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因倾向。
一种是外部归因。具有这种归因倾向的人会将不好的结果归咎于他人、环境等外部因素，认为自己没有一点责任。我曾经给一个女孩做过咨询，她工作很不顺利，一年被辞退了好几回，因为她在工作中经常严重拖延，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有一次她去甲方单位签合同，居然把合同带错了，惹得老板非常生气，随后就被辞退。在咨询过程中，我发现她总是将自己工作上的种种不顺都归咎于老板或者同事，觉得自己换一家公司就会好起来，但结果她还是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命运，她对自己的问题毫不自知。实际上，不管是拖延还是犯低级错误，都是她在表达愤怒。她从小就不断地被父母教育要听长辈的话，听兄长的话，听领导和老师的话，不能反抗，所以即使在工作时感到不开心，她也不敢表达，只是忍气吞声，把心中的愤怒压下去。心中积压着愤怒，她的大脑便悄悄做出拖延、不合作、故意犯错的决定，以此来表达她的愤怒，只不过她的理性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用“都是别人的错”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另一种是内部归因。具有这种归因倾向的人会主动承担责任，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为错误负责，同时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改善局面，并积极采取行动来弥补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同样认为自己应该对错误负责，但他们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自责和自我惩罚，认为自己怎么这么没用，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等等，将自己贬得很低。
我曾经见过这种极端的内部归因的案例。有一位高二的男生每次考完试后都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无论父母怎么叫他，他都不肯出来。他是真的很难过，连饭都不吃，他说因为自己考得太差了，没脸出去见人。我看了他的成绩单，他的成绩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反而可以说很不错。但他不断在我面前说自己考得如何如何差，还认为自己智商有问题，说着说着，甚至觉得自己都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问他：“你要考出怎样的分数才满意呢？”
他不假思索地说：“考到第一名，至少语文、数学和英语得是满分。”
他这个回答让我感到震惊。我又问他：“你觉得考出这样的分数，你就完美了吗？”他却反问了我一句：“老师，难道我不该是完美的吗？”可以说，这位男生是比较典型的极端内部归因者，甚至已经到了自我归罪与自我贬低的程度。
可见不管是外部归因还是内部归因，走到极端就会产生问题。而如果我们每次遇到错误和挫折后都要进行思考与归因，那么这既会让我们的大脑耗费大量能量，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让我们错失生存下去的机会。因此，出于“以活着为第一要务”这一生存法则，我们的大脑又进化出一项功能，那就是将归因进行抽象简化，这样我们每次遇到类似状况时，大脑就会朝着同一方向自动化归因，以避免大量思考，节约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比如那位经常被解雇的女孩，她的信念系统就可以概括为“都是你们的错”，只要再遇到相似场景，她的大脑就会自动调取出这个信念系统并执行，可悲的是，她自己都不清楚这整个过程。
信念系统是一种用来解释外部世界的系统，我们的大脑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先由信念系统进行解释。所以，你理解的世界可能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你的信念系统解释过的世界。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现实经验与信念系统产生了矛盾，该怎么办？实际上，当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因此遭遇挫折与打击时，你不但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还会感到自己大脑里原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与实际经验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强化你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继而引发懊悔、内疚、自责、失望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作“认知失调”。
在心理学界，首先发现并系统研究认知失调的心理机制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他在1959年开展了著名的认知失调实验。
这项实验的设想最初形成于1954年。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的费斯廷格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不寻常的新闻，新闻标题是“号角星球向城市发出预言：快逃离大洪水”。新闻的主人公叫玛丽昂·基奇，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声称自己曾经与外星人接触过，外星人将会在1954年12月21日黎明前毁灭地球。这条新闻在当地引发了恐慌，许多人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投奔到基奇家中，视基奇为精神领袖。基奇则以“末日救世主”自居，宣称自己能够与外星人交流，会让外星人开宇宙飞船来接走他们。
