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般的婚礼，童话般的婚姻？
★婚后我该不该随夫姓？
★我和丈夫都是全职职工，为什么家务活都得我来做？
★我真的想要孩子吗？
★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正常？
★谁应该休假带娃？
★我女儿非要人叫她“公主”，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童话般的婚礼，童话般的婚姻？
沃斯通克拉夫特‖波伏瓦‖盖伊‖弗里德曼
根据许多现代媒体、电影和文学的说法，婚姻是女性最后的归宿，是男性终身监禁的开始。在许多国家，婚姻确实是女性掌握自身未来的唯一途径。在缺乏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情况下，这往往是摆脱贫困的唯一方法。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家境优渥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中，婚姻并不是一项经济上必要的举措。尽管如此，结婚率仍然居高不下。人们不管当今有多少选择和机会，多半还是会选择进入婚姻体制。
这个体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仅取决于你生活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还取决于你信奉什么宗教（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的家人和朋友的习俗惯例，以及你受到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不管在你自己的想象中童话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它很可能会涉及许多朋友以及一场大型庆祝活动。那么，这个由来已久的体制为何时至今日依然流行于众多文化和宗教中呢？
为什么婚姻如此重要？
艾达·卡尔霍恩写过一本关于现代婚姻沉浮的诙谐著作——《我永远不会在婚礼祝酒中说出口的话》。她在书中询问拉比和牧师，他们认为人们结婚的理由是什么。据他们说，大多数夫妇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都无言以对。一位牧师称这是一场“文化危机”。你和你的伴侣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答不上来，请不必难过；回顾女性主义的历史，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女性几百年来一直在努力回答的问题。女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探讨婚姻如何被视为人们改邪归正的手段和改善男女关系的机会。她在《为女权辩护》中写道：“人们承认自己在人生的早年时光花了不少时间获取点滴成就；同时又为了放纵的美貌和立足于世的欲望而选择结婚（对女性而言，婚姻是她们在世上崛起的唯一途径），由此牺牲了自己身体与精神的力量。”她分析道，婚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性是非常固执的，没有任何一场盛大的白色婚礼能够轻易改变这一点。
我们是否将婚姻置于爱情之上？
这是一个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详细讨论过的问题。她和许多追随她的女性主义者一样，认为女人常常忽视爱情，而关注社会对于她们结婚成家的期望。
也许这是因为在许多宗教中，男女只有在神明的注视下结婚，才被认为是伴侣。也许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女人没有男人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她们不能投票，而假如她们独自一人外出的话，最好的情况是遭人白眼，最糟糕情况则是陷入危险）。
婚礼是中产阶级神话的主要仪式，它是一对夫妇正式获得中产阶级地位的途径。
——吉尔曼·格里尔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历史后遗症吗？波伏瓦怀疑情况正是如此。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婚姻才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爱情的归宿：“女性不再用显赫的光环来美化她未来的配偶：她所希望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稳定的地位，并由此过上她作为女人的生活。”在波伏瓦看来，女人结婚是为了获得地位，而不必然是为了寻找爱情。
我们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幸福结局，却因此忽视了现实。只要你找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以后的事情就无关紧要了。有多少部迪士尼电影是关于一对中年夫妇需要克服婚姻问题的？幸福的结局就是故事的终点，这就是婚姻的目标。
在这些浪漫故事和白马王子的鼓舞下，一些女孩甚至在遇到她们想嫁的对象很多年之前，就计划好了自己最完美的大婚之日。（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幸福快乐”的结尾是现代人对古代故事的画蛇添足。）
童话般的婚礼：花钱，花钱，花钱
婚礼可不便宜。根据Knot网站的数据，2016年，美国人婚礼的平均花费为35329美元，比2015年的32641美元增加了2688美元。如今，从韩国到法国农村，再到北美，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婚礼都是围绕着花钱来进行的——而且要花很多钱。
如果你相信婚礼杂志的说辞，那是因为你觉得订婚钻戒的大小以及婚礼的花费与你婚姻的成功程度是直接相关的。然而，一项研究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在《“钻石恒久远”与其他童话：婚礼费用与婚姻持续时间的关系》一文中，安德鲁·弗朗西斯——坦恩和雨果·米隆对3000名美国已婚人士的调查结果显示，昂贵的婚礼与幸福的婚姻并不相关。
