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生命理论中无处不在。如果，在大体上朝向脊椎动物，具体说来就是人类和智能发展的方向里，生命不得不通过很多与这个特定组织模式不相容的元素的方法，像现在我们这样放弃和托管它们，进入另一条进化的线路，那么我们再次找到并重新加入到智能阵营里以抓住生命活动的真正本质就是这些元素的全部。我们可能也应该通过环绕我们独特——也就是智能——代表的模糊本能的边缘来帮助它们。如果进化原则并未缩小到我们组织的形式这个等级上，而是在其周围停顿下来，那么什么才是这种无用的边缘所不需要的？相应地，我们必须找到能够扩张我们思想智能形式的线索；从那里我们才能获得提升自己所需的动力。要形成整个生命的概念，不是简单地把那些在进化道路上被生命本身弃于我们身后的单个概念糅合起来。部分是如何等同于整体、容器的内容、其操作本身生命运作的副产品的？然而，这就是我们在把生命进化定义为一条“从同一性到多样性的通道”时所看见的假象。同样，通过把智能碎片挨个拼接摆放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观念都会带来这样的错觉。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进化时机成熟的其中一个点上——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也不会带走所有找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持有的智能只不过是众多观念中的一两个而已，它们通过理念来表达自己；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声称代表了整体的部分，我所指的进化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这个“整体”只是当前的状态！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所需的整体智能并不太多——要不它就不够了。我们有必要在其中增加我们在所有其他进化终端中发现的东西。这些众多的不同元素必须被视作相互完善的众多精华，至少在它们最为微小的形式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进化运动真实属性的暗示；即便如此我们都应该完全将其抓住，因为我们仍然应该只注意进化后成为结果的东西，而并不是进化其本身，结果就存在于这种运动中。
我们发展出来的生命哲学也是如此。它同时传承机械论和目的论，但是，就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和第二个理论相比它更接近第一个。停留在这个点上，并且更加确切地展示这个生命的哲学与目的论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多少区别，这些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正如激进目的论一样，尽管形式更模糊，但是我们的哲学还是将有序世界描述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但这种和谐却远不如其所声称的那么完美。它之所以如此不和谐就是因为各个物种，甚至是每个个体都只保留了某种来自普遍生命冲动和使用这种能量造福其自身倾向的动力。这里面还包含了适应性。物种和个体都只为自己着想——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其与其他生命物种产生冲突。因此，和谐并不实际存在，而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中。我的意思是，原始的动力是一种普遍的动力，我们将生命之流提升得越高，互补的多样趋势就越多。因为，街角的风就被分成了很多股相同的气流。和谐或“互补”，能在质量、倾向中而不是在状态中被揭示出来。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是目的论最为误解的一点），和谐是处在我们之后的而非之前。这应归咎于冲动的一种特征而非普遍的志向。在人类的世界观里，要给生命设定一个终结点是不可能的。说到结束也就是想到一个已经存在并被领悟到的模型。因此，这一点基于假设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给定，以及未来能在过去被读到。我们相信，生命就像我们的智力一样完全靠自己行动，去上班，而我们的智能只是一种无法运动的碎片化生命观，很自然地站在时间之外考虑问题。相反，生命在时间中前进，也在时间中持续。当然，一旦踏上道路，我们就能从上方对其进行观察、标记它的方向、用心理学词汇来对它进行记载，并且以已经到达其尽头的预期来说话。这样我们才会谈论到自己。但是，在这些我们即将踏足的道路上，人类的思想可能会一言不发，因为这条道路自被创建起就与其上的旅行行为相同步，它不是什么别的，而是行为本身的方向。那么，每时每刻进化都必须允许心理上翻译的存在，这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除了回顾之外既没有价值，也没有重要性。永远不要将目的论的解释作为对未来的预判。这是一种在现在的灯光下观察过去的模式。简而言之，终局论的经典理念立即就变得太多和太少了，同样也太宽和太窄了。在通过智能解释生命的时候，它对生命的意义限制得太多：智能，在其进程中已经被进化所改造，至少我们自己发现的结果是这样的；它是从某种更大的东西上切割下来的，或者说，它是同时具备前沿和深奥现实的唯一投影。更为全面的事实是真正的目的论应该在一种观点中重建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被树立起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智能的界限——联结相同事物感知，以及创造重复性的天赋——这种事实毫无疑问地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具有效果的丰满度——进行自我扩张和提升的能力。这种效果因此也并未被赋予在它之中，同样它也不能将其作为终点，尽管一旦开始，它们允许某种激进的解释，就像复制模型的人造事物所做的一样。简而言之，最终原因的理论在将自己限定在把一些智能归咎于自然局限内的时候前进得并不够远，而在当其在支持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的未来、存在于当下的时候却走得太远。而第二个理论扩张得太过头，是缺点太多的第一个理论的外向产物。在定义何是智能的时候一定要用更加全面的事实进行取代，智能是其中唯一能被保存的东西。这样未来就会像是对当下的延伸了：因此，它并没有以一种被代表的断电形式出现在当下。而且，一旦被意识到，它就能解释当下，当下也能对其做出解释，甚至还会出现更多的内容；它必须尽量被视作终点，甚至是结果。我们的智能有权利从其习惯的角度来抽象地考虑未来。
