出挑战。全世界所有议会的议员中仅有22%是女性，这就意味着男性仍然控制着世界各地的立法机构。虽然如今除梵蒂冈以外，所有国家均已赋予妇女选举权，但有些国家的女性权利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在沙特阿拉伯，妇女于2011年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但是，没有男性的同意，她们仍然无法进入政府机构。在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然而到2000年，她们已经对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得性别对等法得到采纳，以确保政府候选人名单上男女比例均等，由此促使妇女参选和被选人数增加。2012年，法国内阁成员男女比例出现均等之势。在法国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她们也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4年当选巴黎首位女市长的安妮·希尔达戈在获胜演讲中明确表示：“我是巴黎的首位女市长，我明白这是个挑战。”
重点思考题
如果女性不参加投票和选举，让男性掌握所有的政治权力，法律将为谁的利益服务？
抉择时刻
据各国议会联盟统计，自2015年以来，全球范围的女性议员人数一直停滞不前。女性未能增加属于她们的议会席位，对政治的参与度也越来越少。暴动小猫乐队的女性权利积极分子玛利亚·阿廖希娜（Mariya Alyokhina，1988— ）曾因参与运动而入狱，她说：“无论情况如何，你都必须坚持行动。我反对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我为自由和选择而战。”她邀请你与她为伍。
素不相识的男人为什么要喊我“甜心”？
弗莱‖波伏瓦‖古里安‖吉拉德
地球上的每一位女性可能都遇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会用假装亲昵的词来称呼你，就好像与你已经有了某种关系，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事为什么这么烦人呢？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做？
当完全陌生的男人说出“甜心”等明显“充满爱意”的词时，大多数女性都会产生特定的反应。她们一般会觉得自己在精神上（甚至是肉体上）对这个男人退避三舍。男人只想表现得好像他只是“很友好”，而女人却似乎蛮不讲理。如果她真的反对，他很可能会说“亲爱的，你怎么一点都不幽默呢？”他又用了一个假装亲昵的词，把这种令人不安的交流的所有责任都推给女人。女人感到手足无措，男人却肆无忌惮。
美国女性主义者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1941— ）仔细琢磨了这些日常经历，她注意到，它们常常会造成一种双重束缚。她在《性别歧视的系统性鸟笼》一文中指出，“oppression”（压迫）一词的词根是“press”（按压），因为压迫意味着让一群人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使他们被限制、被约束或者被束缚。女性在生活中面对着一张复杂的压力网络，如果女性违反了任何规则，她们就会受到惩罚，遭受损失或蔑视。这些规则源自女性面对的各式压力，而压力则取决于一个女人是否在外工作，是否依靠救济生活，是否抚养孩子，是否结婚，是否异性恋、同性恋，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压力源自经济地位和文化期望（来自家庭、宗教、阶级或对某一种族或政治团体的忠诚），而它们决定了“女人应该怎样”。
人们总是被无穷无尽的小事所束缚。
——玛丽莲·弗莱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断言：女人被男人视为他者（参见上文第9页）。不过，弗莱感兴趣的是：男性希望用什么特殊的方法让女性成为他者，以及他们如何向女性传递这些信息。她说，这就是性别歧视的真意；它不仅否定了女性的平等权利，还规定了女性的行为举止。一旦她们的行为逾越了男人为“女人”设定的界限，她们就会感到一种微妙的压力，让她们重回正轨。
活在鸟笼里
弗莱说，虽然每件小事看来全然无害，但是积少成多就不同了。她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它就如同一个鸟笼。如果你凑得非常近，你会觉得单独每一根金属丝，都不会困扰到笼中的鸟儿，它们完全可以轻松地绕过金属丝飞行。此外，即使你一根根地审视这些金属丝，你也无法揭示一只鸟儿如何能够被它禁锢或者伤害。但是，如果你退后一步，突然看到整个笼子，就会立刻清楚地发现：鸟儿被“系统化相互关联的屏障”所包围。尽管这些屏障单凭自身都不会妨碍鸟儿飞翔，但合在一起，肯定会像“铜墙铁壁”那样限制住鸟儿。
这就是压迫难以被我们察觉和辨别的原因。弗莱说，每个女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一次次遇到这样单独的“金属丝”，而她们一生从小到大，单身或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直至年老体弱，都会在社会中遭遇各方势力联结而成的压力之“网”。而在家里和工作场所，当她们将社会的期望内化，想要“做个好女人”并招人喜欢，这些行为就会起到进一步强化压迫的作用。由社会规则和期待编织出的这只鸟笼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化的，以致这个完美的结合看起来“十分正常”。
