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同情》作者：[德]汉宁·里德
【编辑推荐】
★“书单”2020年度好书；
★面对灾难与困苦，唤起智性的良册；
★莱比锡图书奖得主经典哲学著作；
★20余位欧洲哲学家、作家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
★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
【内容简介】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狄德罗相信五感的界限就是道德的界限，传媒技术将我们的感知力拓展到全球，让我们对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似乎也产生了道德责任；而卢梭认为人类的情感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远处的灾难，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
德国知名作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汉宁·里德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掀起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
作者简介
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 著
德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之子，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著有《长长的影子》《笔记本》《征服者：20世纪的思想家》等作品，曾获2011年莱比锡图书奖。
周雨霏 译
德意志日本研究所博士后研 究员，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特聘讲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德国社会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译者序
“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当我到了咖啡店时，汉宁•里德( Henning Ritter) 总是 已经在那儿了。我在门口稍作逗留，好仔细观察他。他埋首于文稿中，全神贯注，像是有个无形的罩子将他与四周的人隔绝开来。他的手中握着支铅笔，他的阅读总是立即转化成批注和评论。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到我，露出那特有的诙谐坏笑。” 20L3 年 6 月 23 日， 69 岁的汉宁•里德因病在柏林去世后，他的友人、法兰克福作家马丁 •莫泽巴赫( Matin Mosebach) 如此回忆。
汉宁•里德生于 1943 年的西里西亚，父亲为明斯特的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 (Joachim Ritter) o 他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艺术史、哲学与古典学，翻译出版卢梭作品集，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柏林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颇为活跃。虽然汉宁•里德没有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甚至未取得学位(除了汉堡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但这并未妨碍他成为文字考究的旧式学人，欧洲人文思想中独具品位的漫游者( Flaneur) 。与其父亲不同，汉宁•里德的作品从不追求体系化的思想构建，他的作品以流动思维中屡屡出现闪光点而著称。作家莱纳尔德•戈茨( RainaldGoetz) 曾在《明镜周刊》撰文评论道：“汉宁•里德的思索来源于文本，产生于他与古典思想家的对话之中。进入这场对话的读者将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抵达质疑、矛盾、答案，当然最好是与作者达成认同。(中略)里德的文风在追求写作的另一种原始功能，这就是捕捉跳跃着的思维过程。里德收集起那些灵光一现、那些闪烁在思维之聚散离合中的无数个顿悟的瞬间，接着以诡辩的方式使这些偶尔迸出的思想火花变得通俗易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自我’看似是消失了。”
作为非学院派的散文家、媒体人与思考者，汉宁•里德在作家、人文学者及 各式知识分子之间交友甚广。 1985 年，他成为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人文学》 (Geisteswissenschaften) 板块的责任编辑，到 2008 年退休的二十多年里将该板块耕耘成一块现代媒体中已十分罕见的、充满了古典人文气质的园地。除了本书，里德本人的主要作品包括《长影子》( 1992) 、《东河岸边的楼群风景：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 2000） 、《笔记本》（ 2010） 、《伤者的嚎叫：关于残酷的讨论》 （2013） 。其中《笔记本》获得 2011 年的莱比锡书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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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德文原版早在 2003 年就已问世。当时正值红绿联盟政府的执政艰难 期，长期的经济低迷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德国媒体最关注的话题。欧洲难民危机尚未发生，其所激活的一些传统道德哲学问题，譬如道德的对象应如何界定、如何区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我们”与该共同体之外的“他者”，在德语公共圈内亦未引起广泛争论。汉宁•里德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正在对传统的道德情感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作用。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近旁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会不会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
