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制造存在于在物质中将一个客体切割成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形式的获得。我们总是选择最为方便的物质；但是，为了将其选出——意思是说，为了在茫茫万物中将其搜寻出来——我们必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在各种物质身上尝试造出该客体的形式。换句话说，一种针对于制造的智能，永不会止步于为事物塑形或将它视为最终结果，相反的是，它们会把视线放到所有物质上，并设想它们都能够造出合适的形式。柏拉图将优秀的辩论家比作技艺纯熟的厨师，能根据自然标注出关节，在不伤及动物骨骼的前提下将其肢解。一种老是如此的智能看似还真是一种指向思辨的智能。但是行为——尤其是制造——需要相反的精神趋向：它让我们将包括自然物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实际形式都看做人为或暂时的；它让我们的思维将那标注出其内在结构的外在线条从客体——哪怕是有机的生命——中移除；简而言之，它是让我们认为它的物质对它的形式毫不在意。由此，整个物质以一张巨大的布匹的模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将其裁剪，也可以根据喜好将其缝合。我顺便说一下，正是因为这个能力，我们才敢断言空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种同质化的空白媒介，既无限又能被无限细分，这让它完全不在意被分割的方式。诸如此类的媒介永远不会被观察到；它只会被设想到。能够被观察到的，是被实体和其真实元素之间的界限上色、加固和分割后的延展。但当我们就这个物质来考虑自身能力——跟随意愿进行分解和重组的能力——之时，我们在一个同质化空间的形式中，于真实的延展之后，投放出了所有可能的分解和重组。这个空间于是首先成为了我们对事物的可能行为的计划，虽然事物实际上具备一种自然趋向——我们之后再对其做出解释——能进入到这样一种框架中。这是由意识采取的角度。也许动物是一无所知，哪怕它们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了延展的事物。这个观点把人类智能的趋向引向了制造。但我们现在可不能被这观点束缚。这么说就已足够：依任何规律进行的分解或被重组进任何系统，此二者无限的力量为智能赋予特征。
我们到这里已经列举出了人类智能的数个基础特征。但我们至今都还在对个体进行考量，尚未涉足社会生命。实际上，人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物。如果人类智能当真针对的是制造，那我们就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智能肯定还关联着其他的智能。设想出一种成员之间无须符号便可交流的社会是非常之难的。昆虫社会也具备着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和人类一样，这种语言能够满足公共生活的需要。唯有语言能让协同行动实现。但蚂蚁对协同行动的要求与人类对协同行动的要求根本就是两码事。昆虫社会中往往存在多型现象，劳动角色的分配是天生使然，每一个个体都因其身体的结构而注定了它要行使的职能。任何情况下，这种社会都是基于本能的，因此，任何行为或制造都多多少少会受制于它的器官构造。比如蚂蚁，确有一种语言，但构成它的符号数量极为有限，而当中的每一个，都自这个物种诞生以来就一直只针对一个特定的客体或行为：这些符号和它们所表达的意思紧密黏合在了一起。而相反，在人类社会中，无论制造还是行为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同时，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学习那些东西，因为他没有生来就长成那样的身体结构。所以就需要一门语言，让已经知道的人把信息传递给尚不知道的人。符号让自己传递于不同客体之间的这种趋向是人类语言所独有的。留心一下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儿，你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会立即且自然而然地把他所学词汇的意思扩展开来，利用那些纯属意外的联系或最为遥远的类比把符号和客体拆分开来，转移到其他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东西上去。“这一切总能指代那一切”，这是小孩儿语言的潜规则。这个趋向错误地混淆于概括功能。动物自己就在概括；不仅如此，一个符号——哪怕是本能符号——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着一个类别。但让人类语言变得独特的并非概括性而是移动性。本能的符号是固定的，智能的符号是移动的。
那么，让词汇得以在各事物之间传递的移动性，同时还让它们从事物扩展到了观念。当然，语言从未将反射机制赋予给一个完全具象化且不可重置的智能。一个能够反射的智力在最初的时候就拥有可供支配的额外能量，此外还具备特定而实用的努力。这是一种在概念上超越了自我的感知意识。但这种概念最终还要付诸实际。如果没有语言，智能也许会一直被捆绑在那些它所感兴趣的物质之上，如同身处梦游之中，在忘我的状态下被催眠似的工作。语言为智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些生而可以在各事物间传递的词汇实际上在一开始就是可以自由转换的。由此，它们不仅仅能在被观察到的事物之间传递，还可以从被观察到的事物延伸到对该事物的回忆，从清晰的回忆延伸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画面，而最终从这个画面延伸至构成这个画面的行为图像，即观念。由此，它向智能——截至目前都还是由内而外——揭示出了一整个内在的世界——对自己职责的沉思。最终，语言赋予了它唯一需要的机会。得益于词汇是外在事物的事实，这让智能得以触手可及；同时它又是无形的，基于这一点智能可以深入其自身运转的最深处。它最初要做的事就是制造工具，但这种制造只有在运用到特定方法的时候才有可能，这种方法并不是根据它们的客体量身打造，而是超越于它并由此给智能提供补给——这意味着完全中立的运作。自从审视自己所为的智能发现自己是一个观念创造者起，它就希望为每一个客体创造观念，哪怕这些客体与实际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就是我们为何说有的事物可让智能独自探寻。实际上，智能常独自用理论来麻烦自己；它的理论乐于拥抱世间万物——不仅仅是它天生就能掌控的无生命物质，甚至还包括生命和思维。
