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与相互敌对的群体不同，他们相互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亲密的方式相互需要。因此，正如杰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权力地位维持着不平衡的态势，他们也不得不寻求共存。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这是敌意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模糊不清的另一个原因，并最终表现为两种形式：敌意的性别歧视和善意的性别歧视。这两种性别歧视都包含三个方面：父权制、刻板印象和性意味，只是前一种形式公然地充满敌意，另一种形式却看似充满褒义。
敌意的性别歧视
这是一种公然且毫不掩饰的性别歧视。格利克和费斯克指出：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性别歧视积极寻求为男性权力辩护，为传统性别角色辩护，为男性以任何方式把女人的身体作为性行为对象辩护。许多研究者发现，在巴西、土耳其等女性地位远低于男性的国家，社会对女性的敌意往往较高（正如印度社会对低种姓群体的敌意很高），而且它往往会导致社会更默许丈夫用暴力控制妻子。
重点思考题
你得到的恭维同样适用于男人吗？
搞敌意性别歧视的男人往往信奉以父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通过暴力和威胁来管束妻子）是合理的，因为女人柔弱，就应该受男人控制。男人的这类性别歧视把女人视作（在工作、金钱等方面的）竞争者，必须对她们加以限制和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男人好斗且占据优势，而女人则试图通过控制男人来扭转局势。在充满敌意的刻板印象中，女性被描述为婊子、丑八怪、母老虎、老古板和悍妇等。女性主义者注意到，男女之间这种公开的斗争很容易被发现和制止，相比之下，善意的性别歧视却更难对付。
善意的性别歧视
社会学家用“善意的性别歧视”来描述如下男性行为：他们对女性怀有感情，但仍然觉得有必要在任何男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为男性主导权辩护的理由更温和，他们所持的刻板印象“更容易令人接受”。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看起来或听起来都相对文雅。
格利克和费斯克说，虽然父权制本色未改，但它不再公然地专横跋扈。采取“善意”态度的男人表现得更像“父亲”。他们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柔弱，但不以此为借口威胁她们屈服，而是把自己看作女人的保护者和供养者，尤其是当他们身处与妻子的二元依赖关系中时。
某些性别歧视的方式更加隐蔽
同样地，善意的刻板印象也不那么咄咄逼人。研究者发现，采取这种态度的男人不贬低女人，反而把女人理想化。他们倾向于崇拜女性，而不会对她们弃如敝履。在这些男人眼中，女人是冷静的、有同情心的、有教养的、有爱心的、可爱的，并具有成为完美妻子和母亲的特性。好像纯属巧合一般，这些有爱心的女人也与她们的家庭角色形成绝配。所有善意的性别歧视观都摆出一副“自然”的态势，这样它就能变得无可争议。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采取善意性别歧视态度的男人最喜欢把妻子形容成“更好的半边天”。在性观念方面，这些男人不会把女人的身体当作可以恣意对待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女人的身体能够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令男人“完美”。
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1998年，女性主义者约拿·格克瓦（Jonah Gokova，1956— ）在津巴布韦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题为《挑战男性，让他们拒绝性别刻板印象》。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来摆脱当下男女两分、双方皆输的局面。他说，男人应该改变他们对性的态度，并意识到父权制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比如无权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在女性面前也不行。而事实证明，对情感的完全抑制会造成高度紧张，甚或引发心脏疾病。他说，男人在父权体制内也不得不“塑造一种不符合他们天性的形象——这是不可持续的”。他的观点实际上与波伏瓦一致。他认为活在“男性优越的神话”中会让男女都受伤，所以男人需要改变。
抉择时刻
如果奉承令你感到不适，你可能经历过善意的性别歧视。它听起来很有礼貌，却会让你在权力格局中处于劣势。同样地，将女性描述为“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就是坚持认为女人会更频繁地动用自己的情感。由于在大多数当代社会中，理性都比感性更受重视，这就更加促使男性处于优越的地位了。
只有白人女性才关心女性主义？
布朗‖里奇‖阿普特克‖克伦肖‖胡克斯‖戴维斯‖科姆拜河集体
1920年，在一场白人妇女会议上，美国黑人妇女选举权论者和教育家夏洛特·霍金斯·布朗（Charlotte Hawkins Brown，1883—1961）讲述了她在孟菲斯乘坐火车前往会场的经历。她说起自己如何被一群白人男性强行赶出卧铺车厢，又如何被他们拖到“黑人专用”的日间旅客车厢。她满怀愤怒和屈辱地对听众说：“最令我伤心的是，车厢里有女人，却没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白求恩一起创立了全美黑人妇女协会，她请听众中的白人女性想想，如果换作她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她说：“请你们做几分钟黑人。”她接着告诉听众，黑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着怎样的遭遇。她说到黑人女性对私刑和强奸的恐惧，以及每天被迫忍受的攻击和侮辱。霍金斯·布朗试图迫使白人女性跳出自己的体验去思考，认识到白人女性的体验和理论是她们特有的，一直以白人为中心，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她从而重新定义了人们关于“女性”的概念。