这件事激发了费斯廷格的极大兴趣，他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研究机会。于是他谎称自己是信徒，打入内部，近距离观察人们在“世界末日降临前”的种种行为。他特别想知道那些信徒在发现预言不准后会做何反应。1954年11月，费斯廷格在取得基奇的信任后，获准进入基奇的邪教组织，在她家里住了下来。毫无悬念，外星人没来摧毁地球，世界末日的期限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宇宙飞船更是连影都没有。信徒们起初频繁出门去看飞船是否降临，随后变得闷闷不乐，满脸困惑，甚至焦虑不安，显得很痛苦。突然，有一部分信徒开始欢呼：“基奇是对的，我们拯救了世界！”这种欢乐的情绪迅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信徒，大家都欢呼起来。
原来，这些信徒认为他们的虔诚祈祷感动了神明，所以外星人才不准备毁灭地球了。结果，这些信徒不但没有退出邪教，一些核心成员反而出去招募更多信徒了。
费斯廷格恍然大悟，原来有这样一些人，当事实与他们深信不疑的信仰产生冲突时，他们更倾向于为自己找借口、辩护和解释，而不是改变自己的信念系统。
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于195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了认知失调实验。受试者是71名正在学习心理学的大学低年级男生，他们不知道实验的真正目的，只被告知这项实验叫“行为测量”。
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费斯廷格让所有受试者从托盘里拿出线轴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将线轴放回原处，如此循环往复，而他和同事则在旁边拿着秒表观看并假装做记录。受试者完成这个步骤后，费斯廷格又在受试者面前放置一块板，上面钉有48个方栓。他让受试者按顺时针方向将48个方栓旋转90度，循环往复做30分钟。不得不说，这项实验实在是太无聊了，许多受试者看起来都非常郁闷。
第二阶段是实验的核心阶段。费斯廷格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三组：对照组、A组和B组。对照组的受试者完成上述任务后，立刻被带进一个房间接受访谈，聊聊完成这些实验任务时是什么感觉。至于A组和B组的受试者，费斯廷格要求他们对即将参加实验的新受试者撒谎说“这项实验非常有趣”，A组的受试者撒完谎后会获得1美元作为报酬，B组的受试者撒完谎后会获得20美元作为报酬。之后，费斯廷格将A组和B组的受试者逐一带入访谈室，让他们谈谈对实验任务的真实想法。
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对照组的受试者和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受试者认为任务很无聊，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参加类似的实验；而获得1美元报酬的A组受试者则表示任务很有趣，并明确表示愿意再次参加类似的实验。也就是说，对照组的受试者认为实验很无聊，且这种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受试者虽然对其他受试者撒谎说实验很有趣，但在事后的访谈中还是明确表达了认为实验无聊的态度；只有获得1美元报酬的A组受试者在事后的访谈中否认了实验的无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还表示愿意再次参加实验。到底是什么让A组受试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获得20美元报酬的B组受试者之所以认为实验无聊，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获取报酬才撒谎的，实验的确很无聊；获得1美元报酬的A组受试者不但撒了谎，还改变了态度，认同了自己的谎言，是因为1美元的报酬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撒谎的行为辩护，但行为已经做出，无法改变，他们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也就是说，A组和B组的受试者都经历了态度和行为不一致的认知失调状态，但是B组的受试者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所以坚持了原有的态度，而A组的受试者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只好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认可自己的谎言，让自己言行一致。
可以说，费斯廷格用认知失调实验再现了当年玛丽昂·基奇的邪教组织里发生的情况：人们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时，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会更加坚持自己的错误判断，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实验中那些只拿到1美元报酬的受试者的心态和基奇的信徒的心态是一样的，这些受试者明明感受到了不公平，感受到了焦虑，感受到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你得诚实点”，却不愿意诚实，因为诚实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承认自己很愚蠢，这是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的事实，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对自己的评价自己总是比对别人的要好。
