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病是因在生活中遭遇苦恼却无处发泄愤怒而出现的精神疾病，在社会阶层较低的更年期女性中尤为常见。患者不断出现头疼、胸闷、焦虑、失眠等症状，但去医院做检查又查不出生理原因。患者主要是50岁左右的韩国女性，她们是由于在家中没有话语权，忌惮丈夫在家中的权威，过于抑制自己的感情，心中有太多的怒火无法表达，才患上这种疾病的。
韩国是一个特别讲究家族权力序位的国家，家庭中的男性长辈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女性与晚辈，包括强迫、冷暴力、打压，甚至辱骂与暴力。而弱势者往往选择忍耐。韩国的文化还非常强调服从，即女性服从男性，晚辈服从长辈。患有火病的女性大多长时间反复被丈夫殴打，被婆家虐待，且丈夫有外遇、酗酒、赌博等恶习。然而，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宿命。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她们不断被丈夫和婆家虐待，心中有很多怒火。她们不能表达这份情绪，结果这份情绪转而通过头疼、胸闷、焦虑、失眠等身体症状表达出来，这就是躯体化。
不仅身体对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情绪也能通过身体来表达。俗话说“空虚寂寞冷”，这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空虚寂寞是一种心理感受，冷是一种身体感受，也就是说，冷会让人倍感孤独。
我曾经听一位咨询师分享过一个案例。这位咨询师说，有位中年女性来访者找她咨询，当时是7月，正值上海的盛夏，天气非常炎热，室内开着空调，大家都穿着短袖上衣，而这位来访者却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还穿着外套。她进入室内后，把外套脱下来拿在手上，但在进入咨询师的房间后，她马上就把厚厚的外套披上了，似乎非常怕冷。
来访者跟丈夫和婆婆的关系都非常糟糕，身心俱疲，因此前来咨询。我记得当时那位咨询师采用的是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方法，她说她跟那位来访者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感觉到了冷，但空调的温度一直是27摄氏度，没有调过。那位来访者之前还感觉挺热的，但一坐下就感受到了寒意，披上了厚厚的外套。
随着咨询的深入，咨询师慢慢触碰到了这位来访者的内心。原来这位来访者的父亲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跟第三者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她有过一次婚姻，丈夫出轨，抛弃了她，也跟第三者在一起了。现在这段婚姻是她的第二次婚姻，但她的这一任丈夫好像也有外遇了，并且婆婆知道这件事，于是家里关系非常紧张。咨询师了解到，这位来访者的父亲当年抛弃她和她的母亲时，正值北方的冬天，外面冰天雪地，她的母亲和她抱在一起哭泣，她的父亲收拾好行李，头也不回就走了。这位来访者说，她的心就好像被永远锁在了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天，她的身体好像也停留在了那个冬天。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位来访者是在通过“冷”来表达她压抑的愤怒。虽然我不是精神分析流派的，但我认为一定可以在大脑的神经活动中找到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对温度的感受与脑岛有密切的关系。脑岛主要接收来自内脏与皮肤感受器的信号，这些感受器分别对某一种感觉特别敏感，这些感觉包括冷热感、痒觉、痛觉、味觉、饥饿、口渴、肌肉疼痛、内脏感觉以及空气感觉等。与此同时，脑岛又是性欲、恶心、骄傲、羞耻、内疚和补偿等复杂情绪的源泉，同时还会引起道德感、共情以及对音乐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脑岛的作用是记录身体感受，但它同时也记录心理感受。如果身体感觉到冷，心里很可能也会感觉到寒冷；如果身体感觉到温暖，心里也会感觉到被人接纳。
那位怕冷的来访者被父亲抛弃那天的记忆，与那个冬天的寒冷天气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她的脑岛一方面记录了当时的天气，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她的情绪情感，并且将这两种记忆关联起来。每当她在生活中遇到同样的场景时，当时的记忆就会被调取出来，神经回路就又会被打通。这时，她的脑岛对皮肤温度感受器传过来的信号视而不见，而是被情绪记忆影响，将冷的信号传给了大脑，而大脑则对身体做出反馈，让她感到现在的环境很冷。这其实正是被压抑的情绪情感通过身体表达了出来。
具身认知，是当前心理学发展的新突破。在传统心理学中，认知和身体像是分开的；而具身认知观则认为心理过程依附于身体，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心智是身体的心智，离开了身体，认知和心智都不存在。
具身认知与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和身心分离论是相对立的。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传统科学将意识和身体分开，并且把意识当作主体，而把身体当作纯物质机器来对待，假设意识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是纯粹意识层面的存在。
传统心理学沿着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的道路发展，认为人的认知过程与计算机类似，本质就是计算，是一种纯数字化的逻辑程序。而具身认知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于1979年提出的知觉生态学理论，这一理论不断发展变化，后来形成了具身认知的思想流派。