事实可能是，这些原因远远超过了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生命论中的目的论已经避开了所有确切的验证。
要是我们能在其中一个方向上超过它呢？事实上，在这里，在提出必要的题外话之后，我们回到那个自己将其视为基本点的问题上：机械论的先天性不足能通过事实来加以证实吗？如果这个假说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坦诚地接纳进化论学家的假说。我们现在必须表明如果机械论不足以对进化进行阐释，那么证明此种先天性不足的方法就不是停留在终局论的经典理论之上了，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仍然要放开对其进行限制或缩减以走得更远。
让我们来表明我们这个假说的原理。我们认为生命从其最初的开端起，就一直是对同一个相同原动力的延续，它被分到了进化过程中的各条互有所异的线路中。通过一系列的添加，有些东西成长了，有些东西发展了，期间的创造有许许多多。这个发展的历程带来了各种趋向的分离，这些趋向必须变得互不相容，才能越过某一特定的点向前发展。严格地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认为生命的进化可能是在一个以千万年为单位的时间段里，发生在经历了一系列各式各样形式变化的个体上。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体，而是任何可能数量的个体，以一种单线性的方式互相传承。在这两种情况下，进化可能，可以这么说，都只拥有一个维度。但是进化实际上却发生在那些完全不同的线路中数以百万计的个体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辐射出新道路的交叉口终结，然后无限地延续下去。如果我们的假说得到了证实，如果着力于这些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与心理学上的本质有关，那么就算它们的功效大相径庭，它们也必须保有某种共同点，就像那些分离很久的校友保有同样的关于兄弟情谊的记忆一样。道路可能会分叉，或者道边的小路会开放着，分离的元素可能会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这条小路上进化，然而，凭借整体的原始动力，各部分的运动才得以继续。因此，整体中的某种东西一定存在于这些部分之中，而这种普遍元素在某些方式下，对我们而言会变得明显起来，也许是通过同一器官在不同有机物中的存在。举个例子，假设机械论的解释是正确的：进化必须通过互相垒叠的一系列事件而发生，每个新事件都是通过是否对前面有利的事件的整体都有利选择而得到保存，当前生物的形式都是通过这个选择得以呈现的。通过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系列加入到对方之中，那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进化方能够达成的共同结果的相似性有多高？偶然的外部影响或内部变化是不是能带来同样的结构——尤其是当这种结构在二者进行分离的时刻没有显露任何表象的前提下——两条进化路线的分歧越大，可能性就越小。但是此二种产品的相似之处，从另一方面来看，可能在被放在我们所提出的假说中的时候更为自然一些：即便是在离我们最近的通道里也可能存在着从源头处得来的脉动。纯粹机械论是可驳倒的，而终局论，在我们能够理解它的特殊感官中，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进行阐释的，前提是能够证明生命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进化路线上产生同样的结构；证明的力量对于各条被选中的进化路线之间的不同与在它们中间所发现的相同结构的完整性而言，都可能是成比例的。
我们可以认为，结构的相似性是由生命进化的大条件的相同程度所决定的，尽管瞬间就会发生变化的外部影响和偶然发生的内部变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但是这些永恒的外在条件可能在构建各种结构的力量上强加了同样的方向。当然，我们并非对适应性在今天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熟视无睹。生物学家当然不会对其进行相同方向的研究和使用。有些人认为外部条件能够造成有机物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一种明确的方向，通过在活体物质中引起的物理化学变化而进行改变，比如艾默的假说就是如此。而其他的人则对达尔文的理论精神更加虔诚，他们认为条件的影响只是“间接地”、通过促进剂、在生存的挣扎中产生效力。这些物种的代表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已经适应了环境。换句话说就是，有些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致以“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实际上“创造了”相异性，同时，另一些人则对这些条件带来的影响报以“消极”的态度，并且认为它们带来的是对相异性的终结。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条件都被认为是在为各种环境下的有机物带去了某种确切的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在进一步接触细节之前，立刻从广义上指出为什么对“适应性”进行解释对我们而言远远不够。