玛丽莲·弗莱让我们把不同的压迫要素视作鸟笼的金属丝
那么，如果女人拒绝把她们看到的这种压迫状态视为正常，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她不配合这场游戏，会怎样呢？外部世界的第一种反应通常是对女人的抱怨轻描淡写，坚持认为这是因为她太愚蠢或太缺乏幽默感而无法善解人意（这常常足以让女人翻着白眼走开）。在弗莱看来，外部世界的危机感会随着女性的反叛程度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预测，女人如果穿着性感，会被视为卖弄自己的性魅力，可是如果她着装中性，则会被说成不修边幅，或者“不像女人”。如果她言辞激烈，她就成了娼妓或者荡妇；反之，则是“淑女”，却因此太过纤弱而无法应对严肃的探讨或生活的现实。
重点思考题
男人之间会用类似的亲昵方式说话吗？
弗莱说，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假装亲昵的用语的用处在于：它们令女性走近“金属丝”，好好看看这一特定部分在整体系统中是如何运作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女人发现自己被如此称呼，这可能与当时的情况存在某种内在联系，以致男人要借此重新确立他的支配地位。这在女客户负责移交钱款的货币交易中尤为常见，而只要女性可能占据了支配地位，对正常的权力体系构成威胁，它也有可能会发生。2011年，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试图否定一位女议员的观点，他对她说：“亲爱的，请你冷静一下。”2012年，优步公司董事大卫·邦德曼的手法则略有不同，他提出：让更多女性进入董事会将导致“更多的口舌之争”。
这些评论将女性贬为不需要认真对待的“可爱的小东西”。此外，男人自认为有权以任何方式称呼女性，只要他喜欢就行，而女人却很少这么做。根据罗杰·布朗和阿尔伯特·吉尔曼的经典文章《权力与团结的代名词》，称谓语可以改变对话的权力结构，将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变成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话。他们表示，在许多语言中，第二人称可以用相对日常或相对正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法语中的tu（你）和vous（您）。人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用这些词。如果谈话双方用同等的语言相互称呼的话，表示他们彼此平等。反之，则隐含着高下之分。用亲昵的称谓或词汇（如“甜心”）称呼陌生人，只会显示出说话者高人一等，而说话者还会期待被称呼方用礼貌和正式的口吻来答复，这就更加显示出说话者的地位之高。在这种情形下，亲昵称谓并不表示亲密，而是要宣示优越地位。当一个女人被素不相识的男性称为“甜心”的时候，她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外在社会压力都令她明白，她得心存感激。弗莱表示，受压迫的女性往往被要求报以微笑，“如果我们服从，我们就表明了自己的顺从和对自身处境的默认”，这样，压迫力量就可以继续假装每个人都对现状感到满意。“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得到关注，我们默认让自己成了隐形人。”
除了最和煦的面容以外，任何表情都会让女人显得卑鄙、尖刻、愤怒或危险。
——玛丽莲·弗莱
而如果我们不报以微笑，弗莱说，我们就会显得“卑鄙、尖刻、愤怒或危险”。我们会被指责“难以”合作或者令人不愉快，因此有丢掉工作的危险。根据记者索菲·古里安（Sophie Gourion，1973— ）的说法，如果女人在家里“不守规矩”，到了法庭上，它就会成为家庭暴力甚至“荣誉处决”的理由。她对人们的用语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杀害伴侣甚至屠杀整个家庭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罪行归因于伴侣的行为举止（“发脾气”或“崩溃”），而与自己无关。她还表示，媒体还经常忽视这些案件中男性的长期暴力行为。这些事件可不是所谓的“激情犯罪”或“家庭惨剧”（在男人杀死配偶和孩子后再自杀的新闻里，这是一种典型用语）。古里安说，这些词汇使得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看上去平庸而正常，甚至微不足道。她说：“语言在杀人。”
抉择时刻
如弗莱所说，女性应该继续隐身，挂着微笑继续前行，还是冒着被嘲笑和威胁的风险挺身而出，你必须做出选择。有些女性觉得斗争是值得的，如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1961— ）。2012年，吉拉德终于向反对党领袖托尼·阿博特的诸多糟糕的父权言论发起谴责，他曾说澳大利亚女性“在熨衣服的时候需要想明白一件事情”，他也曾将堕胎视为“避重就轻的做法”。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吉拉德炮轰了他一条又一条谬误言论和性别歧视观点。所以，下一次当你被称为“甜心”时，不妨想一想吉拉德，并以她可能采取的方式去回应。