重点思考题
盛大的婚礼是否会分散人们对维系终身的婚姻关系的关注？
向你贩卖婚姻梦想的不仅仅是杂志，从儿童文学到广告到电影，所有媒体都试图让我们相信：婚姻以某种方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这种“拯救”被宣扬浪漫爱情和婚姻神话的品牌所利用：出手阔绰成了你向某人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不是这样？从汽车制造商到珠宝行业，这些企业都会将自己的产品与浪漫爱情的叙事联系起来，鼓励男性和女性（但主要是女性）相信拥有更多的东西等于拥有更好的生活。
美国女性主义者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1974— ）在文集《不良女性主义者》（2014）中，探讨了物质是如何与现代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她特别审视了E. L. 詹姆斯创作的现代爱情故事《五十度灰》中大量的产品植入现象。在文集中题为“白马王子的问题，或者该称呼他为侵犯者”的文章里，盖伊打趣道：“如果你心怀物质主义的幻想，这本书［《五十度灰》］反而能帮你控制那种倾向。”
……为了放纵的美貌和立足于世的欲望而选择结婚（对女性而言，婚姻是她们在世上崛起的唯一途径），由此牺牲了自己身体与精神的力量。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表面上，安娜斯塔西娅·斯蒂尔遇见了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克里斯蒂安·格雷，但她实则闯入了一个被戏称为“木乃伊色情书”的充满束缚、管教、支配、屈从和施虐的世界。在陈词滥调和性高潮结束后，这对功能失调的现代夫妇竟然从此幸福快乐。盖伊在调侃一番过后失望地写道：“我对《五十度灰》的兴趣到此为止……从本质上讲，它只是在向初学者详细地传授如何进入一段控制欲强、虐待欲强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的代价相当之大。
那么，女孩该怎么办？
美国哲学家玛丽莲·弗里德曼（Marilyn Friedman，1945— ）会告诉你，你在婚姻中付出的最大代价是失去你的独立。在大多数文化中，新娘都是转让给丈夫新家庭的财产。
历史上，女性始终被视为一种在家庭之间转移的财产
在俄罗斯，婚礼通常包括新郎为购买新娘这笔新财产而支付的彩礼。在中国，新娘可能会坐传统的大红花轿，被抬到新郎家里。而在大多数传统的基督教婚礼中，新娘会由父亲牵着手走过教堂的红毯，然后被父亲“赠予”新郎。
正因为如此，弗里德曼在《自主、性别和政治》（2003）一书中指出，婚姻对女性来说比对男性更危险：因为人们认为女性相比于其丈夫，好像给婚姻关系带来的东西不多。女性是被带到或转移给新家庭的。用极端的说法就是，你的丈夫供养你，给你安全保障，他是你的救世主。他可能是你的白马王子，也可能不是。
抉择时刻
盖伊的观点与前辈波伏瓦一致，也与更早的前辈沃斯通克拉夫特一致。她认为，女性从小就被教导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出路。你努力同心爱之人共举典礼之后，你将抛弃过去的生活，走向更光明、更新、更好的生活。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会说，“童话般婚礼”的梦想是一种错觉，世人鼓励准新娘信以为真，目的是让她们忘记她们将放弃自己的生活，成为家庭奴仆，负责照顾丈夫。然后从此以后，他们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婚后我该不该随夫姓？
波迪安‖米利特‖弗里丹
婚后随夫姓仍然是美洲、欧洲和澳洲的普遍文化习俗。尽管其中许多地方的婚姻规则已经松动，允许人们有多次婚姻经历，允许女人嫁给女人，男人迎娶男人，但是每当涉及婚姻制度的这一特殊细节时，传统仍占统治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在有些地方，由于法律的进步和争取性别平等的努力，婚后改姓的常规已不再流行。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自1981年以来，女性婚后都须保留本来的姓氏；在希腊，自1983年起，也是如此。
而在这条光谱的另一头，如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虽然婚后改姓并不是一项法律规定，但是愿意改随夫姓的女性却比不愿改的人多。在日本，虽然法律规定已婚夫妇可使用夫妻任何一方的姓氏，但只有4%的男性改用妻子的姓氏。现状一目了然！
资料来源：YouGov，2016
姓氏有什么要紧的？
从历史上来看，改变姓氏在一些地方意味着加入新的家庭（或者基本上相当于被出售给新的家庭）。既然女人是一种财产，所以应该改用她新“主人”的姓氏。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不是吗？
许多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只要婚姻以落后的形式存在，它就永远不可能为异性恋关系中的男女提供平等——因为它天生是一种带性别歧视的制度，它使妻子在成为父权制单元的一部分时失去了她们的姓氏、独立以及自由。
不错，婚后改变姓氏只是一种“传统”。但是，你愿意继承这个传统吗？2013年，脸书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年轻女性的答案是否定的，她们的折中方案是依旧愿意结婚却不改姓氏。数据显示，在二十多岁的已婚女性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保留自己的姓氏；而六十多岁的女性只有12%拒绝改随夫姓；而在三十多岁的已婚女性中，则有74%的人改随夫姓。
传统对我有何用？
人们会以“传统”的名义做很多事情：把遗产留给长子继承，期望新郎父母为婚礼买单，让女人操持家务，等等。你会发现传统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中心思想——“传统”规约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利于男人，不利于女人。