让我们首先声明，在刚才描述的两种假说中，后者是唯一不具有歧义的一个。达尔文理论中，关于自动消灭不适应的物种而达到适应的理论是一个简单而又清楚的理论。但是，就是因为它对控制进化的外部条件报以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很难证实此种进程——或者说是诸如我们即将检验的这种复杂结构——的直线发展。在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大道上，两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物其结构相似的难度有多大！一个偶然的变化就能表明众多微小物理和化学因素的作用。对偶然变化的累计，这可能对产生一个复杂结构非常必要，因此需要接近于无限的微小原因并行发生。为什么这些完全偶然的原因会以同样的顺序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点上进行同样的重复？没有人会在这个案例中坚持上面的观点，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其本身就很可能并不认为从不同的原因中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可能也并不认为不同的道路能够通往同一个地点。但是不要让修辞手法把自己迷惑了。到达的地点并不能表现出通往此地的道路的特征，同样，一个有机结构只是进化不得不经历的众多微小差异的集合而已。面对生存和自然选择而做出的挣扎，对我们在解决此类问题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我们在此并不关心那些灭亡的事物，我们不得不只对生存下来的事物进行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了完全相同的结构是通过一个对各种效力进行逐渐累积的过程，而在独立的进化路线上塑造的。发生在偶然顺序中的偶然因素是如何被假定为会不断造成相同结果的，而这些原因又是无限地多，这种效力又是无限而复杂的。
机械论的原理为“同样的原因造成同样的效果”。当然，这个原理并不总是意味着同样的效果必须由同样的原因造成，但它却又确实存在于某些原因在产生效果的同时又是其组成元素中仍然能被观察到的特定案例里。两个从不同点出发且随机漫步的人最终总会碰面的说法并不正确。但是，若在这个说法中加入下面一点又是不可能的：漫游的过程中他们沿着两条完全相同又互相重合的曲线行走。路线越是复杂，非必然性就会越大，而且如果他们的路线拥有数不尽的曲折的话，那么这种非必然性就会最终变为不可能性。那么，路线中曲折的复杂性，与一个在其之中有着数以千计不同有机细胞的有机物的复杂性相比，前者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明确顺序排列着的呢？
那么，让我们转向另一个假说，再看看它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假说认为，适应性并不仅仅是不适应事物的消逝。因为外部条件具有积极影响，所以有机物才能按照其本身的形式进行塑造。这个时候，不同效果之间的相同点就能被不同原因之间的相同点解释。很明显，我们应该坚持纯粹机械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点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字面上的解释，我们又再次成为了被文字愚弄的对象，而且这种理论会将“适应性”这个词汇同时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官。
如果我轮流地将水和红酒倒入同一个玻璃杯，那这两种液体就会变成一个形式，而这种形式将取决于此二者占据容器的比例。在这里，适应性才确实地代表着机械调整。这是因为那种物质将其自身变成的形式是已经存在的，而它也将自己的形式强加到其中的物质之上。但是，在一个有机物对它不得不存在于其中的周围环境的适应性里，那个等待物质进入其中的预先存在的形式又在哪里？周边环境不是那个承托生命的模具，而生命也并未采纳其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修辞方法给出的歧义。生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形式，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形式适合有助于生命的环境。它必须最大化地利用周边环境，消除它们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并且利用好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有益事物——简而言之，也就是通过建立起一种与外部环境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机器来对外部条件进行回应。此类适应并非“复制”而是“回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完全同意被理解透彻的适应性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进化过程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当然，相同的问题也和相同的解决方法。相呼应。但正如几何学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有必要引入一种麻木活动或至少是以同样方式行为的起因。这就又会带入终局论，而终局论在这个时候充满的拟人化元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总的来说就是，如果适应是被动的，如果它只是重复着条件在模具中所给出的特征，那么它绝不会建立起人们所希望其建立的东西；而如果这个过程是主动的，通过解决在同样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同样的问题能够做出回应，那么在一开始我们给出的方向上，它就要比我们所能走的更远——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它走得太远了。但是事实却是在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只要有人通过采纳第二种而在目的论的“犯罪现场”被抓个现行，那么采纳第一种的人就能逃脱升天。为一般科学实践服务的都是第二种，但是第一种却是慢慢地逐渐为哲学做出证明的。在任何“特定”案例中，人们会认为适应的过程就是有机物建造一台能够将外部环境转换为最佳机会的机器时所做的努力；然后会有人从“全局上”对“适应性”进行总结，称“适应性”受到的是环境的影响，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被动接受。
