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去探讨校园欺凌和家庭暴力本身，我想把目光放回那些心灵受到严重伤害的受害者身上，关注一下他们共同的情绪——恐惧。
最早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恐惧情绪的是备受争议的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开创者，也是广告心理学大师。华生于1878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出生。华生小时候非常聪明、争强好胜、独立、自我，不服从老师的管教。1894年，华生进入福尔曼大学，后来又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他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
1908年，华生留在芝加哥大学当讲师。他在芝加哥大学做了大量的动物行为实验，成果丰硕。后来，华生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正式教授的职位，并在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儿童行为实验，逐渐建立起他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系统的理论体系。华生年仅38岁时就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走上人生巅峰。而就在此时，像许多成功人士一样，华生出轨了，对象是跟他一起做实验的女助手。由于此事影响很大，华生被迫辞去霍普金斯大学的职务，中断了学术生涯。
不过，牛人就是牛人，华生并没有因此沉沦。辞职后，华生进入刚刚兴起的广告行业，并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知识应用到广告宣传中，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将心理学成果应用于商业领域的心理学家。华生赚了很多钱，最后于1947年退休。
“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让他们生活在我所设定的特殊环境里，你们可以随便挑选其中一个孩子，说出你们想让这个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医生、律师、艺术家、政客，我都可以让你们的想法实现。这其中，我不会考虑作为婴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倾向或者考虑他的祖辈父辈的种族、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的问题。”这是华生留给后人的名言。他认为只要创造一个环境，他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孩子塑造成任何他想要的样子。
在今天看来，这话的确狂妄又荒谬，但如果回到华生所生活的20世纪初，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流水线被大规模应用到各行各业的生产中，飞机、坦克、汽车等各种新型工业品相继问世，人类的整个思想领域受到机械论的绝对统治。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计算、被控制的，还认为人也是机器，也是可以通过类似齿轮传动的方式来控制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会受时代所限，我们今天能够从脑科学的角度来思考心理学问题，而华生则是以当时的机械论视角来思考心理学问题的。华生的思想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只不过最后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真正令华生出名并一直为后世所诟病的，是一项极不人道的心理实验——小艾伯特实验。华生通过大量观察，发现许多孩子会对黑暗感到恐惧，许多成年女人在看到蟑螂、老鼠、蛇等生物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心理。华生便开始思考：人的这些恐惧情绪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然而，华生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初，那时还没有先进的技术，基因科学、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还没出现，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人的大脑就是一个黑箱，大脑的运作方式完全是个谜。
于是，华生冒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用婴儿做实验。在华生看来，婴儿没有受到经验的污染，也没有受到文化与教育的影响。如果婴儿原本一点也不害怕可爱的小白兔或毛绒玩具，但经过实验操作后，婴儿却开始害怕它们了，那就可以充分说明，婴儿的恐惧情绪是由实验操作造成的。
带着这种在今天看来很不人道的思路，华生开始了他的实验。他找到了一个名叫艾伯特的11个月大的婴儿。为了保证实验质量，在实验开始前，华生先与小艾伯特相处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华生与女助手雷纳一起对小艾伯特进行了一系列基础情感测试。他们把猴子、狗、兔子等动物以及有头发和无头发的面具、棉絮、废旧报纸等物品依次展示给小艾伯特，让小艾伯特触摸它们，观察小艾伯特是否害怕这些带毛的东西。结果显示，小艾伯特对这些东西没有丝毫恐惧感。
