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绝不能忘记，贯穿整个有机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它总是寻找机会超越自己，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老是力不从心。激进派目的论的错误和幼稚正是由于对这一点的错误解读。它将整个生命世界的样子表述为一个架构，一个类似于人类行为的架构。一切布局都是为了让机械的功能达到理想状态。每一个物种，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然后万物合一，走进一场音乐会，表面上的不妥之音其实是为了发出最深刻的和声。简而言之，自由中发生的一切都如同人类只能所造就的一切，兴许成就微不足道，但至少成果和付出的关系总是如此恰如其分。
但生命进化中从未有过此类的实例。耕耘和收获不成正比。在有机物世界里从下往上，我们的确是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努力；但往往英雄气短，有时被反力量抵消，有时候误入歧途，目的被形式蛊惑，实相被镜像催眠。哪怕在它最完美的作品里，它战胜了外界的阻力，也战胜了内在的自己，但这实则是得益于它所具备的物质实体。这一点，我们自身都能够感觉。我们的自由，在运动中得到了证实，创造出了愈发增长的习惯，若无一种持续的努力能使其不断进步，这种习惯便会被扼杀：让它无懈可击的是“无意识的行动”。思想之河道冻结了意识之川流。词句和观点，由此而敌对。
文字刺杀了灵魂。最狂热的激情一旦具化为行动，自然就沦为对私利或虚荣的冰冷算计，它们极易披上其他的外衣，若我们不知道死者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生命的特征，那我们将困惑不已，怀疑起自己的真诚，否定了爱和善良。
造成这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潜伏在已然无法弥补的节奏差别之中。生命普遍地自行变化着；生命的特殊表现形式被迫接受了这种变化，还总是慢它一拍。生命的移动永远走在前面；它们想要用自己去标志时间。普遍进化要走的并非一条大直道；每一个物种的进化都是迂回前行。正如当风掠过时被卷起的沙尘，被生命飓风推动的生命也在围绕自己旋转。由此它们相对稳定、看似静止，让我们把它们视作东西而非进程，也忘记了它们那恒久不变的形式不过是一个进展的外在表象罢了。然而，当一切浓缩为稍纵即逝的影像时，承载生命的无形呼吸将在我们的眼前具象起来。有时，当我们身处母爱的某些表现中时，这种启发突如而来，它摄人心扉，在动物中也是一样，甚至当植物在关照自己的种子时也是这样。这种蕴藏着生命奥义的爱也许能向我们传递生命的秘密。它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代代相承。它让我们得以一窥，生命本身就是一条大道，生命本质则是传送生命的进程。
普遍生命和其中表现形式之间的对立充满了数不尽的相同特征。也许能说，生命趋向的是最大程度的行动，然而每个物种却更愿付出最小程度的努力。考虑到其真正本质——即各物种之间的过渡，生命是一项不断发展的行动。但被生命穿过的每一个物种都只会顾虑其自身的便利。这让它们更倾向于只需付出极少劳动便可获得的成果。它专注于将要采取的行动，从而陷入了局部的沉睡，忽略了生命的其余部分。这么说来，生命为创造新形势而采取的行为，以及让这种形式成型的行动，是两种截然不同、往往对立的运动。前者紧随后者，只是必须偏离其自己的方向，反之则无法继续。就像一个正在跳过障碍的人，他必须把视线从障碍物上挪开且一直盯着自己。
就其定义而言，生命形式就是得以让生命存活的形式。无论你对有机物适应环境是做何解释，理由肯定是很充分的，因为反正这物种存活了下来。就这个角度来看，古生物学和动物学描述出的每一种传承下来的物种都是生命造就的成果。然而，一旦我们将每一个物种都对应到进程——它将物种丢弃在半路，并未带领它们通往早被设置好的目标——上时，我们得到的将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通常，这进程都偏离了航线；同样普遍的是，它并没有持续太久；原本的无垠大道变成了终点站。从这个全新的观点去看，似乎失败才是常态，成功反而是例外，而且总有瑕疵。我们将会看到，在动物转变其目标的四个方向中，有两条是死胡同，而另外两条上的努力往往和成果不成比例。
资料文档很难重现这一历史的细节，但我们仍可勾勒出它的主线。我们已经说过，动物和植物肯定在很早以前就从共有的族系中分离了出来、植物陷入了静止的沉睡；动物相反，觉醒程度越来越高，为了征服神经系统而不断前行。也许，动物世界的努力创造出了拥有一定活动能力的简单有机物，它们尚未定型的形状能让它们踏向无数不可知的未来。这些动物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蠕虫，但也有一些区别：能与之进行对比的当代蠕虫，只是拥有无限可塑性的空洞而固定的实例，孕育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是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