无论是否经过改革，父权制终究是父权制：如果父权制清除或抛弃了它最严重的弊端，它实际上可能会比以前更加稳定和稳固。
——凯特·米利特
当然，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你可以保留自己的姓氏；你可以说服未来的丈夫改用你的姓氏；或者你甚至可以像许多西班牙女性或芭芭拉·史密斯那样，把夫妻的姓氏合在一起。史密斯是19世纪中叶著名的女性主义活动家，也是最早的女权组织兰汉姆广场女士团的成员，她在结婚时没有直接改随夫姓，而是把夫姓加在自己姓氏之后，变成了芭芭拉·史密斯·波迪安（Barbara Smith Bodichon，1827—1891），由此远远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
另一位令人敬畏的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则反对父权制强迫女性为丈夫牺牲自己。在整个20世纪60和70年代，她赋予女性主义运动以严格的学术性，并以坦率而诚恳的态度对待重大问题，不断将女性主义运动推向大众。
米利特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她的肖像被刊登在1970年8月31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她在1970年发表了开创性著作《性政治》，得到书评家克里斯托夫·勒赫曼——霍普的好评：“言辞如此辛辣，所有男性沙文主义的余毒都将在其喷灯火焰下像油脂那样溶化掉。”
《性政治》试图揭露性别歧视的压迫，同时证明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故事与文化如何助长了不平等。米利特希望通过她的书帮助人们根除父权制。但她也认识到，要根除父权制就必须同时推翻压迫女性的性别歧视文化。
正是文化默认你需要随夫姓。正是文化规定，如果你想成为受法律认可的伴侣，你个人的私生活就必须遵守先辈所制定的规则。
失去你的独立性
婚后改随夫姓并非只是一种象征性改变而已。婚姻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不是出于自愿，它可能意味着你以前享有的任何独立性将就此结束。在这些地区，女性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而经济自由是女性实现平等、独立和个人自由的必要前提。
重点思考题
仅仅因为它是传统，就意味着它对每个人都合理吗？
女性主义者已然为女性的独立奋斗了好几个世纪，以致现在女性经常被指责为“过分独立”——可是男人却不会有“过分”独立的风险。女人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和身份，能够脱离丈夫的控制，也可能会变得“过分”独立。更糟糕的是，女人为了保持独立，竟要保留她的姓氏，甚至选择单身或不生孩子。
你在结婚时除了要改变姓氏，可能还要放弃其他的个人自由。但是，你也可能是自愿放弃这些自由的？如果我们假定一个想做母亲和妻子的女人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这无疑是对女性主义运动最大的伤害。
美国女性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就是一个彻底的浪漫派，尽管她对支配男女生活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种种批评，却仍然希望男女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她全心全意地相信异性恋的爱情和婚姻（尽管我们必须指出，她拥有不可原谅的恐同倾向），甚至开玩笑说，她的墓碑上应该这样写道：“她帮助女人对身为女人更有自信，从而能更自由、更充分地爱男人。”所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不幸的是，如果你跟孩子姓氏不同，出国旅行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你不遵守传统，不改随夫姓的话，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社会实践不利于有着不同姓氏的家庭。例如，你们出门旅行时，人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一家人？过海关时，你将如何证明你的孩子是你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特别是当他们去一些保守的国家旅行时，如果夫妇俩姓氏不同，就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夫妇。
抉择时刻
很多婚姻都以离婚告终，所以也许有一天你将再次面临改姓的难题。不过婚姻也可以是稳定而持久的。因此，米利特希望你求诸自己的问题是：改随夫姓会挑战你的独立女性身份吗？你改随夫姓仅仅是出于传统，还是自愿的选择？很少有女性主义者会认为，改随夫姓将让我们更接近于生活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不过，如果你真的想改随夫姓的话，也几乎不会有女性主义者反对。毕竟，这只是一个姓氏而已。但你也要明白，这是你的姓氏。
我和丈夫都是全职职工，为什么家务活都得我来做？
布雷迪‖约翰斯顿‖弗里丹‖霍克希尔德
受苦的不止你一个。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即使女性有工作，她们也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活。这当然不利于婚姻关系。研究表明，如果男性提高做家务活的频率，他们的妻子对婚姻的满意度就会升高，这种夫妻之间也较少产生婚姻冲突。问题在于，人们仍然期望妻子承担大部分家务活。