小艾伯特11个月零3天时，华生正式开始实验。华生和雷纳将小艾伯特放在实验室正中间的桌子上，然后，华生将小艾伯特玩了3天的一只小白鼠从笼子里拿出来放到他面前。小艾伯特的注意力慢慢被跑动的小白鼠吸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试着用手触碰小白鼠。这是小艾伯特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触碰小白鼠。前几天，华生只是在旁边观察，并未阻止他，而是让他自己和笼子里的小白鼠玩。但这一天，华生准备加入一个刺激条件。
为了找到最佳刺激条件，华生曾找来一批孩子反复实验。他发现，让孩子听到巨大的响声，或者把孩子关到小黑屋里，让孩子失去支持，能引起孩子非常显著的恐惧反应。但关小黑屋这种做法在实验中操作起来不太容易，于是华生选择用巨大的响声作为刺激来唤起孩子的恐惧感。为了找到最能让孩子恐惧的响声类型，华生又找来一批孩子，把几乎所有能敲击出声音的材料都试了一遍，比如用斧头劈柴，用锤子砸桌子，等等。最后他发现，用斧头或者锤子敲打一根直径约2.5厘米、长约91厘米的钢条时发出的声响唤起恐惧反应的效果最好。
可以说，华生把“科学怪人”的形象演绎到了极致。同时，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儿童的保护是很糟糕的，只要华生肯给钱，就有父母把孩子送过来参与实验，一点都不在乎孩子的感受。不过，这也不完全怪那些父母。一方面，那个年代的人完全不懂关于儿童心理的知识；另一方面，华生给的报酬比较丰厚，让孩子参与华生的实验对美国当时的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是很划算的买卖。
当小艾伯特伸出右手准备触摸小白鼠时，站在他背后的华生用锤子重重地敲击钢条。刺耳的响声让小艾伯特吓了一跳，他猛地一惊，然后迅速把手缩了回来。由于缩手的动作太快，小艾伯特身体没稳住，头朝前倒了下去。不过还好，他前面有块软垫子，他把头埋进了垫子里。小艾伯特完全蒙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非常诧异。不过这时候，他并没有哭。
片刻之后，华生再一次把小白鼠放在小艾伯特面前。小艾伯特又伸出右手，想触摸小白鼠。就在他刚刚触碰到小白鼠时，华生又在他背后敲击那根钢条。小艾伯特受到惊吓，猛地跳起来，然后再次向前倒了下去。这一次，小艾伯特吓哭了，而且哭得非常凶。这次实验之后，小艾伯特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雷纳怎么哄都没用。华生担心小艾伯特会出意外，暂时停止了实验，计划把下次实验放在一个星期之后。
一个星期后，11个月零10天的小艾伯特又被带到了实验室。和上次实验时一样，华生把之前那只小白鼠突然放在小艾伯特面前。而这一次，小艾伯特在看到小白鼠后，并没有想触摸它的意思，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它。随后，华生把小白鼠放到了离小艾伯特更近一点的地方。这时，小艾伯特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准备触摸它，但刚伸出手，马上又缩了回来。接着，他尝试用左手的食指触摸小白鼠的头，可是在手指碰到小白鼠之前，他又将手抽了回来，显得非常犹豫、害怕。
为了保证实验顺利进行，华生用积木安抚小艾伯特。等小艾伯特的情绪缓和一点之后，华生再次把小白鼠放在他面前。小艾伯特把手伸过去准备触摸小白鼠，就在这时，华生看准时机，重重地敲响了钢条。小艾伯特又一次吓了一跳，身体没稳住，一下向右边翻过去，雷纳马上用手扶住他。这时，小艾伯特虽然没哭，但已经受惊了。华生没停下来，又把小白鼠拿到小艾伯特面前，小艾伯特直接皱起眉开始哭泣，并伴随身体猛然缩向左边的动作，不敢再看小白鼠了。华生仍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直接把小白鼠塞给小艾伯特，然后用力敲了一下钢条。这一次，小艾伯特直接吓得向右侧翻倒并大哭起来。
后来，只要小白鼠再出现，小艾伯特在看到它的一刹那就会哭起来，而且会马上将身体转向左边，扑倒在地，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前爬行，想要逃离。
这次实验过后，小艾伯特对自己原本一点都不害怕的小白鼠产生了恐惧感。然而实验还没有结束，可怜的小艾伯特还得继续被拿去做实验。在小艾伯特出生后的第11个月零15天，华生想看一看他在对小白鼠形成条件反射后，如果再碰到其他带毛的东西，比如兔子、狗甚至头发，会有怎样的反应？
和之前一样，小艾伯特被带到了实验室。华生先在他面前放些积木让他玩。小艾伯特玩得正开心时，华生突然在他面前放了一只小白鼠。小艾伯特一见到小白鼠，立马大哭起来，迅速收回双手，并将头和身体转向后面，不敢再看小白鼠。然后，华生把小白鼠拿走，再把积木拿给小艾伯特。看到积木后，小艾伯特又开心了起来，接着玩。他正玩得高兴，突然，小白鼠又被华生放回来了。小艾伯特立马扑倒在地，转身爬走，想赶紧躲开小白鼠。
不仅如此，小艾伯特只要看见带毛的东西，无论是兔子和狗这种带毛的动物，还是海豹皮衣、棉花、头发这类物品，马上就逃，绝不会用手去碰。并且，当兔子和狗这种带毛的动物出现后，小艾伯特直接号啕大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把脸都埋进了垫子里。经过这么几轮折腾，原本很喜欢搭积木的小艾伯特对积木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只要看到积木，他就将积木高高举起，然后用很大的力气摔在地上，以此表达他的愤怒。
实验终于结束了。小艾伯特的父母拿到了高额的实验报酬，华生和雷纳则拿到了珍贵的实验记录和实验数据，看似是个双赢的结局。但是，小艾伯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研究人员查阅了大量史料，发现在1919年3月9日，一位22岁的白人女性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产下了一名男婴，这个男婴的名字叫道格拉斯·梅里特，而他的出生时间正好与小艾伯特的出生时间吻合。研究人员又找到一个认识道格拉斯的母亲的人，并从此人手中拿到了一张道格拉斯婴儿时期的照片，照片上的道格拉斯的相貌正好与华生留下的实验影像资料中的婴儿的相貌相符。
原来，道格拉斯就是小艾伯特。令人遗憾的是，道格拉斯在1922年患上脑积水，1925年就夭折了，去世时年仅6岁。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华生的实验是道格拉斯患病并早夭的直接原因，但道格拉斯在幼年时期的确一直被恐惧折磨。这对婴儿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理创伤，会在婴儿接下来的生命过程中严重影响其身心发育。