在它们的前方埋伏着一个危险，这个障碍也许曾阻断过动物生命的上升。一旦我们回收远古时期的动物，就会忍不住被它们的一种特征所震慑，它们似乎被囚禁在固态的套子里，而这套子常常妨碍它们的运动，有时还让运动功能完全丧失。相比当代，那时的软体动物无一例外的长有外壳。节肢动物也普遍背着硬硬的甲壳，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甲壳动物。更古老的鱼类则被极为坚硬的骨质鳞片覆盖(6)。要探寻这普遍事实的原因，我们必须深入一个趋向，那就是软体有机物为了自我保护而努力使自己变得不容易被对方吃掉。每个物种都会在演变为该物种的路上选择尽量简单的方式。这就像一些原始的有机物，它们放弃了从无机矿物中生成有机物，转而从植物身上摄取现成的物质，它们用这种方式踏上了动物生命的道路。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动物世界里，许多动物都得依靠吃掉其他动物来维持生命。对动物来说——动物意味着可以动——它们可以利用其移动能力去搜捕那些防御力较低的动物，像吃植物那样吃掉它们。于是，能动的物种越多，被吃掉的风险就越高。由此，动物在通往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具移动力的道路上遭遇了一次突然的停滞。棘皮动物坚硬的钙质皮肤、软体动物的外壳、节肢动物的甲壳以及远古鱼类的骨质胸甲，可能都来源于动物物种的同一种努力：在敌对物种面前保护自己。然而，保护动物的胸甲却降低了它们的移动力，有时还把它们固定在了原地。若说植物是以把自己裹进纤维薄膜的方式放弃了感知力，那动物就是因为把自己关在了一座堡垒或盔甲中而陷入了局部的沉睡。棘皮动物，甚至一些软体动物至今都处于这种麻木状态中。兴许，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也都随时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然而，它们躲过了一劫，这种幸运的环境要归功于高级生命形式的扩展。
事实上，在两个方向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运动的冲动在重获主动权。鱼类脱下坚硬的胸甲，换上了鳞片。而在更早之前，昆虫就已经出现了，它们同样丢弃了曾守卫着祖先的盔甲。更高的敏捷度成为了它们新的护身法宝，这让它们既能逃离敌人的追捕，又能发动更为有效的进攻，还能选择遭遇战的地点和时间。在人类的武器发展史中，我们能找到相似的进程。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寻找掩护；接着，稍有进步了，人们开始追求更强的敏捷，以供逃跑；最重要的是学会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于是，古希腊重甲步兵被古罗马兵团取代；全副武装的骑士不得不让路给轻装上阵的步兵；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生命的进化道路都正如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发展，最伟大的成功不外乎战胜最严峻的风险。
那么，移动力的增进显然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考虑。正如我们曾说的，普遍状态下的对环境的适应，物种的任何演变都是为了其自身的独特利益服务。这为变异给出了直接的原因，但通常这只是最表象的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正是把生命推入这个世界的冲动。是它让生命演变出动物和植物，是它给予动物灵活机动的形式，是它在动物世界遭受麻木威胁的时候，确保——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它们能唤醒自己，继续前进。
在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各自进化的两条道路上，发展（排除因寄生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退化）最首要的部分就是“感知—动力”系统。它寻求着移动性和灵活性；同样被寻求的还有运动的多样性——经过多次实验性的尝试，且在最初的时候也并非没有一条通往物质过剩和强大力量的趋向。但它却是在诸多分叉的方向上进行着探寻。只需对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看上一眼，我们就能找到不同。节肢动物的身体由一系列或长或短的环节构成；这让它们的机动能力被分配给了诸多——有时甚至数不胜数——附肢，它们中的每一节都拥有独特的功能。而在脊椎动物身上，行动能力被浓缩到了仅仅两附肢体上，且它们的实际功能并不严格受限于它们的外观形式(7)。这种独立性在人类身上体现得最为完整，我们的手可以用来从事任何工作。
这至少在我们眼中是这样。但在我们所见的背后，也许还存有一些推论——两股力量，存于生命内在，于一开始的时候相互交融，却又注定了会在成长的旅途中分道扬镳。
要定义这两股力量，我们必须全面考虑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进化，它们分别标志着各自的顶点。这个点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这里，几何学意义的精确性会再次让我们误入歧途。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标志性符号去判断同一条进化线路上的物种谁更高级。这儿有各式各样的特征，必须在各种特殊案例中进行对比和衡量，才能得知哪些是基本特征、哪些是偶然特征，以及它们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够被纳入考虑范围。
毫无疑问的，成果是判断优胜的最普遍标准。就某个层面而言，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在生物体的意识之中，成功必须有一种能够在各种环境中生存发展，穿越无数困难和阻碍，然后占据尽可能多的广阔天地的品质。一个敢于将整片大地都宣称为自己领地的物种才是真正的领主，由此也是较高等级的物种。例如人类种族，它代表着脊椎动物进化的顶峰。在节肢动物中，昆虫——尤其是膜翅目昆虫——也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类是地上之主，蚂蚁是地下之主。
