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个家庭主妇，可以吗？
★我的收入为什么比他低？
★我太心慈手软，做不了领导？
★当我要求涨工资时，领导却说工资算法太复杂，怕我被绕晕了，他这是在想什么？
★上司坚持要我穿高跟鞋上班，这合法吗？
★为了拼职场，我必须跟男同事一起出去喝酒吗？
★女性画像非要裸体才能被收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我只想做个家庭主妇，可以吗？
弗里丹‖勃朗特‖吉尔伯特‖古巴尔‖伍尔夫
女性主义者努力让女性拥有更广泛的选择，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支配权，因此她们绝不会认为选择做家庭主妇绝对是“错误的”。不过，她们可能都会对这一无偿的职业选择感到惊讶，毕竟长期以来，它迫使女性不知不觉地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远超过她们应该做的部分。更糟糕的是，它还迫使女性成为某种“类别”的女人——纯洁、高尚、无私，甚至是天使。
至少在西方世界，居家生活已然再次焕发光彩。我们的杂志曾就一系列影响深远且复杂的话题为聪明的职业女性撰写各类文章，如今却仿佛一夜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现在，这些杂志上已不再刊登关于政治和职业的文章，取而代之的几乎全是名人琐事、“必备”购物清单和各式体验，以及节食法则（通常伪装成“健康饮食法则”）。手工艺制作作为休闲活动也重新兴起，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和少数男性）都热爱做编织和钩针的活计。食谱中费时费事的工序曾一度被交给超市，现在却有文章问道，既然你可以在几小时内烤好自己的面包，为什么还要买面包呢？
几个小时？可是，一想到当下的时间文化——人们总是觉得时间紧迫，整天匆匆忙忙，压力巨大，怎么可能有时间烤面包呢？2016年面包房世界杯的获胜者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排名前三的参赛队包括11名男子和1名女子。而BBC在报道全由男性组成的韩国队获胜的新闻时指出，“现在男性做饭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至少在向人炫耀和公开展示时是这样”。女性主义者黛利拉·坎贝尔在《麻烦与纷争》杂志上发表了《家庭主妇的选择？》一文，她认为男人已经占领了“家庭生活的公共领域”，随时准备显露出自己才是烹饪名家和“专家”的面孔。
女性的奥秘
与此同时，回到家里，情况则另当别论。研究表明，尽管相比20世纪50年代（当时贝蒂·弗里丹在为创作《女性的奥秘》进行相关研究），现在的男性更多地参与到料理家务、做饭和照顾孩子的工作中，但是在2010年后，情况又开始逆转，女性再次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夫妻俩面临照顾孩子和工作的冲突时。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全职家庭主妇似乎成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而弗里丹在书中提出的警告至今仍然适用。全职家庭主妇曾向弗里丹抱怨过自己全身不适的感受，具体表现为困倦、注意力不集中和抑郁。弗里丹发现，这是由于在家工作完全没有新鲜感，日复一日地重复处理例行事务（尤其是对孩子还年幼的妇女而言），让人很无聊。
鉴于全球女性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高于男性（女性占5.5%，男性占3.2%），而且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不因社会阶层、收入、种族、文化、饮食、教育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而发生变化，那么考虑到全职家庭主妇工作令人抑郁的特点，我们最好三思而后行。
如果我没有杀死她［家中天使］，她就会反过来杀了我。她会在我的作品中摘掉我的心。
——弗吉尼亚·伍尔夫
更重要的是，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当人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工资出现了跟我们现在类似的剧变时，女性就曾经陷入这样的陷阱。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信息技术革命，据说跟工业革命一样，引起了许多恐惧和不确定性。规范、传统甚至社会中的角色似乎都在令人不安地变化着，期望和责任都需要重新确认或重新定义。
工业革命催生出三种女性角色：新女性、堕落女性和家中天使。新女性是为妇女解放和选举权奔走的女性，虽然被视为怪人，却仍然有可能被社会容忍；堕落女性可能是与（已婚或未婚）男人有染的女性、有私生子的女性、不忠的妻子、演员、模特或妓女，她们遭到社会的排斥。这两种女性角色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都拒绝按照第三种女性“家中天使”所遵从的规则行事。
家中天使
家中天使
这个奇怪的短语来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考文垂·帕特莫尔的一首诗作标题。在这首诗中，他讲述了一位名叫霍尼亚的淳朴乡村女人的恋爱和婚姻故事，并对她的特性大加赞赏。他还探讨了“妻子的悲剧”（第九诗章第一诗节）。他说：“男人必须被愉悦，而愉悦男人是女人的愉悦。”霍尼亚努力地让丈夫快乐，虽然他显然是个难以对付的无聊之人。正如帕特莫尔所暗示的那样，妻子“把她的心拴到冰柱上”，但是丈夫的“每句不耐烦之语都会引出他的，而不是她的，又一句不耐烦之语”。