实际上，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并承担其结果。我们的决定通常不完全由理性说了算，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潜意识快速做出的，更多是在碰运气，其导致的结果也是概率事件。为此，我们就需要给事情的结果一个解释，这就是归因。然而，我们更倾向于简化思考，于是创造了一套解释模式，并将之固定下来，这套解释模式就是信念系统。接下来，我们会把符合这个信念系统的信息收集进来，把不符合这个信念系统的信息排除出去，以此让我们的整个认知系统稳定下来。
这套稳定的认知系统在环境没什么大变化时非常好用，且十分高效，可一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套系统就不好用了。
所谓命运，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决定，二是行为的结果，三是对行为的结果的解释。通过实验，我们知道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可能是个伪命题。首先，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其次，行为的结果是概率事件，我们的行为最终导致什么结果，有时候是环境决定的；最后，对结果的解释才是我们人类最擅长的，也是我们最能掌握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命运的源头：当你自动地做决定时，究竟是谁在替你做决定？或者换个问法：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真的是你自己的吗？
在我主持的一次自我成长工作坊上，有位26岁的女学员分享了她在职业成长方面的困惑。她在武汉上大学，名校毕业，学的是热门的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其他同学要么出国，要么去了杭州、深圳的互联网大公司，她则回到老家所在的地级市当公务员，工作、收入都比较稳定。当时她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工作了几年之后，她越来越痛苦，甚至一度不想去上班，只想待在家里。她跟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她不肯找对象结婚，总感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出了问题，她觉得这里不属于她，却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方，非常痛苦。
我问她：“你大学毕业后决定回老家当公务员时，是怎么考虑的？”
她脱口而出：“女孩子嘛，工作还是要稳定一点，这样有安全感。”
我又问她：“这是你的想法？”
她对我的这种问法感到惊讶，反问了一句：“难道不是吗？”
于是我请她做了一组自由联想，这是精神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探究潜意识的方法。我先让她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体会自己双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感受双腿、腹部、胸部、头部，感受呼吸。然后，我请她回忆一下她所说的“安全”的感觉，并说出自己在想到“安全”之后，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她按照我说的去做，从“安全”这个词出发，联想到很多奇怪的词和画面。
突然，她想到了一个让她有点害怕的画面，她想到自己掉进一个浴缸里，到处都是黏糊糊的像胶水一样的东西，将她粘住了。我让她放松，慢慢去体验这个画面，并问她：“这个浴缸周围是什么样的环境？”
她闭着眼睛，说这是她家的浴缸，而她的妈妈就在旁边，正拿着一桶黏糊糊的胶水往浴缸里倒，还告诉她：“女儿，这个地方最安全。”想到这里，她一下哭了出来。“老师，我似乎明白了，是我妈妈不想让我离开这里，她需要我！”
原来，她的父母感情并不好，她的妈妈把几乎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了她的身上。她的妈妈总是向她传达“女儿，妈妈离不开你”这个信息。从小到大，她所有的事情妈妈都要管，都要过问，插手。她的妈妈甚至不允许她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允许她离家太远。
她意识到，原来在她的大脑里替她做决定的人是她的妈妈。比如回老家当公务员这件事，这并不是她真正喜欢的，只是她的妈妈还住在她的大脑里，替她做了这个决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安全感”只是她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
或许你已经感觉到了，在我们的大脑里替我们做决定的，是我们过往的经历和体验，而这些经历和体验都离不开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尤其离不开我们的父母。我们真正的声音，可能早已淹没在他人的意见中。
既然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先别急，谁说命运无法改变？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掌控命运，但我们可以影响命运的走向。
回到命运的三要素：决定、行为的结果、对行为的结果的解释。在这三要素中，行为的结果我们掌控不了，但其他两个要素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的。一方面，对自己下意识做出的决定，我们需要觉知，需要看见，需要在深度的自我分析和细致的觉知中逐渐领悟；另一方面，解释行为的结果时，我们首先要有勇气直面结果，并做出详细的复盘，尽量排除信念系统对我们的影响，通过行为的结果学习、成长和进步。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无法只凭借自己的力量领悟，我们还可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在专业人士的陪伴下逐渐看清自己。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与命运做朋友。