另一方面，一些出现稍晚的物种大多是退化后的物种；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某种造成退化的特殊原因。按道理说，这些物种理应比之前更为高级，因为它本该站上进化中更高等级的舞台。如今人类应该算是脊椎动物中登台最晚的物种(8)；而在昆虫物种中，没有谁比膜翅目昆虫来得更晚——除非它属于鳞翅目，这个物种多半是退化的产物，寄生在开花植物上。
那么，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了相同的结论。节肢动物的进化在昆虫——尤其是膜翅目——身上到达了顶点，而在脊椎动物处于相同地位的则是人类。那么，由于昆虫世界里无孔不入的本能——它在膜翅目昆虫中有着奇迹般的发展，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昆虫——我们可以认为，在排除指向植物生命形式的退化之后，动物世界的全部进化就发生在两条相互对立的道路上，一条通往本能，另一条通往智能。
植物的麻木、本能和智能——在动植物共有的根本冲动中，这些元素是同步发展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无法预见其形式，但它们在其中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它们随着各自的成长而逐渐分离。一个始于亚里士多德，且已经严重扭曲了自然哲学的重大错误认为，在植物、本能和理性生命中存在的是同属于一条趋向当中的三个相继出现的发展等级，但实际上它们是随着成长而分离的三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不是说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或者说通俗点：等级——而是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
在这一点上多花点心思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已经看过植物和动物是怎样相互独立，又怎样相辅相成的。现在我们必须展示的是，智能和本能也是既相对又相生的。但还是让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是凭什么去普遍判断孰优孰劣的。现实中的它们根本就是不同的家伙：它们并没有相互传承，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划入不同的等级。
正是因为在太初之时相互渗透的智能和本能保留了一些它们的共性。我们从未看见过存在于纯粹的智能或本能。我们说过，潜伏在植物体内的感知力和移动力处的可被唤醒的休眠状态；而动物则一直生活在坠入植物生命形式的阴影之中。这两个趋向，从一开始就彻底地交融在了一起，之间从未有过完全的隔断：它们无止境地相互萦绕在对方那里。不同的只是所占据的比例。没有哪种智能当中找不到本能的踪影，更没有哪种本能不被智能所围绕。正是这个智能外套造成了诸多误解。表面看去，本能多多少少有点智能的感觉，所以有人觉得本能和智能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复杂和完美程度，更直观的是，其中之一相对另一个更具表现力。事实上，此二者相互依存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能够互补，而它们得以互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同，本能中的本能反应能力刚好对应着智能中的智能思考能力。
我们一定要详谈这一点。它是最重要的一点。
让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先说一下，我们将要到达的彼岸将是世所不容的；因为我们要给本能中的本能反应和智能中的智能思考下定义，但所有具象的本能中都混进了智能，正如所有真实的智能中都渗入了本能。不仅如此，无论智能还是本能，都没有把自身引入僵化的定义：它们是趋向，而非实物。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这一章中认为智能和本能是被生命顺着自身发展轨迹一路安插的表现。现在，生命通过一个有机物显露出来，在我们的观点中，这生命是要以某种特定的努力从物质世界中获取某种特定的东西。如果我们感受到的是本能努力和智能努力之间的差异化，如果我们能看透这两种模式在精神层面的活动，那毫无疑问其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两种对待非活性物质的截然不同的手段。这种对它们相当狭隘的看法其实也有个好处，它为我们在区别二者的时候提供了客观的依据。然而，它又只能给我们一个中间位置，普遍智能和普遍本能则围着它上下摇摆。出于这个原因，读者看见的将会像一个表格，其中，智能和本能的各种表象要比它们原本呈现出的样子更为鲜明，而因为它们各自的不明确性和相互渗透性而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过渡则被忽略了。我们没必要在这非常朦胧的物质中力求清晰。让两者的表象更显柔和，并修正图标中几何意义太强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用生命的灵活去替代图标的僵硬——总是能让事后的工作更加简单。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标志时间究竟是哪一天呢？是第一批武器、第一批工具被打造出来的时期。布歇·德·佩特斯在奎格农-磨坊采石场的发现所引起的著名争议，至今都没有被人忘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发现的究竟是真正的短斧还是因意外而被破坏的打火石。我们假设就是短斧，那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出现的智能了，说具体一点就是人类智能，这一点无人怀疑。