对具身认知的简单解释是，因为我们拥有独特的身体，并且我们曾经用身体感知和体验了独特的生活经历，所以我们才拥有了独特的大脑与心理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与心理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经历是相互联系的。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他全部生活经历的投影；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投影是他的所有关系，特别是与父母的关系的镜像；一个人的关系的镜像是这个人整个家族故事的镜像；而一个人家族故事的镜像则是这个家族所在社会的变迁的缩影。
回到小A的例子，当了解到小A是如何长大的，尤其是他在生命历程中经历了哪些关键性事件后，也就可以弄清楚他是如何形成了现在的心理状态。
他与环境（原生家庭）的互动关系塑造了他现在的身体和心理，而他现在的身体和心理塑造了他现在的认知。小A拥有这样的身体，是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和环境（原生家庭）。按照具身认知的理解，一个人的思维过程、身体过程和情绪过程是互为镜像的，而人的身体，特别是外表，是很容易看到的一个镜像，所以通过观察和分析小A考试前肚子疼的现象，可以引出小A压抑的情绪，展现出他真正的内在心理逻辑。
在长期被父母控制和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虽然会在理性层面告诉自己“父母爱我，我要孝顺父母”，但是他们的身体呢？你是否见过那些所谓优秀孩子和大孝子，目中无光，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
有些所谓优秀孩子在亲密关系中充分展现了“渣男”本色，比如那个“PUA”自己学妹的北京大学学生干部；比如那些天天把孝道和规矩挂在嘴上的家庭，一到了拆迁和分家产时，就会闹得鸡犬不宁；再比如，之前媒体报道过几个非常优秀的孩子用极为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个山东的优秀女孩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律师妈妈。有些案例最终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用身体和行为来呐喊和表达。
父母看到孩子不听话，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时，就会对孩子充满敌意和攻击性，轻则表现为温情的强迫，重则表现为谩骂与殴打。然而大多数时候，父母还会把这种敌意与攻击性美化成“我都是为了你好”“我对你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
而孩子又该如何应对父母的敌意与攻击性呢？毫不夸张地说，父母那些披着爱的外衣的敌意与攻击性，对孩子来说更像是散发着爱的毒气的毒香水。
当然，敌意是相互的，父母对孩子的敌意可以用爱的名义来表达，那么孩子该怎么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敌意呢？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是无法表达的，因为父母还有一种武器，叫“孝顺”，也叫“好孩子”，这种武器完全压抑了孩子的情绪表达，而父母释放出的爱的毒气却没有解药。
无法表达情绪，不代表情绪不存在。如果父母太自恋，不能接受孩子对自己的敌意，甚至不能接受孩子对自己怀有敌意这件事本身，那么孩子的这种压抑的情绪就会变成无法在意识层面表达的心理内容，通过躯体化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而如果父母能包容和接纳孩子，引导孩子在意识层面上去接受和表达这些敌意，那敌意就会消解，变成可以忍受的心理内容。
如果想要远离躯体化，就要按照具身认知的观点这样想：我的身体，本来就应该由我说了算；我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来做主；我的地盘，本来就应该由我来经营。
为人父母者，如果不想让孩子为躯体化所困扰，就要充分接纳和包容孩子，让孩子明白：你的身体由你自己做主，你的事情由你自己说了算。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类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的话。
如果脱离具体语境，单独理解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做不了主”，而这会进一步发展成“你的时间你做不了主，你的爱好你做不了主，你的专业你做不了主，你的职业你做不了主，连你的结婚对象你都别想做主”。
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做文身、整容乃至抽烟喝酒之类的事情时，都是在表达一个信息：这是我的身体，我想自己说了算。而我们的父母，乃至我们的社会，却无法包容孩子的表达。每个人都想自己说了算，这是一种遏制不住的本能，如果非要遏制，即使表面上遏制住了，也往往会以更坏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
每当空闲时，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虽然我们都觉得应该少玩手机，多利用碎片时间看看书，但手机系统出卖了我们，它每天都会把我们的手机使用情况记录下来。我们下载了很多电子书，准备有时间就看；我们给自己做了一个年度计划，准备从下个月的第一天开始大干一场；我们都觉得学好英语能让自己的职场竞争力更强，于是我们准备明天开始每天用30分钟练习英语口语……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拖延。我们制订计划是为了满足未来的自己，而手机里的微博和朋友圈才能满足当下的自己。实际上，人总是更加倾向于即时满足，如果未来的某些目标会让我们感到费劲、耗神，那么我们就会本能地去逃避、拖延。
