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自己热爱压力，渴望在压力下生活，还有人甚至以向他人施压为乐。显然，人们给“幸福”这个词赋予了太多定义，而它们并不总是兼容。
在《道德的图景》（The Moral Landscape）里我曾写到，人们常常被关于幸福的不同观念搞得一头雾水，这是大可不必的。毫无疑问，有人的确能够通过对他人施加巨大的痛苦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甚至是狂喜。但我们也知道，那种状态是异常的，至少是不可持续的。毕竟，在几乎所有事情上，人类都是相互依存的。无论掠夺伴随着多大的快乐，它们都不是在这世上获得快乐的可持续策略。鉴于我们的社会属性，我们明白，对人而言最深刻、最持久的幸福必然是在伦理上兼顾他人的，哪怕对方是纯粹的陌生人，否则暴力冲突将无法避免。我们也知道，即使在方方面面都是赢家的残忍掠夺者，也有某些形式的快乐是他无法获得的。而有些能给人带来愉悦感的情感本质上就是合乎伦理的，如爱、感恩、忠诚、怜悯。生活在这些心智状态下，就意味着与他人和谐相处。
心智锻炼的合理目标，并不是达到某种永恒的解脱，此后就再也不需要努力了，而是练就一种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在当下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旦你拥有这份能力，你就解决了你将在生命中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
心智锻炼的基础，是探寻意识的本质，并通过刻意练习来转变意识的内容。然而，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意识是出了名的难以破解，甚至连下定义都很难。进一步讲，人们关于意识的诸多论战根本都没有一个共同话题作为立足点。本章会向你揭示为何意识对科学构成独特挑战，由此你会了解到，心智锻炼不仅关乎是否能够过好生活，它对于理解人类的心智也至关重要。
如果你变成一只蝙蝠
在意识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中，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请读者想象，作为蝙蝠是什么体验。他感兴趣的并不是蝙蝠，而是如何给“意识”下定义。内格尔说，“当且仅当一个有机体拥有了‘身为这个有机体的体验’，对这个有机体而言的体验时”，它才是有意识的。这句话或许能测量出你对哲学的兴趣有多大。你觉得它是惊为天人，还是不值一提，抑或令人费解呢？说内格尔的主张卓越或平庸都可以理解，但你无须对他的观点感到困惑。他只是请你想象你和一只蝙蝠互换了身体。如果换完之后，你还有哪怕一丁点儿的体验，无论多么难以描述，那就是意识，对蝙蝠而言的意识，反之，蝙蝠就是没有意识的。内格尔想要强调的是，不管意识和无意识在物质层面如何呈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主观体验。意识之光不是亮着，就是熄灭。(6)
但体验是一回事，人们不断增长的关于现实的科学认知又是另一回事。此刻，你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阅读这本书，却对自己脑中数以兆记的神经突触的电化学反应毫无知觉。无论你多么了解物理、化学和生物，你都生活在别处。你，作为自己的体验，并不是一团原子、分子和细胞；你是意识和意识里不断变化的内容，穿梭在不同阶段，从睡到醒，从摇篮到坟墓。
而意识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仍然是未解之谜。我们有理由相信，意识涌现于如人脑等复杂系统的信息处理过程之上，因为我们发现宇宙中充满了像星星一样相对简单的结构，以及像核聚变一样相对简单的过程，它们都没有显现出意识的征兆。但直觉在这里或许并没有多少用。毕竟，如果太阳是有意识的，它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还是和现在一模一样。难道你还指望太阳开口说话吗？然而，几乎没人会说，星球是有意识的，它们只是缄默不语；更大的可能是，它们根本没有意识。
无论意识和物质到底是什么关系，绝大多数人会同意，当复杂的有机体进化到某个节点时，意识似乎就涌现了。它的涌现并不依赖于物质的变化，因为你和我，蕨菜和火腿三明治，都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意识的诞生一定是某种排列组合的结果：按照某种方式排列的原子产生了作为这团原子而存在的经验。这无疑是人类被赋予的最深刻、最值得沉思的奇迹。(7)
然而，我认同内格尔所强调的，意识的存在首先是主观的，因为意识就是主体性本身。一个东西从外部看是不是有意识的，并不重要。我碰巧认识一个人，他曾在一次全麻手术中忽然醒来。由于身体动不了，他无法让医生知道自己已经醒了，而且能够感觉到手术过程。往小了说，这很难受，因为医生正在更换他的肝脏。往大了说，这个例子能戳破很多站不住脚的哲学观点。花一点时间想想“麻醉中仍有知觉”这件事，你就不会坚称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和行为了。
因此，判断一个生物是否有意识，关键并不在于它的行为和语言能力，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没有意识却有行为和语言能力的例子，比如一个初级的机器人，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有意识却没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比如锁闭综合征患者。当然，机器人很可能会变得有意识。如果意识仅仅是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就可以产生的，那么我们的手机和咖啡机也可能是有意识的。但很少有人可以想象，身为最先进的计算机是什么体验。
