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津巴多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蒙面电击实验。他找来一批相互不认识的女大学生，把她们随机分成两组。
第一组女大学生被带到一个昏暗的房间。她们被要求戴上头套，穿上白大褂，每个人都只露出两只眼睛。津巴多请一名“全副武装”的女大学生对另一名同样“全副武装”的女大学生实施电击。当然，那名被电击的“女大学生”其实是津巴多的助手，而且电击装置没有真的通电。
第二组女大学生则被带到一个明亮的房间。她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彼此都看得很清楚。在实验时，津巴多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请她们实施电击。电击者可以通过单面镜看到被自己电击的另一名“女大学生”——其实也是助手扮演的。当电击者按下电钮时，助手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此让电击者相信她真的非常痛苦。
实验结果让津巴多很惊讶。第一组女大学生按电钮的次数比第二组女大学生多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更长。蒙面会诱发恶的行为，因为即使作恶也没人知道。
之后，津巴多发现自己所在的纽约大学附近的街道上经常发生蓄意破坏汽车的案件，当地警察说这都是住在下水道里的黑人小孩或波多黎各的小孩干的。津巴多突发奇想，设计了一项偷车实验。他买来两辆二手车，将其中一辆车摘掉车牌，掀起引擎盖，打开车门后，停在纽约繁华的街道边，并在车的不远处放置了录像设备。10分钟内，第一辆路过这里的车的司机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卸走了一个轮胎；10分钟后，一家三口经过，爸爸拿走了水箱，妈妈搬空了后备厢，孩子扫荡了储物箱。在48小时里，这辆车一共被破坏了23次，其中只有1次是孩子干的，另外22次都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干的。
津巴多对另一辆二手车进行了同样的操作，把它停在了一个社区的街道上。这一次，这辆车放了整整一周，根本无人理会，直到实验最后一天下雨了，有人将车的引擎盖放了下来，因为他担心发动机受潮。
在匿名的环境中，只要稍加诱导，人就会越过界线，开始作恶。这两次实验虽然结果惊人，但还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个问题。两年后，年轻有为的津巴多准备“玩个大的”。他做了一个在心理学史上争议非常大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
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着手准备实验。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男性志愿者来参加一次为期两周的关于监禁的心理学研究，承诺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报酬，对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来说很有诱惑力。接着，他对应征者进行了各类心理测验和面试，最终从应征者里筛选出24个人作为受试者。这24名受试者均为20岁左右的大学生，身心健康，精神正常，人格健全，没有经历过会对成长造成影响的重大事件，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都没有犯罪史。津巴多和这24名受试者签订了协议，然后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让一组人扮演监狱看守，另一组人扮演囚犯。
为了增加实验的真实性，津巴多特意请当地警察局协助，让真正的警察来“逮捕”扮演囚犯的受试者。这些“囚犯”被蒙住双眼，被警察从自己家中送到模拟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囚犯们被带到模拟监狱后，会被要求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着，“看守”们会向他们发放囚衣与塑胶拖鞋，并用痱子粉给他们的囚衣喷上号码。囚犯们被剥夺了名字，只能以囚衣上的编号称呼。他们的脚踝上都扣着锁链，头上还戴着用丝袜做的囚帽。相较之下，看守们的待遇却大不一样，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配有警棍，还戴着银色反光太阳镜，可以在模拟监狱内自由行动。看守叫囚犯时必须叫编号，囚犯则必须称呼看守为“长官”。
实验的第1天，所有受试者都对模拟监狱里的生活不太适应。囚犯们自由散漫，嬉笑打闹，甚至不服从看守的命令。但看守们则很快进入状态，他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整套惩罚体制，具体的惩罚方式有：大半夜强行把囚犯叫起来，让他们报数；要求表现不好或者反抗看守的囚犯做俯卧撑和蛙跳；让不服气的囚犯去打扫厕所；不给干不好活的囚犯吃饭，甚至没收他们的衣服和床垫；如果囚犯还敢反抗，就用喷灭火器或者关小黑屋的方式惩罚他们。总之，看守们用尽一切办法让囚犯们服从，当看守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权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囚犯们时，他们的惩罚方式就越来越肆无忌惮。
一开始，会有个别囚犯站出来反抗权威，拒绝服从命令，甚至煽动叛乱。于是看守们学会了挑拨离间，比如让表现好的囚犯享受特权，然后把叛乱分子分成两部分，给其中一部分人好吃好喝，让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些同伴是在卖友求荣。结果，囚犯们之间的信任被摧毁了，看守们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就这样，实验仅进行了36小时，就有1名囚犯精神崩溃，津巴多不得不将他提前释放。
在之后的几天里，又有好几名囚犯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比如身体不适、极度抑郁、哭叫、愤怒、强烈焦虑等，一共有5名囚犯被提前释放。而剩下的囚犯都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囚犯身份。