现在让我们看看有关动物智能的趣事：除了很多被解释成模仿一类的行为之外，对于它们的某些行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称其为智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制造意识的萌发，无论是它们自己制造了一件工具，还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去使用人类的工具。猿和大象是智商仅次于人类的动物，它们有时可以使用人类制造的工具。位于它们之下很近位置的是能够辨别人造物品的动物：例如狐狸，人类的陷阱在它眼中真的就是一个陷阱。不用说，具备逻辑推理能力的动物都具备智能；然而，把过往的经历灵活运用在当下经历方向上的推理，已经算得上是发明的第一步了。一旦这种意识具象成了某种“人”造的物件，那发明也就完成了。朝向这个成就的动物智能更像是朝向一种观念。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它并不能真正的造出并使用工具，但却可以借助自然赋予的本能所上演的极端变化而为此做好准备。而对于人类智能，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它的机械发明能力从一开始就是它的基本特征，直至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围绕人造品和工具运用，那洒满进化之路的发明同时还标记着它的方向。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花费了远多于改变工具的时间来改变自己。我们个人乃至社会习惯的持续时间也远超过让这些习惯得以成形的环境的持续时间，所以一项发明的最终影响要真正为人们所注意，肯定是在它已经失去了新奇感之后。一个世纪以前发明的蒸汽引擎，到了今天才让我们感受到它对我们的冲击有多大。然而，它在工业界造成的革命却彻彻底底地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新的想法不断涌现、新的感受破茧成蝶。站在宏观的角度，远观千年以来，那些过去时代的模糊轮廓、那些战争和革命，都显得无足轻重，无论它们是否为人所铭记。然而，蒸汽机和与之一道出现的发明却像历史上的青铜和切削石器一样，标注出了一个时代(9)。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所有的傲慢，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把握历史告诉的人类和智能那从未改变的特质，那当我们在界定自己物种的时候就不该说“智人”，而该说“制造人”。简而言之，智能的最初特征似乎就是一种能够制造物品，尤其是用工具来进行制造的机制，也是一种能够改变造物的能力。
那么，一只不具备智能的动物是否也能制造工具或机器呢？当然，只是它们的工具成为了使用者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动物还拥有一种与这工具相关联的使用本能。是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一切本能都包含于一个能够使用天生机制的自然能力中。如此的定义并不是罗曼尼斯所说的“次级”本能；而不止一个“主要”本能并未包含在其中。但这个定义，正如我们暂时对智能的定义一样，至少能确定各式各样的本能在理想状况下能够企及的范围。是的，我们常说绝大部分的本能都只是器官运作的延续或对器官运作的完成。本能活动从何而来？这自然的能力又将止于何方？我们不得而知。在幼虫结茧、破茧成蝶的过程中，蜕变往往需要具备主动性的幼虫做出适当的行为，在动物本能和生命材质的器官运作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我们也很乐意说，要么是本能器官化了即将投入使用的材质，要么就是器官化的进程紧随在必须使用器官的本能之后。昆虫最神奇的本能也就仅仅是将自己的特殊结构发展成运动：的确，社会生命在个体中进行了劳动分工，从而给不同的个体赋予了不同的本能，在不同的结构中我们也能够看出相对应的区别：蚂蚁、蜜蜂、黄蜂和一些伪脉翅目昆虫的多态性众所周知。由此，如果我们只考虑这类智能和本能均大获全胜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最根本的不同：本能最擅长的是对有机组织的运用甚至构建；智能最擅长的是对无机物件的制造和使用。
这两种行为模式的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本能发掘出自身的可操作器具：这些能够自我构建和修复的器具和所有自然的造物一样，总有一套极端复杂的细节架构，却又指向一个非常简洁的使用功能，它会在受到需要的时候毫无困难地立即投入运作，其完美程度往往使人震撼。随之而来的是，这种器具还保留着几乎不能变更的结构，因为结构的改变会引发物种的改变。因此，本能必须特殊化，它并非什么高深的东西，只是为了达到物种目标而对物种器具的利用。相反，由智能构造的器具则并非完美的器具。它需要花费努力，要操控它还挺麻烦。但由于它是用无机物制成，故可以随意变换其形式，也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将生物从不断涌现的新困难中解放出来，并赐予它无限的力量。虽然它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不如自然器具，但随着紧迫度的下降，它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最重要的是，它是为制造它的生物量身定做的；因为它让制造者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我们可以说它扩展了制造者的器官，它就是天然器官在人造品上的延生。对于每一个需要它去满足的需求来说，它又创造出了新的需求；如此一来，它并没有把动物封闭在一个只能无意识移动的圈子里，而是为活动新开了一片广阔天地，随着它在其中越来越深入，它创造出的自由也越来越多。然而，智能相对本能的这种优势只有在后期才能得以显现，那时的智能已经把结构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不断创造着极具建设性的器具。起初，人造器具和自然器具之间的优劣取得了很好的平衡，以至于很难预测究竟谁会把生命带入一个更加宏伟的帝国。