第一次看《士兵突击》时，我才上大学一年级，正是这部电视剧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选择。剧中的主角许三多从一个“孬兵”一跃变成“兵王”的经历，让我看见了一个勇敢的人在与命运的搏击中脱颖而出的过程，这让当时的我感到酣畅淋漓。
多年之后，当我再看许三多的故事时，我会思考，为什么许三多能从一个“孬兵”变成“兵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你会说，这是因为许三多命好，有贵人相助。那么，为什么他遇到的这些贵人就能激发他的内在潜力呢，是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我估计许多“宅男”都曾幻想过能与梦中的女神为伴，其中的典型当属皮格马利翁。“皮格马利翁效应”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著名的神话。传说古希腊塞浦路斯有一位年轻的王子，名叫皮格马利翁。他性格孤僻，很喜欢雕刻石像。
皮格马利翁对女性有很深的厌恶和偏见，他认为女性缺点太多，符合他心意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所以他决定永不结婚。不过，皮格马利翁心中其实是存在一个完美女性形象的，他非常想把自己心中的形象表现出来。于是他精心选材，用神妙的技艺精雕细刻，用一块象牙雕刻出一座完美的女性雕像，让人完全看不出斧凿痕迹。在皮格马利翁的眼里，这座女性雕像是如此美丽，以至没有一个活着的女人可以和它相比。皮格马利翁甚至认为，只有这座雕像才是真正女性的再现，它应该是活的，有生命力的，只是由于太谦逊才没有动起来罢了。
皮格马利翁如此欣赏自己的作品，以至最后竟然爱上了雕像。他时常把手放在雕像上，爱抚它，轻轻对它说话，声音非常温柔，生怕惊扰到它。皮格马利翁还满怀爱意地把一些年轻女性喜爱的饰物，比如光亮的贝壳、磨光的石头、念珠、琥珀、各种颜色的花卉等作为礼物送给雕像。后来，皮格马利翁还找来漂亮的衣服给雕像穿上，给雕像戴上宝石戒指、美丽的项链、耳环，给雕像的胸前佩戴珍珠串。
他做了一张躺椅，在上面铺了一块紫色绒布，把雕像轻轻放在躺椅上，亲切地称它为妻子，还给它放上绒毛做的枕头。皮格马利翁特别期待有朝一日雕像能够回应他的爱慕与追求，接纳他的心意，他始终不肯相信它只是一座象牙雕像。
过了一段时间，塞浦路斯最盛大的节日维纳斯节到了。在节日中，人们恭恭敬敬地给女神维纳斯献上祭品，点燃祭坛上的香火，烟气氤氲，弥漫在空中。皮格马利翁献上祭品，虔诚地做完祈祷后，站在祭坛前面，战战兢兢地祈求道：“无所不能的神啊！我求你把她给我做妻子吧。”
维纳斯听见了皮格马利翁的祈求。她被他对雕像的真切的爱感动，于是恩准了他。皮格马利翁回到家之后，顾不上别的，第一时间去看他的雕像，像热恋中的情侣在短暂的分离后重逢一般。他小心翼翼地将雕像放到躺椅上，深情地吻了一下它的嘴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皮格马利翁惊奇地感受到，雕像的嘴唇有了温度，而且呼出了温暖的气息。他又深情地吻了一次，并把手搭在雕像的肢体上，发现雕像的象牙材质好像变柔软了。他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了雕像一下，被按压的部位像蜜蜡一般凹了下去。皮格马利翁又吃惊又高兴，同时也有些疑惑，生怕这是自己的错觉。他一次又一次像一个情人般热情地抚摸着雕像，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此，激动地祈祷着。他的祈祷应验了，雕像真的活了！
皮格马利翁兴奋不已，爱情如火焰一般在他的内心燃烧。他再次深深亲吻雕像的嘴唇，就在这时，雕像睁开了眼睛，脸颊绯红，害羞地注视着将她唤醒的皮格马利翁。
这个古希腊的神话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一词的由来。皮格马利翁效应是指如果你对某人赋予强烈的期待，并且以最真诚的态度对待，这份期待就会变成现实。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会发生吗？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罗森塔尔尝试用实验来验证这种情况。最初的实验对象是小白鼠，罗森塔尔选取了一批体形和年龄差不多的小白鼠，将它们随机分成两组，分别交给A、B两组人来训练它们走迷宫。
在训练之前，罗森塔尔特意分别召集A、B两组的组员开会。他告诉A组组员：“交给你们组的这群小白鼠都是我特意挑选出来的，智商非常高，你们要好好训练它们走迷宫，肯定能成功的。”之后，他对B组组员说：“交给你们组的这群小白鼠智商不太高，你们试着训练它们走迷宫吧！”随后，两组人就分别开始训练交给自己小组的小白鼠。训练方式由小组组员自行决定。
过了一段时间，罗森塔尔将两组小白鼠集中起来，让它们分别去走相同的迷宫。实验结果显示：A组组员训练的小白鼠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走出了迷宫，而B组组员训练的小白鼠虽然也走出了迷宫，但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A组组员训练的小白鼠。
罗森塔尔根本不知道如何测试小白鼠的智商，也就不可能知道哪组小白鼠的智商更高。前面提到过，罗森塔尔选取的这批小白鼠体形和年龄都差不多，它们是被随机分成两组的。他在两组人训练小白鼠之前说的一番话，竟然能让两组小白鼠的成绩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莫非关于皮格马利翁的神话真有其事？不行，得在人类身上试一试。
罗森塔尔教授马上联系了好友雅各布教授，与他一起设计了著名的罗森塔尔实验。1968年的某一天，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来到一所小学。他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每个年级中各选了3个班，在这18个班的学生中进行了一次号称是“测试学生未来发展趋势”的测验。其实，所谓测验完全是在装模作样，学生们答完的试卷他们俩看都没看，测验成绩也是瞎编的。