为了搞清楚拖延的原理，心理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其中，里德、洛温斯坦和卡亚纳罗曼等人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揭示了人类拖延行为背后重要的心理机制。
研究人员首先挑选了24部电影，这些电影中既有像《辛德勒的名单》和《海上钢琴师》这样的比较严肃且有深度的经典电影，也有像《西雅图未眠夜》和《窈窕奶爸》这样的既有丰富的故事情节又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还有像《变相怪杰》和《生死时速》这样的极具娱乐性和观赏性的商业电影。这些电影在深度和娱乐性上存在显著差别。接着，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受试者，让他们从24部电影中选出自己感兴趣的3部。
在绝大部分受试者选出来的电影中都有《辛德勒的名单》，而言情片以及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电影却少有人选择。研究人员让这些受试者从自己挑选的电影中选出一部立即观看，再选出一部两天后观看，剩下的一部则在四天后观看。
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选择在第一天观看像《变相怪杰》和《生死时速》这样的不费脑的娱乐性电影，63%的受试者选择在两天后观看品位更高的电影，71%的受试者选择在四天后观看品位最高的电影。而选择的3部电影中有《辛德勒的名单》的受试者中，只有44%的人选择在第一天观看它。
研究人员又进行了后续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从所有电影中选出3部，并要求受试者连续看完。这次的实验结果就很有趣了，只有不到1/14的受试者选择了《辛德勒的名单》。
第一次实验时，很多受试者之所以选择《辛德勒的名单》，是因为这部电影获得过奥斯卡大奖，口碑很好，而且是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杰作，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格调很高，才声称自己喜欢这部电影的。
《辛德勒的名单》讲述了辛德勒救赎犹太人的过程，整部电影运用黑白色调，突显出压抑的视觉效果，叙事冗长，内容表达并不直接而且非常有深度，对观众的鉴赏水平有一定要求。观众如果不消耗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就无法体会到这部电影表达的深刻内涵。
虽然有许多受试者选择了《辛德勒的名单》，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把这部电影放到最后再看。如果让这些受试者一天之内看完自己选出的3部电影，那么许多人干脆就不选《辛德勒的名单》了。
不光人类，猴子也一样有拖延症。当科学家给猴子树立一个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远大目标时，猴子一开始会偷懒，拖拖拉拉，直到任务快要完成时，它才会变得积极起来。
这项实验是由美国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巴里·里士满和他的团队做的。他们找来一只小猴子，在小猴子面前放了一个带杠杆的实验装置和一个计算机屏幕，屏幕上有一个红色光点，这个红色光点会慢慢变成绿色，变到一半时则是蓝色。
研究人员开始训练这只小猴子，让它学习按压杠杆，并且不能乱按，必须在屏幕上的光点刚好变成蓝色的那一瞬间按压，太早或者太晚按压都算出错。此外，屏幕上还有一个灰色的进度条，小猴子完成任务的次数越多，灰色的进度条就越亮，当进度条达到一定的亮度时，小猴子就能够得到它的最爱——果汁一杯。
实验开始后，小猴子在离得到奖赏还很遥远时，会表现得心不在焉，拖拖拉拉，经常出错。但随着进度条越来越亮，小猴子对任务越来越上心，完成任务的正确率也越来越高。当进度条到了三分之二时，小猴子完成任务的正确率明显比进度条到一半时高得多。到了快要拿到果汁的阶段，小猴子完成任务的正确率达到最高。
在实验过程中，里士满通过脑成像技术发现，小猴子在看着进度条按压杠杆时，大脑中负责视觉记忆的区域和负责奖赏的区域很活跃。于是，里士满和他的同事利用技术手段，把小猴子大脑中的视觉记忆区与奖励区中间的区域里负责接收多巴胺的D2受体弄失活了，相当于把感受多巴胺的门关上了。这样一来，小猴子看到进度条时，就没办法把这一视觉信息与多巴胺奖励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进度条已经不能影响小猴子对行为结果的预期了。原本，小猴子认为经过努力才能喝到自己最爱的果汁；而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接收多巴胺的D2受体被抑制后，小猴子认为只要按一下杠杆就随时能得到果汁，它变成了不计后果的彻头彻尾的工作狂，即使进度条的亮度还很低，离得到果汁奖赏还很遥远，它也会疯狂按压杠杆。
我们在赌博和抽奖时，脑子里就没有这个“进度条”，也就是说，我们对结果出现的时间没有稳定预期，一心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中奖。
小猴子也是这样。失去进度条的小猴子不再把果汁当作要经过努力才能得到的遥远奖赏，而是将其视为随时可能得到的奖赏，所以它会觉得，只要努力操作杠杆，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得到奖赏了呢？这下，小猴子就像在赌博一样，开始对按压杠杆这件事上瘾，停不下来了。