帕特莫尔认为，妻子的工作就是把丈夫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她“天生”无私、温柔、不非议、优雅、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虔诚，最重要的是纯洁。这些吸引人的品质将对她的丈夫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成为（用今天的话说）“他能成为的最好的人”。这首诗非常受欢迎，作家约翰·罗斯金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家中天使”的说法。他坚信女人的天职是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家人；而她丈夫的领域乃是公共空间，他在那里挣钱和保护家人（这是“善意父权”的另一个发端，参见上文第34—35页）。罗斯金在文章《女王的花园》中解释道：“女人的力量在于统治，而不是战斗——她的智慧不是为了发明或创造，而是为了甜蜜的秩序。”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对此持有不同看法。1837年，她收到诗人罗伯特·骚塞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说：“文学不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也不可能是。”作为回击，她写下了小说《简·爱》。她不仅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相当多的“发明和创造”，而且还为女人想象出一个与前面所述完全不同的角色。简·爱本人“古雅、安静、严肃而单纯”，但她拒绝做天使，即使是为她爱的爱德华·罗切斯特也不行。“我不是天使，”她说，“我不是天使，就是到死也不会是。我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该在我身上指望或强求天上才有的东西，你不会得到的。就像我无法从你那儿得到一样。而且我一点也不指望。”（这是非常简练的平等观念。）
重点思考题
当女人做无报酬的“家庭主妇”时，谁的日子过得最舒坦？
当简·爱坚定地站在大地上，她感觉到一个可怕的身影，那与其说是她自己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家中天使”的对立面：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1936— ）和苏珊·古巴尔（Susan Gubar，1944— ）发现，疯女人伯莎有着迷人的野性，她的脸庞是紫色的，面容浮肿，头发灰暗花白。她就像简·爱的另一个化身，只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出现，代表了一种失控的危险女性形象。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噩梦：一个公然违抗当时所有规则、规范和期望的女人。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重写了伯莎早年的历史，使她获得了重生。在这本书中，读者发现，伯莎是被不再对她抱有欲望的丈夫逼疯的——他更改了她的名字（她原名安托万内特），更换了她的住处（把她从牙买加带到英格兰），并囚禁了她。她的命运也是拒绝成为天使的女性的共同命运。像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女性疾病》（1985）中指出的那样，那些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范的人，发现自己被贴上了“离经叛道”、“有悖自然”和“疯子”的标签。
而对于更消极的反抗者来说，等待她们的则是另一种命运。1877年，美国医生塞拉斯·韦尔·米切尔在医学著作《脂肪与血液》中提出，患有神经衰弱（一种以极度消瘦和贫血为特征的疾病）的女性应该接受休养疗法，包括被强制卧床休息、隔离和强迫进食。他说，这一疗法“可以管教通过患病来逃避家务的女性”。
男人必须被愉悦，而愉悦男人是女人的愉悦。
——考文垂·帕特莫尔
抉择时刻
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意味着成为“家中天使”，因而充满了危险。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在一篇题为《女性的职业》的演讲中写道，如果有一天你也感到内心有个声音在敦促你“要富有同情心；要温柔；会奉承”，“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猜到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能会像伍尔夫一样，想要亲手扼杀这个声音。可是伍尔夫说，在那之后，一个女人“只需要做她自己。啊，可是‘她自己’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们不能再忽视女性心中的那个声音：“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丈夫、孩子和家庭。”
贝蒂·弗里丹
我的收入为什么比他低？