无论意识和信息处理是什么关系，意识始终是一个内在现实，它不能从外在去理解，也与行为或应激反应无关。如果你对此有怀疑，可以阅读《潜水钟与蝴蝶》。作者让-多米尼克·鲍比患有锁闭综合征，他用唯一可以眨动的左眼，指示护士写下了这本书。书中，他对自身病情的记录令人既惊异又心碎。再试着想想，如果他连左眼都不能眨了，他该会陷入怎样的困境。
对于意识的讨论，不再需要从意识是否存在开始，这是人类智识的一大进步。如果有人说，意识可能只是看上去存在而已，那么从他的内在视角而言，他已经完全承认意识的存在了，因为如果他能把任何事情看成任何样子，他就已经有意识了。就算此刻我只是装在桶里的一颗大脑，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假的，所有的认知都来自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但我正在经历某种体验这一事实依然是无可辩驳的，至少对我而言如此。这就已经足够让我彻底承认意识的存在。毫无疑问，意识是宇宙中唯一不可能是幻觉的东西。
意识是宇宙中唯一不可能是幻觉的东西。
Consciousness is the one thing in this universe that cannot be an illusion.
笛卡尔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西方哲学家，而之后的哲学家继续强调并深化了这种观点，这些学者中比较著名的是约翰·塞尔（John Searle）和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我并不认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也不同意塞尔及查默斯关于意识本质的一些说法，但我同意，意识的主观实在性是首要且毋庸置疑的。这并不排斥意识其实就等于某些大脑进程的可能性。
然而，有些哲学家，比如丹尼尔·丹尼特(8)和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完全不赞同这个说法。但我并不明白他们的理由。我并不认为意识仅仅是一种幻觉，这就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或者任何人竟会认为意识可能只是一种幻觉。我同意我们可能对意识的理解有重大错误，误解了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和大脑的关系，以及我们到底对什么东西有意识，何时开始有意识。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意识本身可能是一种幻觉。这种对意识本质感到非常困惑的感受本身，正是对意识的证明。
随着对物质世界的深入了解，人们关于什么是“物质”的认知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个充斥着力、场、真空波动以及现代物理学精微知识的世界，并不是常识里的物质世界。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人的常识还停留在16世纪的水平。大部分人也忘记了20世纪前半段的物理学先驱经常反对宇宙的“物质性”，而将心智或思想或意识本身当成世界的真正起源。阿瑟·埃丁顿（Arthur Eddingon）、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等人就主张，意识不可还原于物质，但非还原论并没有产生持久影响。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激非还原论的式微，因为其中混杂了太多无稽之谈。比如，泡利很尊重卡尔·荣格，他效仿荣格，分析了至少1300个伟人的梦。尽管泡利是物理学巨擘，但他的“心智不可还原”论，与其说是受到量子力学的影响，不如说是借鉴了荣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20世纪中期，神秘的光环渐渐消退。当物理学家开始埋头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人们又回到了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科学和哲学的所有分支开始流行另一种论调，认为心智已经可以还原到“物质”层面。
这些发展注定给“新纪元运动”的拥趸带来很大的不便，前提是他们愿意屈尊了解一下物理学的进展。试图把精神世界和科学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作者通常会寄希望于大众对“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诠释”的误解，他们想借此说明意识对物质世界的形态起决定作用。他们认为，如果在被观测之前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意识也就无法产生于高等动物大脑中的电化学反应，意识必然是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是主流物理学的立场。的确，根据哥本哈根诠释，量子力学系统在被观测前的运动不符合经典力学原理，且在观测前，它似乎也同时处在多种状态中。然而，在原本的哥本哈根诠释中，什么才算是“观测”，从未得到清楚的定义。这个概念此后一直在改进，而它和意识毫无关联。这并不是说，量子力学的谜题得到了解答。一个量子力学现象如何变成经典物理世界里的桌子和椅子，这个问题也没能得到完全解决。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把对精神世界的见解建立在对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的误解之上的人注定要失望。我们终将看到，精神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关联应该去别处寻。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心智是大脑的产物。毫无疑问，你解码和领会这句话的能力，恰恰来自你脑中此时此刻的神经生理活动。然而，大部分的心智活动都发生在暗处，而为什么这个过程应当有意识的参与，依然是一个谜。如果把大脑当作物质系统来检查，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相关信息可以表明它就是经验的所在。要不是我们自身充满了意识，我们在宇宙中根本找不到意识存在的证据，我们也无法理解因它而生的各种经验状态。此刻，你之为你，这一点只有你能直接体会。而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你拥有意识的唯一证明。
