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32年出版的《劳动者》一书中，恩斯特•云格尔罕 见地在内容摘要里加了一处注释。在这一注释中，巴尔扎克的满大人桥段（在此处有人按了按钮使满大人一命呜呼）再次出现。云格尔的内容摘要长达好几页，详述了书中出现的一系列命题，针对其中一些问题的论述可谓自成一体。在这一条注释中，云格尔将满大人的逸话与一则关于遥远中国发生了水灾的新闻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个例子显示出，抽象地理解“人”与具体地理解“人”这一概念，是多么不同：“我们与’人’之间建立了具象的关联，这体现在，当我们的好友（或死敌）穆勒死时，我们比听到黄河决口导致一万个人淹死这一消息时，抱有更深切的感触。人们思考抽象人性始于这样一些例子，比如：’在巴黎杀死一名具体的对手，与按下按钮杀死一个未曾谋面的中国满大人，究竟哪一桩更不道德呢？在内容摘要中，包含注释的那段正文是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思维方式中，不包括对全体关系的思考。所以它只能把劳动者看作一种现象，或者是看作概念，也就是说看作一种抽象的人。与此相反，劳动者真正的’革命性’行为在于，他们将自己看作一种更高理想的代言人，对全体关系提出了要求。”
关于“抽象化” 一词，注释中给出了两个例子来解释, 什么叫作把人看作“抽象物”。比如对在中国的水灾中死去的一万个人心怀同情，或者按下按钮杀死一名身在中国的陌生满大人，这样的念头是抽象的。与此相反，你的朋友(或死敌)穆勒死了，这对你的触动要比天边的陌生人之死深切得多，这就是“具象的关系”。能够解释上述两种情形的关键在于“具象性的魔力”，根据具象性原则，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都只可能在面对一个具体对象时才存在。
对于云格尔来说，重要的不是甲受害或者乙受害，云格尔 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姿态。布尔乔亚们无法接受，一个人对于抽象的“人”竟然可以不讲什么道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去思考满大人之死，比思考身边的人之死，来得更有趣。巴尔扎克的满大人难题正是属于这样一个布尔乔亚的世界，拉斯蒂涅也宁愿选择干掉北京的满大人，而不是去杀掉一个身在巴黎的、具体的、他必须与之面对面的人。云格尔认为，将人抽象化，是布尔乔亚思考样式的一大特征，它属于这个布尔乔亚的时代。云格尔让满大人桥段重见天日，因为他认为，这个桥段标志着抽象人性的历史开端。云格尔写道，该历史始于一系列思想游戏，比如用一个按钮杀死在中国的满大人。在 18世纪中叶的巴黎，人们热衷于把玩此类思想游戏，哲学家们也头一次构建了 一种普世道德 (Menschheitsmoral)。按照云格尔的理解，正是在这里诞生了 “无休止的布尔乔亚对话”，它们作为“巴黎小阁楼里百科全书派学人最初的谈天之翻版”被不断地重复。
云格尔终其一生，对巴黎哲人的阁楼世界兴趣盎然。在 《劳动者》一书关于大城市的章节里，他面对这可疑的世界开启了一扇窗：“两个街巷的间隔，居然可以比南极到北极还远。一个个的个体，一个个的路人，他们之间的冷漠简直非同寻常。”作者按照 18世纪的笔法勾勒大都市的图景，像是“从月球表面用望远镜来观察它”。鉴于距离极度遥远，目标与用途相互重合：“观察者的参与感变得比原来更冷酷，也更炙热，但横竖都不同于那底下个体与整体间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抽象的人性之说教才找到了温床。这类说教体现于一种倾向，即将道德上本不相关的事件进行道德化，比如中国的水灾或者满大人之死。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灾难时，人们对受害者感到怜悯，但他们未必负有行动的义务。可是这种感情让人觉得，自己对遥远处发生的不幸好像是感同身受似的，进而拥有作为文明人的道德感。这种感情状态正体现了布尔乔亚的选择无能症。云格尔认为，这一症状的病根，就是布尔乔亚“将整个世界本身看作是镜像，并在其中不断通过新事物来证明自己之美德”的姿态。
布尔乔亚无力承认这一事实，他对客观上无关紧要或者随 机的事件，原本是冷酷和漠不关心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将那些在道德上不具备紧要性的事物道德化。反过来，布尔乔亚不敢直视那些他真正需要负起责任的情景一在殖民地遭到占领时，他高呼要进行和平渗透；在某个行省企图独立时，他支持民族自决权；当胜者进行掠夺时，他主张战后赔偿。对云格尔来说，鼓吹自由、平等的列强诸国采取的大众宣传，正是布尔乔亚们对现实进行道德教化的结果，是对真实视角的遮蔽。劳动者也成了这一布尔乔亚诡计的牺牲品，这诡计蛊惑他们沉溺于“谈判、怜悯和咬文嚼字的领域”。
在黄河水灾和满大人的那条注释所对应的段落中写道；战 争的终结，赤裸裸地体现了上述对现实进行扭曲的策略。在战争尚在进行时，布尔乔亚们就暗自选择保全欧洲，决定不再继续战事。这是为了回归他们所熟悉的谈判交涉之格局，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给布尔乔亚社会延寿”。这就是“布尔乔亚的战争责任”。就连战败所导致的不幸，也是源于道德的抽象化一它曾是 18世纪中叶的巴黎哲人们幻想要实现的目标，围绕着满大人之死的想象便是它诞生的契机。
道德的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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