再说回华生。他不但因为出轨而名誉扫地，家庭破裂，竟然还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把自己创立的理论毫无保留地用在了对孩子的教育上，希望他们能成为优秀的人。结果，命运跟华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华生的大儿子因长期受到惊吓，缺乏关爱，患上了抑郁症，曾多次自杀，最终在30多岁时自杀成功；二儿子整天如行尸走肉般流浪，和父亲感情淡漠，从来不回家；小女儿整天酗酒，多次产生自杀念头；甚至连华生的外孙女也深受其害，一生中多次尝试自杀。
从当今科学的角度来看，小艾伯特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发生在小艾伯特实验的46年后的一起案件。1966年8月1日，美国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特大惨案，一个名叫查尔斯·惠特曼的美国前海军军人用枪打死了自己的母亲，然后用刀将自己的妻子活活捅死。随后，他携带了3把刀、700发子弹和7把枪前往堪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座塔。在那里，惠特曼使用枪支杀害了14人，造成超过30人受伤。警方来到惠特曼的家中时，发现惠特曼在妻子和母亲的尸体旁边留下一张字条，字条上说，他非常爱母亲和妻子，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太害怕了，想要杀人。
惠特曼死后，法医解剖并仔细研究了他的大脑，发现他的大脑中靠近杏仁核的区域长了一个肿瘤，并且这个肿瘤已经压迫了周围神经。精神疾病专家在鉴定报告中写道：“可能是恶性脑瘤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条件有限，脑电技术和核磁共振技术还没出现，因此科学家们只能推测，可能是大脑杏仁核旁边的肿瘤导致了惠特曼的大肆杀戮行为。这起案件后，杏仁核这个神奇的东西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在那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对杏仁核进行系统研究。起初的实验有些残忍，实验人员直接通过外科手术将小鼠大脑中的杏仁核切掉，观察小鼠的反应。结果，当实验人员把被切除杏仁核的小鼠和猫放在一起时，小鼠不但不逃跑，反而对猫进行挑衅，甚至发动攻击。随后，实验人员又把一只正常的小鼠和一只被切除杏仁核的小鼠放到野外的模拟实验场。正常的小鼠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方圆几平方米的地方探究清楚，而被切除杏仁核的小鼠则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整个实验场跑了个遍，完全不在乎附近是不是有潜藏的危险，最后从实验场的假山上掉下去摔死了。实验人员为了纪念这种被切除杏仁核的小鼠，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鼠大胆”。
后来，一些神经科学家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把电极直接插入动物大脑的杏仁核。他们发现，只要给电极通电，本来很平静的动物就会变得非常恐惧、暴躁，并且攻击性行为显著增多。
再后来，有些科学家胆子就比较大了，直接在人体上进行实验。他们用手术的方式将一个电极埋置在一名女性的大脑的右侧杏仁核区域。实验开始后，研究人员先让这名女性弹奏吉他，然后突然给电极通电，用微弱的电流刺激这名女性的杏仁核区域。结果，这名女性在受到电刺激后，立马停止演奏吉他，愤怒地将吉他摔在地上，然后开始拍打周围的墙壁。她彻底愤怒了。
科学家们在反复研究后发现，原来杏仁核是大脑中一块专门负责快速处理和表达情绪的区域，特别是激烈的情绪，比如恐惧、焦虑、攻击冲动和愤怒。杏仁核会在大脑中掌管理性的部分启动之前就开始运作，比如在看到一条蛇时，绝大部分人都不会上前去摸一摸，而是本能地逃走，以求自保。实际上，杏仁核就像大脑里的警报器，在感受到外界刺激时，经常擅自接管我们的身体，甚至“劫持”我们的理性。
这就是惠特曼没有理由地想要杀人的原因，他的杏仁核处长了个肿瘤，这个肿瘤压迫了杏仁核周围的神经，使得杏仁核始终处于被刺激的状态，杏仁核就直接“劫持”了他的身体。此外，杏仁核又分为中央杏仁核和基底外侧杏仁核两部分。中央杏仁核更古老，负责先天具备的恐惧。比如一只在实验室出生、长大的小鼠，虽然它从来都没见过猫，但是你给它闻猫的气味的话，它就会感到恐惧，这就是中央杏仁核的作用。基底外侧杏仁核则负责后天习得的恐惧。孩子对打针的恐惧就绝大部分都是后天习得的，经历过第一次打针的痛苦之后，孩子就会对打针这件事产生恐惧，这就是基底外侧杏仁核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基底外侧杏仁核受到损伤，他就会忘记生活的惨痛教训，反复掉到同一个坑里。
被切除杏仁核的“鼠大胆”的行为已经充分说明，杏仁核不是产生攻击性的区域，而是产生恐惧的区域。也就是说，杏仁核会发出信号，告诉你哪里有危险。但肿瘤压迫杏仁核的确导致惠特曼做出了暴力行为，那么他的攻击性是由于怎样的大脑机制而产生的呢？
惠特曼首先通过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比如视觉、听觉器官等，将妻子和母亲的感官信息传递到了大脑的感觉中枢。比如，他看见妻子正在拿小刀切水果。这个时候，惠特曼的视觉中枢会把看见的画面转化为大脑可识别的图像信号，然后传递给大脑的感觉中枢，大脑就会接收到“我的妻子正拿着一把刀在切水果”这一信息。但是，感官信息会通过一个快速通道被优先传递给杏仁核。在惠特曼的理性还没有意识到妻子到底想做什么的时候，他的杏仁核就已经判定“我妻子正拿着一把刀，这是一种威胁”。
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皮层来参与决策。杏仁核在受到刺激后，一方面向身体发出信号，让身体进入应激状态，为接下来的战斗或逃跑做准备，另一方面则把它所判断的信息向前额叶皮层报备。这时前额叶皮层就会启动理性，调取记忆，结合之前的经验做出判断，然后赶紧发信号给杏仁核，告诉它“马上停下来，别冲动，那个人是你的妻子，对你没有恶意，她只是在切水果”。