如果我们在物质世界找寻意识，我们只会发现复杂系统产生复杂行为，其中有可能有意识的参与，也可能没有。即使他人的行为让我们相信他们有意识，这也并不足以让我们在意识和物理事件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一个海星有意识吗？将海星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做对比，并不能促使我们解开这个问题。只有面对足够像人类的动物时，我们关于意识的直觉和对意识产生的归因才开始变得清晰。成为可卡犬会有某种体验吗？它能够感受到痛苦和快乐吗？它是可以的。我们怎么知道的？通过行为和类比。
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形成了一个错误印象：否认较低等的动物有意识，会比承认它们有意识简便得多。我在其他地方也反驳过这个观点。例如，要否认猩猩有意识，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解释为什么猩猩和人类在基因、神经和行为上的相似性不足以成为它们有意识的证据。
无论我们想怎么解释意识的涌现，从生物学、功能学、神经计算学或其他视角，我们能达成的共识只有以下几点：首先，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是无意识的，充满了各种未被感知的事物；其次，由于一些特殊的物质属性或进程，意识喷薄而出，或是缓慢成形。对我而言，这个观点不仅新奇，而且十分神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真实。然而，如果我们稍微在细节处多做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对意识如何涌现的观点，似乎仅仅是对一个奇迹的描述。
意识，或者说“宇宙由觉知点亮”的事实，正是无意识所不是的东西。我相信，任何关于无意识复杂性的描述都不能构成对意识的充分解释。简单地断言“意识产生于生命进化中的某个节点，产生于一个人头脑中不断放电的神经元的某种排列方式”，并不会让我们知道意识究竟是如何从无意识的过程中涌现的，哪怕只是泛泛推想也做不到。然而，这并不是说关于意识的其他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意识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信息处理过程的合理产物。但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也没人知道。这个状况被形容为“解释的鸿沟”和“意识的硬难题”，事实也的确如此。
认为意识就等于或涌现于某些特定的无意识物理事件，是难以理喻的。这相当于说，我们可以想到我们正在思考，但我们可能是错的。我们说“意识涌现于无意识的信息过程”，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些方形圆得像圆形了”，以及“2+2=7”。但我们真的在认真思考自己说的这些事情吗？我并不这样认为。
一些哲学家认为心智和身体的关系只能通过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一些“中性”概念来描述。这个巧妙的思路来自威廉·詹姆斯和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中立一元论”（借用卢梭的命名）。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内格尔如是说：
“这样的一个理论，究竟要通往哪里呢？当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它会彻底地揭示心智和物质的关系，并非直接地，而是通过揭示它们与二者皆非的第三者之间的共同关系。单纯的心智或物质的观点都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唯心论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它完全地排除了生理学，也没有给生理学留下任何空间。而唯物论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哪怕它将心智所外显的功能和行为考虑在内，在错误的还原论下，它也依然无法涵盖心智本身……困难在于，一个可以涵盖心智和物质的视角并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它必然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否则它就无法实现必要的整体性……这样的一个概念需要被创造出来；我们不会只是在某处发现它。科学史上所有成功的还原论都依赖于理论概念，而不是自然概念。理论概念的合理性，完全在于它们允许我们把毫无理性的相关性替换成抽象化的解释。目前为止，这样一个对身心关系问题的解释尚且难以想象，但它仍然是可能的。”
也有人认为意识可以被理解为物质世界的产物，却无法在概念上被还原为这些成因。还有一些人认为，非还原论的物质决定说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我赞同哲学家科林·麦金（Colin McGinn）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9)的说法，那就是：也许人类根本就无法理解意识的涌现。每一个解释链条都必须在某处结束，这个结束点往往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原始事实。这样的解释法用于理解意识，可能行不通。