我们可以推测，它们始于相互包容，最早的精神活动能在同一时刻包含两者，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遥远，就会发现一些比当今昆虫本能更接近于智能的本能，以及一些比当今脊椎动物的智能更接近于本能的智能；在那个初级阶段，智能和本能都还无法控制物质，沦为了物质的囚徒。如果生命内在的力量是一股无限之力，那很可能它会在同一时刻让本能和智能在同一有机物上共同发展。但似乎一切都指出这力量是有限的，它在刚刚得以呈现之时就耗尽了自己。它很难在同一时刻深刻地走入不同的方向：它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那么，它面对着两个能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选择：要么直接创造出一个有机器具，要么间接地通过有机部分——而非将其化作自然器具——去制作一个无机的物质工具。由此，智能和本能随着各自的发展越发分离，却又从未完全隔断过。另一方面，昆虫身上有一种优秀本能，正好闪耀着智能的微光，那就是它们对筑巢地点、时间和材料的选择：例如蜜蜂，个别情况下它们会在露天筑巢，此时它们会发明一些全新而富于智能的蜂巢结构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智能对本能的需求甚至超过了本能对智能的需求；要为天然物质塑形原本就关系到一种高等级的有机物——这等级之高是动物不可企及的——而这有机物本身就是基于本能发展来的。所以，当自然索性让节肢动物朝本能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在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身上都观察到了智能的——与其说发展扩张，不如说——努力争取。但构成脊椎动物精神行为基础的仍是本能。不过，其上的智能仍随时准备着取代本能。智能在组建器具上尚未取得成功；但至少它正努力地尝试着，尽可能多地执行它试图取代的本能的功能。智能的大获全胜只发生在人类身上；人类的自然属性难与敌人和饥寒抗衡，而这正好反衬出智能的成功。一旦我们努力去衡量它的意义，这不足之处便显露出等同于史前文献的价值；它是智能和本能最后的诀别。但毫无疑问的是，自然曾在这两项精神行为模式——一个能确保立马见效，另一个充满风险，如果无法取得独立那就成了劳神费力，而一旦取得成功就将拥有无限的可能——中摇摆不定；这里，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最大的回报需要面对最大的风险。由此看来，本能和智能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两套不同的适用方案。
因此，本能和智能产生了深刻的内部结构差异。在这儿，我们只讨论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方面。可以这么说：本能和智能相当于两门截然不同的知识。但我们首先还是要解释一下何为普遍语境下的意识。
曾有人问本能上的意识能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认为本能中的意识也分为大量的等级，互相之间差异极大；有时本能也多少具有意识，而另外一些时候本能又是无意识的。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植物也具有本能，虽然这本能多半没有感知能力。即便是动物，也难以具备不无意识——至少在其运动时——的复杂本能。但我们在这儿不得不指出一个不常被人察觉的区别，那就是在这两种无意识之间，一个是意识缺席，一个是意识抵消。两者都等于零，但一个零的表示的是压根儿没有，另一个零的表示的是正负相抵。一个向下坠落的石头的无意识就是前者：石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往下掉。在本能无意识的极端案例中，本能的无意识是否也属于这一类呢？当我们机械地做出习惯动作，当梦游症患者自发地行动的时候，此刻的无意识多半是绝对的；但这完全是因为行为本身的执行压过了它的表现。这些行为的执行和理念融为一体，使得意识无法立足于二者之间。表现被行为停止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一旦行为的完成受到阻碍，意识随即就会出现。存在的意识被实现，然后填充表现的行为被抵消掉了。阻碍并没有带来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它仅仅造成了一个空缺，把停下表现的行为给移除掉了。行为在带来表现时的匮乏正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
倘若我们更仔细地对其观察，就会发现意识是环绕在可能行为或潜在行为周边的光芒，而此类行为又围绕生物做出实际的行动。它等同于犹豫或抉择。在充满各种同等的可能行为，却又没有发生任何实际行动的地方（例如尚未得出结果的沉思），意识将会强化。而在仅有一种可能行为的地方（例如梦游症或更集广义的自发性行为），意识就被弱化为零。一旦我们发现在一连串规则行为中，它的最后一个已经在第一个中得到了预示，那意识和知识就多少存在，另外，意识还会在遇到阻碍的时候从中闪现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生物的意识也许该被视作潜在行为和实际行动之间的数值差异。它衡量出了表现和行动之间的间隔。