本书即是汉宁•里德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思索。里德指引读者进入十八世 纪的思想世界——这是欧洲社会迈入近代初期，各种道德信念随着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始互相碰撞，相互作用的时期。通过援引古典哲学家们关于道德之有效范围的争论，里德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本连同其产生的背景一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与作者其他的作品类似,本书并非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来论证具体的观点，而更像是一系列围绕着同一个论题展开、相互之间关联较为松散的哲学随笔集。
第一部 《杀死满大人》，以巴尔扎克《高老头》中，主人公拉斯蒂涅与友人 毕安训之间的一段对话开场。拉斯蒂涅问，若单凭使用意念就可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是否值得试试看呢？以经典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追溯这一桥段在启蒙以来的欧洲思想史中以千变万化的姿态被反复引用的谱系，里德发现，围绕着道德感、同情心之有效范围的论争最早发生在启蒙哲人之间。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哲人主张，人应当致力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升华，让陌生、遥远处发生的灾祸像降临在邻人亲友身上的不幸一样震撼他们的内心。卢梭则持相反意见。基于自然法的道德传统，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只能在与人的现实交往中获得道德感觉；对陌生他者的道德责任感，并非源于人的自然状态，而是通过教化习得。众所周知，对于自然社会、自然感情，通过规训、制度化逐渐走向“文明”的叙事，后期卢梭抱有十分怀疑与消极的态度。他警惕对“文明”的笃信与对普世人性的盲目乐观，并暗示毁灭的种子恰恰就埋藏在文明社会的芻歌猛进之中。卢梭对进步主义的嘲讽、对经济合理主义的批判、对文明及其命运的怀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浮出水面。弗洛伊德援用满大人的桥段——虽然弗氏对“自然状态”的认识与卢梭大相径庭——来表明他对文明进程的认识：文明发展的逻辑中孕育着倒退的危机。
第二部 《道德的地理学》爬梳了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哲人们围 绕着“是否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大航海时代让欧洲人有机会去探索地图上未知的地区，带回关于异域的见闻。其中各种光怪陆离的习惯与礼俗引发人们对身边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相对化的思考，同时追问，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运行着的，究竟是不同的真理，还是真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问题意识在法国哲学思想中的分歧，体现为伏尔泰在处理卡拉事件时标榜普世正义，呼唤一个覆盖全人类的法庭；而贝卡里亚等人则主张，法律与道德具有地理上的局限性。换言之，当犯罪行为触犯了某地的公共安全，理应由该地的司法机关来进行量刑。这就离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提出的边界理论 (amity lines) 不远了：和平、契约、规范与睦邻关系仅仅在边界的这一边有效，越过边界则进入了不法之地。任何一位熟悉德国思想界的读者，对里德与这位“危险的心灵”之间维持多年的忘年友谊都不会陌生。通过援引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关于自然风貌塑造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决定个人意识情感的论述，里德含蓄地对施米特提出的二分法进行了呼应：一条边界割裂了欧洲与欧洲以外(尤其是新世界)，区分了法制的空间与法外之地。