我们可以轻易地猜出它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即它处理这些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起初，它是依据物质的形式而被设计出来。让它得以拓展操作领域的语言，其出现的目的是给事物命名，仅此而已：只是因为词汇可以移动，因为它流转于各个事物之间，所以智能迟早都会将它拿下，正因其不基于任何事物，才好将它用于并非实物的客体上；这些客体一直在黑暗中等待着词汇的到来，以进入光明的世界。而通过将这种客体推上台前，词汇又把它转化成了一种物体。于是，就算智能不再对它本身的客体进行操作，但却仍保持着在操作中养成的习惯：它采用的形式的确是无机物的形式。它就是为此类工作而生。只要有这样的工作，它就可以获得满足。而这就是智能说它只能抵达明确性和清晰性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因此，为了能清晰而明确地考量自己，它必须在非持续性的形式下观察自己。事实上，各概念是相互外在的，就像空间中的各种客体一样；同样，它们也有和这种客体相同的稳定性，它们就是基于其才得以成型。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易于理解的世界”，它把固态世界融入到了它的基础特征中，只是它的要素更加轻薄透明，相比实体物件的形象，智能可以更轻易地对其进行处理：实际上，所谓实体物件的形象不是物体的概念本身，而是智能对物体所做出的行为的表象。因此，概念不是形象而是象征符号，我们的逻辑学一套在运用象征符号时必须遵循的规则。随着这些符号从对固体的观察中脱颖而出，随着整合这些符号的规则除了表述固体间最普遍关系之外一事无成，我们的逻辑在一门把物体的固定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几何学。逻辑和几何相生相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稍后就会看到。自然逻辑正是出于特定自然几何的延展，而固体最能被直接观察到的普遍特征又暗示出了自然几何。反之，自然逻辑又引发除了科学意义上的几何，然后发展除了越来越深入的相关固体外在属性的知识。几何和逻辑都严格地适用于物质；它们在物质中就像在家里一样，而且还可以完全独立地运作。但是，一旦脱离这个领域，纯粹的推理就需要受到常识的监督，后者是个全然不同的东西。
由此，智能的所有基础力量都趋向于把物质转变成行为的工具，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就是转变为器官。它并不满足于造就有机物的生命，很乐意给予它们一些无机的附属物，通过生物在工业上的能力把它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器具。这就是为什么智能总是沉迷于专注静态物质。生命总是朝外看，把自己置身于自己之外，主要采用无机物属性的方式，以将它们付诸实现。因此，当它转向生命体并面对有机物时，会感到迷惑不解。它只能尽力去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将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因为它无法在不颠倒其自然方向并自我扭曲的前提下思考持续性、真实移动性、相互渗透性——用一句话说，就是生命这个创造性进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持续性。能够被我们智能所掌握的生命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的感觉所能理解的那个方面，这种感觉是我们智能的扩展——就是能够引发出我们行为的那个方面。于是，为了改变一个客体，我们必须将其看做可分割的和断续性的。从肯定科学的角度来看，当有机组织被分解为细胞之后，一种无与伦比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反过来，对细胞的研究还表明，越是深入地打量细胞，越是发现有机物的复杂。科学越是进步，它就越能看到成分混杂的元素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些元素相互独立地簇拥在一起，构成了生物。科学也因此更接近生命了吗？与之相反，当科学进一步研究联合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的细节时，难道就没有发现，生物中真正的生命似乎在随着其研究而不断减少吗？在科学家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趋势，他们将有机物的实质看做持续性的，并将细胞看做一种人为划分开来的实体。但是，即使这种观点最终会占据上风，它也只能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将我们引向某种分析生物的方式上来，并因此将我们引向一种新的断续性——即便这种断续性与生命真正的持续性之间的距离似乎不是很远。事实上，这种持续性不能用智能来思考，因为它追随的是它的自然运动。智能即刻暗示了元素的多样性和所有元素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因此在我们的工业领域以及我们所从事的智能领域中，这两种条件很难协调一致。