索尔‖巴布科克‖拉斯切弗‖桑德伯格‖沃尔拜‖莱姆利奇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几乎每一份工作、每一个行业都有女性的身影。我们有女总统、女外科医生、女核物理学家、女卡车司机和女焊接工。乍一看，女性似乎享受着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平等的薪酬待遇——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呼小叫呢？因为很不幸，虽然法律试图防止职场的不平等，但以美国为例，女性在同等工作岗位上的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54%—79%，在收入最高的人群中，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39%。
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詹妮弗·索尔（Jennifer Saul，1968— ）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中指出，女性所面对的一大问题在于她们一直被社会视为抚养孩子的人。这无论对无子女的年轻妇女和对有子女的妇女都会造成损害。因为公司认为生育和养育子女的问题会影响妇女的自我效能和潜力。索尔指出，任何工作的遴选程序都倾向于能够最好地履行工作职责的人，如果女性被认为有（或以后可能有）其他责任，并且会干扰工作，那么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将被降级。索尔说，结果便是得到高薪和高福利工作的男性比女性多得多。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女性很难从这种文化视角中解放自己，很难被视为专业人士，而只会首先被视为女性，其次被视为劳动者。（这是女性遭受“第二份工作”之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参见上文第105—106页。）
微软董事会成员玛丽亚·克劳表示，女性一旦得到工作，她有时会发现自己很难要求加薪。她在2014年的“计算机领域的女性”会议上向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提出了这一点，并询问他，如果女性发现很难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她们应该怎么做？纳德拉认为如果女性保持沉默，他并不觉得这会是个问题，因为她们“应该相信，随着年限增长，这个系统自然会给你适当地加薪”，并补充说，女性不要求加薪会积累“善报”。他的言论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因为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提高自我价值
琳达·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和萨拉·拉斯切弗（Sara Laschever）在著作《女人不问：谈判与性别差异》中指出，谈判至关重要。她们在查看美国的统计数据后发现，如果一个人对起薪不进行谈判，那么他在职业生涯中可能会损失50多万美元，而男性的年薪之所以比女性高出约4000美元，就是因为男性会谈判。此外，不断协商加薪的女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比从不协商加薪的女性多赚至少100万美元。
巴布科克和拉斯切弗指出了影响女性协商工资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许多女性在社会中对自己和成功的期望值很低，因此她们光是能得到一份工作就很感激了，以至于没有想过要和老板协商薪资。其次，在很多情况下，女性不知道自己工作的市场价值。研究表明，男女对同一份工作的薪酬预期相差甚远；根据巴布科克和拉斯切弗的研究，在同样的工作上，女性的薪酬预期比男性低3%至32%。
我是一个职业女性，我与众人一道反对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我也厌倦了那些泛泛而谈的演讲者。
——克拉拉·莱姆利奇
脸书首席运营官、《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1969— ）坦言，她的丈夫和妹夫都对她本能地接受公司的起薪感到非常惊讶，并指导她通过协商获得更高的薪酬。她说根据她的经验，女性在会议上表达自己重要的意见方面往往会犹豫不决，并且总是低估自己的价值。
各行业女性就业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7
她表示，女性往往只在具备全部必要的技能后，才会申请升职；男性则不同，他们通常只要具备部分技能就会极其自信，就会开始申请升职。桑德伯格在2013年建立了“向前一步”基金会以及“向前一步”群组，这些女性小组每月聚会一次，学习能让她们在工作中获得平等待遇的技能，与20世纪60年代的提升觉悟小组遥相呼应。
个人事务还是政治议题？