通过上述两项实验，我们已经窥探到了拖延的心理机制——这是一场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较量。我之前认识一位28岁的白领小张（化名），她在短短5年时间内换了10次工作，而且每次换工作的原因都跟拖延直接相关。但她不是因为拖延工作进度，对公司和团队造成了损失而被辞退的，而是主动辞职的。辞职的原因是她每次都在快到截止日期时疯狂熬夜加班才勉强完成工作，这种工作方式让她感觉身心俱疲。因此，她不断尝试新的工作，但奇怪的是，无论换了怎样的工作，她都始终无法逃脱在截止日期快到时疯狂加班的命运。小张对此感到非常痛苦，她开始疯狂买书，学习各类时间管理课程，参加了网上形形色色的拖延症打卡群，并立下誓言，但收效甚微，以失败告终。
通过对小张的深入咨询与了解，可以发现她的拖延症并不简单，其背后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正如那句著名的谚语所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几乎所有的行为习惯与心理模式都是人在长期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发展出来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更不可能在受到外部干预后就马上发生改变。任何一种心理问题，从表面上看就像生长在沙漠中的骆驼刺，虽然露在沙漠表层的部分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其实埋在沙子底下的根部却长达20米，是表层部分的高度的数十倍。拖延症也是一样，表面上的拖延行为，背后都有漫长的发展历程。
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想改变，小张也一样。她明明非常讨厌自己的拖延症，却怎么也改不了。为此，她会非常内疚和自责，怪自己意志力薄弱，不够努力。可是，内疚和自责并不能带来改变。人类的大脑是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而形成的，因此，大脑中既存在人类所特有的理性自我，也存在感性自我。区分这两个自我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对理解改变来说非常重要。
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其经典著作《象与骑象人》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人的情感就像一头大象，而理智就像一位骑象人。骑象人骑在大象背上，手里握着缰绳，看起来好像是他在指挥大象，但事实上，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一旦骑象人和大象发生冲突，骑象人想往左而大象想往右的话，骑象人通常是拗不过大象的。在改变拖延这件事上，理智只提供了目标和解决方案，而要具体落实解决方案，则需要情感来提供动力。如果理智上想要做出改变，那就需要了解情感大象的脾气和秉性，与大象达成一致。否则，改变将非常困难。
情感大象有三个典型特点。
一是力量大。一旦它被激发了，理智根本控制不住它，它会按照自己预先设定好的心理模式行动，而这种心理模式深藏在潜意识中，是人的性格的一部分。只要遇到相应的场景，心理模式马上会被触发。
二是以情感体验为动力。一旦心理模式被触发，情绪系统马上就会随之被激活，人就会体验到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或者被爱、怜悯、同情、忠诚等积极情绪。这些情绪是大象按照心理模式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是受经验支配。心理模式来源于经验，是对经验的高度模式化概括。情感大象只认可那些让自己切实体会过好处的经验，而会逃避那些曾带来不好体验的经验，它从来不认可人的理性所构想和期待的好处。
拖延的背后，往往存在着恐惧、焦虑、愤怒与自责等情绪，并伴随着强烈的逃避心理。长久的拖延其实是一种稳定的情绪表达，是性格的组成部分。
根据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的解释，性格是一个人的内在关系模式。这里的关系指的是你（主体）与他（客体）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的方式可以是你的意愿、情感、行为，只要他（客体）接住了你（主体）传递过来的联结方式，那么关系就形成了。
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会经历无数种关系，而这无数种关系其实都是从幼年时起在与父母的关系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特有的性格，也就是具有独特性情的情感大象。因此，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极为重要，幼年时与父母的互动模式会逐渐嵌入大脑，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内在的自己与内在的父母。
如果孩子在幼年时与父母之间有着健康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爱与关照，那么这个孩子心中的内在的自己与内在的父母的关系也会处于良性互动模式，这个孩子在与其他人或者事物建立关系时，也会将这种内在关系模式投射过去，形成新的关系。
如果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没有得到很好的爱与关照，体验与感受不被父母在乎，那么这个孩子心中的内在的自己与内在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失衡状态，这个孩子在与其他人或者事物建立关系时，也会将这种有问题的关系模式投射过去。
在深入了解小张后，她背后的控制欲极强的妈妈和无比严厉的爸爸慢慢浮出水面。小张说，她的妈妈非常喜欢控制她，要求她必须按照妈妈的意愿做，如果她不听话，妈妈会用坚定的意志以及各种手段来逼迫她。让小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吃饭，她的妈妈是国企的中层干部，做事雷厉风行，每次都要求她快点吃饭，在食物的选择上她也没有发言权，无论喜欢的食物还是不喜欢的食物都必须要吃掉。现在小张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了，但她的妈妈还是会干涉她吃饭，并且用网上各种不靠谱的养生文章来逼迫她吃自己心仪的食物。小张说每次只要一吃饭，她就不想坐在桌子旁，不想吃，吃得也会非常慢，她觉得每次吃饭时都会彻底被妈妈控制。