常言道女人比男人更重感情，这话有错吗？
杰克曼‖格利克‖费斯克‖格克瓦
关于男人和女人是否相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很久，女性主义者最讨厌的一大怪事是：把女性刻板化为“好人”——比男性更友善，更关心他人，等等。乍一看，这些词语看起来是在赞美女性，但是女性主义者指出，心理学研究可以解释，即使是这些描述女性的“好话”也在巧妙地维持着男性的权力地位。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探索过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的压迫现象，发现了权力不平等关系是如何生根发芽。他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繁互动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最初的关系可能是纯粹敌对的，但后来的关系却会变得暧昧起来。美国社会学家玛丽·杰克曼（Mary Jackman，1948— ）在著作《天鹅绒手套：父权制和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冲突》中写道，以任何两个群体为例，虽然其中一个占主导，一个受支配，但杰克曼在观察两者之间的长期互动后发现，他们之间纯粹的敌意会渐渐消失，因为人们不可能纯粹敌对地紧密生活在一起。
例如，在殖民时期，白人发展出所谓“白人的负担”的思想。这使得白人男性殖民者认为自己是好人，肩负着帮助贫穷土著的“负担”，而不是每天埋怨自己在剥削土著人的身体和土地的事实。这样，他们就可以宽慰自己的良心，减轻对自己行为的罪恶感，否则这种罪恶感会越来越重。此外，为了让这类神话真正起到减轻罪恶的作用，如此表述的白人实际上对这种神话信以为真，他们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对自己所剥削的人也拥有真挚的感情。
对女孩最糟的称呼是娘们，对男孩最糟的称呼也是娘们。做女人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杰西卡·瓦伦蒂
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Peter Glick）和苏珊·费斯克（Susan Fiske，1952— ）在论文《模糊的性别歧视清单：敌意和善意的性别歧视之分》（1996）中指出，同样的力量（和神话）在男女关系中也发挥着作用。在狩猎和采集时代，两性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随着人类向农耕社会转变，男人控制了新生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机构。男人为了在自身位置上获得成功，希望女人能扮演特定的角色。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装女人“天生适合”扮演这些角色。
格利克和费斯克写道，如果这些刻板印象总是明显地损害被压迫群体的利益，它们可能会加剧群体之间对抗和反叛。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表现为赞美而不是贬损，它们就更容易被从属群体接受，甚至被她们内化，以致她们真的自以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些特点。这就意味着女性会认为：支持男人的工作，照顾孩子和家庭，富于同情心、关爱和友善，乃是女性的天职。
模糊的性别歧视
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男女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还受到一个额外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更需要褒义或善意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一因素就是女性拥有的“二元权力”。“二元”指的是任何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关系，在任何异性恋夫妻之间，双方都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男人虽然拥有结构性权力，但他们在性关系和生育孩子方面离不开女性。因此，关于女人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跟她们一起没法生活，但离了她们也没法生活。”据荷兰文艺复兴学者伊拉斯谟的作品，此言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300年罗马元老院的老加图。老加图曾说：“有妻子的生活不舒适，然而没有她们又根本无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