就像我们在空间中是彼此分离的一样，我们被固定在了时间之中。智能并不是用于思考进化的，从这个词的合适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改变的持续性是一种纯粹的移动性。我们不应该过多的纠结这个观点，我们会在一个专门的章节中对其进行讨论。我们只需要知道智能将变化展现为一系列的状态，每一个这样的状态与其自身都具有形同的本质，因此又是不变的。我们是否能注意到这些状态中有谁发生了内部改变吗？我们立即将其中之一分解成另一系列的状态，在把这些状态重新联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会认为这构成了某种内部的改变。每一个这样的新状态都必须是恒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被迫去注意其内部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再次被分解成一系列新鲜的恒定状态，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就存在于重组之中，而且我们在重组的时候，自然会使用各种既定的元素，因而就会使用静止的元素。因此，即使我们可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做加法去模仿变化的移动性，但是正当我们以为自己握得很紧的时候，变化自身仍然也会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
正因为智能总是试图利用既定之物进行重组，所以才会让历史瞬间里的那些新奇东西逃脱。它不承认不可预见的东西，同时拒绝了所有的创造。正是那种确定的前件引发了一种确定的结果，它是可以演算出来的，只有这一点获得了我们智能的认可。只有存在一种确定的结局才会引发确定的方式去获得这种结局，这一点也为我们的智能所理解。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不得不去利用已知的东西，这种已知的东西也是由一些已知的东西结合起来的，简言之，重复利用旧的东西。在此之中我们的智能无拘无束；而且，无论客体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智能都会对其进行抽象、分离、消除，以致在必要的时候，用一种极为相似的对等物去替换这个客体本身。但是，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全新的赠予，新东西不停涌现，下一秒出现的形式（即便它的产生会被看做一种被其原因所确定了的结果）永远都不可预见——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原因会被视做结果的一部分，它与结果同在，而且与结果相互确定——所有这一切都会由外而内被我们的内心所感受所预测，但我们不能思考它，意思是说，不能根据纯粹的理解力来表达它。难怪，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智能打算做什么。智能寻寻觅觅，找到了这种因果关系，将其表现在了我们的制造能力上，其中，我们继续用同样的部分去重组同样的整体，重复同样的运动以获得同样的结果。智能掌握得最深入的终局论是工业的终局论，在这种终局论当中，我们致力于实现一种既定的模式，换言之，即重组旧有或已知元素的模式。至于那种被称之为发明的东西，却是与工业模式相分离的点，我们的智能并不能完全把握它的涌现式的发展，即它的不可分割性；也不能把握它的炽烈的激情，也就是它的创造性。通常来讲，发明也就是把不可预见的新东西分解为旧有的或者已知的元素，按一种不同的秩序对其进行排列。智能不能承认完整的新奇，也不能承认真实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此智能会再次让生命的本质从指缝中溜走，仿佛它并不希望思考这样一种客体。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把我们引向了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几乎不必对智能的运转机制进行详细的阐述；只需考虑结果就足够了。在我们看到，智能处理非生命客体的技术是多么纯熟，但是一旦让它接触到生命体，却显得笨手笨脚。无论智能是想要处理实体的生命还是意识的生命，它都会继续使用一种严格、生硬而且野蛮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不是为了这个用途而设计的。卫生学或者教育学的历史在这种事情上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当我们想到这些基本而急迫且持续不断的需求时，我们就不得不保存我们的肉体，提升我们的灵魂；当我们想到这个领域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殊能力时，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不停地做实验；当我们想到那些因为医疗事故或者教育失误而对我们造成的明显伤害时，这不仅是对这种错误的暴露，也是对它们的惩罚，我们都会惊讶于错误的愚蠢，尤其会惊讶于错误的难以根除。我们可以在这种天生的倔强中轻易地发现它们的起源，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倔强，像对待无生命的物体一样对待生命体，并且用轮廓分明的固态形式去思考所有的现实，无论它会如何流动。只有面对这种断续性的、静止的和没有生命的客体时，我们才能无拘无束。理解生命天生的无能，这便是智能的特征。