测验结束后，罗森塔尔和雅各布给每个班的教师发了一份学生名单，并告诉教师，他们根据测验的结果，把班上“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列到了名单上。出乎很多教师意料的是，名单中的学生有些确实很优秀，有些却表现平平，甚至有些表现比较差。教师们感到很惊讶：为什么名单上的人选跟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人选差别这么大？
对此，罗森塔尔解释说：“我预测的是他们的发展空间，而非现在的情况。”鉴于罗森塔尔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教师们从内心接受了这份名单。随后，罗森塔尔又叮嘱教师，不要把名单外传，只准他们自己知道，否则就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其实，罗森塔尔提供给教师的名单是随意挑选的。他根本不了解那些学生，而且也没有考察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名单上的学生的成绩都是他随便给的。也就是说，罗森塔尔撒了个权威性的谎言。8个月后，罗森塔尔和雅各布又来到这所学校，惊奇地发现这18个班的学生之中，凡是被列入名单的学生，考试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性格变得更外向，自信心、求知欲都更强了。
罗森塔尔自己也觉得很吃惊。他认为可能是他的谎言对教师产生了暗示，影响了教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当教师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孩子未来不凡，孩子们也会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喜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信和自强，从而在各方面有了异乎寻常的进步。罗森塔尔用实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的神话中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而且广泛影响着人们。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为“期望效应”，也叫“罗森塔尔效应”。
后来，某个较真的德国研究人员又做了一次罗森塔尔实验。他在德国的某所学校随机抽取20名学生组成一个班级，并且对老师和学生暗示这个班是“精英班”，班里的学生都是经过智商测试后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学生，将来都是能“干大事”的。或许是西方人比较耿直，他们还真就信了。这项实验持续的时间比罗森塔尔实验要长很多，研究人员追踪了这批学生20年之久。
20年后，研究人员去了解这20名学生成年后的成就。结果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20名学生的确都非常优秀，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成了名副其实的精英。当年研究人员随口说出的谎言居然成真了，这些学生的确都在“干大事”。
很多书是这样解释罗森塔尔效应的：权威所给予的心理暗示对当事人造成了影响，引导了当事人的行为表现，从而逐渐改变了当事人的人生走向。罗森塔尔本人也是这么理解的。
我自己在课堂上也是这么给学生讲的，直到一次亲身经历后，我对罗森塔尔效应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那一年，我离开学校，前往一线作战部队代职锻炼，并在连队担任基层干部，每天和连队战士们一起吃一起住。由于我是心理学专业的，又是从院校来的教员，连队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我为老专家。
后来，连队来了几个新兵，其中一个叫小张（化名）的新兵跟我结下了缘分。我记得很清楚，小张刚来连队时，给我的印象是看起来特别木讷，无法交流。每次跟他交代事情都要反复确认，而且他经常办砸事情。小张的训练成绩也很差，总是垫底，但他并不是不刻苦，训练时他总是非常认真，每个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但就是学不会。每一个战术分解动作他都能做出来，但一连起来做就不行了。
更让人崩溃的是，小张沉默寡言，连队指导员以及他的班长都曾不厌其烦地找他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想帮助他进步，但他的回复永远都是“好！”或者“是！”，让人感觉在跟“木头人”说话。因此，连队干部都不怎么待见他，都想找个机会把他弄走。
有一次，连队将小张的情况反映到了团里，团里派人下来了解情况。后来团里听说连队里有个心理学专业的代职干部，他们就提议让我给小张做个心理测验，如果有问题，他们就向上汇报，再决定小张的去留。连长和指导员一听，马上表示赞同，因为用心理学的方法决定小张的去留最科学，也能避免很多问题。连队干部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我一听，感到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任何心理测验的结果都只能作为参考，绝对不能用来下结论。但如果我这样跟他们解释，他们这些心理学外行只会认为是我专业水平不够。而且最关键的是，让我来决定小张的去留，这对我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接招，但我提出要跟小张一对一地进行心理测验，并且在测验结束后，我需要跟小张好好聊一聊。于是，某天上午，小张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当时，我能看出小张非常紧张，他像是觉得有什么坏事马上就要发生似的，甚至紧张到说话都开始结巴了。我一边让他坐下，一边给他倒水。我先跟他拉家常，聊聊他家的情况、他的爱好。慢慢地，他放松下来，我开始跟他说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听着感觉很有意思，我就顺势问他：“你想不想了解一下你自己？”他当即表示同意。随后，我拿出一张A4纸和一支铅笔，让他画一幅画，告诉他想怎么画都行，但画里必须含有三个要素：房子、树和人。
