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装规范通常要求女性穿着极端的服饰，要么完全遮住身体，要么几乎衣不蔽体
男性曾在历史上通过法律，让女性更多地遮掩身体，也让她们更少地遮掩身体。“布基尼”这一事物巧妙地概括了男性对女性着装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穆斯林女性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哈娜娜·卡里米指出，法国的世俗主义与其他地方的宗教有着同样的教条主义力量，“在控制女性身体方面，有着完全相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当代法国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出现了无数次规范女性服饰的尝试，不是要让女性更多地遮掩身体（理由常常是，男人看到女人露出较多的肌肤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就是要让女性更多地暴露身体（比如可以增加零售额）。这种忽左忽右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男人对女人的利用方式。一些男人希望“保护”妻子在社区免遭其他男人的凝视，因而要制定着装规则和宵禁，限制女性暴露肌肤；另一些男人想从女性的身体展示中获利，因而要让女性在汽车旁或日历上穿上比基尼，或者套上兔女郎装，去说服客户花更多的钱购买香槟。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把目光投向天空，一脸无辜地回答：“那有什么不对吗？”花花公子品牌的创始人休·赫夫纳实际上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整个品牌都是围绕男性的快乐而建立起来的。
我拒绝为要求女性化妆、穿高跟鞋和裙子的公司工作。这都2017年了，这是不可接受的。
——尼古拉·索普
抉择时刻
研究表明，穿着更“有男性气质”的服装（比如西装）去参加面试的女性，会被认为更适合所竞聘的职位。可悲的是，它同时也让你被铁娘子的刻板印象所吞噬。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的裤装曾多次被提及。而科罗拉多州首位当选国会议员（1972）的女性帕特·施罗德在2017年接受《喧嚣》杂志采访时说：“即便我的演讲主题是核能，报纸也会分析我为什么不佩戴耳环。”2016年11月，众多报纸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皮裤（售价1000英镑）发表了极端批评，却没有说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昂贵得多的布里奥尼西装（约合6000美元）。看来，你的上司似乎可以要求你穿什么，但你也可能有表示反对的理由。就像女性所面对的许多其他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一样，在实践中，这往往是一个要追求公平和体面，还是要保住工作的问题。
为了拼职场，我必须跟男同事一起出去喝酒吗？
哈奇‖威勒‖麦克米伦‖加特纳‖奎因‖伯达尔‖沃特斯
这听起来是一个无伤大雅的问题，但事实上，无论你去不去喝酒，你都要倒霉。更重要的是，你可能连决定权都没有。2017年，媒体广泛报道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是否跟同事出去喝酒的问题上有他自己的准则：绝不单独和妻子以外的其他女性一起吃饭。没有妻子的陪伴，绝不参加任何与喝酒有关的活动。他声称，这是抵御性诱惑的聪明方法。其他男性曾因女同事“太有诱惑力”而将其解雇。所以这杯酒先别急着喝。
犹他州参议员托德·维勒表示，如果我们假装迈克·彭斯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那就“不诚实”。他承认自己也有同样的准则，并且说：“有什么比尊重妻子的男人更棒的呢？”这句话的意思是，女性应该感激男性对她们这么好，尽管他接着又说：“我可能只是有点守旧。”《纽约时报》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美国男性认为与女同事一起喝酒或吃饭是不合适的。有趣的是，更多的女性持同样的态度，原因却完全不同。
男性视角
似乎很多男性都不相信，自己可以端着酒杯单独与女性相处而不失控。《盐湖城论坛报》对犹他州居民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并且收到了男性调查对象的类似评论：“我爱我的妻子，我永远不会出轨。不过，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承认自己有出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所谓女性带给男性的诱惑，就足以使女性遭到解雇。2013年，在艾奥瓦州的道奇堡，有个牙科护士梅丽莎·纳尔逊被解雇，其原因就是她的上司发现，纳尔逊给他带来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以致威胁到他的婚姻。虽然，牙医跟护士之间除了职业联系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来往。纳尔逊护士在牙医“对她产生感情”之前，已经在这一行工作了十年，她对突然间失去自己热爱的工作感到很苦恼，因此以性别歧视的名义将牙医告上了法庭。尽管她的证词并未遭到质疑，法院仍然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认为她的工作被终止是“为了维护牙医婚姻的最大利益”（这样便合情合理），而不是因为她的性别（这样会违反法律）。