与之相反，本能却是基于生命形式而被塑造成形。智能机械地处理一切事情，而本能却会有机地处理这一切。沉睡在本能中的感知意识一旦醒来，一旦本能被包裹成知识而非展开成行为，一旦我们提出的问题能被本能所回答，那本能就会向我们透露出生命最核心的机密。因为本能只能凭借生命组织物质的方式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我们不能说有机物在哪里结束，本能又从哪里开始。当小鸡用喙啄开蛋壳，这其实就是本能行为，但是它只是完成了自己胚胎生命中所固有的那种运动。相反，在它自己胚胎生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当胚胎以类似幼虫的形式自由生存时），那很多这种其所完成的行为必须被解释为本能。因此，最基本的原始本能其实就是生命过程。与之相伴的潜在感知意识通常只能在行为开始的时候得以体现，而这个过程中的余下部分将会自行继续下去。这种潜在的感知意识只需将自己扩展开来，然后完全潜入其自身的最深处，成为生命中的一种生殖力量即可。
当我们在一个生命体中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细胞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工作、共同分配任务、为自己同时也为其他细胞而活、自我维护、自我喂养、自我再生、并在应对危险时做出恰当的防御反应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想到如此多的本能呢？但是，这些却都是细胞天生的功能，都是细胞生命力的基本元素。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看到蜜蜂的蜂巢居然是一个如此严格组织的系统，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在离开其他个体之后独自生存哪怕只一段时间，即便为这些离开的个体提供食物和居所，它们也无法存活；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还当真要承认，蜂巢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有机物（这可不是比喻），在这个有机物中，每只蜜蜂都是一个细胞，通过一种看不见的联系，与其他蜜蜂联合在一起。赐予蜜蜂生命的本能与赐予细胞生命的力量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换句话说，前者是后者力量的延伸。在像这样的极端例子中，本能与有机物的工作之间是相一致的。
当然，同一种本能在完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例如，在野蜂和蜜蜂之间，这种差距就很大。我们需要穿过大量的中间蜂种才能完成从野蜂到蜜蜂之间的过渡，这关系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复杂性。但是，那些多少具有同源关系的组织，其组织学意义上的元素功能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就同一个问题存在着多种变化形式。但是，问题的持久性非常明显，而变化形式只会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的多样性。
于是，在两种情况之下，动物的本能和细胞的生命特质，都展示了同样的知识和同样的愚昧。一切都在进行着，细胞似乎知道了一些在其他细胞中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动物似乎也知道了一些在其他动物中能够被它利用的东西——即其他所有尚处于阴影之中的东西。只要与一种物种联系在了一起，生命就仿佛从自己的其余工作中被切割了下来，只剩下了与那个新生物种相关的一两点内容了。此时的生命正如感知意识那样运转，如记忆那样运转，这难道不是明显的事吗？我在自己身后投下了所有的过去，却毫不自知；我们的记忆只将一些零散的回忆注入当下，它们以某种方式补完了我们当前的形式。因此，在某个特定点上，一个物种所拥有的另一个物种的本能知识，是扎根于生命的一致性的，套用一位古代哲学家的话说，就是“对自身的整体共感(10)。如果不将它们与这些回忆——看似被遗忘，却会在需求的紧迫压力下突然迸发——相联系，想要检测出这些显然产生于非常环境中的特殊的动物本能和植物本能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毫无疑问，科学解释已经承认了很多的二级本能，以及很多不同种类的主要本能。但是，科学能否用其现有的解释方法，成功将本能完整地分析一遍，还是很难说的事情。原因是，本能和智能是同一原理在两种不同方向上的发展，一个保存在自己的内部，一个踏出自我之外，专注于外部的非生命物质。这种渐进的分歧证明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基本不兼容性，并且指向一个事实：智能重新吸收本能是不可能的。本能中的那种天赋东西不能通过智能来表达，因此也不能用智能来进行分析。
一个天生的盲人，他刚好居住在另一群天生的盲人中间；这个人绝对无法相信的是，当他试图去触摸一个遥远物体之前，不需要先触摸到他与这个物体之间的其他物体。但是，视觉完成了这一奇迹。在某种程度上讲，盲人的感觉是对的，因为视觉是通过光波对视网膜的刺激而产生，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一种视网膜的触觉。这确实是科学的解释，因为科学的功能就是根据触觉表达所有知觉。但是，我们已经在别处展示了知觉的哲学解释（如果它还能被称为解释的话）必须是另一种解释。现在，本能也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本能与智能之间的关系与视觉和触觉之间的关系一样。科学除了能够根据智能来对本能进行表达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在表达本能的时候，智能却只能仿造出本能的赝品，而不是深入本能之中。