还有一件事，小张小时候学过钢琴，她本来还是挺喜欢钢琴的，但后来她的妈妈开始强迫她考级，如果她不照做，妈妈就开始软磨硬泡，跟她说考级能加分，对她有多么重要。后来，小张就不喜欢钢琴了，一想到弹钢琴就感到不舒服。
小张的爸爸是军人，从小张小时候起就对她非常严格，经常批评她，几乎从来不鼓励她，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小张记得她曾经画了一张画送给爸爸，爸爸看到画后虽然很高兴，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以后不要画画了，这样很浪费时间，要把时间多用在功课上，才能提高成绩。小张说她当时就哭了出来。
小张的父母不仅很少夸奖小张，还经常未经小张同意就随意处置她的东西。例如，有一次她的同学给她庆祝生日，送了她很多毛绒玩具作为礼物，她非常喜欢，感到很满足。但没想到几天后，父母没征求她的同意，就把她的毛绒玩具全送给了她爸爸的战友的女儿。这让小张难以接受，她向父母抗议，表达不满，父母却说她不懂事。如果她和父母发生进一步的冲突，父母就会严厉地责骂她。她记得有很多次，父母让她去参加“聚会”，跟父母单位的领导、同事一起吃饭，但她非常不喜欢那种场合，不想去。她的父母先是劝说，劝说无效的话就会使用暴力逼迫她，有时候则直接把她抱走，甚至强行拖拽她，无论她怎么哭闹，父母都不妥协。就这样，小张在与父母的这种强迫与反强迫、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严重拖延的心理模式。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愤怒和性一样，都是人生来就有的原初动力，它既有破坏性，同时也是驱动人前行的重要动力。
强迫一个人听话，看起来是消除了这个人对愤怒的表达，但其实只是让他将愤怒压抑到了潜意识中，通过潜意识来表达，而潜意识层面最直接的表达并不是通过意识层面或逻辑层面的语言系统，即符号系统进行的，而是以当事人根本察觉不到的身体和行动进行的。
如果用大象与骑象人的比喻来理解，就是大象会感受到愤怒，并按照愤怒的情感体验行动，而骑象人根本控制不住它。我们很多人不敢表达愤怒，是因为骑象人会根据逻辑进行判断，选择不表达愤怒，但大象可能已经愤怒到了“恨不得让别人去死”的程度。
压抑愤怒的人，其愤怒并没有消失，而是会以其他方式展现出来。压抑愤怒的人的大象开始表达愤怒时，常常会相当具有破坏性。拖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大象在将被压抑的愤怒通过被动的攻击方式表达出来。
小张说她在中学时就发现自己开始有拖延的现象，到了上大学、参加工作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其实小张的拖延正是她的大象在表达愤怒的体现，只不过她的大象不能直接表达，否则会招致责骂。于是，她的大象变得看上去非常温顺，仿佛彻底没有了愤怒。小张在家里如此，在工作单位里也是如此。工作时，领导和同事会给她安排她不想做的任务，这种被安排任务的感觉让她很不舒服，她想表达，但怕得罪人，怕伤害关系。
小张说她从不生气，可是，她行为上却在拖延，这其实就是被动攻击。她不能在关系中主动发起攻击，于是就寻找了一些被动的攻击方式。每当在家里遭遇不公平时，她不敢捍卫自己的权利，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在单位里，她同样隐忍不发。
不过，小张并非像自己所说的那样从不生气，她只是在愤怒出现后就第一时间把它压了下去，因此根本觉察不到而已。但愤怒的情绪仍然存在，拖延就是她表达愤怒的出口。小张的大象从拖延中获得了表达愤怒的好处，这就会进一步加剧拖延的心理模式，只要遇到相似的场景，大象就会启动拖延机制。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小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一切的起源。虽然她的父母没有严重虐待过她，但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决态度会让她感到绝望和无助。
无论是拖延实验，还是小张的拖延案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拖延症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其实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进化出来的用于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机制。
实际上，易拖延跟难以减肥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身体结构本来就是为了能够储存脂肪而设计的，这种设计让我们在食物短缺时得以保命。拖延也是这个道理，想想看，在资源极度匮乏的非洲大草原，面对极度不确定的未来，在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预料的环境下，我们的祖先是选择为远大理想而付出，还是选择先把肚子填饱，然后去生孩子壮大族群呢？
其实在人类还没出现时，人类的始祖猿类的大脑就已经进化出了将目标与奖励相联系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就像是大脑的源代码，被深深嵌入了大脑的底层操作系统。所以，拖延症真的不是病，它就是人类的底层心理结构。不幸的是，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尤其是进入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之后，人们的拖延症加重了，其危害也被夸大了。