我们真的能把家务分工归因于性别差异吗？这里，我们可以谈论性别的两种意义。因为女人有阴道，她就天生比男人更擅长做家务吗？女人又不用阴道搞卫生，所以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但是女人确实用阴道来创造人类生命。当丈夫出门挣钱的时候，女人就在家里照顾家庭。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则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现在，尽管女性可以出门去工作，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改变，结果反而使女性要做双份工作：一份职业工作，一份家庭工作。而在这里，性别之所以与家务有关，是因为女性需要负责创造人类生命，然后她就得在家照顾这个生命，由此便与家务联系了起来。
大多数女性在办公室或工厂干一份工作，回到家又要干另一份工作。
——阿莉·罗素·霍克希尔德
新闻标题党可能会不知廉耻地写道：“男人，想要更多性生活？洗碗去！”好像为自己和家人洗碗是一件值得奖励的事。那么做家务活多的男人是否有更多性生活？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情况正好相反。在获得性生活方面，似乎坚持过时的性别规范比平摊家务更行之有效。
我想讨个老婆
女性主义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结果，很可能是因为性生活常被看作女性对丈夫的职责。要做个好妻子，你不仅得洗衣做饭，还要确保在床上让丈夫满意。
男性可以从女性伴侣身上获得如此特殊的待遇，以致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甚至宣布：“我想讨个老婆。”1971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主办的第一期《女士》杂志上就刊登了女权活动家朱迪·布雷迪（Judy Brady，1937—2017）的这篇极具讽刺意味的文章：《我想讨个老婆》。布雷迪解释了如果她有个全身心地支持她、让她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老婆，她将获得哪些好处。“我想讨个老婆，她会照顾我的生理需要。我想讨个老婆，她会使我的家干净整洁。她会照顾我的孩子，也会照顾我。我想讨个老婆，她会洗衣、熨烫、修补，必要时更换，她会把我的私人物品放在合适的位置，以便我在需要时能立即找到。”布雷迪彻底抓住了男性的特权精神，在文章结尾写下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天哪，谁不想如果大家都没有老婆会怎样？讨个老婆？”
天哪，谁不想讨个老婆？
——朱迪·布雷迪
爱情始于你投入他的双臂之时，终于你的双臂陷入他的水槽之时。
吉尔·约翰斯顿
难道所有人真的都想要老婆吗？也许并非如此。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实际上认为，人们应该彻底废除“老婆”，摆脱核心家庭这个阻碍女性发展的父权制结构。
纽约报纸《乡村之声》评论家、《女同性恋国》作者吉尔·约翰斯顿（Jill Johnston，1929—2010）指出：“传统家族”是一种仅对男性有利的封建父权制度。约翰斯顿认为，为了让世界各地的女性摆脱男性的压迫（以及独自打扫房屋的责任），社会需要得到彻底的反思。约翰斯顿领导了极端激进和富有争议的分离主义运动，主张男人和女人必须分开生活。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没有性别压迫的新社会。
也许你和丈夫的感情很好，并不认同这样的解决方案，那你不如把你的想法告诉约翰斯顿，她会告诉你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除了尚且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以外，所有的女人都是女同性恋。”这句名言正是来自她。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等有时显得光鲜亮丽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约翰斯顿对平等和女性权利的看法是果敢而刺耳的，并且与当时的现状针锋相对。
传统的家庭主妇
当时的现状便是：成千上万的女性都要身体力行地追求完美家庭主妇的理想。这样的女人会遵从广告商推销给她的美国梦，相信如果自己拥有了一台好吸尘器，她就能够让丈夫和自己得到幸福。
如果你看过美剧《广告狂人》，你会发现剧中的贝蒂·德雷珀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而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祖母贝蒂·弗里丹也是以这个女人为底本，写下了著作《女性的奥秘》。对弗里丹来说，女性的奥秘包括女性在性事方面的被动性，女性甘受男性支配以及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如此富含奥秘的女性必须为她的孩子和丈夫都提供母爱。
吉尔曼·格里尔等其他重量级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也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很多讨论，她们很可能会告诉你：很多女人觉得逮到一个男人（因为社会告诉她们女人需要男人）就心满意足了，她们甚至愿意为此忍受一切。
第二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阿莉·罗素·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1940— ）首先提出的概念，也是她在1989年出版的作品名称。她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开创性社会工作。为了了解不得不做两份工作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她曾采访过一批女性及其伴侣。这些女性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的工作收入较高，但她们的丈夫（必须补充一句，以及她们自己）仍然期望她们回家扮演另一个角色。