1989年，美国犹太白人作家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再次帮助白人女性实现霍金斯·布朗所提议的转变：超越自己的特权去审视问题。里奇在《身份位置的政治笔记》一文中写道，在美国，电视“新闻”“告诉我国公民［共产主义］正在中美洲前进，自由正受到威胁，拉丁美洲受苦的农民必须被唤醒”。里奇认为这种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使白人陷入一种把有色人种都视为低等种族的话语，无法发现差异，探索差异，无法想象作为“有色人种”的情形，即使“只做几分钟而已”。
分裂我们的并非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无法认识、接受和赞美这些差异。
——奥德丽·洛德
由具象来定义
里奇说，我们必须考虑身份位置的政治。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甚至从最开始……就拥有不止一个身份”。从一开始，“我被视为女性，也被视为白人”。里奇认识到，不同身份在同一个身体中共处，意味着“我不仅要理解拥有外阴、阴蒂、子宫和乳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还要理解我所拥有的白色皮肤将我引向的地方，以及未将我引向的地方”。
这适用于所有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身体特征。身份位置影响着世人对于我们的反应，并带给我们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体验。里奇解释说，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参见上文第9—11页）一直“试图从中心看问题”，即从女性的角度，而不是从男性的角度来提出有关女性的问题。她说，我们都想创造一个无人主宰、人人平等的社会；“问题是当我们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指的是谁。”她说，白人女性必须接受自己的白人身份，并认识到尽管她们作为女性被边缘化，但她们“也在把别人边缘化，因为［她们的］生活经历完全是白人特有的”。
1989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娜·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1944— ）在《生活的挂毯：女性的工作、意识和日常经验的意义》中写道，如果白人女性真正希望了解有色人种女性的经历和遭受的压迫，她们就需要“转变中心”。这意味着要以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经历作为主要视角，同时保持对自身位置的认识，这样，两个人或群体都能处于有价值的位置，并且真正实现对不同视角的理解。尼拉·尤瓦尔——戴维斯在《女性、种族和赋权》（1994）中引用了埃尔莎·巴克利·布朗教授的话说：“所有人都无须与自身做比较，也不必采用自身框架，就能学会以另一种经验为中心，验证它，并根据该经验自身的标准判断它。”
交叉性和差异性
同样是在1989年，法学教授、民权倡导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1959— ）提出了“交叉性”的概念，来解释黑人女性在同时受到多种力量压迫时拥有的是怎样的体验。在其开拓性文章《关注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中，克伦肖请我们想象一个交通十字路口，许多条道路交会在一起，交通可以向任何方向流动。如果发生事故，可能是由来自任何方向、任何道路的一辆或多辆汽车造成的。同样，一个黑人女性可能受到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阶级歧视的伤害，或同时受到所有这些方面的伤害，因为她就生活在这些交叉路口的中心。
克伦肖指出，黑人女性所受到的歧视既没有被纳入种族主义的法律范畴，也没有被纳入性别歧视的法律范畴，她们往往发现自己两头都得不到保护。例如，在1964年的“德格拉夫雷德诉通用汽车案”中，五名因非法解雇而提起诉讼的黑人女性未能赢得官司。通用汽车公司解雇她们的依据是“优先解雇最晚招募的员工”，而与歧视无关。法官说，她们显然没有因为是黑人而被解雇，因为黑人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她们显然也没有因为是女性而被解雇，因为白人女性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正如克伦肖所指出的，多年来，通用汽车雇用工人的优先级顺序一直都是白人男性，黑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正是由于黑人加上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得黑人女性处于最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尽管“原告若受到歧视，则显然有权获得救济”，但并不存在将两种形式的歧视结合起来的“超级救济”。黑人女性于是就身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十字路口，她们落入了法律的“灰色地带”。
重点思考题
富有的白人能理解贫穷或富有的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经历吗？
非裔美国活动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52— ）指出，环环相扣的政治体系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核心特征，它们在19世纪就结合在一起，刮起了一场“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完美风暴。胡克斯说，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白人比其他人种优越，他们就像活动家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evis，1944— ）所证明的那样，同样也是“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开发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人力，而这也就包括他们有权让白人奴隶主攻击和强奸黑人女性。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有利于手握生产资料的人。胡克斯把父权制定义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它坚信男性是天生的支配者，高人一等，被赋予支配和统治的权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女性和有色女性都受到这两种相互交叉的力量的影响，而中上阶级白人女性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胡克斯认为，更糟糕的是，白人女性并不急于引起人们对种族和社会特权的关注，因为她们也在从中受益，许多富有的白人女性都指望“有一个中下阶层、低眉顺目的受剥削女性来做她们拒绝做的脏活”。