可以借此而推论，智能往往会指向意识，而本能往往会指向无意识。因为，当被使用的器具是被自然有机化的，也是由自然物质结成的，且使用的结果也被包含于自然的意志之中，那所留下的选择也就微乎其微了；表现中的固有意识因此相互抵消，无论何时它想要通过行为释放自己，这种与表现相同的行为将构成它的抵消之力。在意识出现的地方，本能都不会像在影响它的障碍物中那样发出光芒；正是本能的缺陷，这种存在于行为和目的之间的距离，成就了意识，于是这里的意识就是一个意外。根本上讲，意识强调的只是本能的起点，一整套自发运动就是从这个点上涌现而来。相反，缺陷正是智能的通常状态。在困境中苦干是智能的唯一本质。智能最初的功能就是制造非器官化的工具，因此就算面对着重重困难，它仍不得不选择自己的工作地点和时间，以及用于制作的形式和材料。而且，它永远不会完全地自我满足，因为每满足一个需求，新的需求就会诞生。简而言之，当本能和智能都关系到知识的时候，本能中的知识是被执行和无意识的，智能中的知识则是被思考和有意识的。然而，与其说这是类型上的区别，不是说是程度上的区别。如果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意识，那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根本看不出两者的真正差别。
为了获取根本上的差异，我们必须跳出照亮此二者的或明或亮的光线，直接走进两个由本能和智能分别主导的具有深度差异的物体。
当一只马蝇在马腿或马肩上产卵的时候，它似乎知道它的幼虫必须在马胃中成长，也知道这匹马会在舔自己的时候把幼虫带入消化道。而当一只有毒的黄蜂叮向受害者的神经中枢，使其在不被杀死的前提下丧失移动力的时候，它就像一名熟练的昆虫系外科医生。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评论那种经常被人提到的小甲虫，西塔里斯甲虫呢？这种虫子会把卵产在条蜂属蜜蜂挖下的地道入口里。它的幼虫会在经历漫长等待之后，趁雄蜂出门之后搭上它的身体，附着在它的身上，一直持续到“交配飞行”的时候，抓住机会从雄蜂身体转移到雌蜂身体，静待它产卵。接着，它跳上浸在蜂蜜中的蜂卵，把它作为食物，在几天之内将其吃光，把卵壳作为外套，开始经历它的第一次蜕变。浮于蜂蜜之上，它形成了器官，并把蜂蜜作为营养补给，成为了一只甲虫，一只完美的昆虫。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指出，西塔里斯甲虫的幼虫自出生开始就知道雄蜂会首先出现在洞口；同时还知道交配时的飞舞会让它得到转移至雌蜂身上的机会，而雌蜂又会把它带到存放着能为蜕变提供养料的蜂蜜的地方；而在蜕变之前，它还可以吃条蜂卵，这除了能让它在这段时间得到食物、爬到蜂蜜上层之外，还可以消灭掉来自卵里的竞争对手。所有这些，都在说明西塔里斯甲虫仿佛知道它的幼虫清楚这些一样。这些知识——如果这里存在知识——是不言而喻的。这知识并没有向内反映在意识当中，而是向外反映在实际行为中。另外，这些昆虫的习性还牵涉了一个概念，它针对于在特定时空点上的特定事物的存在或被产出，持有这种概念的昆虫无须学习就已经懂得。
那么，如果我们以相同的视角看待智能，我们会发现它同样无须学习便可知道很多事情。但这两个案例中的知识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千万要避开那些针对固有概念的古老哲学争论。所以，我们仅将讨论局限在各方都能认同的观点上，即小孩能很快学会的东西，动物究其一生都无法习得；这么看来，智能也和本能一样同属固有能力，所以它也是一种先天性能力。但是这种固有智能，虽然具备理解机制，却并没有一个直接理解的对象。新生儿初次找寻母亲的乳头，显示出它对自己前所未见的东西具有一定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是无意识的），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它的先天知识具有一个特定的理解对象，所以这种知识属于本能而非智能。所以智能并非某些客体的先天性知识。然而，如果智能无法自然而然地知道事情，那它也就没什么先天性了。那么，被万物忽视的智能能不能去理解万物呢？除了物，还有关系。离智能相差甚远的新生儿既不知道特定的物件也不理解任一物件的属性；但在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就会听到某个实物的名字，这让他立即理解了这个称谓所指代的意思，自然也就领会了名称与实物之间的关系，相同的情况还包括由动词表述的普遍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迅速在脑中生成，就算说话时脱离它，人们也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例如原始语言就根本没有动词。因此，智能生来就会利用各种关系，诸如相似关系、内外关系、因果关系等，所有包含主语、定语、谓语的短语全都潜藏着这样的关系，无论这短语是被直接表述出来的还是在心里理解到的。也许有人会问，智力是否具有针对这些特殊关系的先天知识呢？去判定它们是很多不可简化的关系，亦或它们可以被归纳入更普遍的关系，这是逻辑学家的工作。但是，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分析思维，最后总会通往一个或多个大体范围，而由于先天就能利用它们，所以意识占据了有关这些范围的先天知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本能和智能中，无论是什么先天知识，前者都基于物而后者都基于关系。