我想给小张做的正是著名的心理测验——房树人测验。该测验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巴克于1948年首次提出，并在后来的临床心理学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房树人测验属于心理投射测验，测验者在做测验时并不知道自己描绘的房子、树和人具有何种意义，专业人员会根据图画来分析和解释，以此了解测验者的心理状态。
小张慢慢安静下来，开始用纸笔作画。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他的画完成了。看到小张的画作时，我深感震撼。从画面上，我能感受到小张有着非常丰富且细腻的情感。他的画作布局非常饱满，从中能看出他对生活充满热情与向往。小张的画作给人的感觉与现实中的小张给人的感觉差别实在太大了。在大家的印象里，小张就是个“木头人”，不但笨拙，而且没有情感，无法交流。
我发现了小张的画作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部分，那就是他画的人。这个人好像被锁在了房子里，头露在窗户外面，而且房子没有门，这个人似乎非常委屈，但又无可奈何。于是，我以这幅画为话题跟小张聊了起来。我问他：“你画的这个人让你想到了谁？”刚开始，他回答得很慢，但渐渐地，他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小张家在农村，有个哥哥。他的哥哥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他的父母都喜欢哥哥。他学习成绩不如哥哥，尤其不擅长数学，怎么都学不会。但他很喜欢文学、绘画和音乐，小时候还特别喜欢看演讲，曾经幻想过自己能成为演讲家。然而，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如哥哥，而且家里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就决定让他的哥哥上大学，让他去当兵。因为他数学成绩不好，父母总是叫他“笨蛋”，每次哥哥给他讲数学题时他都听不懂，哥哥便也叫他“笨蛋”。渐渐地，他好像真的变笨了，感觉什么都学不会，也不想跟别人交流。参军到部队后，他感觉更糟糕了，每天都很紧张，放松不下来，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学不会，总是给班级和连队拖后腿。
说着说着，小张流下了眼泪。聊了许久，我发现小张是个很孝顺的孩子，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下意识地“配合”父母给他的称呼。也就是说，他在潜意识中不断要求自己“忠诚”于父母。如果扮演不好“笨蛋”这个角色，不就证明父母错了吗，不就冒犯父母了吗，不就“背叛”父母了吗？这是多么大逆不道啊！当然，这些话我并没有对小张说，我担心他接受不了，而且这样做还会破坏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于是，我决定用其他方式给小张创造全新的体验，让他亲手揭掉父母给他贴的标签。
给小张做完心理测验后，按照工作流程，我需要向连长说明情况。我把我的判断告诉了连长，说小张是个情感极为丰富细腻的人，潜力很大。连长听我说完，觉得不可能，他认为小张不仅反应慢，而且学习能力很差，还不爱交流，怎么可能情感丰富呢？
于是，我解释了一下我用的房树人测验这个方法。连长觉得太玄了，理解不了。我就让连长也画一幅，连长半信半疑地画了。随后，我拿着连长画好的画，问了他几个问题。我问他“你是不是一直盼着有一个人能走进你的内心”时，他一下愣住了，应该是我的问题触动了他的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连长因此改变了态度，对房树人测验深信不疑，也相信了我的判断。但他向我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该如何激发出小张的潜力呢？”我对连长说：“咱们得让他有新的体验，因为所有的改变都开始于新的体验。”之后，我们还真就找到了给小张创造新体验的机会——演讲比赛。
我们先跟小张说，听说他喜欢文学，想让他帮别人写份演讲稿。之后我们又谎称原本准备参加演讲比赛的人有了其他任务，让小张自己去参加比赛。我们在连队办了一次演讲比赛预演，让小张先给连队的人做一次演讲。结果，小张的演讲棒极了，语言充满情感，表情也把握得恰到好处，跟大家印象中的“木头人”简直判若两人。后来，连队推荐小张去参加团里的演讲比赛，小张不负众望，一举夺得所有评委的好评。
这次成功的体验彻底粉碎了原来贴在小张身上的“笨蛋”“木头人”等标签。小张开始了蜕变之旅，训练成绩逐渐达标，而且性格越来越阳光，愿意主动跟身边的战友交流了。他终于找回了自信，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后来，我代职结束，回到了学校，跟小张的联系也少了。听说后来他因为工作成绩突出，立了三等功。
一晃就几年过去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加我微信，说认识我。我跟对方聊了几句，才知道原来是小张。他已经退伍了，现在在老家的省会城市做房产销售，因为业绩突出，光是佣金提成，每年就能拿到上百万元。他说他非常感谢我，是我改变了他的命运。我跟他说，他需要感谢的其实是他自己，因为是他亲手揭掉了原来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一鸣惊人，就像如来佛的封条被唐僧揭掉后，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之久的孙悟空一飞冲天。
罗森塔尔效应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标签化的力量。那什么是标签化呢？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大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妥协策略。人类面临的外部环境太过复杂，需要注意的信息太多，而且存储与调取记忆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只需要快速注意、存储、调取和分辨出四种基本信息就够了，这四种基本信息分别是生存信息、繁衍信息、家庭与亲子信息以及跟自己密切相关的社群信息，而对生存信息的处理是最优先的。除此以外，无论是认知自己，还是认知外部环境，标签化一定是最省力的方式。比如我们常见的各种“地图炮”，比如认为某某就是“小气鬼”，再比如小张认为自己就是“笨蛋”，这些都是标签化的认知。没办法，我们的大脑中的认知资源有限，要想快速把握世界，只能用这种快捷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即使不准确，也不失为有效的手段。