这段时间里，津巴多曾经问过这些囚犯是否愿意放弃报酬提前离开，大部分人都表示愿意，只有两个人表示不愿意。然而诡异的是，当津巴多告知这些愿意放弃报酬离开模拟监狱的囚犯，他们能否离开需要由实验人员讨论后再决定时，这些囚犯居然乖乖服从指示回到了囚室。他们已经完全入戏了，忘了自己只是在参加一项实验，只要自己说不愿意继续下去，就随时可以离开。看守们同样入戏太深，惩罚方式也越发残酷，比如在囚犯做俯卧撑的时候把脚踩到他的背上，甚至让囚犯们模仿同性恋的性行为。
到了这个阶段，整项实验已经走向失控。津巴多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在实验的第6天提前结束了这个原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听到实验结束的消息，囚犯们如释重负，甚至因重获自由而抱头痛哭，但看守们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表现得很不舍。
2018年，美国作家本·布卢姆在Medium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一场骗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快，津巴多做出回应，认为布卢姆并没有充分的能否定该实验结论的证据。津巴多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角色和所处的环境，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所处的环境而变成施虐狂或者受虐狂。
我非常认同津巴多的观点。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实验，如果严格按照科学实验的标准来看，并且死抠实验细节的话，受当时的社会条件、技术条件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所限，斯坦福监狱实验肯定是有瑕疵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心理学史上伟大的实验，也不妨碍它成为研究人性的里程碑。这是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一次人为塑造了一个社会环境，并用事实揭示了环境的巨大力量。
原本并无差别的两组大学生，在短短6天后，一组人变成了茫然无助的囚犯，另一组人变成了以惩罚、羞辱囚犯为乐的残暴看守。要知道，实验之前的心理测验显示，这两组大学生都十分正常。是什么让这些原本阳光善良的大学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从外部条件来看，有三点原因。
第一，扮演看守的受试者获得了绝对权力。实验人员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看守们发现自己拥有绝对权力后，就逐渐傲慢起来，对囚犯们很不耐烦，稍有不满就对囚犯们拳脚相加。更关键的是，之后的回访记录显示，这些扮演看守的受试者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化自己的过激行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察觉不到自己对囚犯们的明显的暴力倾向。在能赋予人绝对权力的环境下，人的意志力无法和环境的力量抗衡。
第二，去个性化，或者说“非人化”。一方面，看守们穿统一的制服，戴墨镜，掩盖自己的面目，被统称为“长官”，这就给他们一种感觉——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也不用为我做的坏事负责。另一方面，囚犯们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个体人格，比如他们被剥夺了名字，只能以编号称呼。这种情况下，看守们就会觉得囚犯们不那么值得尊重，所以很容易对囚犯们使用暴力。
第三，从众心理与服从权威的心理。人总是希望被群体接纳，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当身边有个别看守在作恶，并且越来越多的看守跟着作恶时，即使是好心的看守，也很难出头制止，只能沉默。这样的沉默在无形中纵容了暴力。另外，囚犯们会服从看守们的权威，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安全感与控制感，以此对抗焦虑与恐惧。
从受试者的心理层面来看，也有三点原因。
第一，角色认同。在实验过程中，不论看守还是囚犯，都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入了戏，行为越来越贴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看守们虽然刚开始还不太习惯指使别人，但很快就变得强势起来，越来越暴躁，爱指挥，爱找碴。后来暴力升级，看守们不仅把打人当成家常便饭，还把惩罚当成娱乐活动，故意强迫囚犯们做一些令人难堪的动作。囚犯们在实验的第2天有过一次反叛，但以失败告终，后来他们就越来越沉默麻木，逐渐接受了权力只属于看守们的现实。囚犯们彻底变成了极端环境下的弱势者，认为自己没有决定权，甚至忘记了这一切根本只是实验。
第二，通过自我辩护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看守们为了避免内疚，想出了一个招数，就是把囚犯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实验中囚犯们没有名字，只用编号来称呼，看守们甚至称他们为害虫。这样一来，囚犯们不再是看守们的朋友、邻居、同胞，而成了完全陌生的群体。惩罚乃至消灭陌生群体是可以被接受的。
第三，习得性无助。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那些扮演囚犯的受试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习惯了这种迫害，变得温顺起来。实际上，这就是习得性无助，是指人们在反复反抗失败之后，会变得消沉，不再尝试抵抗。
2004年1月，美国一名陆军特种兵向军方调查员递交了一张存有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的磁盘，军方展开调查。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了部分虐囚照片，全世界一片哗然。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就虐囚事件公开向阿拉伯国家道歉。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有很高的相似度，于是津巴多应邀担任了虐囚案的专家证人。