桑德伯格的书并未受到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欢迎，她们认为，这本书只讨论了中产阶级女性所面临的挑战，没考虑到全球范围内更广大的从事低薪、不稳定工作的女性。它似乎还认为，薪资问题不是需要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予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而是可以由个人来解决。社会学教授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指出，由于种族分工、体制化种族主义和家庭结构差异，有色女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家庭的需求和结构对女性实现同工同酬能力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所以社会学教授西尔维亚·沃尔拜（Sylvia Walby，1953— ）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父权制交叉作用的结果：一种是“私人”父权制，另一种是“公共”父权制。沃尔拜在《论父权制》（1990）一书中指出，女性最初被“私人”父权制所困，在父权制家庭中获得了最初的体验。在这种环境中，她们必须依靠男性（父亲或丈夫）才能获得基本的食宿保障。第一波女性主义者通过争取政治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使女性进入了“公共”父权制，即有偿劳动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成功，意味着资本主义雇主欢迎女性这种新劳动力，并将之视为廉价劳动力的灵活来源。从那时起，这种观点就始终挥之不去。
重点思考题
在你的公司中，和你从事同样工作或同等价值工作的男同事，收入会比你高吗？
正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指出的那样（参见上文第122—123页），只要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她们就会为了承担这些责任被迫寻求灵活的工作，以便有时间来生养孩子。这意味着她们的工作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她们会被雇主视为“不可靠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家庭中的无偿工作（做家务，做饭，照顾孩子、老人、病人和残疾人）现象进行了调查。哲学教授安·弗格森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无论是通过家庭分工或国家补助措施，使得男性能分担这类工作，那么从事看护职业（包括教学和护理）的人的工资将因此得到提高。她指出，关于女性“天生关心别人”的刻板印象，很容易使她们额外承担家里的无偿劳动，并使她们在从事与“情感劳动”相关的工作时获得与付出并不匹配的收入。
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77%，以目前的速度需要一百年才能追平
“女性工作”价值较低
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护理行业和辅助性行业（清洁工、学校里负责照顾孩子吃饭的工作人员或厨房杂工等）主要被视为“女性”工作，且报酬较低。但是，一项工作如果从主要由女性完成变成由男性完成，薪酬就会急剧上涨，计算机编程领域便是如此。《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指出，只要女性开始大量进入某个行业，那么“该行业与工资相关的福利就会减少”。这意味着，尽管一些国家已立法确保“同工同酬”，然而当女性占工人的大多数时，工作本身似乎就贬值了。
自女性进入资本主义职场以来，就一直存在“女性工作”价值较低的观点，而呼吁人们关注这种不平等的往往会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1909年，移居美国的俄国人克拉拉·莱姆利奇（Clara Lemlich，1886—1982）号召两万多名制衣女工举行罢工，以争取提高工资。她还指出，女工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过度拥挤，经常遭受监工侮辱。尽管她们取得了成功，但有一家工厂（三角女式衬衣厂）拒绝执行罢工者和工会倡导的改革。两年后，该工厂发生火灾，致使146名被锁在厂内的工人丧生。“三角女式衬衣厂”多年来一直都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今天的女性还在与1909年莱姆利奇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做斗争。2012年，位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拉合尔的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数百名工人（主要是女工）死亡。这些工厂人满为患，却没有安全或消防设备，出口常常被锁或堵塞，窗户则被封死。
你的工资真的比他低吗？
哲学家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认为，关于男女工资差距的看法是假想出来的。她写下了一篇题为《女性主义者所揭露的工资差距神话》的文章，声称“23%的男女工资差距仅仅是所有全职男女平均收入的差距”，且“没考虑职业、职位、教育、工作年限或每周工作时间的差异”。结果，女性主义者不仅没有承认所谓工资差距只是神话，反而集体指向她罗列的问题清单，并一致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份清单上。男女工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精英群体试图打破“玻璃天花板”或无法“向前一步”的问题，女性恰恰因为无偿的“第二份工作”，被挡在各种职业和岗位之外，被剥夺了教育和培训，在获得全职工作方面处处受限。而对“女性工作”的低估又将女性困在性别角色中，继续眼看着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女性收入都远低于男性。