无论意识和物质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意识从概念上来说是无法还原的，任何去定义意识或它的近义词（知觉、觉察、主观性）的尝试都只会导致语义上的循环。在理解意识的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障碍可能在于：如果一个充分的、不会陷入循环的定义确实存在，那么还没有人发现它。这句话也适用于所有对我们的思维来说非常基本的概念，不信你可以试着用不会导致自相循环的方式去定义因果关系。因此，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在讨论到意识的时候，就会改变主题，把它等同于注意力、自我认知、清醒度、应激反应，或是其他更有迹可循、并不这么底层的认知元素。这些跑偏的讨论大多不是故意的，也很少旨在对意识做出一个还原式的定义。而当人们真的试图用还原论解释意识时，例如分析论的行为主义，他们大都错误百出。
无论如何，科学在通过物质来理解意识这一课题上，远远称不上成功。科学家和哲学家就其所做的各种类比都是误导。比如，尽管可以用本身并无流动性的微观现象来描述流动性这一物理性质，但这个方法并不能用来解释意识是无意识世界里涌现的产物。我们可以轻松地明白，单个水分子不会是“流动的”，我们也可以轻松地明白，数亿个水分子自由地相互挤压在一个人手上就显得是“流动”的了。然而，难以理解的是，用它来类比意识怎么就让那么多人相信意识可以轻易被解释为信息处理过程呢？
一个解释要令人满意，至少得是明白易懂的。从这个角度看，对流动性的解释就是充分的，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分子的自由移动构成了物质的流动性。为什么我的手可以穿过液体的水而不能穿过一块岩石呢？因为水分子并没有紧紧结合在一起，密到足以阻挡我动作的程度。注意，这个解释就是完美的还原论：流动性除了水分子的自由运动，什么都不是。毫无疑问，为了让这个解释更充分，我们必须承认分子的存在，而一旦承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没人能用这个思路来解释无意识过程如何足以成为意识的起源。任何试图从大脑活动的角度来理解意识的尝试，都仅仅是把一个人讲述某种体验的能力跟他脑中的某些状态关联起来而已。尽管这样的相关性构成了迷人的神经科学，但它却远不能解释意识的起源。
将来，人们肯定会造出一个机器人，它的表情、音调、思维灵敏度会让人们开始怀疑它是不是有意识。这个机器人自己甚至会坚称它有意识，还愿意参与到我们现在在人类身上做的各种实验中，让人们可以在它的应激反应与“大脑”变化之间找到相关性。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单凭这类实验，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机器是否“拥有某种经验”。
要进一步说明这个难题，我们不妨看看神经科学对意识的讨论通常是如何轻蔑对待哲学范畴的问题的。神经科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和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宣称，意识内在的“整合”或完整性为探索意识的生理特质提供了最好的线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意识就是一个“统一的神经过程”，诞生于“持续反复的在大脑不同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高度平行的信号过程”。为了说明癫痫发作和慢波睡眠期间脑神经元的同步化放电并不足以被称为意识，他们提供了另一个标准：这种“分化神经状态的集合”必须要足够大。因此，意识本身就是“整合的”也是“分化的”。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整个大脑都能呈现出这种特质，这只能用“整个大脑并不是意识所在之处”来解释。因此，他们宣称意识的整合和分化必须是发生在几百毫秒之内的。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他们的“动态核心假说”。托诺尼和埃德尔曼在神经科学领域所做的研究是非凡的，但他们的研究恰恰说明了在意识之谜的面前，任何实证研究都是无力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工作并不能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意识究竟从何而来。尽管托诺尼和埃德尔曼可能对此也有所觉察，但他们依然自信地宣布：“对意识做出科学解释正变得越来越可行。”
为什么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差别，会变成“一个既高度整合又高度分化的神经分布过程”的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过程所需时间应该是几百毫秒呢？如果它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呢？如果说地质分化过程导致了意识的涌现呢？为了讨论，我们不妨先同意他们。但这依然无法解释意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地球上的整合和分化的过程就可以让这颗星球产生意识，那它只能是奇迹了。所以，神经同步性和意识产生的联系真的更明显吗？不，唯一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意识的。
考虑一下其他可能性：假设一块被海浪以0.5赫兹的频率拍打的珊瑚礁具有某种经验，假设把地上垃圾刮向一辆铝制房车的大风具有某种经验，假设纽约市所有未尽心愿的总和具有某种经验，这些“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呢？我们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假定它们确实是有意识的，那么它们的能力并不会比我们大脑里的能力更难理解。毫无疑问，它们完全无法被理解，这也正是意识的问题。