但还是让我们用例子来进行解释吧。首先在这里要进行一种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大体比较。没有人会不被这二者身上在性方面完成的平行过程所打动。不仅是在高级植物或在动物中的受精——它们都存在于这二者之中，都是两个之前在属性和结构上都完全不同的核子的融合，而在融合之后它们立刻变为了和彼此相等同的事物——还是在处于相同条件下时发生在二者身上的性元素的准备都是相同的：在根本上，都包括染色体数量的减少以及对某些特定染色物质的抛弃(13)。而动物和植物是在独立的路线上进行进化的，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遇到的障碍也不同。下面是两个明显分化的系列物。在两条线上，数以十万计的元素结合起来，共同决定了其形式上和功能上的进化。而这些存在于两个系列中的无尽的复杂原因都在同样效果的作用下得到了完善。且这种效果不能够被称为“适应”的现象：适应性体现在何处，外部环境的压力又在哪里？在有性生殖中并不存在惊人的工程公式，它们都以最为多样的方法进行了阐释，而一些非常急切的人甚至还将植物的性行为视作一种自然本来已经将其抹除的奢侈品。(14)但我们并不希望在如此具有争议性的事实上纠缠不休。“适应”一词的歧义和超越机械随机性和拟人化终局论的必要性会从更为简单的例子中表现得更为清晰。终局论的理论一直都在感觉器官精巧的结构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而将自然的丰功伟迹和智能的产物结合起来。现在，因为存在于低等动物身上的这些器官都在一种初步的状态下被人所了解，而且还因为自然在最为简单的有机物上的色素斑和脊椎动物身上无限复杂的眼睛之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媒介，所以同样可以说自然选择的结果会自发自觉地完善有机物。简单的说也就是，如果存在着能够合理调用适应性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也只能有这么一个。只要它与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相关，人们就有可能对这样一个例如有性繁殖的事物的功能和意义进行讨论。但是眼睛和光亮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了，在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适应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特定的例子中展示出双方都采纳的原理的不足性，那么我们的演示就会立刻达到一般性的高等级别。
我们要考虑一下终局论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主张的例子：诸如人眼的器官结构。它们毫不费力地就能说明在这种极端复杂的结构中，所有的元素都以非常协调的方式运行着。只有在这样的顺序下视力才能运转，有一本关于《最终因》的著名作品，其作者这样说道：“巩膜在其表面上的某处一定是透明的，因为这样才能让光线穿透它……虹膜必须用精确控制的透光口的开合来做出响应……在这个透明的开口背后，必须要有折射媒介……在这个黑暗的空间的最前端一定要有一块视网膜(15)……一定要有无数的透明椎体与视网膜垂直，它们只允许光线先通过自己再和神经薄膜接触。”(16)作为回应，《最终因》的主张被用于假设进化论学者的假说。所有的东西确实都非常精巧，实际上，如果有人对我们的眼睛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在这个机体中，成千上万的元素都为了一个功能而互相协作。但是回到源本来看眼睛的功能，比如在纤毛虫身上，眼睛已经弱化为一种能够感光的斑点（几乎是纯化学反应）：这个功能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完全的巧合而已，也只是有机物复杂性的冰山一角而已，这个机体对眼睛的功能进行了实际的改造。通过某些未知的机制才能直接或间接完成它，仅仅通过自己赋予该生物的优势影响让这种生物牢牢地将其抓住，从而才成为了自然选择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眼睛的形成过程也许能被解释为功能和机体之间那近乎无限且不受机械因素打断的行为和反应的产物。
实际上，在功能和机体之间是很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就像终局理论和机械论其自身遇到过的那样。因为机体和器官是不同属性的词汇，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都非常紧密，所以要事先决定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无从得知到底应该像机械论那样从前者开始，还是像目的论那样从后者开始。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从对具有相同属性的二者进行比较开始，以机体与机体之间的比较而非机体与该机体所具备功能之间的比较开始的话，那么上述的讨论就应该完全地转变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一点一点地朝着答案进发就可能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而且我们越是坚决地假设进化论学者们提出的假说就越有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让我们将脊椎动物的眼睛和诸如普通贝类的软体动物挨个排开。我们发现在这二者中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器官，都是由类似的元素组成的。贝类的眼睛也有视网膜、虹膜和巩膜的镜面结构，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它们甚至还具备视网膜元素的某种反转能力，这种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于无脊椎动物身上。现在，软体动物的起源可能还是一个富有争论的话题，但是不管我们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所有人都同意的是，在像贝类眼睛那样的复杂眼睛出现之前很久的时候，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从它们共有的父系干细胞中分裂出来。那么，此种结构类比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这点上，我们会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化论者解释系统——纯粹的偶然变化假说，以及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以一种完全一致的方式发生改变的假说——依次提出问题。