霍克希尔德强调：家务分配不均不只是“家庭”问题，也对职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她把对女性“第二份工作”的话题探讨推进到新的方向。她说，无论是身为家庭主妇还是职业母亲，女性都被要求做出巨大的牺牲。
重点思考题
你的“第二份工作”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影响？这不只是个家庭问题。
抉择时刻
家庭主妇付出的代价是远离主流社会生活，职业女性付出的代价是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缺少额外的情感能量来抚育家庭。无论你怎么做，你都将受苦。现行的这种制度不适用于现代女性，因为它起源于女人只能为外出工作的丈夫提供支持的时代。只要它保持不变，你在家里就必须承担额外的工作，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平等都不可能实现。
我真的想要孩子吗？
格里尔‖里奇‖费尔斯通‖莫兰
任何说过“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要孩子”的女性都会明白，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圈子里，这仍然是一句忌讳的话。不想要孩子？你不可能是认真的。遇到对的人，你会改变主意的。当你的生物钟开始嘀嗒作响时，你会改变主意的。等你怀上自己的孩子，你会改变主意的。
是的，你原以为这只是你和配偶之间私下决定的事情，但是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它会突然在家人和朋友之间，在工作单位或网上（如果你想和别人分享你的想法），在你所处的任何场合成为公众审查的话题。因为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也是不可理喻的。
但如今有一组有趣的统计数字，可以反驳这个奇怪的现代谜团，说明选择不生孩子的女性数量正在上升。《经济学人》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46年出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女性中，只有9%没有孩子，而1970年出生女性的不育比例已升至17%。这还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2007至2012年间，二十多岁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了15%。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五分之一的美国女性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进入更年期，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十分之一。
这类数字常常引起人们的警惕。没有孩子的夫妇将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更频繁地去度假？省下钱来多出去享受，得到不间断的睡眠？或者他们正计划做更邪恶的事情，比如通过秘密策划剥夺一个家庭的后代，来灭绝全人类？
对此，吉尔曼·格里尔在《女太监》中发表了评论。这位生于澳大利亚、具有生态保护意识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撇开舆论不谈，生育并不是女性的义务。但是，对于女人的生育责任，女人和男人却从小就信以为真。人生就是如此：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女人是有爱心有母性的，一旦她们俘获男人，她们迟早都会希望男人在她们身上播下种子，这样他们就开始创造自己的家庭了。不是吗？
男人比女人更想要孩子吗？
难道这种家庭幻想都是一场空？别把格里尔的话完全当真。2011年，一项针对美国单身无子女人群的调查显示，想要孩子的男性多于女性。同一项调查还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希望在婚姻关系中获得独立、个人空间和追求自己兴趣爱好的余裕。男人想要孩子，女人想要独立？接下来还有什么？
2013年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呼应了上述发现，80%以上的男性说他们一直想成为父亲，或至少认为自己以后会成为父亲，而只有70%的女性有同样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相信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生孩子，而做母亲才是女性真正的唯一使命呢？难道是老天不允许有阴道的人另有打算，比如创业，成为世界级运动员或竞选总统？
缺乏与童年现实的接触，使得每一个年轻的成年人都易于陷入自己儿时所轻视的孩童式的感情用事。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阿德里安·里奇在《生为女人：母性作为经验和体制》（1976）中把这个话题牢牢地置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舞台中央，她借鉴了多门学科的知识，对母性的意义和经验进行了深远的反思。里奇从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心理学和文学的视角指出，在任何这些领域中，母性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正确的理解。母性实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新领域。
然而，利用女性的身体来控制女性却并不新鲜。“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控制毫无革命性可言，”里奇解释道，“女人的身体正是父权制得以确立的基础。”
“生物钟”成了抨击年长单身女性的陈词滥调
