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巴尔扎克的满大人桥段又一次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要不是弗洛伊德在 1915年给“犹太圣
裔”的共济会（他在 1897年受到反犹主义的刺激加入该组织） 7所做演说《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中，再次提到这个桥段的话，恐怕除了巴尔扎克迷，谁都不记得它了。在演说中，弗洛伊德站在那些留守在后方的人们的立场，讲述他们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困窘——他们精神恍惚，力不从心。弗洛伊德没有提到，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在战场上。他所描绘的战争，是在遥远处发生的事件，人们只能通过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和战争给后方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混乱来对其进行判断。人们“被战争的旋涡裹挟，被狭隘的思想教化，对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剧变混沌不觉，对正要浮出水面的未来毫不知晓。我们就这样，对我们被迫接受的印象、对我们自己的判断之价值充满怀疑。”
在他的演说开头，弗洛伊德提到一种对自己与同时代人来 说，已经司空见惯的可疑的现象：战争的绝望。就连一开始不那么反对开战的人们，都因这绝望转而开始反对战争。按照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解，战争原本不可避免地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生存条件的差别与相互对立；但这次大战，却是（按照弗洛伊德的原话）在 19世纪末欧洲诸民族的生存条件变得极其类似，诸民族对个体生命的估价变得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一背景下爆发的。战争之所以引起了巨大的震惊，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文明诸国的人们，已经自诩是文明世界的公民（ Kulturweltburger）,并且要忘情地享受他们的文化共同体。弗洛伊德以一种哀伤的笔调，描绘了这一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之成就：人们聚在一个“新的、更广阔的祖国”中，徜徉在人类文明的博物馆里。
8 这个文明世界公民的王国展现在欧洲子民面前，它甚至标
榜着一种“人类之共同体精神的进步”。在战争初期，连弗洛 伊德都对文明的成就深信不疑，他丝毫未留意到一种普遍的野蛮化倾向，抗议列强要“将诸个伟大的文化民族中的一员——她早已通过卓越的文化成就证明了她的会员资格——贬为’野蛮’，并将其从文化共同体中驱逐出去，这就是德意志”。弗洛伊德与他的听众们都心怀对德意志的归属感：“我们沐浴在这希望里，希望是这个民族——我们是用她的语言在写作，我们的至亲们为她的胜利而斗争一最能遵守人类的文明规范。但谁能在此情景下做自己的审判官呢！”
在战争中，许多原以为的文明人特有的高贵情怀被证明是 不牢靠的，甚至根本是伪善。与弗洛伊德一样，人们开始怀疑文化修养未必有牢靠的心理学基础。不过弗洛伊德为这一冷冰冰的认识找到了些许慰藉。他观察到，人们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到达自以为的高度。所以在现实中，人们跌落的距离远比那些大惊失色的文明人想象的要短。这离弗洛伊德的另一思想只差一步：文明的进程必不断经历倒退和回归。重返原始，不是一次性的、绝无仅有的事件，而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可能性：“原始状态可以随时重新回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蒙昧之心永远伴随我们。”
重新堕入原始蒙昧状态，这一念头也纠缠着不少弗洛伊德 同时代的观察者，比如斯宾格勒也提到人类会直接跌入野蛮状态。上述观察结果印证了弗洛伊德的一大发现，它足以为精神分析法正名，这就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非时间性( Zeitlosigkeit)。由于人类心理活动的这一特点，原始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完好地保留在文明人的意识中，并时刻可被激活。就像在博物馆里一样，原始人的心理与文明人的心理一同被陈列出来，这使人们可对二者做对比，从而浇灭文明人的高傲。.弗洛伊德以一种戏谑的轻松口吻说到原始人的“道德情操”，因为在一场武斗之后，他们怕死者的灵魂来复仇，而自愿去忏悔和赎罪。他们在此显示出一种文明人显然已经失去了的道德考量。
文明社会中的人们相信，通过信条与道德教化，人们能对 所有的他人一视同仁，而原始人的情感则显示出一种普遍的两面性。他们不光严格区分远处的人和身边的人、敌人与亲密的人，他们对最亲近的人也会涌起敌意。弗洛伊德认为，他在原始人身上发现的这种心理矛盾冲突( Gefiihlsambivalenz),甚至可以作为一把钥匙，解开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之谜。原始人很轻易、自然地弄死别人，却拒不接受自己的死亡。弗洛伊德发现，在大战前线的士兵身上也可看到同一个心理现象。在上古时期，人们对死亡所抱有的看法或许可解开战争的心理学谜团。
如果以退化这一概念为轴，弗洛伊德的演说(弗氏的本 义是要讲原始人的心理学)与时下流行的口号“回到自然中去 (Zuruck zur Natur)",就与卢梭关于自然人天性本善的学说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但在这里，对卢梭的指涉尚是隐秘的。这是因为，弗洛伊德根据他所发现的人类原始的情感矛盾性指岀，将人的品行做“善”与“恶”之区分是不合理的，“人极罕见有完全善，或完全恶的。通常，他在这一关系中是’善’的，却在另一关系中是’恶’的；或在某些外在条件下)'善’，而在另一些条件下’恶’”。依据这一论断，弗氏得以解释，为何利己主义能孕育出利他主义，凶残可衍生出怜悯；为何大多数同情心泛滥的家伙、博爱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原本都是些小施暴狂和动物虐待狂。
