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 6月初，当一尊普希金青铜纪念像在莫斯科市中 心揭幕时，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人致上祝词。与屠氏充满敬意但中规中矩的祝词相比，陀氏激赞普希金为第一位洞悉俄罗斯民族的作家。陀氏这通祝词，使他的作家生涯获得了空前的公众瞩目。在这个场合（陀氏在一年后辞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暗中引用了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满大人桥段。当言及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陀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如
① 译文参照：［法］卢梭著，李平泯译《爱弥儿》，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72 页。
果那种不正直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举动已成为过去，那 么，用什么来使精神平复呢”，①如果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呢？
在《作家日记》刊出的祝词中，同一问题多次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设想，“你们正在构造的人类命运大厦的目的，是使人们变得幸福，并给予他们以和平与宁静。你们应当知道，为了这个目的，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个人的本质折磨得极痛苦，甚至，在别人看来是极为残酷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②。陀思妥耶夫斯基考问道，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否仍有人愿意做这命运的工程师；他又问道，那些注定了要承担此项事业的人们，是否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眷顾呢？如果命运大厦的地基里，镶嵌着一个不名一文、含冤被无情逼死的魂灵。陀氏最后问道，人类是否会永远满足于这样的幸福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想，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一陀氏认为她才是《奥涅金》一文真正的主角——大概会做出怎样的回答： "一 个纯洁的俄罗斯心灵会这么说：好吧！让我一个人被剥夺幸福吧！让我的不幸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比这老头更不幸，直至最后。不论是谁一哪怕是我的丈夫，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知道我的牺牲，不会看清楚这种牺牲。但是，我不会因为苛求幸福，而去杀害他人。”③这正是悲剧《奥涅金》的核心，陀氏写道。这，也正是满大人桥段的核心问题。
① 译文参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普希金》，载［俄］陀思妥耶夫斯棊著，刘孟泽、李晓晨译《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一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 178—179 页。
② 译文参照上书， 179 页。
③ 译文参照上书， 179—180 页。
在《纪念普希金》演说手稿中的这个段落处，陀氏记下 了拉斯蒂涅和毕安训的那一段对话。拉斯蒂涅问后者，是否愿意通过杀死远在中国的满大人，来保障自己身在巴黎的亲爱的人能幸福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强调，没有什么幸福有权利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甚至惊异，拉斯蒂涅这个问题居然还能引起争议。其实在动笔写《纪念普希金》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在《罪与罚》中处理过同一个问题。在小说伊始，拉斯柯尼科夫在小酒馆中，听到了隔壁桌上一个大学生与一名年轻军官的对话。从那名大学生口中，他听到了想要杀死放债婆阿廖娜的念头。这一念头在他自己脑中已盘旋多时，最终促使他付诸行动。事情巧就巧在，邻桌的两人所讨论的阿廖娜老太婆，拉斯柯尼科夫早就想把她干掉了。那名学生正说出了拉斯可尼科夫心中所想：“让我讲给你听，我真想把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杀死，把她的钱抢走，我向你保证，我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①跟满大人的桥段一样，这里讲的也是一桩无关良心谴责的谋杀。只不过巴尔扎克是让罪行通过超自然的意念的力量来实现，而此处是通过将谋杀说成一桩善举；将被害人转换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卑劣的人。她虽然无罪，但她的存在扰乱了世道，她是所有其他人在通往康乐大道上的绊脚石。在此处，行善、为世人造福的幻象粉饰了杀人之罪行。
凶手将自己看作是将世人从那无用的造物之压迫中解放出 来的英雄：“从一方面说，那个老太婆又愚蠢、又无用，微不足道、心狠手毒、衰老多病，不但对谁都没有用，相反，对大
① 译文参照：［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朱海观、王汶译：《罪与罚》，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63 页。
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说不定她明天 就会自己死掉。从另一方面说，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白白毁灭掉，这种情况何止千千万万，简直到处都有！那老太婆那笔预定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钱，可以举办和实现成百上千件好事和创举！可以使成百，也许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光明 5大道；可以把几十户人家从贫穷、破败、毁灭、堕落和花柳病医院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用她的钱都可以办到。杀死她，拿走她的钱，然后借助她的钱好让自己为全人类的公众事业服务：你认为怎样？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件小小的罪行吗？”①这位即将造福人类的行善者，通过一桩他自认为是善举的谋杀，获得了他的行善资本，这些善事他之后会去落实。拉斯柯尼科夫把邻桌学生的谋杀幻想推到了极致，他省却了所有麻烦的辩解，单刀直入地奔向了谋杀本身。那名学生的谋杀幻想为一桩自圆其说的虚无主义行径铺平了道路。在为谋杀行径辩护的卑鄙外衣底下闪耀着的，是神义论的思维方式，是利用恶来优化整体经济的思考方法。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桩虚无主义行径的描述中，满大人 桥段的影子清晰可辨6在卢梭那儿，将罪行正当化是由于犯罪现场远在天边；而在陀氏笔下，穷困的众生与被害人的卑鄙使得罪行看似正义。或者人们可以这么说：被害人被极端矮小化，以至于人们去杀她都不须跨越心理障碍。普度众生的念头在此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邻桌学生就沉溺于这个念头里。正如拉斯蒂涅向往着他的出人头地所带来的各项好事一譬如
① 译文参照：［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朱海观、王牧译《罪与罚》，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63—64 页。能给妹妹们提供支援，邻桌学生想着阿廖娜老太婆的死带来的各种善行。二者都带有他们的时代所流行的博爱主义精神色彩：世上所有人都应受益于善行、善举。在邻桌学生的思考中，谋杀通过开辟出一条将“人性”具体化了的途径，获得了它的正当性。罪恶，正如神义论中所述，对于整体来说倒是好事。他在这里所援用的，当然并非是上帝的授意，而是他自己的辩驳。
陀思妥耶夫斯基辞世的前一年，在普希金像揭幕式上的演 5 说中模仿并礼赞了巴尔扎克，这说明陀氏颇受满大人桥段的触动。不仅如此，连拉斯柯尼科夫的名字，都让人联想到拉斯蒂涅。他是一个极端版的拉斯蒂涅，他与飞黄腾达之路无缘，只是个活在下三烂贫民窟里、一事无成的学生，最终领悟了爱的救赎力量。引起了拉斯科尼柯夫注意的邻桌学生的话语中，其哲学背景同时由功利主义和博爱主义的道德构成。此外，尤其是这里所强调的偶然性，也可清晰辨认出与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思考一脉相承。
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同情心的匮乏描 绘成是时代精神。人们纷纷逃离同情心，为了省却自己所要承受的伤痛。这种态度与时代有关一在当时，罪犯常常被宣布无罪释放，人们不想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这一切都被陀氏归咎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在个人罪行中，他者通常是共犯。“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正是俄罗斯民族当时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