她整理床铺，购买杂货……开车接送儿女，晚上躺在丈夫身旁，她甚至不敢无声地质问自己：“这难道就是生活的全部？”
——贝蒂·弗里丹
抉择时刻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工资低于从事相同工作或同等价值工作的男性，你可以向雇主（或人力资源部门）咨询一下，看看你们两人不同的薪酬结构是否有合理的原因。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你受到了不公平的歧视，你可以发起非正式的投诉或正式的申诉。如未能取得公正的结果，你可考虑向劳资仲裁机构提出申诉或要求调解。
我太心慈手软，做不了领导？
坎特‖伊格利
优秀领导力的概念往往以传统观念为基础，其中尤以领军作战和征服他者（其他国家或公司）的能力为代表。所以，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约公元前5世纪中国军事家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至今仍是有抱负的领导者必读书目。不过，这种传统视角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它完全贬低了“女性”特征，让雄心勃勃的女性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两难境地。太友善：你不是一个领导者。不友善：你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无论你友善与否，“我们都不想雇你做领导”。
2013年，盖洛普进行了一项工作和教育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社会在领导层方面的变化不大：那些对（职场、政坛或其他任何领域）领导层有性别偏好的人大多更愿意让男性而不是女性来担任领导。自1953年盖洛普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不过，好消息是：有些事情正在改变。首先，与年龄较大的人相比，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比较不在意领导的性别。其次，当男性和女性有过在女领导手下工作的实际经验时，他们的偏见就会消失，对特定领导性别的偏好也会消失。
符号女性
总的来说，事情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的友善可能会带来问题。这是因为，在世界各地的大型组织中，无论是在政治、商业，甚至宗教领域，担任高层职位的女性都非常少。1977年，美国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1943— ）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名为《公司里的男女》。该书考察了《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企业中女性高管的经历，指出在任何一家公司或机构的高层职位中，女性所占比例都不足15%。尽管坎特的书是在四十年前出版的，但她的研究结果时至今日仍然适用于很多组织，并且与我们认清当前的形势休戚相关。
罕见的高层女性在组织内部通常被视为“符号”成员，她们因此承受着特殊的压力（如果她们与主流种族或信仰不同，那么额外的“符号”价值会进一步加剧压力）。首先，坎特发现符号女性会有一种受到高度关注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无裨益，反而会导致工作压力增加，让她们觉得有必要抑制任何情绪表达（因为这种情绪会被周围的人夸大）。其次，她们会在社交上被其他员工孤立：她们与（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之间的差异会被夸大，导致她们遭到排斥，同时也令她们与公司里的其他女性关系疏远。再次，符号女性认识到，她们容易受到性别偏见和期望的伤害，这对她们不利。坎特对这些问题的详细研究令她得出了四种类别或角色的女性，也许可以回答你心中的疑问。
带来和平的领导要比发动战争的领导更为勇敢。
——阿斯玛·贾汉吉尔
宠物、母亲、狐狸精还是铁娘子？
坎特发现，当一个组织中仅有少数女性担任管理角色时，她们会被不习惯与女领导共事的同事和主管划分为四种刻板印象：宠物、母亲、狐狸精和铁娘子。前三种类型是男人“可以接受的”，因为她们本质上是无能的。最后一种类型指的是有能力的女性，她们被看作另类和怪人，因为她们既“不友善”又缺少“女性”特征（因此不完全值得信任）。在坎特写书的时候，当时英国历史上唯一的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被公开称为“铁娘子”，这个称号在2005年又转给了竞选德国总理的德国女性安格拉·默克尔。英国《每日电讯报》详细报道了“德国铁娘子”的怪异之处：她在党内被看作一个怪人，一个再婚、无子女的新教徒女性，却领导着一个由男性和天主教徒为主的联盟。（到2017年，这位古怪的“女性”已十二次荣登《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排行榜，并连续七年蝉联榜首。）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首次竞选美国总统时也被称为“铁娘子”，并因穿着长裤套装和表现得“缺乏温情”而受到抨击。
重点思考题
有抱负的女性领导人能否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来对待，而不是被迫陷入某种刻板印象？
当女性升任更高级别的职位时，她们周围的男性往往会给予女性更能让他们接受的刻板印象，因而不再显得像是有威胁的存在