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当代媒体，给我们树立了成功楷模。但对普通人来说，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这还造成很多人大脑里的目标并不是自己的，而是被媒体装进去的。媒体灌输的这些目标，比如30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并非适合每个人。要知道，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根本就是小概率事件。
另一方面，更加严重的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甚至家庭生活都被无形嵌入了大工业体系。这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少有人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被强迫的。哪怕我们对一份工作、一件事情感兴趣，但只要做这件事情需要社会分工合作体系，那么兴趣就会被一点点消磨。
对拖延症的改变，很遗憾的是，真的没有什么马上就能起效的灵丹妙药。市面上那些声称能让人短时间内就改掉拖延症的课程和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能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带来些心理安慰而已。
任何心理与行为上的改变，都是从一种模式切换到另一种模式的系统工程，是我们心灵内在关系的重新梳理与建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有理智这位骑象人的一厢情愿，那可能什么改变都不会发生。短期内还可能有变化，但从长期来看，最终还是会回到原来的模式。因此，如果想彻底改变，重新塑造自己，就要有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不良关系形成得越早，比如在婴儿时期就形成了，那么改变就越难，需要的时间就越久。
虽然改变十分困难，但并不是说改变就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方法概括下来就一句话：学会共存，觉知关系，建立新体验。改变拖延症的方法是这样的，解决其他心理问题的方法也一样。
第一，学会共存。实际上，拖延症本身并没有什么，只是在拖延之后，对自己的怪罪和内疚会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以致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甚至影响对自己的评价，这是最致命的。拖延这种心理机制本身并无所谓道德上的好坏，它是我们在应对环境、处理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演化而来的产物，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我而存在的。既然它属于我们，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那就不要强行去掉它，它的存在一定有其合理性。因此，不要急着去改变，一切要慢慢来。
第二，觉知关系。真正的觉知会立即带来一些改变。觉知必然意味着对自身的了解，还伴随着深刻的体验，会给我们带来改变，治愈我们的心灵。我们必须觉知与他人的关系，特别是与原生家庭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且要弄清楚这种关系运作的内在逻辑。当你开始觉知，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拖延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时，改变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如果你自己无法觉知，或者能力有限，那么你可以寻找一名正规且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
第三，建立新体验。我们常常会觉得某个说法或者某件事有道理，但很难真正被触动。被触动，意味着理性的知识和自身的经验结合在了一起，成为自己的东西，即所谓知行合一。改变拖延并不是将拖延消除，而是要建立新体验来替代原有的体验，而要建立新体验，就意味着要重新建立关系。
举个具体的例子。曾有一位博士在读的男性来访者找我咨询，他也有严重的拖延症，以致快无法完成学业了。在咨询过程中，他先是觉知到自己的拖延跟自己的能力无关；接着，他觉知到自己之所以拖延，与想要反抗父亲的心理有关，父亲剥夺了他的爱好，强迫他学习，但他却不敢反抗父亲，害怕失去父亲的爱；然后，他觉知到自己与导师的关系其实就是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的投射，他的导师也总是控制他，导师申请了数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是项目的得力干将，导师却极力剥削他，严重影响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学习，但他不敢反抗，一方面害怕拿不到学位，另一方面更怕失去导师的关注，得到差评。
当这位博士觉知到自己的关系与愤怒，并重新分析全盘局势后，他恍然大悟，明白了导师对他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他对导师的依赖程度，他完全可以去跟导师谈条件，甚至讨价还价，根本不用那么怕导师。于是，他真的这样做了，直接在导师面前提出了他的合理诉求。导师一开始非常惊讶，并且有些生气，觉得这个曾经的“老好人”学生突然变得不好惹了，但最终还是让步了。
导师的让步对这位博士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第一次体验到，原来说“不”的感觉、能自己做主的感觉这么爽。而就在这次深刻的体验之后，他的拖延症慢慢消失了。这种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感觉，让他每天都充满了希望与能量。