我们很难理解性别为何与这个案例无关，正如纳尔逊的丈夫在牙医向他道歉时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为什么把她看作一个客体？”我们又回到了职场刻板印象的话题（参见上文第148页）。我们曾讨论过，无论本身的专业水平如何，女性都可能会被套上狐狸精的刻板印象。在“我无法抗拒”和“让人无法抗拒是你的错”之间存在着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往往以女性失业或男性拒绝与女同事独处告终（就像迈克·彭斯说的那样）。《琼斯妈妈》杂志的编辑克拉拉·杰弗瑞认为：“如果每一个彭斯都无法和女性单独吃饭，女性怎么可能成为幕僚、律师、竞选策划人或……”女性领导人研究院院长崔西·哈奇（Trish Hatch）指出，日常交际对职场晋升至关重要。“这些场合是你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她说，“当你和别人交谈时，如果他们说起：‘嘿，你认识谁能到这个项目来帮忙，或者雇谁比较合适吗？’你肯定会记住你交际过的这个人。”人脉是升职的重要工具，但如果男性在公司活动中坚持拒绝与妻子以外的女性交谈，女性获得职业提升的机会就会很渺茫。
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两性分离思想，它让我觉得担忧，甚至有些不安。这意味着人们不能像两个个体那样互相产生关联。
——克劳迪娅·盖斯特
“男性气概霸权”意味着，如果“爷们中的爷们”处于性等级制度的顶层，那么所有女性都处于底层
考虑到管理岗位上的男性人数远远超过女性，这就会给女性带来真正的问题。员工本可以碰巧和领导一起吃顿午餐，或者为了完成一项工作一起熬到深夜，并在这些时段展示自己的能力，表明自己已经为升职做好了准备。可是，如果男性管理人员拒绝与女下属单独交流，那么女性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脱颖而出”，因而也不太可能被提拔。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在有男性的团队中担任管理角色，缺少男女单独互动（男人与男人谈话显然不存在问题），这也会妨碍她有效地完成工作。事实上，如果男女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被看作性的互动，那么很多日常工作就完全不可能完成。所以说真的（猜猜这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如果根本不雇用女性，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多了。
女性视角
当女性因为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而被指责、忽视或解雇时，她们对于自身处境通常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想跟同事一起出去喝酒，以此建立人际关系，你现在就会琢磨，男同事是否与你想得一样。他们可能会认为，这种互动存在性暗示，当然他们也可能不会这么认为。令人恼火的是，即使他们不认为会有性行为，他们也可能会把你的行为解读为具有潜在威胁，并以一种性贬低的方式“让你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上去”。罗伯·威勒（Rob Willer，1977— ）等研究人员将此归因于“男性气质的过度补偿”，即由于社会变化（如出现女性管理者）或因为有人质疑男性“到底”有多阳刚，男性感到他们的男子气概受到威胁。男性为了应对威胁，开始表现出一种极度的阳刚之气：他们不仅以“男性”的方式回应，而且以一种过于男性气概的方式回应。
重点思考题
如果你和同事一起喝酒，会不会授人以柄，允许别人评价“你是什么样的女人”？
例如，一项有关男女之间分享网络图片的实验表明，男性发给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色情和冒犯图片要远远多于他们发给自称传统女性者的色情和冒犯图片。研究还发现，在职场（或其他地方）“过于敢言”的女性会被视为对性别等级制度的威胁，这意味着男性感到他们的“高层”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诋毁形式便是各类性骚扰［根据罗斯·麦克米伦（RossMacMillan）和罗斯玛丽·加特纳（Rosemary Gartner）1968年的研究，失业丈夫的在职妻子面临着更大的家暴风险］。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意味着女性管理人员和主管（由于她们对等级制度最具挑战性）比其他职业女性更容易遭受性骚扰。女性甚至在高层也很脆弱，因为性骚扰使女性沦为性客体，社会学教授贝丝·奎因（Beth Quinn）对此表示：“它可能会击垮女性的组织能力。”
性骚扰
从事领导力研究的詹妮弗·伯达尔（Jennifer Berdahl）教授建议我们使用“基于性的骚扰行为”，来讨论在性的基础上贬低或羞辱个人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并不意在“性”，而是意在控制。她发现，那些被认为具有典型男性行为方式特征的女性（自信、强势和独立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容易受到性骚扰。因此，当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或性幻想评头论足时，当他们向其他男性发出“快看美女”的口头或身体信息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强化男性的主导地位，故意把女性贬低成“为男人的性目的服务的工具”。所以，女性认为，职场上的性议论具有胁迫性，而不像男性说的那样：“这是奉承！真的！她怎么了？”这样一来，男性既可以骚扰女性，又可以否认其潜在的危害。
性骚扰可以作为针对掌权女性的一种均衡武器，其动机更多是出于控制和支配，而非性欲。
——希瑟·麦克劳克林、克里斯托弗·乌根与艾米·布莱克斯通
抉择时刻