如果惠特曼的杏仁核附近没长肿瘤，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是，肿瘤压迫了杏仁核周围的神经，一下就放大了杏仁核受到的刺激，这个时候，杏仁核根本顾不上理性传回来的信号，直接启动了应激反应，调动全身资源准备战斗。就这样，悲剧发生了，在杏仁核的“劫持”下，惠特曼拿起手枪，扣动扳机，开枪打死了妻子。惠特曼当时处于极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做出了他当时觉得无比正确，但事后让他肠子都悔青了的决定。更不幸的是，惠特曼是一名退役军人，能够十分熟练地操作各类武器，他早已形成了肌肉记忆，无须大脑理性的参与，直接调取经验，迅速完成了拔枪、上膛、开枪这一系列动作。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恐惧本质上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应对环境、保障生存的机制。恐惧对人类在原始环境中的生存和繁衍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杏仁核产生的恐惧情绪会暂时接管大脑，让人迅速做出反应来应对危险，人根本无须思考就能够自动完成这个过程。不仅如此，这种恐惧情绪还会以情绪体验的形式进入人的记忆系统，让人在下次见到类似的情景时得以马上逃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这个道理。小艾伯特因为想触摸小白鼠时总是会听到巨大的响声，所以把小白鼠跟巨大的响声联系到了一起。之后，只要他看见小白鼠，他的记忆系统就会瞬间调取之前的情绪体验，让他体验到恐惧的感觉。所以，小艾伯特会大哭，而且想要逃跑。
另一方面，由于杏仁核对危险的识别能力实在太差，恐惧情绪不但会在与人曾遇到过的危险场景相似的场景中被唤起，还会在与之完全无关的场景中被唤起。并且，恐惧情绪一旦被唤起，往往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曾经被蛇咬过的人再见到蛇或者跟蛇很像的绳子时，会转头就跑，而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心惊肉跳，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受刺激。此时，这个人的恐惧已经从对蛇这种特定事物的恐惧变成了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恐惧。
从上述两个特点来看，恐惧情绪既模糊又粗糙，不像理性分析那样精准。但正是这种模糊和粗糙让人类能够在充满危险的原始社会环境中时刻保持警觉，这对生物的生存非常重要。但恐惧情绪不能在大脑里长时间存在，否则会导致十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婴幼儿来说。
如果大脑长期处于恐惧情绪中，大脑中的某些基因就会被永久性地激活或永久性地关闭。比如，如果一个女人在怀孕期间因丈夫出轨或遭受虐待等遭遇而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她子宫内的胎儿会长时间暴露在高浓度的压力激素环境中，这种高浓度的激素能够改变胎儿的大脑的发育进程，尤其会让杏仁核增大，使人变得非常容易激动。这种高压力激素水平很可能还会继续传递好几代。
我曾经见过一位女性来访者，她的父亲是个酒鬼，经常喝到酩酊大醉，只要一喝多，回到家里后就会闹事，不但大吼大叫，还乱砸东西，甚至动手打她的母亲。这位女士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她说她晚上会特别害怕听到敲门声或者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只要听到一点点动静，她就会怕得不行。她长期受失眠所困，年龄不大，但看起来很苍老。每天晚上，她都必须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把门都重新锁一遍，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才能度过长夜。即使如此，她还是非常害怕，总觉得有人会掀掉她的被子，把她拖走。
好在她的丈夫非常照顾她，每天晚上都按照她的要求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把门重新锁一遍，然后拥抱着她，陪伴她慢慢入睡。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应酬喝了点酒。结果，她发现丈夫喝了酒之后，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在家里大闹大哭，甚至在撕扯间抓伤了丈夫。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她的丈夫只能无奈地看着她闹。这位女士说她恨透了酒，都是酒毁了她。
在我看来，这位女士其实深深爱着她的父亲。虽然她的父亲喝酒闹事，给她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但她还是在用仪式化的行为向父亲表达自己的爱。比如说，她睡觉前要把所有的灯打开，把门重新锁一遍，这实际上是为迎接父亲回家而做的准备；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这其实是要让父亲看到自己已经乖乖睡觉了；她的丈夫喝酒后，她大吵大闹，这个反应跟她的父亲当年喝多后的反应是一样的，她实际上是在重复父亲的行为，是在向父亲表达自己的忠诚，“看，我跟你一样”。
这位女士其实一直都没有长大，虽然她早已成年，但她的心智其实还停留在小时候的状态，她还把自己定位为父亲心中的乖乖女，希望父亲能重新爱自己一回。于是，她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小时候。长期处于对酒鬼父亲的恐惧中，让这位女士大脑中的基因表达发生了变化，她的某些高级心智功能就此被关闭。