实际上，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里程碑，它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自我保护，服务生存。只是到了现代社会，它的缺陷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而已。但也正是拖延症在不断提醒着我们：要自我觉知，我们的心智还没有成熟，我们的人格还需要继续发展。
拖延症像是一个反映心理发展水平的指示灯，时不时亮出红灯来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能帮上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当自己成长起来，开始觉知，心理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心智开始变得成熟，人格慢慢变得完善时，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然会出现。
戴维·罗森汉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法学和心理学教授。罗森汉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他做了一项近乎疯狂的罗森汉实验，这项实验挑战了精神病学诊断的权威性，撼动了精神病学的根基。
1972年，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无法自拔。当时，罗森汉刚取得法学与心理学双学位，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教职。他发现当时许多人都以患有精神病为借口来逃避服兵役。罗森汉提出了疑问：精神病的诊断是否形同虚设？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生性喜爱冒险的罗森汉突发奇想，准备做个大胆的实验。他拿出电话本给自己的8名好友打去了电话，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希望他们能参与实验。这8名好友中有3名心理学家、1名研究生、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科医生、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加上罗森汉本人一共9人。罗森汉要求大家一起假扮精神病人。
假扮精神病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确保实验成功，罗森汉和他的好友们可是做足了功课。他们计划连续5天不洗澡，不刮胡子，不刷牙，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让人一看见就想躲开。光这些还不够，罗森汉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相关的医学文献，在其中找到了一个和幻听相关的症状，即耳朵总是听到“砰、砰、砰”的响声。罗森汉不仅要求大家熟记症状，还让大家反复练习怎样与精神病科医生对话。如果医生表示需要住院治疗，大家住进病房后要马上表示幻听症状消失了，且感觉很好。此外，罗森汉还教好友们怎样假装吃药：先把药丸藏在舌头底下，等到医生和护士离开后，马上去厕所，把药吐到马桶中并冲掉。
经过几天的训练，罗森汉和他的好友们成功将自己弄成了邋遢大王。随后，罗森汉选取了8家精神病院。这些医院有的外观美轮美奂，内部设备齐全；有的则是公立医院，设备简陋，走道弥漫着尿臊味，墙上满是涂鸦。接着，罗森汉和他的好友们一起出发了。
1972年的某一天，罗森汉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公立精神病院，挂号完成后被带入一间白色小诊室。一位医生接待了罗森汉，并按照接诊流程询问他的病情。罗森汉按照之前排练的，熟练地进行回答。当罗森汉说到自己听见了“砰、砰、砰”的声音时，医生反复跟罗森汉确认。在最终确认之后，医生沉思了许久，然后决定让罗森汉住院。
随后，有人把罗森汉带进一个房间，叫他脱掉衣服，把温度计塞进他嘴里，并在他的手臂上套上黑色束带，测量他的血压和脉搏。虽然罗森汉的测量结果完全正常，但这已经不重要了。紧接着，罗森汉被人带着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经过走廊时，罗森汉看到了一间间病房里的形形色色的病人，他们面如土色，目光呆滞，仿佛周围的世界不存在。
罗森汉被带到了自己的床位，换上了病号服。护士要求他服药，他乖乖“吃”药，等护士离开后就把嘴里的药全都吐掉了。然后，他去找医生，说自己已经听不到“砰、砰、砰”的声音了，并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而医生只是对他微笑，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似的。当罗森汉再一次大声问医生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时，医生非常不屑地回道：“等你病好之后吧。”即使罗森汉的生理指标再正常，神志再清楚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被医生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必须住院治疗。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罗森汉非常合作，每天固定“服药”3次，再跑到厕所吐掉，当然，他的好友们也是这么做的。在精神病院里，只要不惹事，医护人员什么都不会管。罗森汉终于熬到了出院的时刻，他马上联系了好友们，等着和所有好友一起安全返回。安全返回后，罗森汉安排大家一起复盘此次实验的整个过程与细节。让罗森汉和他的好友们惊讶的是，他们这9人全部被诊断为有病，其中有8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还有1人被诊断为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9人平均每人住院治疗了19天，其中时间最长的住院治疗了52天，时间最短的住院治疗了7天。此外，罗森汉还发现，所有人在住院期间都没被医护人员发现自己其实是在诈病，并且他们的正常行为都被医护人员解读成了病态行为。