看来无论你怎么选择，你都可能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跟你交谈的男人害怕自己在女人面前控制不住自己，那就准备好离开他，或者准备好失业；如果你很开心地成为“男孩中的一员”，那就准备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接受羞辱，并且“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上去”。不要太有吸引力（“令人无法抗拒”）、太聪明（“攫取权力”）、太关心别人（“婆婆妈妈”）或太愤世嫉俗（“冷酷的婊子”）。或许你可以采取美国国会女议员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1938— ）的立场。她在众议院的发言被福克斯新闻的比尔·奥雷利置若罔闻。他说，他被她的头发分散了注意力，“一个字都没听见”。那么沃特斯的意见是什么呢？“我想对世界各地的女人说：不要让这些右翼政客，这些无耻之徒来吓唬你。做你自己。做你该做的。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国家的真正问题。”
女性画像非要裸体才能被收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猩猩女郎‖理查森‖诺克林‖休斯
1985年，一群职业女性艺术家发起了一场针对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抗议活动。当时，这座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号称是对当代艺术“最权威”的回顾展览，但在参展的169位艺术家中，只有13位是女性。与普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一样，这次抗议活动受到了冷遇。因此，时间流转到1989年，活动人士决定用女性的裸体和匿名性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大猩猩女郎（Guerrilla Girls）以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享誉艺术世界的裸女画像《大宫女》（1814）为海报中心，用大猩猩的头代替了画中女子的头，并随之提出了一个问题：“女性画像非要裸体才能被收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吗？”这些戴着大猩猩的面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抗议者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博物馆的常设展品。他们发现：“现代”艺术馆里85%的裸体画像都是女性，而女艺术家的作品却不到5%。
她们还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在历史上更容易成为性的客体，而不是在世界上靠自身主观能动运作的主体。大猩猩女郎密切地关注着这些艺术馆，然而二十三年过后，她们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2012年，现代艺术区76%的裸体画画的是女性，但只有4%的女艺术家作品。“裸体男性变多了，而女艺术家却变少了，”她们评论道，“这是进步了吗？我想我们还不能把面具收起来。”
破坏艺术品
如果说大猩猩女郎对著名裸女画像的破坏还比较克制的话，那么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1882—1961）则显得毫不留情。1914年，伦敦国家美术馆展出了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盖兹在1647年创作的名画《镜前的维纳斯》，结果画上维纳斯裸露的身体被玛丽·理查森用刀划破了好几处。作为一位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她那时已经被监禁了十次，并且在绝食期间遭受了强制喂食。她坚决反对《泰晤士报》对《镜前的维纳斯》的评论：“［这幅画］既不诉诸理想化，也不诉诸激情，而是绝对自然，绝对纯洁。”在她看来，这幅画上的女性形象，是男人基于男性对女性外表和行为的想象塑造出来的。它被认为比真正的女人更有价值，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理查森对着这幅画划了好几刀，并且说：“你可以再画一幅画，但你画不出生命力。”
理查森和大猩猩女郎都认为，如何说服“世人认真对待女性，给予她们与男性同样的尊重”，这是一个难题。人们经常反复问道：“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1988年，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1931—2017）就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她认为，女性在艺术领域受到许多体制的束缚，她们能创作出当前数量的作品已然是奇迹，而要想让作品进入博物馆展出则比登天还难。在获得教育、（官方或个人的）赞助、公共空间、市场或社交网络资源方面，男女的机会不可同日而语。在近些年之前，所有的艺术界重要人物，如策展人、博物馆馆长、评论家、赞助人和研究者都是男性。商业艺术行业是通过满足富人的欲望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富人基本上都是男性。所以，决定一个艺术品是否有价值和是否“值得收藏”的，也是男性。显然，这是一个完全排斥女性的体系。诺克林建议，我们要把艺术家的事业看作制度结构的产物，而不是“天生伟大”的表现。
吴健雄核物理学家
埃丝特·莱德伯格微生物学家
乔斯林·贝尔·伯内尔天体物理学家
鉴于在教育、培训和市场进入渠道等方面存在男女差别，诺克林还建议，我们不应该用统计女性业绩的方式，来证明女性有能力成就大事。然而，尽管女性的机会少得惊人，历史上仍然出现了了很多伟大的女艺术家，并且始终延续了下来。