第三部 《遥望远处的灾难》以 1755 年发生在里斯本的一场大地震开篇。这场 灾难震撼了整个欧洲，促使知识精英们开始集中思考这样一组问题：当听说这座欧洲大都会里的数万人瞬间在地震中丧命，人们还要为了自己身上微不足道的疾患耿耿于怀吗？远在欧洲其他城市的居民应当以何种姿态来面对里斯本的悲剧，才算是特合仁义道德呢？伏尔泰以此次地震为契机，开始了他对天命主义者的讨伐。伏尔泰洞察到，欧洲其他城市的住民对发生在里斯本的悲剧感到恐慌，正因为他们在事件中感受到一种关于存在的不安：里斯本的命运时刻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相对于在伏尔泰身上过少的着墨，里德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亚当•斯密对于类似问题的回应。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一名与中国毫无贸易往来和利益瓜葛的善良的伦敦人，当他听到这个巨大帝国连同亿万居民被地震吞没时，他首先感到震动，不久后便化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然后一切回归平常。讽刺的是，如果这名伦敦人在睡前得知自己将失去一根小手指，他会彻夜难眠，惶恐不安。里德发现，斯密塑造伦敦人这一形象，实际在隐秘地回应狄德罗关于自然权利的辞条中对于“残暴的思考者”的描述。在这一部分中，里德通过耗费大量篇幅追溯斯密对情感逻辑与行为逻辑的区分，传达了他对同时代的博爱主义者的警告：看似高尚的同情心，如果无法与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就仅仅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痛”而已。
第四部 《塞住两耳的哲学家》以卢梭“第二论文”①中一个段落的真实作者 为悬念，通过揭示隐藏在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学人（主要是狄德罗）文本中的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呈现了二者对人性抱有的截然相反的理解。在“第二论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当哲学家听到可怜的人在他窗子底下哀号，他扯了扯睡帽来遮住自己的耳朵。事后，在《忏悔录》《对话录》以及给圣日耳曼先生的信件中，卢梭一口咬定这一残酷的形象并非源自自己笔下，而是狄德罗的加笔。卢梭对这一形象的否定，与他对“自然人”的赞美直接相关：卢梭认为，目睹受苦的生命而涌出怜悯心，是人类以及动物的本能。捂住耳朵的哲学家正是因了过度深思熟虑，理智压倒了他本能的同情心，阻止了他对窗下那名可怜人施救。卢梭由此继续推演到，理性与思辨或许能够使我们在抽象的层面体察到遥远处的人们所遭受的不幸，却使我们逐渐失去意愿和能力，对眼下、对身边的现实中受苦的人们伸出援手。里德对卢梭的仰慕由来已久。早在 1978 年，里德就编译了一套卢梭著作集（上下二册）以及卢梭书信集一册， 2012 年再次编译出版卢梭哲学书信集一册，可以说对卢梭思想的倾倒几乎贯穿里德的整个创作生涯。或许里德对卢梭极端的主张“沉思的人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持保留态度，但卢梭对同时代哲学狂热主义的警告无疑让里德感到不安：当启蒙所带来的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仰
①通常将卢梭 1750 年应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科学和艺术》称为 “第一论文 ” ， 1753 年再次应征时所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为“第二论文”。——译注。本书中的注释若无特殊说明，皆为译注。无往不利地取代了作为偏见与盲信的宗教狂热主义，理性主义本身已处于变成另一种盲信的危机。
在本书中，里德对进步主义、辉格史观的警觉，对启蒙及其困境的反思随处 可见。从卢梭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世纪”之预言，到弗洛伊德与其同时代人对“文明的进程必须经历倒退与回归”的共识，里德似乎在暗示，对人类道德日益进步、人权意识日臻完善的近代主义式的盲信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想。每当这种傲慢的妄想被鼓吹到极致，人类就离灾难不远了。里德也敏锐地捕捉到，当上一次灾难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对“政治正确”近乎道德洁癖式的坚持似乎与理性主义在十八世纪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取代了不久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全体主义，成为不容置疑的新宗教。与此同时，过于迅猛的全球化重新激活了一个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业已出现过的道德问题：对于那些发生在自己的家门、国门外，甚至万里之外的灾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否应当感同身受呢？
在他的突然离世之前，里德曾向《观念史杂志》( Zeitschrift ftir Ideengeschich-te) 的特辑“保守主义美学”寄稿一篇题为《德国式的事物》( Deutsche Dinge) 的散文，对基民盟政权在欧元危机中的处理政策，尤其是希腊拯救方案提出异议。里德认为，当代历史研究 (Zeitgeschichte) 作为战后德国公共圈中支配性的话语，通过将“记忆的塑造”置于“还原史实”之上，不断地再生产关于赎罪的神话，同时向公众进行道德使命的说教。这种对于“责任能力” ( Schuldfahigkeit, 汉斯•布鲁门伯格语)近乎痴迷的追求使得德国在欧洲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其所扮演的掌舵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道德令式( moral imperative) 。在文章的结尾，里德援用胡戈•冯•霍夫曼史塔对道德教化之反作用的嘲讽，如此写道：“德国人对德性过分的强调，正是非道德的根源。当有那么一天，道德教化的力量枯竭，等待着人们的，除了卷土重来的非道，还能有什么？在今天的德国，人们明显能观察到道德的疲软无力化：道德仅存在于公共领域，在个体生活中，它已失去了分量。”①
里德去世后仅两年，欧洲大陆面临的道德危机之紧迫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2015 年 9 月，叙利亚男孩艾伦•科迪伏尸海滩的照片在欧洲各大媒体揭载，
① Henning Ritter, Deutsche Dinge, Zeitschrift fur Ideengeschichte, Heft VII/3 , Herbst 2013 , p. 57.