想要确定这一点，你可以读读对进化生物学这一独特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可以缩减为两大类，但是这两个种类总是会被混在一起。第一种跟随新达尔文学说的原理，认为本能是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偶然差别的集合：如此这般的有用习性，凭借基因的偶尔因素而被个体顺理成章地采用了进来，已经从一个基因转移到另一个基因，同时静待时机，用同样的方法把新的改良措施注入其中。第二种是将本能看做堕落的智能：物种发现某个习性有用，原本想要把它变成一种习惯，但是遗传传递却将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本能。在这两种类型的理论中，前者的优点在于引入了遗传传递，故没有引起严重的反对；这个理论认为所谓偶然的改良措施本身就起源于本能之中，而不是个体去获得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理论却绝对无法办将大多数昆虫的本能解释为高级的本能。当然，这些本能并不是一次性就达到了如今的复杂程度，它们有可能是进化而来；但是，在类似于新达尔文学说的一个假说中，本能的进化却能够按照新本能的逐步添加来完成，而这些新本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凭借巧妙的偶然，与旧有本能相适应。很明显，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本能不能通过简单的堆积来自我完善：其实，如果不想破坏整体的话，每一种新本能都需要针对整体进行自我重塑。只凭机会，这种重塑是如何完成的呢？我同意，基因偶然的改良可能会被遗传传递下去，然后以某种方式等待新的偶然改良的到来，让它变得更具复杂性。我也同意，自然选择可以消除所有那些不适于生存的太过复杂的本能形式。为了使本能的生命得以进化，就必定会产生刚好适于生存的复杂性。那么，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当新元素的添加给所有的旧元素带来环环相扣的改变之时，这种复杂性才会产生。没有人会相信机会能够完成这样的奇迹：我们会以某种形式恳求智能的帮助。我们应该假设，凭借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主动意识的努力，生物才能发展出更高的本能。但是，随后我们应该不得不承认，一种后天习得的习惯也能被遗传，而且这种习性很有规律，足以保证进化。折中来说，这种情况难以预测。即使我们能够将动物的本能说成是智能习得的、通过遗传传递而获得的习惯，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讲清楚这种解释如何能够扩展到植物界，在植物界，永远都不会是智能在努力，即便我们偶尔把它们看做有意识的。但是，当我们目睹藤蔓植物如此精准地使用它们的藤蔓之时；当我们目睹兰花是如何巧妙地联合起来，借助策略让昆虫帮助它们完成受精之时，我们如何不去想，这本能是不是多得有点过头？
这并不是说新达尔文学说的理论必须被全盘否定，也不是说要全盘否定新拉马克学说。第一种学说主张进化是发生在基因之间，而不是个体之间，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第二种学说主张在本能起源的地方存在着一种努力（即使这种努力与智能的努力大不相同），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前者将本能的进化看做一种偶然进化可能就错了，而后者将本能的努力看做一种个体的努力也错了。一个物种改良其本能时的努力，以及改良其自身时的努力都只能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东西，既不依赖于环境，也不依赖于个体。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决非全凭偶然；它也不单独依赖于个体的主动性，即使个体在其中存有合作。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不同种类的膜翅目昆虫在同一本能上的不同形式。它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总是一种因为元素的彼此叠加从而造成的复杂性的增加，也不是在一个阶梯上的步步向上。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想到一个圆形的环境，这些不同变种便是从这个圆上的不同点出发的，但所有的点都指向一个相同的中心，每一个变种都在朝那个方向做出努力，但是每一个变种的前进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都在这个中心为其照亮的范围之内。换言之，每个位置的本能都是完整的，只不过被或多或少地简化了而已，而最为重要的是，本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被简化了。另一方面来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确实得到了一种类似爬楼梯的印象，仿佛同一种本能已经在一条指向同一个方向的道路上让自己变得越发复杂，而那些顺着本能的线条一列排开的物种并不总是同源同族。因此在近几年中，针对不同蜂种在社会本能方面的对比研究证明：无蛰针蜂的本能尚处于野蜂的基本和蜜蜂的完美之间；但是蜜蜂和无蛰针蜂之间依然没有亲属关系。