承认女性的贡献
在21世纪，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都试图重新发掘女性的成就，并将其载入史册。历史学家贝蒂尼·休斯（Bettany Hughes，1967— ）指出，女性始终占人口的50%左右，但只有0.5%左右的历史在书写女性。她解释说，女性在公元前40000年到约公元前5000年的考古记录中存在感很强：她们拥有财产权，可以占有土地，可以担任高级祭司，可以在当时复杂的部落中从事高层次的活动。但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巨变”——衡量成功的标准变了。此前，衡量一个文明成功的标准是它的连续性，此后却变成了它的扩张性。扩张需要的是军事实力和体力，《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吉尔伽美什》等史诗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转变，详细阐述了新的男性英雄及其征服方式。
从那时起，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就随着男性地位的上升而下降。虽然女性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成就，但是由于她们被教育和专业机构拒之门外，她们的贡献必然较少。后来，这种情况越发严重。或许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男性为了自己的私利，拒绝公开承认女性的成就，甚至把她们的成就占为己有。就连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中著名的数学家、诗人和哲学家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在西方历史上被“铭记”在册的原因，也仅是她勾引了两位著名的罗马将军：恺撒和马克·安东尼。克利奥帕特拉最后被奥古斯都皇帝打败，为了避免被当作战利品游街示众，她选择自杀而亡，结果奥古斯都皇帝只好在街上展示她的画像。对此，玛丽·理查森和大猩猩女郎都不会感到惊讶。
为什么得到称赞的总是男人？
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当匈牙利游泳选手卡廷卡·霍苏夺得金牌时，现场解说员没有对她本人的努力表示认可，而是盛赞她的男教练：“是这家伙把［她］变成了一个彻底不同的游泳运动员。”这种从女性转向男性的“荣誉滑坡”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例如在11世纪，萨莱诺的特洛塔医生就无法因为她的驰名著作而享有荣誉。她写过许多部与女性疾病和症状相关的书籍，这些书成为得到广泛使用的重要医学资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质疑她的作者身份——这些作品肯定不可能是女人写的吧？结果部分文本被以男性作者的名字重新发布，而一些评论者则认为一定有很多（男性）作者参与其中。今天，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特洛塔不仅确实存在，是个女人，而且确实写过这些作品。她足足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恢复了名誉。
重点思考题
如果妇女创造的艺术作品和发明被诋毁或抹杀，我们怎么能知道她们取得了什么成就？
女性总是被告知：“你做不到，太难了，你不可能成功，不要参加这场竞赛，你永远不会赢。”
——扎哈·哈迪德
在科学领域，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也一直遭到忽视。中国女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和奥地利女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对核炸弹研发的贡献直到现在才被承认；最早发现性别由男性精子中的染色体决定的是美国女生物学家内蒂·史蒂文斯，但功劳却属于看到她的工作成果后，提出这一结论的男同事E. B. 威尔逊。科学史学家斯蒂芬·布拉什指出：“因为威尔逊在其他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这一发现往往也被主要归功于他。”
内蒂·史蒂文斯遗传学家
莉泽·迈特纳物理学家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化学家
这就是所谓的“玛蒂尔达效应”，这是科学史学家玛格丽特·罗西特在1993年创造的新词，指的是历史上女性科学家的许多成就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而史书中对男性科学家的称赞却数不胜数。它模仿的是1968年由罗伯特·K. 默顿提出的“马太效应”定义，即已经成名的人比默默无闻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荣誉。玛蒂尔达效应实际上也源于马太效应（在某种程度上，这肯定让许多女性主义者恼火！）。
抉择时刻
主要由男性撰写的人类成就史会向我们表明，女性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即使有些女性在去世多年后重新得到关注，她们的成就也很容易被错误地归于他人。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女性尽管被禁止接受教育，得不到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甚至常常被彻底剥夺工作的权利，却仍然设法写作、绘画、发现、制造和发明。她们的画作一直在被重新发现，并实至名归地陈列于博物馆内，其中连一幅裸女画像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