拷问着这片大陆上每一个拥有政治参与权的人，在面对难民潮时要釆取何种姿态。 至 2017 年底，德国实施开放边境政策以来入境的难民达到 100 万人以上。同时，欧洲境内“文明的冲突”亦在升级。仅在 2016 年一年，情节恶劣的恐怖事件在欧洲此起彼伏： 3 月 22 日，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造成 32 人死亡； 7 月 14 日，一辆货车在尼斯冲撞庆祝国庆的人群，造成至少 80 余人丧生；一周后，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9 人死亡； 12 月 19 0 , 卡车袭击柏林夏洛滕堡区的圣诞市场，至 12 死 56 伤。在面临欧元危机、难民危机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身份认同的不安时，德国选民做岀的选择应该不会让里德感到意外：在 2017 年 9 月的德国大选中，德国另类选择党( Alternative fiir Deutschland) 得到 12.6% 的选票，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也是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
显而易见，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强制性的普世主义给欧洲的自我认同与自我 主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回应，来自欧洲各国的十名保守主义学者在 2017 年 10 月 7 日发布连署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 AEu-rope We Can Believe In), 其中有数个主张与本书的主旨不谋而合。比如其中屡屡提到的关键词“一个虚假的欧洲”。声明称，这个虚假的欧洲“把自己歌颂为一个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事实上，它既谈不上普世，更称不上是一个共同体”。此外，“虚假欧洲的支持者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他们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这种信念使其变得傲慢和轻蔑，也没有能力去承认他们正在建构的所谓'后民族’’后文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在里德看来，百科全书派学人所构想的日趋大同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虚假的欧洲”：盲信进步、盲信普世价值与仁爱，盲信人能够通过思考与道德提升将人性的纽带扩展到全世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里德格外关注的、卢梭对理性狂热主义的警告在《巴黎声明》中也得到了体现。第 24 条“我们必须抵制假造的宗教”正是在抨击启蒙的负面遗产给今天的欧洲带来的灾难：“普世主义者以及虚假欧洲的普世化自负，暴露了这是一种假造的宗教事业，包含着强烈的教义承诺一一以及革出教门。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使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体陷入麻痹无力。我们必须坚持，宗教渴望适存于宗教的领域，而非政治的领域，更不用说官僚行政领域。为了恢复我们政治和历史的能动性，欧洲公共生活的再世俗化是势在必行的。”
里德在本书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与《巴黎声明》的异曲同工并非巧合。签署
声明的唯--名德国学者罗伯特•施佩曼( Robert Spaemann) 正是约阿希姆•里 德的弟子和明斯特学者圈子中重要的天主教哲学家。如果将本书同时置于欧洲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以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给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两个维度内，读者不难认识到，本书中的思索正是一名文化保守派学人对中间偏左的主流公共圈冷静而委婉的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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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含有大量对古典哲学作品的直接或者间接引用。但因是哲学散文集的 缘故，引用部分均未注明出处。译者尽量参照上下文确定引用源，业已有中文译本的作品在引用时以前人的译文为准。译者在确认引用源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江绪林的指点，在此对逝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怀念。此外还要感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讲师常晅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史专业博士候选人杨光，为译者在德语和法语理解方面的问题解惑。限于译者的德语及专业水平，译文中错讹与不妥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周雨霏 2017 年 12 月 26 日于大阪大学