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些不同社会的复杂性程度与叠加元素的数量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首曲子，它作为一个整体，首先被转化成了一定数量的音符，在这些音符上仍然存在着整体的旋律，而这旋律被演奏成了不同的变奏曲，有的非常简单，有的却需要一定的技巧。至于这首最初的曲子，既消失无踪，又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试着要根据某种理念来表述它，都只能无功而返：从源头上来看，它必然已成为了一种感觉，而非思维。某种黄蜂的麻痹本能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印象。我们知道，具有麻痹本能的各种膜翅类昆虫都会把卵产在蜘蛛、甲虫，或者毛虫体内，这些昆虫首先会接受黄蜂纯熟的外科手术，然后静止不动地瘫上几天，为黄蜂幼虫提供新鲜的食物。这种昆虫会叮咬受害者的神经中枢，摧毁其行动的能力，但是却不杀死它们。这些不同种类的膜翅类昆虫真可谓是具体猎物具体分析，考虑到了不同种类的猎物之间的差别。攻击玫瑰甲虫幼虫的土蜂，只会在甲虫身上叮一个点，但是在这个点上集中且只集中了甲虫的运动神经节：叮咬猎物的其他神经节可能会导致其死亡和腐坏，这是万万不可的。黄翅掘土黄蜂将蟋蟀选作猎物，它熟知蟋蟀的三个神经中枢，分别控制蟋蟀的三对腿——至少看起来它是知道的。掘土黄蜂的第一口叮咬会选择脖子下方，然后是前胸，最后是胸腹交接处。毛刺砂泥蜂会在毛虫的九个神经中枢点上连续叮咬九次，然后抓住毛虫的头，用其下颚将其咬住，以麻痹毛虫而不致其死亡。所以，蜂种麻痹猎物的主旋律就是“瘫痪而不致死”；至于变奏，则需要视猎物的身体结构而定。毫无疑问，这种麻痹手术并不是百发百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毛刺砂泥蜂有时会杀死毛虫，有时也会麻痹不完全。但是，因为本能和智能一样，都有出错的时候，因为本能也会出现个体差异，所以就不能说毛刺砂泥蜂的本能是从尝试性的智能试验中获得的。即使假设随着时间的推进，泥蜂已经通过尝试性实验，渐渐学会了识别猎物的神经中枢，也学会了必须在头部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使得猎物麻痹而不致死亡，针对此，我们又怎能将这如此特殊的元素和如此精确的知识想象成通过遗传代代相承呢？如果在我们当前的所有试验中，出现过一次此类传递的确凿实例，那自然就不会有人来置疑这种后天特征的遗传性了。实际上，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习性，即便通过遗传传了下去，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也是既不规则又不准确。
但是，所有的困难都源于我们自己，是我们非要用智能去表达膜翅目昆虫的知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我们才将毛刺砂泥蜂比作昆虫学家，昆虫学家非常了解毛虫——它将自己定位为局外人，不会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或者关乎生命的利益。我们认为，毛刺砂泥蜂必须逐一地学习毛虫身上神经中枢的位置，就像昆虫学家一样——至少须在尝试过这些叮咬效果之后，才能获得关于这些位置的实用知识。但是，一旦我们假设毛刺砂泥蜂和其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共感，它由内而外地透露了毛虫的弱点，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上述的观点了。这种对弱点的感知可能与外部的自主觉察毫无关系，但若把毛刺砂泥蜂和毛虫视为整体的存在，那它俩就不再是两种有机物，而该被看做两种行为模式。这便是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当然，科学理论不会对此有所考虑。它决不会将行为置于有机物之前，也不会将共感置于知觉和知识之前。然而，此时又是这样，要么就是哲学一无所见，要么就是它的角色在科学止步的地方隆重登场。
无论是将本能看做一种“复合反射”，还是一种已经变成了自动行为的智能所形成的习惯，还是经由选择积累而后固定下来的偶然优势的总和，无论哪种情况，科学都主张要么将本能完全分解为智能行为，要么将其归纳入层层叠加以建立起的机制——就像被我们的智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一样。此处我确实同意科学发挥了作用。在缺乏对本能的真正分析这一情况下，科学以智能的语境写下了一册本能的译本。但是，科学自己邀请哲学以另一个方式来检测物体，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我们的生物学依然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如果生物学将所有生物都看做呈直线发展，如果它向我们展示了朝着智能进化、一路上穿梭于感觉与本能之中的整体生命的话，那我们，我们这种智能生命，就应该把目光转回到较早也较低劣的生命机制里，在不破坏它们形式的前提下把它们装入我们理解力里的模具当中。但是，生物学的一个明确结果已经表明，进化是沿着有分歧的道路进行的。正是在其中两条线路——两条主线——的极点上，我们找到了几近纯粹的智能和本能。那么，为什么本能应该被分解为智能元素呢？甚至，为什么要归纳入完全的智能术语呢？在这里想到智能，或者绝对的智能，就是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论中，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毫无疑问，即使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论中，也好过在本能面前做短暂的停留，这感觉像是逗留在一个隐逸秘密的门口。但是，即使本能并不属于智能范畴，它也并没有坐落在意识的极限之外。