施暴者自己拍摄的照片显示，囚犯们被殴打、踢踹、踩踏、掴耳光，在美国士兵的逼迫下赤脚跳来跳去。在一些照片中，士兵剥光囚犯们的衣服，逼着他们做出各种模仿性行为的动作，在他们的脖子上系上绳子，像对待狗一样把他们拉来拉去，用不戴口套、训练有素的军犬吓唬他们……
有曾供职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人提供了以下证词。
囚犯们被关进来之后，监狱看守们经常让他们头顶沙袋，用塑料手铐铐住他们，把他们扔在地板上，拴上链子，让他们做出有辱人格的行为。并且，所有看守都被告知“囚犯们只不过是狗而已”。于是，监狱看守们把囚犯们看作比人类低等的生物，对囚犯们施加一些之前从未想过的残忍举动，而恶劣的虐待行为往往发生在夜班时。
如果将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两起事件都具有匿名化和去个性化的特点。在监狱里，无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还是不隶属于军队的审讯员，来审讯时都从来不穿制服，也不出示证件。而且在虐囚照片里，担任看守的美国士兵大多数都没有穿军装，他们把上衣脱掉了。看守们还会给囚犯贴上“低等生物”“毫无价值”的标签，这几点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看守们的厌倦感，这是导致监狱中的暴力等恶行发生的主要因素。几乎所有的暴力虐待行为都发生在夜班时，可以想象，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士兵每天都要从晚上10点一直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在漫漫长夜里感到极度无聊，再想到战争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就更加绝望。最可怕的是，在短短几个月里，囚犯的数量从400人猛增到1000多人，由于条件有限，囚犯们无法定期洗澡，也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障，监狱里臭气熏天，待在里面的人还有患上传染病的危险。
这些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从条件优越的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伊拉克，本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却被分配到了监狱，每天要连续值12个小时的夜班，有时甚至要连续工作40天。而且，只配了8名看守来看管1000名囚犯，没有长官来关注他们的工作，没有人关心他们，也没有人了解他们，他们每天严重睡眠不足，饮食极不规律。最关键的是，监狱里没有翻译，他们根本就无法与囚犯们交流。
如果你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当看守，你会有怎样的感受？你看着这些根本无法交流的囚犯，心里火不火，压力大不大？所有的环境因素加在一起，让阿布格莱布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恶魔的工厂。即使你之前道德再高尚，是好孩子、好学生或好父亲，到了这里，你心中的恶魔也很有可能会被释放出来。
实际上，作恶者心中的邪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而是被环境诱导出来的。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凡——它存在于最平凡的人心中，也由最平凡的人来实行。在环境的诱导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不进行自我思考，只是屈从于环境。无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都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决定人行善或作恶的，是社会环境，以及塑造环境的系统性力量。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而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人要满足自身需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前的路，去发展人所特有的爱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向善的路；另一条是退行的路，试图回归母体，回归死亡，这是向恶的路。而人的破坏性，就是一种退行路径。
作恶之人，特别是跟随他人作恶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缺乏生机和创造力，缺乏爱的能力，有深深的无能感，正是这种无能感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别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获得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正因为自己缺乏创造力，无法热爱生命，所以他们就要去毁灭，并且迷恋死亡。
如果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毫无对自我的觉知，那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缺乏思考的能力，或是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的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在巴黎街头打砸抢的身穿黄背心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凡而无知的人，他们的生命缺乏爱的滋养，他们的自我没有获得充分的伸展，他们的价值没有被看见。他们追求的是虚幻无比的理念，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暴力来控制与毁灭，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的方式。