她甚至更进一步思考：对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而言，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女性不用母亲或妻子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你能想象有些人会多么羡慕你能自由地工作、思考、旅行，以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以孩子的母亲或男人的妻子身份进入各种场合吗？……我们还没有耳熟、现成的名字来称呼这样的女人：她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定义自己，既不借助孩子，也不借助男人，而是采取自我认同，自己选择了自己。”
里奇最终却并不打算深挖这个话题。她说：“对女性来说，身体已经变得如此成问题，以至于女性常常更愿意把它抛诸脑后，以不具形体的灵魂上路。”
为人父母是一种受压迫的形式？
先别笑。在美剧《纸牌屋》的第四季中，罗宾·赖特饰演的克莱尔·安德伍德被一位年轻的母亲诘问道：“你后悔没生孩子吗？”她聪明地回答说：“你后悔生孩子了吗？”
是否后悔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生命？这是一个人们很少公开讨论的话题——大概是因为人们无法合法或合乎道德地摆脱自己的孩子。但对于一些女性主义者来说，孩子只是社会压迫女性的另一种方式。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所以她很清楚他们给母亲带来的负担。这位加拿大裔美国女性主义者在二十四岁时写下了她唯一一部女性主义著作《性的辩证法》，并在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由此名声大振。
重点思考题
我们为什么仍然相信为人母亲是每个女性的使命？
简而言之，费尔斯通想要废除母性的观念，并把家庭重新想象为成年男女分工协作的单位。她称怀孕为“野蛮时期”，将童年描述为“地狱”，分娩“就像排泄一个南瓜”。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
费尔斯通认为童年的问题在于：它与成年的断裂是如此巨大，这反过来又在成人的生活中造成了一片巨大的空白——然后他们试图通过生孩子来填补这个空白。她指出：“缺乏与童年现实的接触，使得每一个年轻的成年人都易于陷入自己儿时所轻视的孩童式的感情用事。”
费尔斯通设想过一种人工子宫技术，可以解决生育问题，这可能是她最著名、最激进的方案。她认为，家庭和生育的劳动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因此，与其让女性不得不生孩子，她建议社会开发让孩子在母体之外孕育的技术。在她看来，这将是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径。
一旦女性既不需要通过十月怀胎来繁殖后代，也不需要仅凭一己之力花费十八年时间来抚育后代，那么人类的世界就会大变样了。这是费尔斯通的女性主义革命的根本基石，或许也正可以回答你心中的问题？
“你的想法会变的”
如果你决定不生孩子，坐等科学让费尔斯通的设想成真，你可能会遇到许多人告诫你，“你的想法很快就会变的”。英国记者凯特琳·莫兰（Caitlin Moran，1975— ）在《如何做女人》（2011）中对此发表了评论。在她的书中，题为“你为什么应该要孩子”的章节后面紧接着的是“你为什么不应该要孩子”。莫兰在书中写道：“如果一个女人说她根本不想要孩子，那么世人肯定觉得很奇怪。他们会说：‘噢，不管你最后做出怎样的决定，别这么快就下定论。’——仿佛（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性交、怀胎，再把一个大活人从肚子里生出来，然后把余生都投入到孩子的福祉中，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
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去证明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而不是让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落在她们养育后代的能力上。
——凯特琳·莫兰
抉择时刻
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孩子。有趣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把自己与生态事业相联系，她们会坚决地告诉你：你没有义务让这个已然人口过剩的星球雪上加霜。生养孩子只对想要孩子的人来说是快乐的。然而，社会需要接受女人做女人的新方式。或者正如莫兰所说：“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去证明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而不是让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落在她们养育后代的能力上。”
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正常？
米利特‖格里尔‖费尔斯通‖罗博瑟姆‖胡克斯
在这个高离婚率、同性婚姻和精子捐献的时代，你很难以肯定的姿态回答这个问题。正常家庭真的再也不存在了？难道它最初曾经存在过？
枝干家庭或核心家庭由丈夫、妻子和大约两个孩子组成，以父亲供养家庭、母亲抚养子女为基础。它曾被视作20世纪的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