“铁娘子”一词的灵感来源
这些女性注重成果和效率，却被认为不够注重关系性品质，因此不适合男性权力结构。她们不像女人那样“合群”，似乎“太有权威”，“不屈不挠”，“仿佛由铁铸造，而不是血肉之躯”。她们被视为过分男性化（“有种”）和“过于有男人气概”（这通常是领导者的优点，若领导者是女性则另当别论）。这类女性时常被贴以传统上用来形容蛇发女妖美杜莎或印度女战神迦梨的词汇：她们是“可怕的”、“刻薄的”、“强硬的”、“专横的婊子”或“恃强凌弱的荡妇”。
如果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胜任高层领导工作，那么女性回避晋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如果雄心勃勃的女性被迫采用“友善”刻板印象，她也可能为你所不喜。宠物型女性指的是因女性比例过低而象征性地获批进入公司董事会的女性。由于她们的任命是象征性的，就好像吉祥物一样，因而她们对男性的威胁等级很低。她们会被当作一种消遣，虽然招人喜欢，却通常被认为是不称职的，而且（据她们身边男人的说法）也不是董事会上的严肃参与者。宠物型女性会被视为天真或孩子气的人，因而受到取笑和嘲弄。她们被男人形容为“风趣的”、“爱笑的”、“可爱的”和“输得起的”（因而本质上是“女孩子气的”）。她们可能是领导面前的红人，被当作“可爱的宠物”来对待，可是当她们不再“招人喜欢”时，则很容易被人搁置一旁。
不管我是不是有意的，我都要挑战对于女性的预设。
——希拉里·克林顿
如果人们只注意女性领导富有同情心和善于照顾人的一面，因而向她们寻求安慰和同情，她们就很容易被划分为符号女性中的母亲角色。这种定位抵消了她们可能对竞争者构成的威胁；她们甚至在性方面都不具有威胁性。当她们真要施加权威时，她们周围的人都会把她们当作傲慢的女教师，既无聊又专横，本质上却很笨拙。母亲/女教师类型的女性领导太像家长，缺乏幽默感，太过于友善而不适合当领导。因此，对于她的刻板印象是：虽然有一定能力，但仍然不能担任关键的领导角色。
最后，如果有女性身居高位，善于利用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技巧，在公司内部与人结盟，她们可能会被看作狐狸精而遭人唾弃。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她们“和领导上床”（或试图如此）；她们是“以男人为早餐”的“妖妇”。这种刻板印象使人们得以利用女性的吸引力来贬低她们的能力。
抉择时刻
与往常一样，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女性在文化上被要求具有“友善”的品质，而社会期望女性表现出“合群”特质，比如富有同情心和敏感性。另一方面，领导者被期望表现出支配欲、行动力和竞争（“主观能动的”行为）等传统上与男子气概有关的行为。因此，如果你符合文化上盛行的女性观念，你就会被认为太友善，不适合做领导。而如果你表现出主观能动的行为，别人又会认为你“太有种”，但缺乏社交能力。不过，管理学和组织学教授爱丽丝·伊格利 （Alice Eagly，1938— ）已经证明：担任高层职位的女性越多，人们对女性领导的体验越多，就越能消除刻板印象，并在总体上增加对女性领导人的信心。所以，就算你是个友善的人，你也有可能登上顶峰（虽然可能得等上几年）。
当我要求涨工资时，领导却说工资算法太复杂，怕我被绕晕了，他这是在想什么？
切斯勒‖默里‖德古热‖沃斯通克拉夫特‖优素福扎伊
你已经触及了一个年代久远、被男人用来“让女人安分守己”的观念：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且不会理性思考。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动物志》中写道，女性的“自然生活”应该专注于养育孩子和保护“其自然统治者”的财产，原因在于她“更冲动……更爱嫉妒，更爱发牢骚，更爱责骂和殴打”。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中有很多值得女性主义者反驳的地方，但与你的领导的说法关系最密切的一点是，他认为女性缺乏理性。你的领导暗示了这一点，然后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你不懂数学。这种想法似乎从未失去吸引力，如今在任何国家都不鲜见这样的文章标题：《为什么男生更擅长考试》。只要你费心读完标题下面的全文，你会发现，实际内容往往出人意表。2013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以此为标题的文章，写到牛津大学一名招生官员对此问题的解释——这是因为“男生通常会凭直觉行事，而女生们会尝试着分析”。虽然我们很想重复最后那句话，但损害已经造成；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如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女孩们不出所料地发现自己又受到屈尊俯就的对待。
这种认为女性缺乏理性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认为女孩和女人“有点情绪化”，以及认为女人总是离“疯狂”只有一步之遥，构成了一条思想光谱的两个极端。到1859年，欧洲医生宣称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患有歇斯底里症，由此导致女性被大规模监禁于精神病院。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1940— ）在《女人与疯癫》（1972）中指出，事实证明，当男人想把妻子或女儿从日常生活中赶出去时，这一说法成了他们有利的“借口”。虽然如今情况已大为改善，但是谷歌上仍然可以看到很多讨论“为什么女人是疯子”的页面，好像女人的疯狂毋庸置疑一般。