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对自身的思考与反省，我们以此对抗愚昧与无知。
最近，“37岁失业了超级痛苦，怎么办？”这个问题在知乎上火了。可以看出，网友对“人到中年，职场半坡”这个现象的关注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题主说，自己今年37岁，是985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工作十多年，刚刚失业，之前一直在市场研究公司工作，而现在没有经济来源，每个月却要面对9250元的固定开销。
真正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题主接下来对自己的描述。题主说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识人的能力差，情商低，说话直接，并且缺乏职业规划。近三年内，他换工作很频繁，在面试中被诟病。他从上一家公司离职的原因是遭遇职场打压后被上司诬陷并开除，再上一家公司倒闭了，再之前是自己德行浅薄，在公司受排斥。最后他说自己“压力巨大，超级巨大”。题主对自己的描述，比如情商低、识人的能力差、德行浅薄等，让我突然回想起曾经见过的一些来访者，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他们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我否定型。这种类型的来访者面对失败和挫折时特别喜欢主动“背锅”，但他们“背锅”并不是为了分析和复盘，而仅仅是为了自责，甚至自我否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来访者在跟我讲述自己遇到的挫折时，就一直在自我否定，说自己能力如何差，而且不断强迫我认同他不行，好像只要我认同了他不行，他就胜利了一样。
第二种是拼命“甩锅”型。这种类型的来访者也很有意思，他们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特别在乎到底是谁的责任，而并不在乎失败的原因。他们好像一定要把那个把事情搅黄了的幕后黑手找出来，一旦找出那个所谓幕后黑手，他们就会表现得如释重负。
第三种是主动放弃型。这种类型的来访者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更倾向于放弃，并且对此振振有词，能找一堆理由来证明努力尝试是一件可耻的事。在深入了解这种想法背后的情绪后，我往往会发现这些来访者心中有深深的恐惧感。他们认为，如果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做成一件事，就说明“我不行，我不好”，他们会觉得“我怎么可以不行呢？我不行就不配活啊！”。他们要是想做一件事，就会偷偷地努力，这样一来，就算事情做不成，也不至于证明自己不行，因为别人也不知道。他们对周围人的评价和看法特别敏感。
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长期处于悲观状态，甚至发展成严重的抑郁症。你肯定也见过上述三种类型的人，遇到坏事时，他们往往相信都是自己的错，这件坏事的影响会持续很久，会毁掉自己的一生。但是，也有些人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会认为失败只是暂时的，每次失败都有原因，这不一定是自己的错，也可能是环境、运气或者其他人的因素导致的。他们还会把失败看作一种挑战，更努力地去克服困难。
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久了，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慢慢发现很多来访者的所谓心理问题，都是他们自己习得的。习得，即经过学习和练习掌握技能。也就是说，许多人的心理问题，都是在他所处的环境，比如家庭、学校，经过大量练习逐渐学会的。人的悲观、逃避、自我否定，其实也是自己学会的，这在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习得性无助”。通俗地讲，习得性无助就是指人们从失败的体验中学会了一种绝望的认知——即便自己再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不可能成功。这种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会使人形成一种思维习惯，深刻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说到习得性无助，就一定要提一下该理论的创立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1998年，他以史上最高票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他大力提倡创立积极心理学，并为这门新学科奠定了结构体系，是世界公认的“积极心理学之父”。20世纪60年代，他发现的习得性无助现象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到开头的案例，那位37岁的题主对自己的描述里充满悲观情绪，按照塞利格曼的说法，这体现了他的无助感。无助感就是指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命运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从出生时起就会有无助感。初生的婴儿无法做任何事，感到不舒服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哭，这样妈妈就会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婴儿控制了妈妈来或不来的行为。婴儿在长大的过程中才慢慢学会控制自己与外部世界，掌握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命运的能力。婴儿在三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自主控制手和脚了，也可以自主控制哭泣行为了，想让妈妈来时就大哭。差不多一岁时，婴儿会学会说话和走路。