目录 | contents
导言 / 001
第一部 杀死满大人 / 007
若单凭意念就可以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你会怎 么做？
第二部 道德的地理学 / 059
年轻的中国妇女在裙下半露出穿绣鞋的小脚脚尖在北京招来的灾难，比 世界上最美的少女在台盖特山麓跳裸体舞所引起的后果还要严重。
第三部 遥望远处的灾难 / 103
里斯本变成了废墟；巴黎，人们还在跳舞。
第四部 塞住两耳的哲学家 / 147
房间内，哲学家正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幸福，或是普世道德的著作。正在 这时，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被谋杀.他听到了这个不幸者的惨叫，但在斟酌了一番之后决定对其不闻不问，他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伦理的工作遭到打扰。哲学家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工作如此重要，眼前的不幸丝毫不能打动他。
参考文献 / 201
人名索引 / 207
导言
西方文明的子民坚信自己具有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思 考的能力。鲜有什么别的，能让他们显示出如此自信。他们甚至相信这种能力在与日俱增，终会有一天，基于同情与共感的道德观将把整个世界纳入其范围之中。对遥远处事物的感应，其对象不仅涵盖人类，同时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生物，甚至过去发生的事件，乃至宫殿楼阁的遗迹、热带雨林等诸种文化遗产。这种共感，似乎既不受空间上的制约，也不受时间上的阻隔：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不幸，原则上应与近邻隔壁的遭遇一样，在人们心中激起同等程度的怜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犯下的暴行，与眼下的不公惹起人们同样的怜悯。只有基于上述预设，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政客们会为了几百年前的罪行（譬如奴隶贸易）向受害者在世的后代们谢罪。
想要满足同情心衍生出的包罗万象的要求，困难是显而易 见的一人们必须成为深谙怜悯之道的高手，才能应对不断扩展的道德对象。在历史上，人们已经利用文学、戏剧和绘画作品作为辅助手段。今天的媒介手段更是数不胜数，让人们仿佛能近距离感受遥远处的不幸，尤其是通过摄影、影视及电视作品。当摄影技术捕捉到世界上某一角落的惨状，观者会在距离感上出现错觉，仿佛远处发生的一切比身边的不幸更容易触动他们。通过这种作用，摄影成了最新的一种具有道德效应的艺术形式。在有些场合，如 “911事件”之后，媒体为了展现事件发生时的场景穷尽其能，使现场以外的全球观众都身临其境般地分享当事者的经验。通过这些手段，哪怕是远离现场的人们也能以关注、同情及支援的姿态来参与事件，并跻身于一个文明化了的共同体。在这里，人们共享上述有关同情的道德观念。
今天，人们普遍相信，对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的个体 抱有同情心，标志着道德的进化。这一信念惊人地深入人心，虽然至今它尚未被明文化，更没上升为法律法规，它目前还只是很多人共同坚持的一种信念。这一信念看似是晚近才出现的，而实际上， 19世纪中叶以来涌现的不少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伦理基础正是基于上述信念。虽然表达方式或直白或隐晦，但这些机构都立足于这样的道德主旨：人道精神无国界。此处我们同样发现，这一道德观念通过不断扩大它的对象范围来实现自我正当化--人越是能够对 五湖四海的人们所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并伸出援手，就越是显得处于道德高地。
显然，距离上的近与远之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于道德 哲学与道德批判。早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当域外的习俗与习惯使人们对本地的传统道德产生质疑时，近与远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帕斯卡激情的呐喊“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正是文化与文明相遇的时代最鲜明的见证。本书的第二部 分，将勾勒通往道德与政治制度多元主义之路上的几个重镇，从蒙田到柏格森。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一个背景，反映出行动空间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是如何激发了诸种对道德的质疑。