一些读者可能认为我只是在堆砌证据，通过把意识与流动性以这样容易理解的现象进行比较来反对心智科学。无可否认，科学解开过更大的谜题，比如，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和一个死去的系统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只要不把关于意识自身的问题牵扯进来，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一清二楚的。然而，1932年，英国生理学家约翰·斯科特·霍尔丹（John Scott Haldane）依然写道：
生命的机械论如何解释人是怎么从疾病和受伤中恢复的呢？根本就没办法解释。唯一说得通的就是，这些现象太过复杂奇怪，我们尚不能理解它们。同样，我们也不能理解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个现象：繁殖。我们无法想象一种精致而复杂的装置可以像一个活着的有机体一样，无限期地繁衍自身。
不到20年，人们的想象力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尽管生物学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但如今相信活力论的人都是些完全不懂生物系统的无知者。(10)人们早已不再纠结于这类问题，而迷信生物需要一种生命冲力才能从受伤中恢复过来，也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了。那么我对于意识可以被物质解释的怀疑，跟霍尔丹对于用本身没有生命的过程来解释生命的怀疑，是类似的吗？
并不类似。说一个系统是有生命的，依然很像说它是流动的，因为生命就是系统对其所处环境的反应。跟流动性一样，生命也是根据外部标准来定义的，意识则不是，我认为也不能。我们不会说一个不能摄食、排泄、生长或繁殖的东西是“活”的，然而，它很可能是有意识的。这些差异在哲学家C. D.布罗德（C. D. Broad）批评活力论之前，就已经被许多思想家注意到了。布罗德精确地总结了其中的差异：
“我们能够确定一个东西是活着的唯一证据，就是它在以某种特殊方式做出举动。例如，它会自发地运动、饮食、消化、生长、繁殖等。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从一个身体向其他身体发出的。我们没理由认为‘活着’有比展示出这些身体行为更多的含义……但关于意识的角色，情况就必定十分不同了。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人类拥有心智，只有我们有这样那样的经验，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我们在特定情形下，展现出了特定的身体行动……但很显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外在身体行动，并非我们宣称心智及心智活动存在的唯一或主要基石。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说‘拥有心智’时，我们并不单纯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动’。”
未来，神经科学可以通过研究大脑进程为意识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吗？我想重申的是，有关大脑的各种规模的研究都远不能证明它可能蕴含了意识。这些研究只能证明，我们直接体验到了意识，且我们会把意识之中或之外的许多内容跟大脑活动联系起来。关于人类行为、语言和文化的研究都无法证明意识在其中起了作用，但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直接感知，也可以推己及人。
另一个表述方式是，就算所有物理学家都相信，在物理和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们却依然不可能发现证据，我们只能为这种相关性本身找到可靠证明。如果有人说现象状态X其实来自大脑状态Y，我们必须问：“这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呢？”答案必须是充分且必要的：没有Y就没有X，没有X也就没有Y。但这又会触及两个更深刻的事实：一是，这样的一致性只能建立在实证相关性的基础上；二是，在定义一个事物处于何种状态时，现象学阐释绝不比物理学描述次要。如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说：“如果精神事件就是物质事件，那么它就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了。同一性本就是一种对称关系。”大脑状态Y可以被等同于现象状态X，只可能是因为它显示出X的特质。
事实上，某些意识状态的神经相关性比我刚刚说的还要显得更加异质化，这就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发复杂了。它引出了多重可实现性（multiple realizability）的问题，即不同的物质状态都有可能产生意识的问题。找到一个（或一组）与意识紧密相关的状态，并不一定揭示在其他物质系统中出现意识的可能性。多重可实现性对任何想要把意识状态简化成一种特定大脑状态的理论，例如，关于意识的“类型同一论”哲学，都提出了质疑。从神经解剖学来看，我们已经知道特定形式的多重可实现性一定是成立的，因为一些鸟类和哺乳动物虽然神经结构截然不同，却做出了同样的认知行为。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只有人类是有意识的，或者意识只能存在于不同大脑里的同一种神经回路之中。但这两种说法，都让我极为怀疑。