哲学家区分出了我们知识的物质和形式。物质是感知机制提供的处于基础状态的东西。形式是为了搭建出系统知识而建立在这些物质之间的所有关系。这种形式能否脱离物质称为知识呢？假设这种知识不像我们拥有的习惯那样被占据得如此稳固的话，那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所谓的习惯，与其说是状态不如说是方向：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说它是注意力的一种天然指向。指导老师会教授分数的学生会在懂得分子和分母之前先画出分数线；这么一来，他便会得知这两个东西存在某种普遍联系，哪怕他并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他知道了覆盖物质的形式。在我们的体验被植入的领域中，会在体验出现之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让我们使用约定俗成的词汇，给智能和本能做出一个更为精确的界定吧：处于先天范畴的智能是针对形式的知识；本能则是对物质的知识。
从第二个观点——即用知识而非行动——来看，存于生命中的固有力量再一次以一种有限动力的形象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其中交织着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认知模式。前者能利用自己的身体立马搞定特定的客体。它会这么说：“这个玩意儿还就是这个玩意儿”。后者并不专门针对某事；它仅是一种为不同客体、不同部分、不同特征建立关系的自然能力——简而言之，它是从前提推出结论、是用已知探索未知。它不认为“这就是”，而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由此，本能的知识可以用哲学家口中的“范畴”来进行展现，而智能的知识则必须用假设的方式来呈现。乍一看，在一开始的时候实用的还是前者。而一旦它的知识覆盖了万物，那它将永远实用下去。但它却只针对某种特定的客体，实际上，它只针对这客体的某一部分。但至少它熟知这一部分的知识；虽不会直接彰显在外，但却暗涌于已然完成的行动中。而智能刚好相反，它的天赋知识是外在而空白的；但它却因此而得到了一门技艺，就是为那些即将对号入座的万物搭建一个足以容纳它们的框架。仿佛推动生命发展的那股有限之力，曾不得不在自然即天赋知识中对自己的限制方式做出选择——一个是知识的延展，一个是知识的内涵。前者当中，知识被打包起来，装得满满的，但随即就会被指定到一个特定客体上；而在第二个情况下，它不再受到其客体的牵制，因为它原本就空空如也，成为了一个脱离物质的形式。这两种趋向，从最初的水乳交融到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它们开始寻觅各自在世上的宿命，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本能和智能。
如此一来，我们从知识而非行为的角度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知识模式区分了出来。但知识和行为在这里只是一种相同机制的两个不同特征。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第二个定义只是第一个定义的新说法。
说到头，本能是使用天然器官工具的机制，它必须包含天赋知识（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无意识的），其中蕴含着相关器具和所针对客体的信息。所以我们说本能是对一个事物的天赋知识。而智能是构造非器官工具——即人造品——的机制。若有朝一日，大自然不再赐予生物适用的器官，那它很可能就会为了适应环境而发展出自己的“人造”工具。由此可见，智能的基础功能就是在任何环境下化繁为简，找到能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正是这样，智能扎根在其所面对之环境和利用环境之方案之间的关系上。那么，存于智能中的天赋就是建立关系的趋向，而这种趋向天生就包含了一些特定的最普遍关系，它能把每一种具体的智能行为切割成更加细分的关系。因此，在行为直指制造的地方，必定有基于关系的知识。然而，这种全然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的智能知识拥有一个本能的物质知识不敢仰望的优势。正因这形式内部是一片空白，所以它可能挨个装进任何它想要的东西，哪怕那些东西毫无作用。所以，形式知识不会受到“是否有用”的牵制，虽然截至目前它都是以其实用价值展露于世。具备智能的家伙，内心都承载着超越其自然属性的力量。
然而，它的自我超越程度并未达到它的期望，同样，也没有达到它自认为能够达到的地步。智能的纯形式特征剥夺了它用以扎根最感兴趣之物上的船锚。相反的是，拥有精妙实体的本能却无法对它的客体做出进一步的把握；它不会思考。至此，我们走到了当下课题的关键节点。我们将要指出的本能和智能的区别，正是这一整段分析的底蕴所在。我们如此来说：有的事物可让智能独立探寻，但光靠它一个永无法找到。这些事物可由本能独立找到；但它却永不会将其探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虑到一些关于智能机制的初步细节。我们说过智能的作用就是建立关系。让我们把这种关系的性质定义得更精确一些吧。就这一点上，只要智能被看做一种纯粹的思辨机制，那我们要么会过于模糊，要么会过于随意。于是我们要将范围缩小到用于理解那些绝对、不可简化、不可解事物的普遍框架中。这种理解力一定是和它的形式一道从天国坠入凡间，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天生就带有它的面貌。当然，这种形式可以被定义，但也就仅此而已；我们无法追问它究竟为何会成为这般模样。由此就可以说智能的作用从根本上就是统一的，它每一次运作的每一个目的都是在不同现象上搭建这个统一。但还是要先说一点，“统一”是个含糊不清的词汇，它的意思远不如“关系”甚至“思维”清晰，除此之外它也没有表达更多。不仅如此，或许还有人问，相比统一，智能不更多是在分割吗？最终，如果智能如其所愿地进行着统一，或仅由于需要统一而寻觅着统一，那我们的所有知识就成为了针对意识——它与知识完全是两码事——的某些特殊需求的东西：若智能被塑造成不同的形状，那知识也会随之不同。智能不再依托于任何东西，而万物却都依赖于它；如此一来，把理解力抬得过高的我们，终结于把它赋予我们的知识置于过低的位置。当智能变得绝对，知识就成为了关系——相反，我们把人类智能对应到了行为的需要。设定好了行为，就可以推论出相关智能的形式。因此，这种形式既非不可简化的，也非不可解的。而且，由于其不是独立的，我们就不能说知识是基于其上，知识不再是智能的产物，而成为了现实的组成部分。