不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概念。在许多西方国家，家庭成员直到20世纪之前都聚居在几代人共享的房子里。人们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工作，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社会上运作，并不会分布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后来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切都变了。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女性逐渐获得更多的自由。20世纪下半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受到广告的推崇，但渐渐地，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这种模式的存在基础。
到20世纪80年代，酷儿理论与当时的女性主义理论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逐渐走向兴盛，各类作家都开始反对社会的普遍假设：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对异性恋家长，并以特定的方式运作。然而他们收到的反馈是一种直到如今都在大多数地方盛行的看法：核心家庭才是正常家庭，其他都属于“另类”家庭。无论是女同性恋家庭还是单身妈妈，社会都难以理解不以成年男性为主导的家庭。
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已成为一种荒谬的理想……
——希拉·罗博瑟姆
一家之主
这个作为一家之主的成年男子正是父亲，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被赋予对于妻子和孩子的所有权。而从历史上看，这其中还包括对妻子和孩子进行人身虐待的权力。例如直到1920年，“殴打妻子”才在美国被定为非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家庭暴力才开始被视为严重犯罪，而不仅仅是私人家庭问题。
纵观历史，每当我们说到生育，似乎都是男性在延续血脉。家庭的女主人只是生育的工具，她的女性后代也不如男性后代重要。正是这种思想为当代的家庭结构奠定了基础，它遭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的激烈反对。米利特先嫁给一个男人，后又同一位女性结婚，由此知行合一。由于她不循规蹈矩，她因此受到了惩罚。
米利特经常指出男女结合的社会局限性，并把传统家庭视为压迫的工具。“家庭是父权制的主要体制，”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写道，“它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个体与社会相连的纽带；它是父权制整体之下的一个父权制单元。家庭在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在政治和其他权威力有不逮时，实现控制和遵从。”对米利特来说，正常家庭只是男权的延伸，它是父权制控制人们个人生活的私人帝国。
重点思考题
核心家庭又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父权制结构吗？
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
如果家庭是父权制的压迫工具，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一些女性主义者建议，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而不是仅仅放开单亲家庭、同性恋父母的叙事。20世纪的核心家庭代表了一种妥协；它需要被彻底破除。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建议，家庭应该以社区为中心，更具有流动性。例如，吉尔曼·格里尔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都分别主张建立一种非传统的家庭模式，让两个以上的成年人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由此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并抛弃传统的性别角色。正如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所写的那样，这是因为核心家庭是一种压迫性的结构，它使两性之间的斗争无休无止。随后，格里尔则在《女太监》中设想了一个新时代，它以一种较灵活的家庭结构使男女获得解放，而经过扩展的家庭将生活在一起，由此打破传统的模式。
英国女性主义者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1943— ）也认为，这将有助于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她相信，随着现代家庭规模的缩小，其施加给家庭成员的情感负担也在加重。她在《女性的意识，男性的世界》（1973）一书中写道：“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已成为一种荒谬的理想，以致它几乎在自己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已经被无法实现的希望之重压垮了。”
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两者都会行不通。但是如果我们对个人生活的组织形式进行改造，使它超越男人被期望出去工作，而女人被期望承担大部分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的责任的单一模式，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这些女性认为，现代家庭削弱了人们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联系，并且不利于社区。
一切都是为了爱
贝尔·胡克斯推崇的大家庭模式