实验结束后，罗森汉怀着忐忑而又激动的心情，将自己的整个实验计划，以及自己和好友们在精神病院亲身经历的事情写成了论文，这篇论文就是大名鼎鼎的《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该论文被刊登在了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宛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撼动了整个精神病学界。
罗森汉在论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精神病的诊断并非依据患者的内在状况，而是受外在情境的操控，因此诊断过程必然充斥这类误差，诊断结果并不可靠。
罗森汉的这一结论引发了众多美国精神病科医生的强烈抗议和一致反对。多数精神病科医生强调说，他们的诊断是有前提的，即病人应诚实地报告病情，因此精神病的诊断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皮策也对罗森汉的实验提出激烈批评。这位斯皮策来头不小，正是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首套严谨的精神病诊断标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才应运而生。并且，在斯皮策的努力下，美国精神病协会促成将同性恋排除出精神病范畴，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奠定了基础。1975年，斯皮策在期刊《变态心理学》上专门撰写文章，对罗森汉的研究结果提出反击。
斯皮策指出，罗森汉的论文并没有提供就诊者当时的举止神态、言谈内容等详细资料，并且罗森汉以资料需要保密、避免破坏个别医疗机构的名声为由，拒绝提供原始资料，因此这项实验是不可信的。而就在罗森汉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有一家精神病院指出罗森汉在实验中选取精神病院时是经过人为筛选的，并指责罗森汉专门选那些设施不全、医生专业水平不够的公立医院，且自信满满地向罗森汉下了战书，称：“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罗森汉随时可以派假病人过来，医院里的专业医生会马上识破。”
罗森汉天生不服输，毅然决然接受了挑战，表示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指派若干假病人前往该医院就诊，如果该医院的医护人员能够甄别出这些假病人，则医院获胜。
3个月过去了，医院发布报告，信心满满地宣称发现了41名由罗森汉派来的假病人。实际上，罗森汉一个人都没有派，医院误诊了。这两次实验的结果从正反两个角度狠狠地打了当时美国精神病学界的脸。罗森汉的实验结束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可以说它影响了整个精神病学之后的发展。
当时的精神病诊断之所以会出现罗森汉所发现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人文关怀不够。
从历史条件上说，更精确的科学研究工具当时还没有出现。斯皮策坚信精神病本质上与肺病、肝病无异，都是人体组织的病变，有朝一日必能从脑部组织与神经突触的作用的角度来解释精神病。
事实上，斯皮策说对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核磁共振、基因检测等技术的问世，再加上信息时代的到来，现在科学家不仅能利用更加先进的仪器来收集数据，还能利用计算机来整理与分析数据，这就为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类的精神与心理世界提供了可能。比如，基因科学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是压力应对基因，母亲的亲吻、抚摸会促进新生儿体内糖皮质激素受体酶的分泌，高水平的糖皮质激素受体酶可以增强孩子未来的抗压能力。再比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是跟焦虑有关的基因，在压力环境下，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能调动神经元，平复大脑对压力的感受水平，而这种基因发生变异后，就无法干预压力调控了，携带这种变异基因的人便更容易焦虑。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医疗环境特别糟糕，医患关系非常恶劣。罗森汉和他的好友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精神病院里，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交流甚少。他们这些假病人试图去找医生交流时，医生总是敷衍了事，特别是当他们叙述感受时，医生根本不听，也不关心。护理人员也是一样，完全当病人不存在。
罗森汉在住院期间发现，女护士会在全是男病人的休息室里解开制服，调整自己的胸罩。而女护士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想挑逗病人，而是因为她根本没把精神病人当正常人来看。如果罗森汉说的是真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精神病诊断会出问题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想清楚这个哲学问题：人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