作为散文集，本书的结构不同于哲学著述中常见的系统化 论述方式，它的重点集中于几个人物形象。这几个人物形象直接出现在 18世纪关于道德的众多讨论中，而且格外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道德方面所抱有的不安。这其中包括狄德罗笔下“残暴的思考者”，他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毁灭一部分人类。还有卢梭笔下“捂住耳朵的哲学家”，他甚至无心去搭救一个在他窗外被谋杀的人。此外还包括亚当•斯密虚构出的“富有人性的伦敦人”，在遥远中国的地震中丧生的人们颇让他感到震惊与难过，而当他想到自己或会遭遇不幸时，便把上一刻的同情心与他仁爱的哲学忘得一干二净。为了不让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他甚至不惮于牺牲掉一部分人类的性命。
上述三个形象，均来自关于自私心的威力与界限的大讨 论。在 18世纪的讨论中，同情心仅仅是作为自私心的反作用力，不经意地出现。在当时的众哲人中，卢梭是唯一■—位，将同情心置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可哪怕是卢梭，也预设了这样的前提：文明社会将人们的同情之心消磨殆尽，已不可指望其发挥作用。由于卢梭写下了不少关于同情的思考，也由于他对覆盖整个人类的道德与普世仁爱的态度颇消极，卢梭在本书中作为核心人物出现。亚当•斯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卢梭的盟友：通过他“富有人性的伦敦人”的桥段，斯密告诫人们，若过于积极地实践普世仁爱，就必须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斯密同时驳斥了人们期待同情心会不断促进道德升华的想法。只有狄德罗坚定不移地执着于建设普世道德的事业，并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一将那些不遵从文明理性之律法的人们，从“人”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打从近代理性文明自 18世纪出现以来，对其是否能给人 类带来福音的质疑一直伴随着它。反映这一质疑的最锐利的话语，就是巴尔扎克对他的读者提出的问题。巴尔扎克问道，如果仅凭意念就能杀死一个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成为富翁，你会怎么做呢？满大人的问题成了一则脍炙人口的桥段。弗洛伊德也熟悉这个故事，从满大人桥段的流行，弗洛伊德读到了一个普通欧洲人如下的坦白：要能忘了人的良心和那些道德戒律，就再好不过了。此书以满大人的故事开场，通过研究狄德罗、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笔下的人物形象来追溯这一思想的谱系，因为后三者皆可被认为是同一设问的诸种不同形态，追问道德的有效范围。
本书的主人公们，均是人类道德向着普世化发展的进程中 出现的角色。他们被看作是同时代道德哲学的挑衅者，对发现与征服的时代中出现的混乱做出了反馈。是时，人们行动范围的急剧拓展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人类道德心的边界是否能同步扩宽，与商业社会的飞速膨胀同步呢？它是会分裂为两种道德，一种适用于身边的人与事，另一种专针对遥远处的不幸，还是会自我迷失，沦为游离于现实的抽象观念呢？道德全球化的质疑者们警告人们不要高估了同情心的力量，同时对一种所谓普世仁爱的道德究竟是否有可能实现提出疑问。他们游弋于道德的确定性之外的一片令人不安的地带，这正是本书接下来要讨论的范畴。本书将追寻上述哲学讨论的足迹，而这一讨论直至今日仍未结束。讨论中最有力度的思潮之一，是对合理主义保持距离，坚持理性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即使在今天，人们的行动范围已覆盖全球，当人们试图寻找一种与之匹配的道德指引时，上述带有文化悲观主义色彩的哲学思潮中涌现的大量主题仍具有不逊当年的现实性。
本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错综纷繁的文献世界，这些文献主 要产生于 18世纪。通过追寻蛛丝马迹，读者的面前呈现出一张由各种思想与人物形象所编织成的网络。这些形象反复出现，也使人们得以追溯其谱系。在这一可被称为隐蔽的哲思的过程中，灵光一现联想到的画面与例子，跟论据一样被认真对待。画与寓言，注释与短语承担了论据的重担。这同时也证明了，过去那些看似相互孤立、毫无关联的思想主题能够贯穿时代，在今天仍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本书中所有独立小标题下的内容可作为独立作品阅读，但只有在上下文的关系中，读者方能一睹文献的全貌，纵观这一由各式主人公、各种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形象所编织成的网络。
本书的初稿于 2002年春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 学以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此我要感谢邀我赴美的友人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 Hans Ulrich Gumbrecht),他也使此行成为一次令人愉悦的思想盛宴。的里雅斯特( Trieste)的赖默•克莱因( Reimar Klein)是我常年来忠实的朋友与交流对象，也是这本散文集的第一位读者。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女士安娜。
汉宁•里德， 2004年 5月
杀死满大人
若单凭意念就可以杀死一 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你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