前者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被分为两种差别巨大的形式。达尔文声称所有的微小变化都是由自然选择进行的累积。他并未忽视突变的事实，但是他居然认为这些“运动”——他这样称呼它们——只是无法自我保持的庞然大物而已。他同时还认为物种的基因是“看不见的”变化的累积(17)。现在很多博物学家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就趋势而言，这种假说开始逐渐向其相反方向的理念投降了，认为在几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物种特征的新特征出现的同时，新的物种也就立马诞生了。后面的这种假说在贝特森的一本著名著作中已经被很多的学者所证明，(18)它已经因为雨果·德·弗里斯那些令人震惊的实验而变得极为重要，拥有巨大的力量。这位植物学家在月见草上做实验，在一些新世代的这类植物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个他从自己实验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极高的价值。物种会遗传不同的稳定性和外形改变。当“易变”周期发生时，未知的各种外形就会从众多不同的方向中出现(19)——我们不应偏袒这两种假说中的任何一方，以及那些拥有不可感知的变化的事物。实际上，也许它们二者都是对错掺半。我们只是希望指出如果产生的这些变化都是偶然的，那么它们不管是大还是小，都不能解释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结构相似性了。
让我们开始假设达尔文的不可见变化理论为正确的，并假定因为概率和不间断的累积而发生的细小区别也是正确的。一定不能忘记的是，有机物中的所有部分都必须互相协作。不管它的功能是机体的效果或是机体的成因，都完全没有影响。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机体只有在自己施展功效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才能进行选择。然而，无论视网膜结构何时发生改进，也不管它将变得如何复杂，一旦在此过程中，视觉中心——以及视觉器官本身的一些部分——没有同步发展，则可能阻碍它的进展，反而无法提升视觉能力。如果这些变化是偶然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在同一时间内，在保证整个器官能够继续有效地发挥自己功能的情况下，把所有的部分都集中起来进行升级换代？达尔文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他为何不把变化归纳于众多不可见的原因之中(20)。在视觉器官的某一点上偶然发生的某种变化，如果它非常的小，将不会阻碍整个器官的运作，而这个首先发生的偶然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等待”互补性变化的发生，从而累积起来将视觉提升至更高等级，逐渐趋于完善。我们认为这个假说有道理，但是既然不可见的变化并不会对眼睛的功效产生影响，那么它也不会帮助眼睛发挥功效，至少在具有互补性的各种变化发生前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又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被保留下来的？不知不觉中，人们将这种微小的变化比作被有机物留给日后建造的边角料。这种假说和达尔文理论的原理毫不相符，甚至在沿着进化的主线进行发展的器官上都无法避免，比如脊椎动物的眼睛。但在我们观察脊椎动物眼睛结构和软体动物眼睛结构的相似之处的时候，这种思想又会强压在我们身上。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这些无法计算的微小变化怎么可能以同种方式发生在两条相互独立进化的路线上？还有，它们又是如何通过两个案例中所说的，在它们二者完全分开进行的时候，用同样的顺序做出的同样的选择和累积，从而得到保存的？
那么，让我们转向突变假说，看看它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假说毫无疑问地减少了某一点上的难度，但却又增强了另一点的难度。如果软体动物的眼睛和脊椎动物的眼睛都是通过相对少量的突变而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么我就能够理解两个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是源于一些无法计算、相继发生、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机会发生完全相反的事情，但在前一个案例中，奇迹的出现不需要机会，这与在第二个案例中不一样。我能理解的不仅是原本应该增加但却不知如何就被减少了的相似点的数量，还有这二者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且互相叠加的。初期的变化现在被认为对生物而言足以成为一种优势，而且它对于选择的进行的影响也是同样如此。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比前者简单，即可见结构的所有部件是如何在突然变化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协调性，从而使眼睛继续施行自己的功能？单独一个部分的变化就足以让眼睛失去视力，除非这个变化是绝对的无限小。各个部分都必须立即发生变化，每一个都参考其他部分的变化而变化。我也认为在运气不怎么好的个体身上会发生很多的不协调变化，我也相信自然选择能够将这些东西消灭掉，我还同意只有那些能够应对挑战的组合可以被保存下来，提升视力，从而生存下来。而且，这种组合一定会产生。在这样的事情曾经确实出现过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承认它在物种的历史上得以自我复制和重复，就像每次一次性产生出新的互相固定的并发症那样，这些并发症与先前发生的并发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同的方向上共同走向未来。尤其是，我们如何认为仅仅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这些突变就会在相同的顺序中发生相同的事情——所有的案例中的元素都有完美的和谐关系，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却是在两条互相独立的进化道路上。