对于我的兄弟来说，未来很容易想象，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
这种观点从何而来？
目前这一轮关于女性不理性的观点似乎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这场发生于18世纪的哲学运动也被称为理性时代）。当时，欧洲人第一次开始强烈质疑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的权威，转而求助于科学来寻求答案。让——雅克·卢梭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以对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而著称。1762年，他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书的开篇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唤醒了所有的人，但是他所谓的“人”却只指“男人”，而不包括“女人”。这一点很快就得到应证了，因为他在同年创作的另一本书《爱弥儿》中，特别提到了束缚女性的必要性：“无论如何都要把重担强加给女孩，哪怕总是需要找各种理由……因为她们必须从小就受到挫败。”
卢梭通过阐释女性“天生”的样子来为自己的上述观点辩护，而没有意识到他的总结会形成怎样的社会议程。“男人和女人是不平等的，”他说，“一方要主动而有力，另一方要被动而软弱。女人的目的是取悦男人，她们所受的教育必须完全为了带给［男人］快乐，并使自己对他们有用。”不幸的是，当时有能力公开反驳这种说法的女性并不多，只有极少数几个女人例外。例如，美国的朱迪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1751—1820）、法国的奥兰普·德古热和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们三个都是自学成才的女性，其中奥兰普·德古热指出：“在这个最开明的世纪，命运竟让我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拒绝接受“命运”阻碍女性发展的说法。如果启蒙运动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注意到，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一样的理性能力是因为缺乏教育，难道他们的解决方案不该是让她们接受教育吗？可惜，这一点不出所料地遭到了男性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
或许有些奇怪的是，卢梭其实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密友。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卢梭的厌女症进行了反驳。她说：“若不是因为他深爱着男性，否则以他笔下男人的诸多弱点，他都绝然无法追捧这一简陋的人物形象。”女性的目标将不仅远远超出男性所允许的范围，也将远远超出女性自己迄今为止认为必要的范围。她说，让女性成为“头脑空虚的玩物”，是符合男性利益的，因为这让他们几乎能够控制一切。
马拉拉——教育的代价
教育是女性走向独立最重要的驱动力，这种思想一旦确立，那么在将教育视作公共利益的国家中，情况就会发生较为迅速的改变。不过，整体进展依然缓慢。女童和妇女在教育方面仍然受到广泛歧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成年文盲是女性。由于怀孕、贫困、童婚、性别歧视、校园暴力和性骚扰（学校中或者往返学校途中）等原因，女童都可能无法上学。2009年，在BBC的乌尔都语节目中，十一岁的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1997— ）发表了她的观点，认为虽然塔利班在一年前就颁布了禁止所有女性接受教育的法令，但是对于像她这样的女孩来说，上学非常重要。三年后的一天，她回家所乘的校车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拦截，他们发现了她，开枪击中她的头部。她被送往白沙瓦的一家军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一个国际专家小组的治疗，幸而存活了下来。当时，一名女性儿科重症监护专家参与了对马拉拉的救治。尽管她起初也担心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最后还是决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她说：“这个女孩因为想接受教育而遭枪击，而我来到巴基斯坦是因为我是个接受过教育的女人，所以我不能拒绝救治她。”马拉拉康复之后，于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在遭枪击五年之后，来到了率先为女性提供学习机会（1879）的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学习。
重点思考题
如果我们遵奉科学和理性，又假设它们是男人的专属领域，获益者会是谁呢？
抉择时刻
知识就是力量。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男人都在试图阻止女性接受教育。如果女性真的接受了教育怎么办？那就假装她们没有接受教育，假装她们弄不懂数学。