无论一个人怀有怎样的本体论偏见，相关性的意义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预设：物质状态和主观体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甚至存在同一性。然而，相关性本身又是建立因果关系的唯一基础。这并不仅仅是对于因果关系的休谟式焦虑：我们对产生现象学事件的物理成因，比对产生物理事件的物理成因要无知得多。大卫·休谟对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知识的怀疑并不过时。就连老鼠似乎也通过直觉发现了超越相关性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我们把独立事件放在一个时间顺序中的能力，或是把事件分类的能力，是因果推论的产物。当我折断一支铅笔，我的手对它施加的力和它随后的断裂是相关的，但这个关系并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说，这只铅笔本身的微结构导致了它如此脆弱，从而使我们观测到的相关性变得可以理解。然而，把它用在意识上，这个联系就太粗暴了。如查默斯和其他人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到底为什么这些事件在头脑中能被体验到呢？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意识和研究意识里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很容易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意识里的内容。比如，回想我们看见一个物体时的经验：这个物体的颜色、轮廓、运动轨迹和空间位置，作为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在我们的意识中升起，尽管这些信息是在大脑的不同位置被处理的。当一个高尔夫球员准备挥杆时，他并不是先看到球是圆的，再看到它是白的，最后看到它在球座上，他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球的完整统一的认知。许多神经科学家相信，这个“绑定”现象可以被解释为不同神经元组块的同步激发。不管这个理论是不是真的，它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神经元活动的同步性似乎确实可以解释认知的统一性。
这个研究和其他很多的神经科学发现一样，表明了意识的内容可以用其背后的神经生物学过程解释。然而，当我们追问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就能被体验到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意识的谜团里。
试图在大脑中找到意识的研究大都没能区分开意识及其内容。结果就是，很多研究者把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意识内容的一部分，等同于意识的全部。例如，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等人就视力做过很杰出的研究，他们想知道大脑中哪个部分负责给有意识的视觉编码。双眼竞争现象为此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据点，这种现象指的是，当左右眼被给予了不同的视觉刺激时，一个人在意识里体验到的，不是两个图像混在一起，而是二者随机来回切换。比如，当研究人员向你一只眼睛展示一栋房子的图像，向另一只眼睛展示一张人脸的图像时，你不会看见两个图像相互干扰或叠加在一起。你会有几秒钟看见房子，然后看见脸，然后看见房子，这一过程以随机的速率切换。这个现象让研究者找到了人类和猴子大脑中负责回应感知变化的部分。
双眼竞争现象简直像是为区分视觉的意识成分和无意识成分量身打造的，因为在这过程中视觉输入是不间断的，每只眼睛接收到的都是持续不断的单个影像，然而在大脑中的某处，意识内容的截然转变每几秒钟就会发生一次。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而被试全程都是有意识的，只有眼睛看到的内容在被实验调节。如果你此时闭上眼睛，你意识里的内容就会发生剧烈改变，但你的意识显然是不变的。
这并不表示，人们对心智的理解完全不可能随科学而进步。未来，大脑研究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神经科学的发展也许会大大重塑人们对意识经验的认知。人们在睡眠过程中究竟是无意识的，抑或只是无法记住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人类的心智可以复制吗？神经科学也许有一天能解答这些问题，而答案很可能会颠覆我们现有的认知。
然而，意识的真相依然是无法还原的。只有意识才能理解其自身，经由直接的、第一人称的经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严谨的自我觉察是理解心智必不可少的过程。
你有几个意识
被分裂的大脑
对心智的探索要符合科学，就必须和我们对世界的其他认知融合。显然，旧有的路径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们的基础或多或少都是神话和迷信。过去人们曾相信，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却受到独宠，拥有永生的灵魂。这一观念在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后便开始动摇。通过一系列的基因排序，人们认识到人类和其他生命是在同一连续体上的。我们和酵母分享着同样的构成元素。现在，人们终于可以说，除了从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进化，任何有关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的解释都纯属幻觉。
只有意识才能理解其自身，经由直接的、第一人称的经验。
Only consciousness can know itself—and directly, through first-person experience.