在此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与查林、德拉马尔和穆叙在实验中所发现的相差无几，他们把孕期豚鼠的肝脏或肾脏破坏掉，然后这些豚鼠会将自己的残疾遗传给正在腹中的胎儿，这是因为这些母体所受到的器官损伤已经产生了某种“细胞毒素”，这种物质会在胎儿体内的相应器官上发生作用(21)。在实验中人们发现，正如这几位生理学家在自己以前进行的观察中所得到的结果那样，已经成形的胎儿才会受到这种细胞毒素的影响。但是查林所进行的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同样的效果能够通过在精子和卵子上进行一种类似的过程而产生(22)。总而言之，就是：在布朗·赛卡尔实验中发现的对某种既有特点的遗传现象能够用一种毒素作用在基因上的效果来解释。然而，这种残疾看起来似乎作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它是通过类似于感染酒精中毒的过程而得以传播的。但是在所有成为遗传的既有特点的案例中是否都是如此呢？
实际上，在那些肯定既有特征遗传的人和那些否定这个理论的人之间存在双方都认可的一点，那就是某种特定的影响，如酒精的影响，能够在该生物和它所拥有的原生质上同时产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缺陷就会被遗传下去，就“好像”父母的肉体细胞直接作用在了原生质上，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肉体细胞和原生质都会受到相同原因造成的结果的影响。那么，就像那些坚信既有特征是可以转移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假设肉体细胞能够影响原生质。认为发生在第二个案例中的情况和发生在第一个案例中的情况是一样的，以及肉体细胞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原生质的一种普遍替代的这种假说难道不是最为自然的一种假说吗？假设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后代身上发生的改变与在其父辈身上发生过的改变是一样的，这就是一种意外，并且有某种程度上的偶然性。这就像酒精中毒症的遗传一样：它会从父亲那里被传给孩子，但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表现出来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所有孩子的表象都和父亲有所区别。我们用字母C来代表原生质中发生的变化，C可以是阴性的，也可以是阳性的，这就是说，这个字母同时代表某种物质的得到或者丧失。可能并非基因的确切再现，在原生质当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原生质中的变化是由肉体细胞中某种特殊部分的某种特定变化而激发的，原生质在形成过程中决定了新有机物中相应部分的类似变化，除非此有机物所有的新生部分都对C具有了某种免疫力：同样的部位会在新有机物中经历改造的过程，因为该部位的发展受到新影响的作用。在此之后，该部位在生产有机物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完全不同于其相对应的部位以某种方式发生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建议在“偏差”遗传性和“特征”遗传性之间引入一个分别彼此的机制。获得了新特征的个体会因此从其先前所有的形式中“偏离”出来，它所包含的基因形式或者半基因形式可能会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发生复制。如果这种改变并不包含能够改变原生质的物质的产生，也不会影响营养物质的产生从而剥夺了其包含的某种元素的原生质，那么它对这个个体的后代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通常来说，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从相反的方面来看的话，如果它拥有某种影响，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是因为其引入原生质的某种化学变化。这种化学变化可能会给拥有发展基因的有机物再次带来原始的变化，但是它做其他一些事情的可能性也很大。在此后一个案例中，被创造出来的有机物极有可能会从正常类型中脱离出来，就像创造它的那个有机物一样，但是它的方式又并非类似于其母体。它将继承的是这种偏差，而非特征。因此从大体上来说，个体所形成的习性可能在自己后代的身上不会产生共鸣，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后代身上的变化可能也不会和前者具有视觉上的相似性。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假说就是这样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缺乏反面的证据，就好比那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所做的那次决定性的实验没有成功一样(23)，我们必须坚持实际得到的观察结果。现在，即便我们从既有特征传递性理论中最为有利的观点来看，并且假设表面上的既有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不会是某种内在特征迟缓发展，事实证明遗传转移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并非必然。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推论出类似眼睛这种结构的产生呢？当我们在考虑为数众多方向一致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纤毛虫的斑点变为软体动物的眼睛再变成脊椎动物的眼球成为可能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并未看到遗传，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能够决定不同之处的累积，即便是在假设个体努力能够独自产生这些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新拉马克理论并不比其他的任何一种进化论理论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种情况下，在普通的测试中进行各种进化当前形式的尝试，表明了所有的这些形式的测试都有着同样的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我们绝对不会将它们全部一杆子打死。