从交叉性到身份政治
近年来，交叉性带来了身份政治的发展。身份政治令人们认识到了差异，却也愈发导致各类群体拒绝相互合作，宁愿单独组织和抗议。这又导致女性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在大学和其他公共场所获得发言的机会。伊朗女性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玛丽亚姆·纳姆奇关注由身份政治引发的言论收缩问题。2016年，她在“当下的女性主义”播客上指出，对一些女性来说，言论自由是她们用来表示反对和抵制的仅有的自由，而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都要努力消除女性贫穷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纳姆奇说，女性应该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在平等和人权等更宏大的政治目标下共同努力。
抉择时刻
1977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组织科姆拜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她们说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认清主要的压迫体系环环相扣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综合分析和实践”。女性主义者若想要改善所有女性的生活，就需要不断地“抓住中心”，倾听所有女性的声音，锁定所有反对女性的力量，并发出抗议的强音。
女性主义为什么没能给我们带来平等？
法鲁迪‖沃斯通克拉夫特‖桑蒂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尽管女性主义已经掀起了四波“浪潮”（参见上文第12页），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女性实现了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然而在2017年，益普索公司在23个国家开展调查，却发现45%的女性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完全平等。这是怎么回事？
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从23个国家收集的信息，发布了《性别平等指数》，表明认为女性享有平等机会的男性在美国占72%，在印度和加拿大均占76%，在英国占67%。而或许让人并不奇怪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认为自己拥有平等权利的人数比例要小得多（约占45%）。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观点都无法准确地反映现实。美国作家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1959— ）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这种差异进行了研究，并意识到这种对于现实的扭曲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现象的组成部分，它最终将导致每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失败。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冲”。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在我生活的国家里，女性已经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资料来源：益普索，2017
法鲁迪将这个词用作《反冲：对美国女性的未宣之战》（1991）的书名，并且详细地探讨了女性主义的每项成果是如何迅速地被社会上的反对者（特别是通过媒体）破坏的。她说，逆转女性主义多年努力成果的手段每次都是一样的，总是把女性主义归结为伤害女性的因素，认为女性主义本身（而不是不平等或父权制）才是所有女性问题的根源。法鲁迪发现，无数头条新闻在宣称：职业女性“过度劳累”，年纪轻轻就突发心脏病，同时也成为“不孕不育流行病”的受害者。据说，单身女性因“缺少男性”而感到悲伤，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沮丧和困惑”。法鲁迪说，在报摊上，在电视上，在电影里，在广告里，甚至在学术期刊上和医生的办公室里，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喊。《纽约时报》称未婚女性“歇斯底里”；她们由于“深层的信心危机”而精神崩溃。这些纷纷扰扰的讯息足以让任何理智的人大喊：“够了！无论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噩梦，都必须被阻止！”当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个“东西”就是女性主义。
妓女和污名
西方第一本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1792）。沃斯通克拉夫特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的鼻祖，因为正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能听到她的声音，追溯她对世人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反对女孩和成年女性缺乏教育和经济独立的现状。然而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她的名字几乎被无可挽回地抹黑了。她说，她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让女性“拥有主宰男性的力量，而是拥有主宰她们自己的力量”。按照现在的观念，这话听起来一点都不激进，但事实上，它却提前六十七年为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经典”原则铺平了道路：“个人拥有主宰自己，主宰自己身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密尔的版本自其著作《论自由》发表之后，就受到了哲学家的追捧，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版本——阐明女性拥有主宰自身的权利——却遭遇了混合着困惑、赞同和敌视的目光。