摒弃那些美妙的女性词语吧，男人纡尊降贵地使用它们，是为了软化我们对他们的奴性倚仗。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上司坚持要我穿高跟鞋上班，这合法吗？
索普‖列维
2015年12月，在伦敦的一家金融中心，临时接待员尼古拉·索普（Nicola Thorp）被上司告知，她不可以穿平底鞋上班，必须穿鞋跟高5到10厘米的鞋子，这让她大吃一惊。当索普拒绝照做时，她没领到一分钱就被打发回家了。她因此以遭受歧视为由，提交了一份申诉书，迫使英国政府就企业是否可以强制女性穿高跟鞋做出裁决。答复是：可以。
无论在英国的互联网上，还是在政府委员会办公室里，索普案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成千上万的女性都谈道，她们被要求“把头发染成金色”、“穿暴露的衣服”或“不停地补妆”。正式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该公司违反了法律。不过，政府在回应中表示，尽管调查发现公司行为“似乎存在不可接受并可能违法的性别歧视……但2010年的《平等法》已然涵盖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该法案规定，雇主事实上有权明确规定男女着装规范，他们可以为男女员工指定服装（甚至包括高跟鞋）。在着装规定方面，雇主唯一不能做的是，让某一性别得到优雅或“苛刻的对待”。
我们很难在法庭上看到律师成功援引这一条例，只有2016年的一场官司例外。当时，英国航空公司机组女乘务员被迫在寒冷天气下穿短裙，而根据英国航空公司的着装规定，女乘务员不允许穿长裤，除非有宗教或医疗方面的特殊原因才能豁免，于是英国团结工会代表她们提出申诉，要求允许她们有穿长裤的自由。一名工会发言人在赢得诉讼后指出，女乘务员“终于不需要在寒冷、潮湿和多雪的冬季瑟瑟发抖，并在有疟疾或寨卡病毒感染风险的目的地也可以获得长裤的保护”。
诉诸法庭
法学教授詹妮弗·L.列维（Jennifer L. Levi）在《耶鲁法律与女性主义期刊》上撰文指出，女性总是很难在法庭上打击着装规定方面的性别剥削，原因有二。首先，法院可能承认个人有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但是要以性别歧视为由推翻某个着装规定，则需要群体受伤害的证明；其次，法院可能会彻底拒绝承认某些社会上“正常”或可接受的事物（如高跟鞋）可能有害，从而立即驳回申诉。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穿高跟鞋，不是吗？那么高跟鞋的着装规范有什么问题？
列维指出，尽管法院倾向于把大多数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推定为非法，但它对着装规范的看法却恰恰相反。诉讼当事人（如果她有钱起诉的话）得自行证明，着装规范不仅男女有别，对女性有害，而且对女性的着装要求比对男性的着装要求更烦琐。
着装规范有什么问题？
某些员工也认同公司和政府的观点——着装规范的存在，是为了指导员工选择合适的工作着装。然而，由于这些“着装指南”可能完全是强迫性的，女性可能会被迫穿着很不舒服的衣物。据《纽约时报》（2017年1月25日）报道，一名零售售货员表示，在12月份，“因为预计届时男性购物者的比例会增高”，她的公司鼓励女员工穿更短的短裙，多解开一个衬衣扣子。这让我们想到了社会眼光的问题：女性穿着符合社会理想的“女性化”服装，会让谁大饱眼福？一个女人穿着从头裹到脚的罩袍，另一个女人穿着比基尼，她们到底是在回应谁的目光？“正确的着装方式”这个概念到底从何而来？
即便我的演讲主题是核能，报纸也会分析我为什么不佩戴耳环。
——帕特·施罗德
荡妇羞辱，罗马风格
事实证明，古罗马人得为很多事情负责。直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男女都穿宽松的“托加”袍。然而在公元前215年，罗马颁布《奥皮亚法》，禁止女性拥有超过半盎司的黄金（历史学家认为这相当于征用女性的财富），并规定了她们的着装规范。已婚妇女必须穿一种名叫“斯托拉”的长及脚踝的束腰外衣（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穿的就是这种衣服），而在罗马时代妓女和奴隶只能穿托加袍，以便人们一眼能看出一个女人是否“体面”。斯托拉长袍象征着已婚女性的美德（“好”女人），而托加袍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种“荡妇”的服饰形式，这些着装规范的目的是区分不同男人的财产，防止男人尴尬而意外地搭讪他人之妻。此外，对男人来说，性侵穿斯托拉的女人比性侵穿托加的女人罪行更严重。这个古老的规定引出了一个从那时起就存在的神话：女人的着装方式可以告诉你，她是否“有机可乘”，是否“准备好了”。
历史学家李维说，女性对这种新规定并不满意。在公元前195年，她们“包围了保民官大院”，要求废除这项法律。古希腊也十分关注女性的着装规范。许多城邦任命一帮男性执法官为“女性管制员”，专门检查女性着装，并推行着装规范。他们可以没收衣服，处以罚款，或者把女人的衣服从身上扯下来，这与法国南部警察在2017年所做的事情别无二致——那时，法国有20个城镇出台了禁止穿戴布基尼（全身覆盖泳衣）和头巾的法令。接着，推特上出现的照片显示，武装警察在尼斯海滩包围了一名女性，迫使她当着数百名陌生人的面脱下泳衣。旁观者用“法国怎么了”这个推文话题来质疑这种行动的有效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重点思考题
着装规范是一种将“女性气质”强加于女性的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