随着成长，他会获得更多控制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能力，慢慢摆脱无助感。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往往会碰到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我们眼睛的颜色，比如我们的种族与家庭，又比如这次的新冠疫情，这些都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但人生中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怎么跟别人相处，如何生活，如何赚钱。不同的人，无助感和控制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境遇，有的人就比别人更悲观呢？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产生了悲观的想法？
说到习得性无助理论的创立过程，必须要提到塞利格曼做过的一项经典实验——电击狗实验。实验的具体过程如下。
塞利格曼制作了一个大箱子，并在箱子中间设置了一道挡板，挡板把箱子分成两部分，一边的底部铺设有电击网，另一边则没有电击网。被用作实验对象的狗可以跳过挡板，从铺设有电击网的一边来到箱子的另一边，从而避免被电击。该装置被命名为“穿梭箱”。接着，塞利格曼选取了一些狗，把它们分成A、B、C三组。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
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塞利格曼用能通电的背带对A组和B组的狗实施了电击。A组的狗被背带绑住，受到轻微电击，不过它们面前有能够控制背带是否通电的操纵杆。它们被电击后显得很痛苦，并表现出很强的求生欲。经过一番挣扎，它们发现可以通过操作操纵杆让电击停止，并且很快就学会了用鼻子操作。之后，每当身上的背带通电时，它们就用鼻子触碰操纵杆，让电击停止。B组的狗同样被背带绑住，受到同样程度的电击，但它们面前没有操纵杆，也就是说，它们无法通过操作让电击停止，只能忍受痛苦。C组的狗是对照组，它们也被背带绑住，但没有受到电击。就这样，A组和B组的狗被电击了一次又一次，而C组的狗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塞利格曼将这些狗逐个放到穿梭箱的有电击网的一边，然后给穿梭箱通电。实验结果非常令人惊讶：当穿梭箱通电时，A组和C组的狗很快就凭借本能跳过挡板，摆脱了电击，而B组的狗则躺下来啜泣，没有尝试逃脱，只是忍受着电击。
根据这项实验，塞利格曼教授总结出了习得性无助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在觉得做什么都没有用的时候，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就像实验中的B组的狗一样。在实验的第一阶段，B组的狗不管做什么都无法让电击停止，也就是说，研究人员给B组的狗制造了习得性无助。相反，人们在对一件事有控制感的时候，就不会放弃，就像实验中的A组的狗一样。A组的狗知道电击是可以控制的。此后的20多年里，心理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来研究习得性无助这一现象，实验结果高度一致。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习得性无助的来源是经验。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如果所处的环境让他们感到不管怎么做都没用，他们的行为不能带来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这种经验就会让他们觉得，在未来，他们的行为依然会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习得性无助的经验造就了悲观的思维方式，悲观的思维方式来源于习得性无助的经验。
那么，如何让悲观者改变对逆境的看法呢？塞利格曼将习得性无助实验继续做了下去。他将B组的狗，即产生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的狗重新放到箱子里，用手把这些不愿意动的狗拖过来拖过去，强迫它们越过中间的挡板，最后，它们开始自己动起来。实验人员发现，一旦它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对避免电击是有效的，它们的习得性无助就被治愈了。而且，只要让一只狗认识到它的行为对应对逆境是有效的，它就一生都对这种逆境具有“免疫力”
了。这项实验对预防习得性无助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
后来，有位日裔美籍研究者仿照塞利格曼的电击狗实验，对人也做了一次实验，不同的是，他用噪声代替了电击。实验结果跟电击狗实验惊人地一致。也就是说，悲观者的消极的思维方式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机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最早系统性地解释这个问题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她在研究儿童心理时有如下发现。
有些儿童遇到挫折时，比如搭积木失败时，倾向于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我有点笨”等因素，这类因素都是一个人身上很稳定的因素，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即稳定性因素；而有些儿童则倾向于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我没有努力”等因素，这类因素通常是行为的结果，并且跟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非常不稳定，即暂时性因素。悲观的孩子总是倾向于将问题归结为稳定性因素，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因素；而乐观的孩子则总觉得是他们做事的方法不对，并寻找补救办法。后来，在以成人为对象的实验研究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两种归因倾向。