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对有关灵魂的古老概念提出了质疑，由此也质疑了任何以灵魂存在为前提的心智探索。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个在人类和动物大脑研究中都得到充分证明的发现，那就是广为人知的“分裂脑”。这是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现象，即便在科学语境中，也很难与人们的现有认知兼容。
人类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形成原因仍然不明确，但从人体左右对称的结构来看，无怪中枢神经系统也是左右对称的。然而，这个结构却产生了惊人的结果。
所有脊椎动物的左右大脑半球都是由连合纤维连接在一起的，它的已知作用就是在两个大脑半球间相互传递信息。人类及其他胎生哺乳动物的大脑中最主要的连合纤维是胼胝体（图2-1），这些纤维将两边大脑皮层中的类似区域连接了起来。学界对这个结构的进化过程仍有争议，但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在人类身上，它代表着一个大型连接系统，比连接皮层和其他神经系统的纤维的总和还要大。我会在下文说明，每个人大脑的统一性都有赖于胼胝体的正常工作。没有它，我们的大脑乃至心智就会分裂。
图2-1 胼胝体
有些人通过手术切断了其前脑连合。这通常是为了治疗癫痫，偶尔也出于其他手术的需要。针对癫痫患者，医生通常会实施胼胝体切开术，通过把胼胝体切断，防止局部突发的神经元异常活动传导到大脑的其他部分，进而引发癫痫。
20世纪60年代，分裂脑的概念因为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及其同事的工作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斯佩里因此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而其研究也催生出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哲学领域的一系列文献。在斯佩里做这项研究之前，切断癫痫患者的胼胝体看上去只是减轻了他们的发作症状，而并不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这种观点也支持人们关于胼胝体的传统认知，即胼胝体的功能仅仅是连接两个大脑半球而已。
当患者从手术中恢复后，他们大都显得很正常，在神经测验中的表现也没问题。然而，斯佩里及其同事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先是在猴子和猫身上测试，后来在人身上测试，这让他们取得了两个重大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左脑和右脑显示出高度的功能特化。这个发现并不是全新的，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知道左脑损伤会导致语言能力降低。然而，胼胝体切开术让斯佩里等人得以分别对两个大脑半球进行各种测试，从而找到了一系列专属于某个大脑半球的能力。第二个发现是，当前脑的连合纤维被切开之后，左右两个大脑半球展现出惊人的功能独立性，包括各自的记忆、学习过程、行动意向，而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意识经验。
接受了胼胝体切开术的患者的两个大脑半球之所以会独立运行，是因为大部分穿梭于其左右脑的神经束被割断了。对于人体而言，所有落在双眼左视野的景象会被投射到右脑，而所有落在右视野的景象则会被投射到左脑。四肢的感知和精细动作协调亦然。由此，左右大脑半球是靠完整的连合纤维来接收与其同侧的信息的。尽管右脑几乎不具备表述能力，因为言语功能被限定在左脑，但它可以通过指挥左手来指向字和物体，从而回答问题。
以下是展示分裂脑患者左右脑独立性的一个经典实验（图2-2）：向被试右脑展示一个词，例如“鸡蛋”，让这个词只是在他左视野里快速闪过。询问被试看到了什么，他会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再让被试在一个挡板后面，仅仅用左手触摸，选出刚才他“没看见”的那个东西，他会成功在一堆物品中选出鸡蛋来。这时，尽管被试左手里已经握着鸡蛋，但如果不让鸡蛋出现在他左视野，问他拿的是什么，他便答不上来。如果向他展示这个鸡蛋，并问他为什么在一堆物品中选择了它，他很可能会捏造一个答案，说：“我选它是因为我昨天早餐吃了鸡蛋。”这真是很奇特的事情。
图2-2 裂脑人实验
在以上述方式探索了大脑信息输入的偏侧性后，人们很难断言一个拥有分裂脑的人是单一的主体，因为他的所有行为都暗示着，他的右脑里藏有一位沉默的智者，而他能说会道的左脑却对此毫不知情。分裂脑患者还可以两手同时进行不同的活动，这进一步表明了其心智的二分性。例如，一个大脑正常的人通常无法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而分裂脑的人却可以轻松完成，像两个艺术家同时工作。术后短期内，患者的左右手有时会为了一个物体你争我抢，或者相互捣乱。左脑可以说明自己的状况，甚至可以非常详细地理解自己的整个思维过程，却对自己右边邻居的经验无知到天真。哪怕在手术多年后，实验对象的左脑仍然会在右脑回应实验者的指示时，表现出吃惊或恼怒。如果问左脑，“不知道右脑在想什么”是何种体验，这就像问一个人“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何种体验一样，他就是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啊，甚至他都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存在！