相反，所有的这些当前形式都有相当大量的事实为支撑，其自身运行的方式必定是正确的。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对应进化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也许理论应该将其自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观点之中，从而保证其科学性，这也就是说，给予所有的眼睛某个特定的细节方向。但是事实却是，所有的这些理论的观点都不全面，它们必须变得全面。这个事实就是哲学中的特殊客体，这种特殊客体并不受精密科学的限制，因为它没有被想要用于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应用。因此，我们能够用一两个词汇来表述此种积极的贡献，进化的三种当前形式对我们而言都好像是通往问题答案的道路，在我们看来，它们所留下的和这三种努力所做的汇合在了一处，获得了一种更为全面的——尽管因为其必要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明确——关于进化过程的理论。
我们认为，新达尔文理论中所认为的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非个体在其生命周期中所经历或者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是个体所承载的基因中遗传下来的各种不同之处。我们对这些生物学家的误解在于将基因中遗传的不同之处视为完全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是一种脉动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不同个体的基因上相互传递着，它们因此也就不是纯粹的偶然性了，它们可能会在同一时刻，以同一种形式，在各个物种的所有代表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实际上，变异理论正在此点上对达尔文理论进行极大的修正。这种变异理论认为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之后，在某个给定时刻上，整个物种都被围绕在发生变化的倾向之中。这种改变的倾向，因此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诚然，这种改变其自身可能是偶然的，因为根据徳·弗里斯的理论，变异会在不同的物种里不同的代表上以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的是这个理论是否能在其他的植物物种身上得到证实［徳·弗里斯旨在拉马克月见草（Oenothera Lamarckiania）上证实了这个理论］，(24)之后才能得出其可能性，从这时开始，我们应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概率的作用在动物变化上的影响比在植物身上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在植物世界中，功能性对于外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直接。即便如此，新达尔文主义者却更倾向于认为变异的周期是确定的。变异的方向因此可能也是确定的，至少在动物世界中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将其指向更深的层次。
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跟艾默一样的假说。这个假说认为不同特征的变化以确定的方向在不同的世代之间进行着传递。艾默的假说在他所持有的限定范围之内对我们而言显得似是而非。当然，有机世界的进化不能作为整体而被预先确定下来。相反，我们认为，生命的自发性是由一脉相承的新形式的不断创造中被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完成的，它必定要留下一些确定了的部分。一个器官，比如眼睛，必须要在朝着固定方向进行的连续性变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该如何解释拥有不同发展进化历史的不同物种都存在着眼睛结构上的共同之处。在此理论中，我们与艾默的不同在于，物理和化学原因的组合足以确保这种结果会发生。相反的，我们曾经尝试过用眼睛的例子来证明，如果确实存在着“定向进化”，那么心理上的因素就能够介入。
一些新拉马克主义者确实也注意到了心理属性的存在。在我们看来，新拉马克主义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坚固的立场。但是，如果这个原因只不过就是个体有意识的努力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被用于数量限制更为严格的案例中了——比如在动物世界，而非所有的植物种类中。即便是在动物之中，这也只会作用于受到意识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的那些点上。即便是在发挥效力的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它是如何在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已有的特征能被传递给后代并不断累积的话，这就是可以想象的了；但是这种传递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常理，是一种例外。一种发生在固定方向上，不断累积和自我扩张从而创造出一台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的遗传变化是一定和某种努力相关的，但是对于那种在更为独立的周边环境之中，比个体努力更加深层次的努力，以及那种在同一物种中绝大多数的代表身上都是常见的努力而言，它们所拥有的固有东西是存在于自己的基因中的，而非组成它们的物质之中的，因此，在此种条件下，某种努力就能被传递给下一代。