全世界有将近75%的人或多或少有过童年创伤经历，比如父亲酗酒后实施暴力、父母离异、遭到校园欺凌、亲人离世等等。但还是有很多人能够从童年阴影中走出来。有一项对儿童大脑的研究发现，孩子大脑中的杏仁核越活跃的时候，布罗卡区就越不活跃。布罗卡区是掌管语言表达的区域。杏仁核活跃的时候，孩子就会感到害怕、紧张，压力激素水平迅速上升。这时，大脑会启动自我保护模式，让孩子一直处于“要么战斗，要么逃”的状态。同时，孩子的语言系统也关闭了。苏联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曾把语言比作人类心理的工具，认为孩子只有学会使用这个工具，其心智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如果你问一个处于巨大恐惧下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可能会完全呆住，根本说不出来。而如果心理创伤发生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无法理解那些事，就更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于是，孩子受到的伤害会以情绪体验的形式被存入大脑的记忆系统。当这个孩子再次遇到类似的场景时，他的杏仁核会马上捕捉到信号，并跳过理性思考，直接让他做出行动。这种模式会伴随这个孩子终身，就像甩不掉的影子一样，即使他的理性再努力，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怕，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由不得他。
最糟糕的情况是长期处于恐惧，或者突然经历重大创伤性事件，诸如地震、战争、性侵、虐待等。这样的创伤经历会抑制孩子的布罗卡区，阻碍孩子对伤痛的语言表达，影响孩子的心智发育。伤痛还会以情绪体验的方式被深深刻入孩子的记忆，伴随孩子一生。
虽然杏仁核过于活跃会对语言表达功能造成影响，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理学的办法来重启我们的语言表达系统，打破我们大脑内部的恐惧恶性循环。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小王（化名）是个非常优秀的士兵，军事素质非常高，可以说是“兵王”。既然是“兵王”，按照常理，他应该从小就健壮勇猛，武功高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小王小时候非常弱小，曾长期遭受校园欺凌。
小王家在农村，爸爸做装修行业，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妈妈、爷爷和奶奶。爷爷奶奶身体不好，长年卧床，妈妈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全家，不仅要干农活，还要打零工补贴家用。小王小时候不仅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而且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小王的噩梦开始于小学，学校里有几个留守儿童整天欺负他，孤立他，不许任何人跟他玩，谁跟他玩，他们就欺负谁。他记得自己被欺负得最惨的那次，几个孩子把他按在地上，还有一个孩子朝他头上撒尿。这些事情，小王从来不跟家里说，始终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他变得越来越自闭，甚至到了孤僻的程度。
有一次，小王的妈妈去县城办事回来，正好路过学校，想去接小王放学回家。突然，她看到小王正被三个孩子按在地上用脚踩。她当时就心碎了，赶紧跑过去保护小王，并怒斥那三个孩子。就在此时，其中一个孩子突然从背后一把把她推倒在地，随后，三个孩子都一溜烟地跑了。她从地上爬起来，满身是土，看到小王嘴角流着血，心疼极了，抱着小王伤心地哭了起来。
就在小王的妈妈抱着小王哭起来的瞬间，小王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愤怒。他以前都只感到害怕，从来没有感到过愤怒，总是讨好、忍让别人。但是这一次，当他看到妈妈为了自己而难过地哭泣时，他产生了愤怒的感觉。他抱着妈妈大哭起来，说：“妈妈，他们欺负你，我很生气！”
自从那天起，小王不惧酷暑与严寒，每天锻炼身体，跑步，做俯卧撑，做仰卧起坐，身体素质越来越强。有一天，那几个孩子又来欺负他。这一次，小王彻底发作了，对那几个孩子发出了愤怒的吼叫。他的气势一下镇住了其中几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上来挑衅，小王感到一股惊人的力量从身体里涌了上来，冲上去一把死死按住挑衅他的孩子。被按住的孩子吓得大哭起来，其他孩子都撒腿就跑。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小王。由于身体素质过硬，意志坚强，小王去部队当兵。他各项训练成绩都名列前茅，表现非常优秀，还在多项比武竞赛中为自己的连队拿到第一的好成绩，多次立功受奖。
长期的欺凌造成的压力是孩子难以承受的。小王是在体验到妈妈的情感，并且用语言表达出愤怒的那一刻发生改变的。小王由于大脑中的杏仁核长期受到刺激，已经形成了逃避与讨好的行为模式，语言中枢也处于关闭的状态。而当他的妈妈抱住他痛哭的那一刻，在亲情的强烈刺激下，他的语言中枢突然又活跃起来，并且将杏仁核发过来的信号解读成了愤怒，告诉他：“要反击，要保护妈妈。”他坚持锻炼身体，在看到成果，获得成功体验后，建立起了新的行为模式。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弱小的孩子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战胜困难。
治愈童年阴影的关键在于重新体验情绪和情感，并用语言把体验到的情绪和情感描述出来。但这需要机遇，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案例中的小王那样顺利蜕变，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体贴的丈夫来治愈自己。你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也可以靠觉知的力量治愈自己，而后者需要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领悟，不断地体验。