在情绪感觉的现象中，在非反射性的共感和独感(11)——即使是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形式，且与智能的相互渗透过于深厚——之中，我们体验着只会发生于主动意识中的昆虫的本能行为。为了将最初相互渗透的元素发展到终点，进化确实付出了努力，但却最终将它们分离了开来。更确切地说，智能首先是一种将空间中的一点与其他各点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将物质客体彼此联系起来的能力；它应用万物，却始终置身于万物之外；而且，因为某种深刻的原因，智能只能觉察到“肩并着肩”绵延而出的结果。无论是何种力量导致毛虫神经系统的诞生，其在我们和我们的智能的眼中不过是一种神经和神经中枢的并置。是的，我们由此得知了这种力量的外部效果。毫无疑问，毛刺砂泥蜂识别到了这种力量中极小的一部分——只与它相关的那一部分；但是，它至少能够从内部识别，这种识别的过程与知识的形成过程截然不同——凭借着一种直觉（生命内在的直觉而非外在表现出的直觉），这也许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天赋共感。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本能的各种科学理论一直都处于徘徊状态，有的将其看做智能，有的则将其看做可以用智能去理解的简单东西。或者我可以这么说，这种科学理论要么将本能比作智能的“退步”，要么就将本能削减为一种纯粹的机制。这两种解释体系都会在批判对方的时候获得胜利，第一种体系表明，本能不可能是纯粹的反射；另一个体系表明，本能是一种与智能不同的东西，即使落入无意识状态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它们是两种象征体系，在某些方面都能被接受，在另一些方面也都不足以说明它们的客体，此外，还意味着什么呢？具体的解释不再是科学上的解释，而是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解释必须沿着另一条道路寻找，不是沿着智能的方向，而是“共感”的方向。
本能就是共感。如果共感能够扩展其客体，并仔细考虑其自身，那么它便会将生命运作的钥匙交给我们——就像接受过训练的发达智能会将我们引向物质。因为智能和本能所走的是两个对立的方向，智能指向非生命物质，而本能指向生命。智能借助于科学（智能的工作）将会给我们传递越来越完整的物理操作的秘密，带给我们一种有关生命的非生命翻译，智能在生命周遭活动，从外部提取了尽可能多的有关生命的观点，将生命拉向自己，而不是让自己进入到生命之中。但是直觉将我们引向了生命的本质——这里所说的直觉指的是站在客观立场上，且拥有自我意识能力的本能，它能够将这种意识反射到其客体之上，并将其无限扩张。
此类的努力并非不可能存在，人类拥有的审美能力和正常的知觉能力就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的眼睛能够觉察到的生物特征都是装配好了的特征。生命意图就是顺着生命路线的简单运动，将生命路线捆绑在一起然后赐予它意义，这种意义是我们的肉眼无法看到的。画家试图重获的正是这些意图，他借助某种共感将自己放回客体之中，借助某种直觉的努力，打破模特与他之间的空间障碍。实际上这种审美直觉和外部知觉一样，只能获得个体。但是，我们能够转而构思一种与艺术同方向的调查，这种艺术将普遍生命作为其客体，就像物理科学一样，追随外部知觉所指引的方向，将个体事实延长到普遍规律。毫无疑问，这种哲学获得的有关客体的知识，将永远不能与科学获得的有关客体的知识相提并论。智能仍然是发光的核子，在这些核子周围，本能只形成了一道模糊的星云，甚至会被放大或者纯化为直觉。但是，在缺乏只为纯粹的智能所保留的所谓知识的情况下，直觉让我们得以掌握智能无法带给我们的东西，展现出其补足智能的方式。一方面，直觉将会利用智能的机制本身，去展现智能模具有多么不合适；另一方面，凭借其自身的运转，直觉会带给我们一些模糊的暗示，告诉我们必须用什么来代替智能的模具。因此，直觉会让智能认识到，生命既不能被纳入众多，也不能被归于单一；无论是机械的因果关系还是终结论都无法为生命进程提供一个够资格的译本。那么，通过我们和其他生物之间建立起共感交流，并扩大它带给我们的感知意识，直觉将我们引向了生命本身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相互渗透，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创造。但是，即使直觉因此而超越了智能，但推动直觉上升到其该有的水平的那股动力却是来自智能。没有智能，直觉就会保持本能原有的形式，被固定在对它没有实际效益的特殊客体上，并且被这个客体转向外部落入到动力运动当中。
知识理论该对这两种能力（智能和直觉）做何解释？因为没有在它们之间做出足够清晰的区分，所以知识理论陷入到了解不开的难题之中，创造出理念的幻象，并与问题的幻象十指紧扣。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稍后的部分进行讨论。我们应该看到，就这一点来看，它的问题是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共存的，而且这两种问题都依赖于经验。一方面，如果智能中确实充满了物质，本能中确实充满了生命，我们就必须将它们挤压在一起，以便从它们之中获得双重本质；形而上学也因此取决于知识理论。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感知意识由此分裂成了直觉和智能，那是因为意识在追随生命之流的同时也需要将自己应用在物质之上，这是一种需要。因此，感知意识的双重形式应归于真实的双重形式，而知识理论则必须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两条思路是彼此相通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圆形，在这个圆中，除了凭借经验对进化进行研究再无其他中心。感知意识穿梭于物质，在物质中迷失了自我，最后又在物质中找回了自我，进行自我划分和自我重组，因此，我们应该形成一种观念，即这两个术语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还可能同出一源。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仔细思考这两种元素的对立性和其起源的同一性，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清晰地说明进化自身的意义。