这套认知策略在我们的祖先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完全适用的，但进入工业时代后就越来越不适用，而进入信息时代后，就必须更换策略了。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还用标签化的方式来认知世界和自己，就会非常麻烦。比如小张给自己贴上了“笨蛋”的标签，那么他就会下意识地维护这个标签，他会不断去做符合他身上的标签的事情，比如什么都学不会，考核不及格，像“木头人”一样不会交流，这种自我标签化会使他的命运局限在标签划定的边界里。一旦划定了边界，我们的命运就停滞了，而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停滞就意味着倒退，也就意味着被淘汰，这是很可怕的。
由于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策略，人们特别倾向于给别人和自己贴标签，但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标签化的认知方式又不再适用。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其实，你需要做的，就是揭掉原有的标签。这并不是指你要不断地鼓励自己，说服自己，那是没有用的。要想揭掉标签，就要改变自己的认知，而要想改变自己的认知，新体验的产生是必要的。你需要先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在行动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后，你会产生新的情绪体验，进而改变认知，揭掉标签，这就是走出心理舒适区的步骤。心理舒适区实际上就是你原有的标签划定的边界内的区域。
心理舒适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根据标签，而非事实，去建构你的应对方式。心理舒适区其实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指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一块最令我们感到舒适的区域。如果我们做出超出这个区域的范围的行为，我们就会感到不安。
舒适区的本质就是标签化，它是一块人为构想出来的区域，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圈一样，待在圈内，你就会有安全感和控制感。控制感是我们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也是安全感的来源。控制感最初是用来应对焦虑情绪的。当我们认为自己受到威胁，感到焦虑时，就需要感受到自己能掌控外面的环境，就像落水后紧紧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而走出心理舒适区则意味着放下救命稻草，放下原来经常使用的应对焦虑的武器，重新面对焦虑，寻找新的适应办法。
有些人对标签不敏感，标签划定的边界也很模糊，可大可小，这样的人灵活性就很强，容易适应环境，心理舒适区的面积也很大。但有些人，尤其是那些自我非常弱小，尚处于“未分化”状态的人，对标签非常敏感，心理舒适区的面积也很小，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他们就会适应不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自闭症儿童，他们天生就只能活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这个区域内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变动，一有变动，他们就会不安，失控，甚至歇斯底里地喊叫，大闹。
绝大多数的孩子，自我都是很弱小的。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再加上家庭的支持与关怀，他们的自我会不断成长，心理舒适区也会不断扩大。他们会将原有的标签一个个揭掉，换成最能适应当下环境的标签。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很多人可能要问了：如何才能揭掉禁锢着自己的标签呢？在此我提四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你需要不断地觉知。对自己当下状态的觉知是做出改变的前提条件。如果你只是每天浑浑噩噩地生活，停留在标签所划定的边界内，那么改变也许就与你无缘。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浑浑噩噩、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的，过得也算是不错，但他们的生命苍白无力，缺乏意义感。如果连为什么活着都没弄清楚，那人生这条路就算是白走了。面临衰老以及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人会陷入深深的死亡焦虑，死亡焦虑会激发人内心的恐惧情绪，在这种恐惧情绪之下，人会拼命回忆过去，想从过往经历中找出点意义来。但一切都太晚了，苍白无力的生命不但不会减轻死亡焦虑，还会强化恐惧，并带来悔恨与不甘。