就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冲而言，其导火索并非女性实现了彻底的平等，而是女性越来越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
——苏珊·法鲁迪
到她三十八岁去世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已经在当时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中遭到了彻底的抨击。他们还大声指责她是个可耻之人：因为她生了个私生子，接着又对一位挪威船长一见钟情，满世界地追随着这位船长，并且沿途写了一本畅销书。由其丈夫威廉·戈德文撰写并在她身后出版的传记无意中揭示了她是一个思想多么自由的女人，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连同她的思想）却因此被斥为“可怜的疯子”和有悖自然的人：一只“穿衬裙的鬣狗”。她年纪轻轻就死于难产，他们说这正是她应得的下场。
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冲
沃斯通克拉夫特因公众对她的反感而遭到摒弃，甚至连她最热切的读者也被说服放弃了她的思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白人男性至上、制度化厌女症和对性事的拘谨（以及私人性暴力）蔚然成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早期女性主义观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冲。中上层阶级女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规范）强调纯洁、虔诚和家庭生活（也被称为“真正的女性时尚”）。人们期望女性对生活采取被动的态度，同时赞扬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利用世界各地“未被发现”的资源来发财致富。现代女性主义者注意到，即便时至今日，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冲仍然充斥着相同的概念：性、剥削、厌女和男性的“自然”霸权。
重点思考题
男人将问题归咎于“女性主义”的原因何在？
然而妇女参政论者挺身而出，反对这种论调，并开始为妇女争取合法权利和代表权，此乃广大女性之幸事。在这场运动中，少数人还积极为女性争取性和生育的权利，例如美国的伏尔泰琳·德·克蕾和玛格丽特·桑格。所有这些女性和团体都被指责为“歇斯底里”和“疯癫”，像贪婪的老巫婆，试图夺走长期受苦的男人所拥有的一切。那时的一款明信片上有这样一首诗，题为《这是男人建造的房子》。它如此描绘希望获得选举权的妇女：“狡猾的妇女参政论者，在男人建造的房子里，不择手段想要拥有一切。”争取平等的妇女参政论者被说成抢夺男人权力的人，她们穿着男人的衣服，干起“男人的工作”。由于那时男人比女人有权势，他们的逻辑大行其道，恶猜女性主义者想要扭转乾坤，让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当家做主”。因此，自20世纪以来，每一次当女性主义遭受反冲时，女性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主宰男性的论调都会故技重施。
被迫回归家庭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参见上文第9—11页）打破了50年代西方有关家庭主妇的理念，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针对女性主义的强烈反冲，其中包括这样的疾呼：女性主义正在摧毁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天生”才能。报纸上高喊女性主义者正试图消除女性气质，以一种毫无吸引力的中性风格取而代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和男性都穿着更为中性化的服装，爱美的男女都会化妆。女性开始在职场占据一席之地，并进入为男性所主导的机构。据法鲁迪说，随之而来的反冲便围绕着“不孕不育”、缺男人和压抑的单身生活等广为流传的神话。她发现，这些神话都是对事实的歪曲。正如法鲁迪在《反冲》中所言，反女性主义的信息都是这样的：“你现在可能自由平等了，但你从未像现在这样痛苦。”你的处境是拜女性主义所赐，但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昂贵的）方法（时尚、节食和化妆品行业），可以让你重新变得美丽和女性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法鲁迪说，“女性运动……是女性最大的敌人。”
如今，随着女性主义的再次兴起，2012年发端于印度的反强奸、反性骚扰运动势头迅猛，并于2017年在美国得到强力推动。然而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反冲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法鲁迪表示，到2017年12月，推特上充满了各种活跃的推文信息，暗示事情可能已经“走过头了”。在法鲁迪看来，依照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这正是反冲即将到来的信号。
抉择时刻
每一波女性主义新浪潮兴起之时都曾遭遇这样的指责：女性主义应当为女性的不幸负责。美国活动家芭芭拉·桑蒂（BarbaraSantee，1937— ）博士在《致年轻活动家的信：不要放下旗帜》（2012）中写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1917年，当妇女参政论者站在白宫门前要求选举权时，她们被警察逮捕并拖走。每个人在被带走之前，都把手中的旗帜递给另一个妇女参政论者。虽然举旗的女人变了，但是旗帜仍在。正如妇女耗费七十年之久才赢得选举权一样，桑蒂说，我们现在也必须为实现平等而献身——我们必须始终高举这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