德韦克发现，在面对相同的境遇时，不同的人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这是由于他们的思维中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式。解释模式就是解释当前遇到的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解释风格。可以说，解释风格是习得性无助的调节器，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塞利格曼则认为，若一个人认为逆境是永久的（这永远不会改变）、普遍的（我会把所有的事搞砸）、个人的（这都是我的错），那这个人就会拥有悲观的解释风格；若一个人认为逆境是暂时的（过段时间就好了）、有限的（在某些方面，我还有改进的空间）、外在的（这次运气真不好），那这个人就会拥有乐观的解释风格。他写道：“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阻止习得性无助，而悲观的解释风格可以散播习得性无助。”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理论，塞利格曼做了一项历时5年的研究，对数千名保险代理人进行了调研，发现销售人员中的较为乐观者的销售额比悲观者的高出88%，悲观者选择放弃的概率是乐观者的三倍，而他们的天赋并没有对他们的销售额以及选择放弃的概率造成明显影响。而在另一项历时2年的研究中，塞利格曼发现，房产中介商中的乐观者的销售额比悲观者高出250%到320%，差别如此巨大，令人感叹。再后来，塞利格曼与乔治·维兰特、梅勒妮·伯恩斯等心理学家合作，共同完成了长期追踪研究。他们通过对调研对象的日记进行跟踪分析，成功预测出这些人在一生中会如何应对逆境，并且他们所预测的应对方式保持了52年之久。
德韦克在做了关于解释风格的研究后，继续深入研究了数十年，后来正式提出了思维模式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思维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成长型思维模式，具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认为，能否学会做一件事，不在于天赋如何，而在于是否努力，只要努力，什么事都能学会；另一种是固定型思维模式，具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特别相信天赋的作用，认为擅长的事就是擅长，不擅长的事就是不擅长，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学会做不擅长的事。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种思维模式呢？德韦克做了一项著名的表扬实验。为了考察表扬对孩子的影响，德韦克找来数百名中小学生，把他们分成两组，让他们做10道特别容易的智力测验题。他们完成智力测验题之后，一组学生被夸奖聪明，比如“你做对了这么多道题，你好聪明！”，而另一组学生被夸奖努力，比如“真不错，你做对了这么多道题，你真是非常努力！”。实验还没完，接下来，德韦克让这些学生继续做智力测验题，题目的难度会逐渐加大，但要不要继续挑战难度更大的题目由学生自己决定。
实验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当题目的难度加大后，那些被夸奖聪明的学生都不愿意继续进行测验了，对解题再也没兴趣了，哪怕这些题目能够让他们学到新知识也不行，表现也明显变差。即使重新让他们做一些容易的题目，也无法让他们找回信心。甚至最后，当研究人员让他们在试卷上写下他们的得分和做这些题目的感受的时候，那些被夸奖聪明的学生中有40%左右的人都谎报了自己的得分，报得比实际得分要高。相反，那些被夸奖努力的学生却越挫越勇，保持着对解题的兴趣，表现也越来越好。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比较客观，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人们常说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那么究竟为什么重要呢？最关键的原因是，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是父母造成的。表扬孩子时，一味夸孩子聪明不仅不会增强孩子的自信，还会削弱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同的表扬方式会让孩子开启不同的思维模式。夸孩子聪明，实际上是让孩子开启了固定型思维模式，而且在一遍遍的强化下，孩子的这种思维模式就会越来越牢固。类似“聪明”这种标签，实际上隐含着“人的能力是相对固定的”这层含意。这种标签一出现，孩子的大脑就会迅速捕捉到它，然后将它与现有的自我评价融合在一起。而孩子一旦将“聪明”这种标签与对自己的评价融合在一起，自然就会努力维护自己聪明的形象，把注意力从挑战任务本身转移到对自我的关注上来。这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的特点。而夸孩子努力则会让孩子开启成长型思维模式。夸孩子努力，夸的其实是孩子的行为本身，而非他们的自我。行为本来就不是固定的，而是自我的延伸，是孩子的自我可以控制的。孩子的大脑在捕捉到类似“努力”的评价时，会认为它完全可以控制行为。这样一来，大脑对行为的控制感就被强化了，大脑就会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本身，而非自我。
后来，德韦克又做了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她测量了400多名12至13岁的刚上中学的孩子，着重评估了他们的思维模式，然后追踪观察了他们在之后数年里的学习成绩。她发现，那些认为自身智力无法改变的孩子，也就是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孩子，在数年内成绩没有显著的提升；而那些认为自身智力可以改变的孩子，也就是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成绩则在稳步提升。对这些孩子进行深入访谈后，德韦克发现，两种思维模式的孩子在如何看待失败这件事情上差别最大。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孩子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数学不好或者体育不行这件事时，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能力不足。而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并不是这样，他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数学不好或者体育不行这件事时，表示自己数学不好是因为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但是兴趣可以培养，而体育不好只是因为不擅长某个项目，但自己其他项目做得还可以。