愿所有人都能成功摆脱恐惧情绪留下的阴影。
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出去聚会，和孩子的几个幼儿园同学以及同学的家长共进午餐。就餐过程中，一个小男孩跟他的妈妈的相处模式引起了我的注意。小男孩今年5岁，看起来脾气特别大，性子特别急，不管是玩游戏，吃饭，还是参加活动，只要稍有耽搁，他便会发脾气。他的妈妈也很有意思，他越是想做什么，她越是不答应。
吃午饭时上了一道点心，小男孩急着想吃，可他的妈妈不同意，要求他先把碗里的饭吃完了再说。他吃完饭想要出去玩，妈妈又不同意，让他等大家都吃完后和大家一起去玩。这时小男孩情绪失控了，气得直拍桌子，全餐厅的人都看向我们。这位妈妈却不慌不忙，温柔但坚定地对他说：“你能等一等吗？这么小的事情都等不了，以后能做成什么事呢？”
听了她的话，我就接了一句：“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事先跟他商量好规则就行。”这位妈妈一下来劲了，试图说服我：“那怎么行呢，心理学里不是有个概念叫‘延迟满足’吗？那些精英人士从小就知道延迟满足，自控力特别好，所以才那么优秀。”我听完之后，愣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该说她什么好。
实际上，这位妈妈的脑子里装了一个极其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把延迟满足简单地等同于自控力，认为孩子只要能够延迟满足，就算是有自控力。
提到延迟满足这个概念，就必须要提到美国著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美国期刊《普通心理学评论》于2002年刊登的一项调查显示，米歇尔凭借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位列“20世纪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学家”第25位。而米歇尔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正是他设计的棉花糖实验和他提出的延迟满足理论。
早在做棉花糖实验之前，米歇尔在研究种族刻板印象时就已经有所发现。20世纪50年代，米歇尔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当时，米歇尔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集中研究刻板印象领域的课题。为了推进研究，米歇尔所在的团队还专门去了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于历史原因，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外，当地还聚集了许多黑奴后裔，也就是非洲裔人。印第安人认为非洲裔人目光短浅，过于放纵，不知节省；非洲裔人认为印第安人只知节省，不知享乐，生活缺乏激情。两个族群的人彼此看不上，关键或许在于他们对生活满足的态度不同。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米歇尔从这两个族群中分别选取了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做实验。以孩子为实验对象，是因为孩子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程度比较小。米歇尔让这些孩子在两块糖果之间做选择。其中，一块糖果较大，另一块糖果较小，较大糖果的价格是较小糖果的价格的十倍。糖果当然不是白拿的，参加实验的孩子必须遵守米歇尔定下的实验规则：如果选择较大的糖果，就必须等一周时间才能得到下一块糖果；如果选择较小的糖果，第二天就能得到下一块糖果。
米歇尔本来只是想通过这项实验观察非洲裔人和印第安人对生活满足的态度，希望借此找到能证明种族刻板印象存在的证据。不过，在实验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在参与实验的孩子中，相比家里没有父亲或者父亲长期缺位的孩子，家里有父亲的孩子更有可能选择等待一周时间来获取较大的糖果。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完全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后来，米歇尔又分别对这两个族群的孩子单独做了实验，发现两个族群里都存在这个现象，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延迟奖励，而没有父亲的孩子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待那么久。并且，这个现象跟族群差异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米歇尔原本想深入研究一下这个现象，但在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米歇尔的实验结论非常敏感，甚至有些“政治不正确”，很有可能成为当时的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对象，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将会严重影响他的学术生涯。于是，米歇尔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在之后的研究中绝口不提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的问题，只关注孩子的行为本身，这就引出了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1972年，米歇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一家幼儿园开始了斯坦福棉花糖实验。他找来一些4岁的孩子，每次让一个孩子单独待在一间小房间里。房间里的桌子上放置着一个托盘，里面有一颗又漂亮又诱人的棉花糖。那个年代的孩子很难抵御这样的诱惑。研究人员告诉孩子自己要离开一会儿，如果他想要在这期间吃掉桌子上的那颗棉花糖，那他就需要摇一下摆在桌子上的铃铛。但是，如果他能忍住暂时不吃这颗棉花糖，坚持等待15分钟，等研究人员回来后再吃，那么研究人员就会再给他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