弗洛伊德的原始人，本性既非善亦非恶。但卢梭笔下所描 绘出的自然人，却完全不存在弗氏提出的“心理矛盾冲突”的问题。利用“心理矛盾冲突”这一概念，弗洛伊德给“人之本性是善还是恶”这一人们数百年来争论不休、又毫无结果的问题画下了终止符。在弗洛伊德看来，卢梭一定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后者认为有一种本能阻碍人们杀生，甚至本能地不愿看到同类受难。卢梭暗示了这种利他主义的本能，完全可谓是一种人类性善论。而弗洛伊德却认为，自己的学说在哲学的擂台上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这一问题已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得到了证明一在那里，原始人所抱有的“心理矛盾冲突”又一次获得了它原初的力量。
虽然在弗洛伊德看来，卢梭的人性善学说简直不值一提， 但弗氏还是把他当成了巴尔扎克作品中，满大人桥段的原作者。弗氏认为，正是满大人桥段这一 “家喻户晓”的故事，证明了巴尔扎克的非凡能力。巴尔扎克洞察到，我们“静默的思想”随时可以对杀人戒律视而不见，比如在《高老头》中有一处——巴尔扎克暗中借用了卢梭的段子一他问读者，如果他们身处巴黎，而且是在永不被告发的前提下，若仅用意念之力就能杀死一个远在北京的满大人，且能从中大捞一笔，他们会干吗？巴尔扎克借此让我们猜想，他应该觉得那位达官贵人性命难保。当时，"杀死满大人( tuer son mandarin)" —短语已经如此广为人知，都成了俗谚。弗洛伊德想从这一事实中读出同时存在于"他的同时代人体内的隐秘讯息”：在他人的恶意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战争与死亡的思索中征引卢梭和巴尔扎 克，这与他对文学修养的独到见解不无干系。引用古典学人虽不免流于造作，但这两位对弗洛伊德来说可谓是“同盟者，他们的证言值得引起高度关注。因为他们对这世间广博的见识，是我们贫乏的课本知识遥不可及的”。弗洛伊德这一小小补充的言外之意是，总有一天，精神分析法将为两位作家笔下的心理学现象溯其根源。
在原始人身上，弗洛伊德发现的“心理矛盾冲突” 一方 面将死亡看作杀生，并欣然接受；另一方面又否认它的真实，将它当作嘲弄的笑话。这就好比一个人对他妻子说：“如果我们俩之中有一个人死去，我就搬到巴黎去。”跟满大人的桥段一样，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笑话也属于未写下的、关于“诚实”的故事的一部分。他的整个演说，亦是为“诚实”的故事添砖加瓦。这一故事的主角，是这样一种人类：他们虽然无法摆脱原始人的冲动和欲求，却为其找到了文化上的排泄阀门。在演讲的尾声，弗洛伊德问道：我们若能在现实与思想中，为死亡腾出一块它本应占有的位置，难道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人们就需要把小心翼翼地封存着的关于死亡的潜意识拿出来，放到更醒目的位置，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倒行，并让这种倒行具有比求真更重要的意义，这样人们才会更容易地去承受生命：“一切生物的首要义务，就是接受生命本身。阻碍我们这么做的幻象毫无价值。”
2 显而易见，弗洛伊德的演说最终又一次跟卢梭对自然状态 的赞美唱了反调。卢梭认为，人们不再可能回归美好的自然状态；而弗氏通过把卢梭的自然人置换为他笔下心理分裂的原始人，认为主动选择倒退是一条出路。在战争强行带来了更加残忍的倒退之后，“回到自然中去！”这一口号——说句题外话，卢梭跟这口号可没什么关系一被弗洛伊德稍做修正，倡议人们得时不时地自发回归原始状态。这，当然拂逆了文化主义信
奉者们的意愿。
距离这次演说十五年之后，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 中又一次提及满大人桥段，把他当作是个家喻户晓的角色。这一次他没有提到巴尔扎克：“人们想到卢梭著名的满大人。”弗洛伊德将满大人当作是一个意象，比喻人类将外在的某一权威内在化之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内疚感只是一种“对失去爱的恐惧”。此时，“当这些人确信权威不会知晓他们所做的坏事，当父亲或者双亲的位置被一个更大的人类集体所取代时，’社会性的’焦虑”就可以被克服。从这一刻开始，“成人们习惯允许自己去干种种可能给予他们享乐的坏事，只要这些人确信权威不会知晓他们所干的坏事，或者不能责备他们。他们所害怕的只是被发现”。①在这一章节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提到了满大人。在这里，弗氏认为，超自我( dasUber-ich)的弱点来源于一种能再次激活心理学遗传的返祖现象。外部权威取代了发展成熟的良心，于是社会就满足于停留在它的幼儿阶段。
这就与狄德罗趣味十足的距离实验较为一致了。狄德罗的 实验旨在通过将远与近一视同仁，来对道德的确凿性提岀质疑，否认道德能被内在化一虽然夏多布里昂面对满大人的实验时，坚信道德可深入人心。满大人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弗洛伊德未触及，这就是：目的与行为之间的距离。在巴尔扎克那儿，远程作用的意志克服了这一距离。只要内心里不再反抗，目的立即可转化成行为。目的与行为，通过决断和执
① 译文参照［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傅雅芳、郝冬瑾译，苏晓离校 《文明及其缺憾》，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73—74 页。行过程的简化，会逐渐接近，这就使得关于满大人的实验同时也成为科技的象征。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远程武器的问世，使得人们对行为的道德评判发生了巨变。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要打造一个用父权家长式的外部权威取代成熟良知、将每个个体重置于幼儿阶段的社会，可就容易多了。
如果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将这段子口口相传，是因为他们 潜意识里觉得满大人的一条命无所谓，那这只能证明，人们大约乐意倒退回幼儿阶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