关于分裂脑现象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分裂后的右脑具有独立意识。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相当抗拒这个结论，但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意识必须建立在复杂的语言之上，那么所有非人类的动物和人类婴儿都是没有意识的。如果我们承认被移除左脑的人仍然是有意识的，那么对一个分裂脑患者而言，正常运转的左脑又怎么会夺走右脑的主体性呢？
当被试的两个大脑半球都拥有语言能力的时候，人们就更难否认其右脑是有意识的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分裂的大脑往往会表达出不同的意向。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个小患者被问到他长大后想做什么。他的左脑回答“手艺人”，而右脑却用拼图板拼出了“赛车手”。分裂的大脑半球有时甚至会直接找对方谈话，用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分裂脑患者的右脑到底有没有某种经验？科学对此只有一种解答方式：我们只能观察到，其行为和背后的神经活动与在正常人身上找到的有关意识的行为和神经活动有充分的相似性。在一个依然能够使用左手的分裂脑患者身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点。进一步讲，证明分裂后的右脑中存在意识，比证明新生儿存在意识更加简单。右脑是否有意识，其实只是一个伪谜题，它会阻碍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奥秘，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人类的心智竟然可以被一把刀分开。
迥异的左右脑
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在解剖学结构上显示出巨大差异，其中有不少差异在其他动物的大脑中也有所体现。人类的左脑通常在语言和复杂动作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左脑损伤通常会造成失语症，即读写能力丧失，以及失用症，即协调运动能力丧失。
人的右耳由左脑掌控，往往更善于处理词语、数字、无意义的音节、莫尔斯密码、复杂的节奏，以及对时态信息进行排序。相反，左耳归右脑负责，更擅长处理旋律、和弦、环境声与音调。研究者在其他的感官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差异。比如，右手更善于分辨刺激源的先后顺序，而左手则对刺激源的空间特质更为敏感。
人类的心智竟然可以被一把刀分开。
The human mind can be divided with a knife.
然而，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分裂脑患者，许多更高级的认知功能都是由右脑主导的。右脑在面部识别、凭直觉判断几何原理和空间关系、从部分中感知整体以及辨识和弦上，都更具优势。右脑也更善于展示情绪（用左脸）和察觉他人的情绪。这意味着，我们都在用自己对情绪最敏锐的大脑半球（右脑），看别人表情最贫乏的半边脸（右脸），反之亦然。绝大部分心理变态者的右脑在感知情绪方面有所欠缺，这或许是他们不善察觉他人悲痛情绪的一个原因。
大多数证据表明，两个大脑半球的性格也不尽相同，如今我们也可以比较确切地说，它们对一个人的情感生活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有赖于和田测试，即将异戊巴比妥钠注入左侧或右侧的颈动脉，使同侧的大脑半球暂时处于麻醉状态。研究者发现，左脑麻痹通常会导致抑郁，而右脑麻痹则会带来愉悦感。关于中风的研究也支持这种情绪的偏侧性，这些研究发现左脑中风和抑郁有关，但也有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证据。
对正常大脑的研究显示，恶心、焦虑、忧伤等负面情绪往往和右脑活动有关，而快乐情绪则和左脑活动相关。然而，以“趋近”“回避”这两个概念来解读这种情绪非对称性要更为贴切，因为愤怒这种典型的负面情绪也和左脑活动有关。
向两侧大脑半球展示不同的影片，可以发现右脑对影片的情绪内容反应更敏锐，尤其是对负面情绪内容。右脑能比左脑更快地识别出单个词汇，如“愚蠢”“美丽”的情绪内涵，而抑郁症患者的右脑对负面词汇的识别力尤为突出。杏仁核是颞叶中对情绪最敏感的区域，灵长类动物的左右杏仁核之间没有直接连接，这说明情绪的偏侧现象具有解剖学基础。杏仁核在人类情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早已被证实的，尤其是当人面对恐惧时。在一个分裂的大脑中，两个大脑半球对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方式非常不同，它们的感受也就很难一致。
心智启示
如果一个分裂脑患者因为难以忍受与“另一个自我”的冲突，想把右脑完全移除，该怎么办呢？这算是干预治疗，还是谋杀呢？
人类独有的很多能力都是由右脑管控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分裂后的右脑是有独立意识的，而在分裂的大脑里，栖居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的观念构成了巨大挑战，更不用说“灵魂不死”的说法了。人有灵魂的观念来自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的主体性是统一、单纯而完整的，它必然以某种方式超越身体的生化作用。然而，分裂脑现象证明，我们的主体性可以被一分为二。这个事实在伦理学上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回响。比如，生物学家李·西尔弗（Lee Silver）设想，如果一个分裂脑患者因为难以忍受与“另一个自我”的冲突，想把右脑完全移除，该怎么办呢？这算是干预治疗，还是谋杀呢？然而，最重要的启示仍然是关于意识的，那就是：意识可以被分割，也正因如此，它比任何外显的自我都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