第二，别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罗森塔尔实验中的那些被列入名单的学生是幸运的，他们偶然参与了罗森塔尔教授做的这个实验，莫名其妙地被自己的老师贴上了“精英”的标签。但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不要期待它会发生在你身上。现实生活中，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父母、老师、老板和同事，都更倾向于用标签去评价你，而且负面评价总是多于正面评价。因此，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要知道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当然，你也可以向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求助，但任何心理咨询师都无法替你做出改变，要想有所改变，还是得靠自己。
第三，改变源于体验。绝大部分的标签化其实都是对过往体验的提炼和总结，所以不管是觉知标签，还是改变标签，都需要从体验入手。如果你想要更积极的标签，就要寻找机会、创造机会来体验那个更积极的标签。体验绝对不是想出来的，出现新的行为结果后，才能体验到新的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言说，但体验者自己很清楚。只有在体验到这种感觉之后，才可能做出改变。当然，你也可以静下心来，尝试用冥想的方式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想成为什么样子？记住，别用理性去分析，人在理性分析时是存在认知盲维的，你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条件。当你真的静下心来，进入冥想状态，你大脑中的记忆碎片就会奇迹般地重组，体验会随着这些记忆碎片一起到来。这也是产生体验的好办法。
第四，慢慢来。很多人非常心急，有不少来找我咨询的人都抱着“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执念，想一劳永逸，然后马上过上幸福人生。但现实是，改变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后再看到那种以“几天就能让你怎样怎样”为标题的文章和课程，我建议你直接忽略，因为那根本不可能。简单来说，改变开始于体验，而产生新体验也只是在改变的道路上迈出的小小一步。你需要做的是在下一次继续寻找上次的体验，并一次次地重复这种体验。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只有一点点进步不够过瘾。不过没关系，即使只是每天有一点点觉知，也是很好的，觉知即是改变。坚持冥想，提高自己的觉知力，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愿你能揭掉原有的标签，释放出生命的本色。
2018年11月，法国巴黎爆发了“黄背心”运动。年轻人们身穿黄背心，头戴黄色安全帽，蒙着面，手持铁棒、石头和汽油瓶，冲破警方防线，打砸商店，掀翻并点燃汽车，焚毁建筑物，纵火抢劫。更有人在著名的巴黎地标凯旋门上涂鸦，与防暴警察爆发激烈冲突。这是法国自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
这场暴乱是由少数极端暴力分子挑起的，这些极端暴力分子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犯罪动机。许多年轻人紧跟其后，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就是很愤怒。他们有明确、统一的标志，参与暴乱的人都穿着黄背心。此外，他们还用口罩遮住面部，用墨镜或者防风眼镜遮住眼睛，以免被识别。
实际上，这些参与暴乱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学生，其中甚至还有中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老师、同学和家长眼中的优秀人才。
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写过一部叫《蝇王》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核战争后，一群6岁至12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他们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不断膨胀，他们互相残杀，酿成悲剧。小说中的杰克是个关键人物，他原本是教会唱诗班的少年，但自从他脱光了衣服，把浆果汁涂抹在脸上，并且杀死了猪之后，他就变了一个人。后来他杀死了一个男孩，心中的恶魔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戈尔丁的小说中的情节源于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多万名犹太人被屠杀，法西斯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这些杀人者难道天生就是冷酷无情的坏人吗？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最早关注“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个问题，并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的，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他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戏称为“邪恶心理学”。
他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很多官兵并没有被长官逼迫，只是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会去杀害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甚至敌国平民。
一定存在环境因素，并且在环境中还存在着某条界线，人们如果跨越那条界线，就会从好人变成坏人。根据上述假设，津巴多开启了对邪恶心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