哲学家会回应说行为发生在秩序世界，这种秩序本身就是思维，而当我们用预先假设出的行为来解释智能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理所当然。其实，若我们本章的观点是我们的最终观点，那哲学家的说法就是正确的。而一旦这样，我们就被斯宾塞的错觉给愚弄了。斯宾塞相信智能是对物质普遍特征带给我们的印象的完整解释：说的好像包含于物质的秩序不是智能本身一样！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放到下一章，当中就会阐述该问题所囊括的范围，以及哲学史如何追溯智能和物质的真正起源的。目前，吸引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一种心理学秩序。我们正在追问的是，我们的智能在物质世界里究竟占用了多少比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无须对自己的哲学观念做出选择：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常识的角度来看。
那么，就让我们从行为讲起，并把智能的目标对准制造。这种制造完全是基于无机物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被用于制造的物质是有机物，它也把它当成无机物来使用，从来就不考虑其上的生命。而针对无机物本身的制造就只需处理一些固态物质；流体自然逃脱了被用于制造的命运。因此，如果智能的趋向就是制造，我们就有可能会发现，现实中的一切流体和生物中一切明显的活物一道逃脱了被用于制造的命运。我们的智能，一旦逃离自然的掌控，便将无机固体作为其首要的客体。
在我们回顾智能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智能永不安于现状，除非它正好在对无机物——说得更准确一点无机固体——产生作用。而物质世界的最普遍属性是什么呢？那便是延展：我们看到的是层层叠加的客体，而在客体内部又是层层叠加的部分。毫无疑问，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是实用，因为从我们之后的操作来看，要将每一个客体都视作可分开的部分然后随意切割，得来的部分在我们眼中仍然是可以分割的，如此越分越细、无穷无尽。但就对于我们目前的操作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暂时把手上的真正客体或已经从中解构出的真实元素看成许许多多的单位。这种按照我们的意愿把物质不断细分——爱怎么分就怎么分——的可能性其实已经包含在了我们所谓的物质延展的持续性上；但这种持续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能力，物质因这种能力而允许我们选择一种非持续性的模式，这些非持续性正好可以从这些物质当中找到。实际上，那些以实相出现在我们眼前并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永远都是那些曾被选中的非持续性模式，这完全是因为它掌控着我们的行为。所以说，非持续性是为它自己利益而考虑；它在其内部可以思考；通过我们意识的积极行动，我们由它形成了理念；而与此同时，智能持续性的表现则是消极的，若以真实实相的角度，它只能被视为潜在可能的东西。是智能的非持续性独立形成了清晰理念。
另一方面，受我们作用的客体不用说都是移动的客体，但我们真要知道的重点是这些移动客体将要去往何方以及它们在当前道路上正处于何处。换言之，我们的首要兴趣在于它们的行为方向或未来位置，而不是它们从这里到那里所经历的过程，过程本就是运动自身。在我们的行为——这种被系统化的运动中，固存于意识中的是运动的终点或手段，它被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一句话，就是它要实现的静态计划。只有当整体因途中的意外而前进、滞后、打断时，那些在行为中正儿八经移动着的事物才会勾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智能从移动中脱身而出，因为移动无法为它带来任何东西。若智能意味着纯粹的理论，那它就应该发生在运动之中，因为运动即是真实本身，而静态却总是表象或相对。然而，智能却意味着某些截然不同的东西。除非它想跟自己过不去，否则总是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它总是从静态开始，就像这才是终极实相：当它试图形成一个运动理念的时候，它是通过从各种静态的糅合中构建出运动来办到这一点的。若我们将这运动联系到恰当的目的之上，那此种操作便能轻易地证明出自己的正确；但它在思辨领域却存在着不合理和危险性（它指向一个死胡同，带来人为的哲学陷阱），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讲。自然状态下的智能简直是在瞄准一个极为实用的结果。当它用糅合在一起的静态取代运动的时候，它并没有摆出一副要重构运动的样子，哪怕它真这么做了。它仅仅是以一种相对应的实践来将其替换。哲学家错就错在这里，他们把思考行动之源的方法引入了思辨领域。我们这一点放到更久之后再说。我们现在只需阐明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是凭借其自然本性的特征而被稳固性和不变性吸引的。智能只通过静态性而形成一个清晰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