这项实验是不是看起来跟前面提到的种族刻板印象实验很像？你可能已经大概猜到实验结果了：有些孩子的确无法抵御诱惑，研究人员一离开，他们就直接把棉花糖吃了；有些孩子能等待一会儿，但也只等待3分钟左右就放弃了；有些孩子用各种计策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蒙住自己的眼睛，装作看不见棉花糖，开始唱歌，甚至干脆趴在桌子上，准备睡一觉来抵御诱惑；有些孩子干脆连实验规则都不顾了，没有按铃就吃掉了棉花糖；还有一些孩子则比较能忍耐，他们成功等待了15分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等来了研究人员，最终兑现了属于自己的奖励。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米歇尔的团队陆续追踪调查了当年参加实验的孩子们，发现当年在实验中能够抵御诱惑的孩子在进入青少年时期后，自控力、意志力与心理调节能力较强，并且更值得他人信赖。他们的SAT考试成绩也普遍较同龄人更高，成年后的职业发展也比较成功。
一项简单的棉花糖实验居然预测了一个孩子未来的人生，这简直就是一颗上帝送来的甜蜜棉花糖啊！结论一经发表便引发大量关注，米歇尔成了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理论的代言人和开山鼻祖。后来，米歇尔还获得美国心理协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在米歇尔的关于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的研究被世人熟知之后，他立即受到世界各国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的顶礼膜拜。各类青少年的教育培训产品开始打着延迟满足和增强意志力的旗号大行其道，还出现了所谓延迟满足教育。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妈妈就是延迟满足教育的忠实信徒。现在，很多育儿书和公众号都会介绍所谓延迟满足的理念，教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要求时，不要马上满足，而要等一等，看一看，将所谓自控力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棉花糖实验的确反映了延迟满足的能力，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行为，米歇尔认为这种能力来源于元认知能力，即主动意识到自己在思考什么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认知和思考过程的能力。那些能够长时间等待的孩子往往会想出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唱歌、睡觉、看别的地方等。这些孩子意识到了近在眼前的棉花糖对自己有强大的诱惑力，因此有意识地想出了抵御这种诱惑的办法。
一颗棉花糖真的能预测孩子的未来吗？米歇尔的挑战者很快就出现了。2013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理查德·阿斯林领导的团队重新做了一遍棉花糖实验。实验一开始，研究人员跟参加实验的孩子交代了规则之后就离开了房间。不同的是，研究人员准备对参加实验的半数孩子不遵守之前的承诺，有一半的孩子虽然等待了15分钟，却没有拿到他们一直期待的第二颗棉花糖。经历过欺骗的孩子在后续实验中不再愿意靠等待来换取更大的奖励，他们认为研究人员是不可信的，甚至觉得桌子上的棉花糖随时都有可能被研究人员拿走，于是转变态度，开始享受当下了。那些经历过欺骗的孩子愿意等待的时间大幅度减少，还不到那些没有经历过欺骗的孩子愿意等待的时间的四分之一。研究人员的欺骗行为让那些米歇尔眼中的愿意等待的优秀孩子马上变成了不优秀的孩子。
2018年5月25日，纽约大学的泰勒·瓦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葛瑞格·邓肯和权浩南在心理学领域的顶级期刊《心理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称推翻了著名的斯坦福棉花糖实验。
这三位作者是这么评价棉花糖实验的：孩子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孩子是否有延迟满足的能力，而取决于孩子背后的家庭。这三位研究者发现了当年米歇尔做棉花糖实验时所犯的致命错误——参加实验的孩子只有不到90名，而且这些孩子居然通通来自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幼儿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职员，是社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单凭直觉就能知道，这些孩子的前途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三位研究者在新的实验中，将参加实验的孩子的数量扩大了约十倍，增加到900名。研究者还充分考虑了孩子父母的背景，比如种族、社会地位、经济背景、信奉的宗教等等，尽量做到多元化，参加实验的孩子的父母之中既有普通工薪族，也有商界精英，既有高学历者，也有低学历者。实验过程和米歇尔所做的实验的过程一模一样，实验结果会怎样呢？
实验结果显示，能不能抵御得住棉花糖的诱惑与孩子未来发展得好不好没有半点关系。并且，实验得出一个令人心酸的结论——有钱人家的孩子普遍比穷人家的孩子更能抵御棉花糖的诱惑，更愿意等待，更倾向于信任他人，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倾向。相比较而言，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孩子，尤其是非洲裔孩子、拉丁裔孩子等，更没有耐心多等一会儿，更加在乎眼前的第一颗棉花糖。