浙江大学的胡海岚教授通过脑科学实验系统阐述了“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的道理，可以说这是一项颠覆性的研究。
胡海岚的团队找来两只小白鼠：一只特别勇猛强壮，体形也比较大，我们称之为小A；另一只不但体形小，而且胆子也很小，我们称之为小B。胡海岚的团队用脑科学技术来记录小A和小B的大脑活动，然后将它们放到同一个空间狭小的管子里。小白鼠这种生物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对跟自己不是一个品种的同类更是要坚决驱逐。于是，在领地意识的支配下，小A和小B厮杀了一番，结果不出所料，小B败下阵来，并被轰了出去。
胡海岚的团队全程记录了小A和小B在争斗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发现它们在相互推挤时，大脑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细胞活动有明显增加，而且小A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更高。胡海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小B胆子这么小，是不是因为它的前额叶皮层不够活跃？”为了验证这个猜测，胡海岚的团队采用了一种叫光遗传学技术的先进技术。这种技术可以通过激光刺激增加大脑特定区域乃至特定神经通路的活跃度。胡海岚的团队用激光刺激小B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区域，增强这一区域特定神经通路的连接强度。然后，他们再次将小A和小B放在一起。这一次，小B变得非常勇猛，三两下就打退了小A，把体形比自己大，实力比自己强的小A推出了管子。他们又试了两次，结果还是一样。
胡海岚的团队继续用激光刺激小B的前额叶皮层，并换上3只实力比小A更强的小白鼠作为小B的对手。结果很有意思，小B越战越猛，不断战胜实力比自己强的对手，取得了胜利。实验还没结束，胡海岚的团队又找来3只实力比之前那3只小白鼠还强的小白鼠跟小B再战，只是这次他们没有用激光刺激小B的大脑。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小B保持着勇猛，又打败了强敌。也就是说，这只原本胆小怕事的小白鼠已经不需要激光刺激，仅仅靠自己就能打败实力比自己强的其他小白鼠了。
原来，小B被刺激的大脑区域恰好是主管社会竞争性的。当小B消极退缩时，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活动没有什么变化；而当小B奋勇向前，做出推挤和抵抗的行为时，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活动就会显著增强。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经验让小B大脑中的中缝背侧丘脑投射到前额叶皮层这条神经通路的连接不断增强，这彻底改变了小B之前胆小怕事的行为模式。
电击狗实验中B组的狗宁可趴在那里忍受电击，也不愿意做出改变。如果当时有先进的脑科学技术，也许塞利格曼会发现B组的狗的大脑中特定神经通路的变化。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都在重塑大脑中特定的神经通路。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最终会塑造出固定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失败经验而出现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既没有科学知识也没有技术来帮助人们做决定，人们只能凭借经验做决定，有时甚至只能碰运气，那么做出错误的决定也就在所难免了。做出错误的决定，轻则饿肚子，重则丧命。为了生存，进化的力量就赋予了人类在犯错之后吸取教训、积累经验的能力，并让人类通过强烈的情感体验记住错误。这种情感体验包括许多复杂的情绪，如懊悔、内疚、自责、失望等。这种负面的情感体验极为强烈，所以人们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就会马上调取当时的负面情感记忆，启动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避免又掉到同一个坑里。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负面的情感体验太多，人不但会退缩逃避，还会失去自信，严重时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与精神问题，甚至可能威胁生存。人类因此进化出了另一种心理机制，就是前面提到的固定型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模式的本质是防御——自己总是失败，外部环境太恶劣了，自保才是最重要的。而成长型思维模式就截然不同了，这种思维模式的本质不是防御，而是适应环境，主动作为，以此寻求成长。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认为，外部环境虽然很恶劣，但并没有恶劣到能“杀死”我的程度，那么我就可以通过努力来改造环境。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脑科学家大卫·伊格曼教授最先提出了“隐藏自我”的概念。他认为我们的大脑存在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能意识到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部分。我们的大脑里有数不清的默认设置，这些默认设置是我们的祖先在繁衍的压力下历经几百万年进化出的一套生存策略，这套策略涵盖了无数个求生方案，就像一串底层代码一样被写入了我们的大脑。还有一部分“代码”并不是基因写上去的，而是经验写上去的。也就是说，做过的事情、获取的信息、接触过的人，也会在无形中塑造隐藏自我。然而，我们在运行代码的时候，这些底层代码是我们的理性读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不具备解读这些底层代码的能力。也就是说，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同，经验向大脑写入的代码就会截然不同，而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固定型思维模式都是我们的经验向我们的认知写入代码的过程。