另一位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则以其典型的注重感情且和平的方式加入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她在《一切都是为了爱》（2000）中指出，家庭并不是人际关系的最佳运作方式。相反，我们应该在爱的基础上建立生活。她认为给予人类爱和安全感的是社区，而不是核心家庭。“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多关于‘家庭价值观’的讨论都突出了核心家庭，即由父亲、母亲以及最好是两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胡克斯指出：“在美国，核心家庭被当作最主流也最可取的养育孩子的组织形式，人们认为它将确保每个人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当然，这只是关于家庭的幻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仅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抉择时刻
胡克斯和同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同侪都认为，所谓正常的家庭不仅是一种压迫的工具，而且严重忽视了人们（尤其是没有特权背景的人）的实际生活方式。胡克斯在《一切都是为了爱》中指出，与社会有隔阂的核心家庭依赖大多数人都不曾拥有的“物质资源”：“现代理想化的核心家庭只有富人和特权阶层才能拥有。”对于开放和包容的女性主义来说，核心家庭的真实性仅限于此。所谓正常家庭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所以，去制定你自己的规则吧。
家庭是父权制的主要体制，它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个体与社会相连的纽带；它是父权制整体之下的一个父权制单元。
凯特·米利特
谁应该休假带娃？
罗博瑟姆‖波伏瓦‖费尔斯通
你能讨论这样的话题就已经意味着你很幸运了：你生活在一个承认男女都应该照顾孩子的国家。恭喜你！你是幸运的少数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女性即使需要工作挣钱，也得承担照顾孩子的全部责任。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问题的复杂之处。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抚养孩子是“女人的工作”，但很久以来，这一直是女性主义者热烈争论的话题。因为事实上，很多男人和女人一样擅长和孩子相处（反正这都是主观看法）。
女性主义者非常在乎这个问题。它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女性主义议程上，因为儿童养育涉及女性主义理论的许多重要领域。母性、生物本质主义、家务劳动、资本主义、阶级、机会平等；这些议题都出现在关于育儿假的讨论当中。母性尽管有着神奇的特质，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却在许多层面上是有问题的，而它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将女性带出公共领域，带回私人领域，它使女性无法外出工作。即使她最终回到了工作岗位，也可能会使她在工作中的机会受到限制。母性妨碍了女性的发展。
那么，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定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擅长养育孩子呢？“母性本能”又是一种社会为规定性别角色而创造出来的建构吗？当女性主义者批评母性的时候，他们认为女性气质已然被简化为一种本质主义术语，它假定女性天生就是无私的养育者。这些假定意味着：社会是围绕女性负责照顾孩子、老人和病人的预设来组织的。
这些都是父权制建构的神话，结果造就了一个限制女性充分自我实现的世界。为了让女性与男性平起平坐，儿童养育工作需要平均分配。这就是为什么育儿假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话题。
机会平等始于家庭
如果男人不调整他们定位，女性怎么可能在外面表现得更出色呢？这是许多现代讨论的核心，它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做男人意味着什么？如果女性在社会中的意义已经被重新定义，那么男性的地位也必须被重新定义。毕竟女人已经为了照顾孩子和其他人，不成比例地搁置了自己的个人和职业的抱负。
2016年，一项针对全球2.2万家公司的研究显示，女性在领导岗位上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与所占比例最低的国家相比，前者提供的育儿假天数是后者的12倍。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男性休育儿假，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受到的干扰就较少，且更有可能登上事业的顶峰。”
所有的父母都必须学会兼顾工作和家庭，但毫无疑问，最需要平衡两者的人是母亲
照顾小孩很重要，也很令人沉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应该被完全托付给一个人来做。
——希拉·罗博瑟姆
1973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希拉·罗博瑟姆在《女性的意识，男性的世界》中写道，无偿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是女性受压迫的核心议题。罗博瑟姆认为：“我们在家庭中的劳动得不到认可，只会令我们远离行业中更好的工作，并成为令我们被指责为游手好闲和不够可靠的借口。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断裂，加上女性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助长了长期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