于是乎，在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我们开始的那个理论，即生命原动力理论，这种原动力通过作为连接不同世代的纽带，以基因的形式代代相传。此种动力与进化路线一同前行，并在其中被分化，它是改变的根本因素，至少对于那些被有规律地传递的变化是这样的。总的来讲，当物种开始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会逐渐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然而，在某些确定的点上，它们可能会进化出相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只会在普遍动力的假说被接受的时候才会这样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利用我们已经选定的例子，对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眼睛形成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原因。这样，“原动力”的理论就会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了。
在类似于眼睛的器官中有两个具有同等爆炸性的要点：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其功能的简单性。眼睛是由各个不同的部件组成的，比如虹膜、角膜、视网膜、晶状体，等等。在所有的这些部件中，细节是无穷多的。光是视网膜一个就由三层神经元组成——多极细胞、双极细胞、视觉细胞——所有的这些都具有其特殊的个性，而且毫无疑问的都是极其复杂的有机物：实际上，视网膜薄膜的内部结构都极为复杂，它复杂得让人无法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简而言之，眼睛的机制包含了无穷多的机制，所有的这一切都拥有极度的复杂性。虽然视觉只是一种简单的动作，只要眼睛张开着，视觉效果就能产生。但就是因为其动作很简单，所以在形成这种具有无穷复杂性的自然属性上有任何轻微的纰漏都会让视觉变为不可能的任务。这种器官复杂性与功能统一性之间的对比成为了我们研究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机械论是能为我们展示在外部环境下——无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直接作用还是通过选择更为适合个体的间接影响下——机器逐渐被建立起来的过程的理论之一。但是，不论这种理论采取的是哪一种形式，即便它有助于对所有部件的细节进行解释，它也无法阐释清楚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然后我们又将目光转向终局论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各个部件是在一种事先形成的、有某个特定终结点的计划的基础之上被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论就将自然的工作比作了工人的工作，工人的工作同样也是对某种理念的实体化或者对某个模具的仿制，他们在此基础上将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最终的效果。在这里，机械论用其拟人化的特征对终局论进行了正面的驳斥。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理论却并未看到自己正在根据这种方法一步步走向支离破碎！不过它倒真避开了其追求的最终结果，或说一个完美的模型。然而这个理论同时也认为自然像人类一样工作，将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虽然在对胚胎进行粗略观察的时候会得出生命的形成方式与之大为不同的结论。生命并不通过元素的结合和增加来延续，而是通过元素的分离和减少来延续。
但是我们必须越过机械论和终局论这两个观点，将立场置于人类大脑通过思考人类的工作所能指向的那些立场之上。但在哪些方向上我们才能超越这两种观点呢？我们曾经说过，在分析器官结构的时候，我们能对其进行无穷尽的细分，尽管其作为整体时的功能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在器官无穷的复杂性与其功能的极度简单性之间的对比是应该能打开我们眼界的道理。
总的来说，当一个方面的物体表现得极为简单，而另一方面的物体则是极度复杂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或者甚至都不存在于同一种真实性上。在这些案例中，简单性隶属于物体其本身，而无穷的复杂性则属于我们对此物体进行的全方位的观察，属于我们的感官或智能向我们自身所反映的各种符号，或者，更为笼统地说，还属于以某种不同顺序排列的各种元素，我们试图对这种东西进行人为的模仿，但是其自身又始终保持着不可比较性，拥有不同的属性。天才画家能够在画布上画出图像，我们能用各种彩色的马赛克对他的作品进行模仿，我们使用的马赛克的面积越小、数量越多、色阶越丰富，我们就能对他的画作进行越细致的模仿。拥有无数多个体积无限小，能够表现出无限复杂色阶的元素，对于与这位画家作品保持完全相同的效果必不可少的，可是这位画家将其作品视为一个简单的物品，他只希望将其作为整体表现在画布之上，而且它越是完整，作为不可分割的直观投影，对我们的冲击力就越大。现在，我们假设自己的眼睛能够透视马赛克效果是组成的作品，或者假设我们的智能无法将出现在画布上的图像解释为除马赛克拼接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简单地表现为小方块的组合，也就处于了机械论假说的范畴之中。我们或许能够增加一些内容，除了实际的组合之外，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那位画家所使用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成为了终局论者。但我们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无法进入到真正的流程中去，因为这些方块都没有被聚拢在一起。画布上反映的就是这副图画，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这副作品就在我们的眼睛前面被分解成了数以千计的小方块，经过重新构建，它们呈现出的是一种美妙的排列。所以，眼睛，和其结构上精妙的复杂性可能只是视觉的简单动作，被我们分成了各种的小格子，这些格子的排列顺序对我们而言显得极为壮观，因为我们将其整个存在视作一种组合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