三位研究者一致认为，孩子的家庭条件才是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里的家庭条件并不仅仅指经济条件，也指父母是否能为孩子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稳定感。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今天有棉花糖吃，明天可能就没有，因此对他们来说，等待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收益。穷人家孩子的父母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无法给孩子做出过多的承诺，即使答应了也可能会变成空头支票，所以穷人家的孩子不愿意等待；而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则不同，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也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满足孩子的要求，并且他们对孩子讲诚信，也更秉持公平、平等的价值观，对富人家的孩子来说，等待的收益要大于风险。因此，这些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就更强。过往的经验告诉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能够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这让他们对未来有更稳定的预期，并且对外部环境更加有控制感。
新棉花糖实验告诉我们，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取决于他的家庭背景。家庭能否为孩子提供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稳定感，才是孩子能否在长大后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
那些曾经能做到延迟满足的孩子后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们自控力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与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心理上获得了持续的稳定感。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会让他们觉得生活有希望、有盼头。正是这种稳定感给孩子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曾在2013年与普林斯顿的行为学家埃尔德·沙菲尔一起写过一本叫《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的书，书中详细讲述了贫穷是如何让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奖励而非长期奖励的。
贫穷的本质是心理上的稀缺状态，这种状态会催生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稀缺思维，让人们只关注当下的得失，尤其是那些跟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直接相关的因素，而不是自我实现这样的需求。客观来说，稀缺思维是有好处的，这种状态会令大脑将一切资源都集中在最紧迫的需求上，让人们更敏锐地感觉到一块钱、一分钟、一卡路里热量、一个微笑的价值。但是，稀缺思维的重大副作用在于它会不断消耗人的精力和意志力，减少大脑的“带宽”。
穆来纳森举了一个例子：印度蔗农在甘蔗收获前，因为资金紧张，其智商测试成绩比甘蔗收获后低十几分之多。稀缺状态会像魔咒般控制住人们的大脑，令人们的视野变得狭隘，降低洞察力和思维的前瞻性。穷人不是对钱想得不够多，忙碌的人也不是对时间想得不够多，他们正是因为想得太多，才陷入了心理上的稀缺状态，导致压力占用了他们的大脑，白白消耗了认知资源。
孩子心理上的稀缺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稀缺，比如吃、喝、拉、撒、睡、玩等需求得不到满足，还包括关系和情感上的稀缺，也就是被关注、被理解、被看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孩子跟抚养者建立深厚依恋关系的需求长时间得不到及时的满足，那么孩子的心理就会进入稀缺状态。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关爱，甚至受到父母虐待的孩子，心理一直处于严重的稀缺状态，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压力会导致大脑中糖皮质激素的水平异常，从而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可悲的是，由于此时孩子的语言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他们即使感受到了压力，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将自己感受到的压力表达出来。压力得不到释放，就会一直存在。那些从小缺爱、常常生活在惊恐状态下的孩子，就像是把大脑泡在了装满糖皮质激素的缸里。而过多的糖皮质激素不仅会直接损害孩子的认知能力、自控能力、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妨碍大脑额叶皮质的成长，还会损害负责短时记忆的海马体。这些经常倍感压力的孩子大脑中负责处理恐惧、愤怒和暴力的杏仁核往往会比其他孩子更加发达，哪怕导致他们产生压力的事件已经结束了，他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