我们的隐藏自我没有那么复杂，只知道“是”和“否”，它大多以感受和体验的形式出现，无法用逻辑说清。当感到外部环境很恶劣时，它就会趋于保守，让人停止行动，不去改变，不去冒险；而当感到外部环境比较友好时，它就会变得开放，让人尝试主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本能。不过，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已经不是原始丛林那种险恶的环境了，现在的社会和平、稳定、开放、包容，但我们的隐藏自我并不理解自己现在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有时会对外部环境的情况有所误判而趋于保守。所以我们需要跟自己的隐藏自我进行沟通，告诉我们的隐藏自我，现在环境不错，可以走出来了。
要想改变现在的自己，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具体做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向大脑植入一个成长型概念；第二步，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一步步营造成功的体验，哪怕是小小的成功也可以。
先说说第一步。为什么要先植入一个概念呢？这要先从一项实验讲起。这项实验由包括德韦克在内的23名美国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同时主导。研究人员从美国的65所中学里选出12542名九年级学生，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是实验组，实验人员让老师给他们看了两段关于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视频，视频告诉他们，人的智力不是固定的，只要愿意学习，就可以变得更聪明；另一组是对照组，老师也给他们看了两段视频，但他们看的是介绍大脑的普通视频，视频内容并没有涉及成长型思维模式。这项实验被设计得非常严格，采取“三盲”的方式，实验人员请来了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和管理整项实验，参加实验的学生、老师和最后分析实验数据的人都不知道谁被分到了哪个组，也不知道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实验结果很令人振奋，学期结束的时候，实验组的学生的平均GPA（绩点）比对照组高出了0.03分。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差距很小，但我需要解释一下。美国的GPA系统中，A是4分，按一般学生拿3分左右来算，GPA提高0.03分，就相当于成绩提高了1%。而且，有超过1万人参加了实验，这个差距就显得比较大了。再说，实验组的学生只是看了两段视频而已，这等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成绩提高了1%。这如果是中国的高考，1%的差距可是不得了的。而且，实验组中的差生的变化更显著，平均GPA比以前整整高了0.08分。实验组的学生期末考试得D和F的概率还降低了3%。另外，有些学生在看了视频之后，比以前更愿意选择有挑战性的课程。
这项实验用权威的视频成功地向学生的大脑植入了一个概念。但其实这还不够，要想让一个概念在大脑中生根发芽，还要一步步营造成功的体验——你需要体验成功后的感觉，需要看见自己的改变。
刚开始，你可以先做一件肯定能成功的简单的事情，体验成功后的感觉。但这只是起步，有了一次成功体验，就会有下一次的成功体验，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体验的浸润下，你之前植入大脑的概念就生根发芽了，并会逐步替代原有的概念。
你也可以向心理咨询师、领导或老师求助，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你的大脑里播下成长型思维模式的种子，然后引导你参与现实世界中的互动，帮助你在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获得一个小成功，实现一个小目标，启动你心中的发动机，让你在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引领下，开启自我成长状态。
2019年，随着一部关注并探讨校园欺凌的电影《少年的你》上映，校园欺凌这个敏感话题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引发热议。电影中，周冬雨饰演的女孩被孤立、被欺负，经历了绝望、无助与不甘，体验了迷失与疯狂，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其实，不仅遭遇校园欺凌的孩子，那些从小在家庭暴力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心中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时不时就会感到疼痛，这道伤疤不断折磨着他们，他们甚至在长大后也依然活在童年阴影之下。
我曾经见过一个被欺凌过的男孩。他沉默寡言，眼睛总是向下看，头也一直低着，经常嘟哝着什么，但听不清楚。我虽然跟他没有太多交流，但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阴森的窒息感。那是恐惧的气息。而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就会慢慢变成绝望，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