这就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但是，我们刚刚注意到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表明这样一个观念：生命既与感知意识相联系，也与某种类似于感知意识的东西有联系。
纵观整个动物世界，感知意识似乎与生物选择的力量成正比。它点亮了围绕在行为周边的潜能区域，填充了已完成和可能完成的行为之间的间隙。从外部看来，我们可以将感知意识看做一种对行为的简单援助、一盏由行为点燃的灯、一个在真实行为和可能行为之间摩擦出来的转瞬即逝的火花。但同样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感知意识是原因而非结果，那物体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假设，即使是在发育最不完善的动物之中，感知意识不偏不倚地覆盖了一大片广阔的领域，但它却被某种钳子死死夹住：神经中枢的每一次前进，都会因为让有机物能在更多行为中做出选择，从而引发出能够包裹真实的潜能，由此放松了钳子，使得感知意识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行。第二种假说和第一种假说一样，感知意识仍然是行为的工具；但是，说行为是感知意识的工具也许更为确切，因为被囚禁的感知意识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便是以行为去复杂化行为，用行为去对抗行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两种假说中做出抉择呢？如果第一种假说是正确的，感知意识必须无时无刻不明确地表现出大脑的状态；那么精神状态和大脑状态之间就呈严格的平行对应（只要是在智能所及的范围之内）。第二种假说刚好相反，认为大脑和感知意识确实是共生共存，但却并不是平行关系：大脑越复杂，有机物的行为就有更多的选择，感知意识就越能够超出其物理载体。因此，如果知觉是相同的，那人和狗对于同一场景的记忆将面临同样形式的改变；但在人和狗对这一场景的记忆本身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在狗的大脑中，记忆仍然是知觉的战俘；只有当相似的知觉重现了同一个场景，记忆才会被带回感知意识之中，接着，它会通过一种对当前知觉的认知——不是思考而是执行——呈现出来，而不是通过一种对记忆本身的实际重现。与之相反，人类的大脑却能够随意召唤出这种记忆，无时无刻不独立于当前的知觉之外。它不会局限于重演过去的生活；它只会通过想象将其显现出来。大脑的“本地化修改”机制与记忆息息相关，它在人与狗身上是相同的，两种记忆在心理学上的差异并不是产生于两种大脑机制之间在细节上的特定差异，而是源于大脑整体之间的差异。两者之间更为复杂的那个大脑，通过设置更大数量的机制用于对抗另一方，已经让感知意识从整体和全部的限制中自我释放出来，达到独立。事情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我们必定会选择这两种假说中的第二种假说，这就是我在上一本书中，通过研究最能体现感知意识状态和大脑状态之间关系的现象，研究正常认知和病态认知——尤其是失语症形式的病态认知——所要想证明的。如果事实不能证明这一观点，那么纯粹的推理也能将其说明。我们已经提到过认为大脑状态和精神状态之间存在对等的假说，其先决条件是多么地自相矛盾，两种互不相同的象征手法又是何等地混淆不清。
从这一点来看，就算生命的进化不能被归纳到任何实际的概念中，但它依然接受了一种更为清晰的意思。仿佛一股感知意识的洪流——和所有的感知意识一样，它负载着大量相互交织的不同潜能——已经渗入到了物质之间。它已经将物质有机化，但是它的运动却立即受到了无休止的妨碍和分割。一方面，感知意识确实不得不进入睡眠状态，就像蚕茧中的蛹一样，休养生息，准备着它的翅膀；而在另一方面，感知意识中所包含的多种趋向已经分散在多个系列的有机物中，此外，这些趋向还在运动中获得了外在的表述，在表现中获得了内在的表述。在这些进化进程中，有的生物睡得越来越沉，而其他的生物却越来越清醒，而部分生物的冬眠也满足了其他生物的活动需要。生命，就是发射到物质中的感知意识，将其注意力固定在它自身的运动上，或者它所经过的物质上；而且，它已经由此转向了直觉或智能的方向。在第一眼看来，直觉似乎比智能略胜一筹，因为在直觉中，生命和感知意识仍然各自为阵。但是，看看生物的进化我们就会知道：直觉不会走得太远。从直觉上来看，感知意识发现自己受到了外壳的严格限制，这样直觉便不得不缩减为本能，换言之，它将只包含生命中让它感兴趣的一小部分；而且只能将这一小部分包含在黑暗之中，可触而不可见。在这方面，视野很快就被关闭了。与之相反，感知意识在将自己塑形为智能时，即首先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上时，似乎自行将自己客观化了；但是，就是因为它让自己适应了来自外部的客体，它才能成功地在这些客体中间移动，避开这些客体为它设置的障碍，由此为自己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此外，一旦感知意识获得了自由，它就能自行转向内部，唤醒仍然处于沉睡之中的潜在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