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6世纪开始，无数的游记通过记录不同地区的文化， 扰乱了原有的道德观。当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1623 —1662)说“人类之所以不幸，皆源于他不甘待在自己的小屋里”时，他想到的可能正是旅行者带回的骚动，是探索之旅引发的关于存在的不安。针对欧洲固有习俗的各个方面，旅行者们都带来了足以引起热议的新鲜事；对欧洲的任何一种惯习，异域民族的事例都提供了反例，让人们得以对前者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驳。宗教信仰与社会规范的地图，因此变得越来越多彩，越来越纷乱，最终导致了普遍的相对主义。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 Louis Le Comle, 1655一 1729 )在十 七十八世纪之交出版的一部汉学著作《华夏的礼仪》中总结道，人们赋予自己的行为之任何意义，都是随机的：“我们一直在自我蒙蔽。因为童年时代的各种偏见阻碍着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本身是颇有随意性的。这些行为的意义，只是各个民族在此行为出现伊始，愿意赋予它的意义而已。”礼仪与行为所体现的，不是一种意义，而是一项选择。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行为举止上的差异都证实了，每个社会的特点以及社会中的实际情况总是微妙地左右着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暹罗人对迎面走来的女士表示爱慕的方式，是转过去把背对着她；土耳其人留着胡子却把头发剃了；在有些民族那儿左手具有更优越的地位，而在欧洲人那里却是右手。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别，只要人们认识到它们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根植于社会习俗和信仰系统之中，并在其中具有特别含义时，这些差别立即就获得了意义。
蒙田的随笔《论习惯》①堪称是作者对琳琅繁杂的异域习 惯、习俗与礼仪颇有研究的明证。在 1580年问世的《随笔录》第一版中，蒙田仅探讨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习俗事例，但在 1588年的第二版中，他在关于习俗的这一节中大量使用了游记中丰富的资料。蒙田花费了数页的篇幅，不插一句评论，罗列出世界上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习俗——就像他被迎面而来多样的惯习给吓呆了：“有的地方有男妓院，男人之间甚至可以结婚；有的地方妻子随夫出征，不仅参与打仗，还指挥作战；有的地方孩子死了人们痛哭流涕，老人死了却额手称庆；有的地方人死后尸体被煮熟再捣成粥状，最后被掺在酒中喝掉；有的地方的人相信幸运的灵魂自由自在，生活在安乐舒适的旷野，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回声……”②蒙田用来给每句话开头的、固定不变的“有的地方”，显示出这些现象之间的等价关系。
蒙田并没有被搞昏头。他单纯地记录着，未因此破坏内心 的平静。胡戈•弗里德里希( Hugo Friedrich, 1904—1978)认为，蒙田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体现在蒙田对待自己的方式，和他从中得到的一种"个别化过程" (individualisierenderProzess),蒙田通过对此进行实践，用多元化取代了普世性。多元化是怀疑主义者的法宝，“因为所有的事物都不尽相同，
① 原题为 De la coustume, et de ne changer ais^ment une loy receiie, 即《论习惯及不要轻易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
② 译文参照：［法］蒙田著，潘丽珍、王论跃、丁步洲译《蒙田随笔集上卷》，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 年， 125 页。
＞所以在万物中没有任何一种特质，比差异化和多元性更具普遍 性……大自然有义务，避免创造两个相同的物体”。蒙田其实也可以说，差异的存在，才是事物最大的共性。这也符合蒙田对人的多变性的认识：“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虚荣的、变化无常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轻易辨认出蒙田的自我描述，正如礼仪习俗的差异，使我们可轻易描述某一文化。自我描述与他者描述本来就在不断发生变化，再加上观察者的改变，就更是变化无常，正如蒙田所言：“如果人们好好打量自己，绝不会两次得到相同的结果。”
除了上述怀疑论式的赞同之外，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在蒙田著作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上的对理性的悲观认识。蒙田援引人类学来对理性提出控诉。他认为，新世界的发现废除了所有理性所担保的确凿性。这一论断更具有毁灭性的地方在于，它允许人们以放弃运用理性为代价，去依赖任意的确定性。为了反驳理性，蒙田所举出的并不是那些出格的、无法理喻的、令人反感的事物，而是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确凿存在的类似性。人类精神会在远隔万里的地方相互呼应（这一惊人的一致性被蒙田称作是“伟大的奇迹创造者”），这开启了一一借用施特劳斯的话说一理性怀疑的一个新维度：不论在克服差异性时，还是在克服相似性时，理性都不起作用。这两种情况都证明了，理性无法支配人类精神的表达一同时也是它自己的表达。受＞到人类的精神（出于它的本性）所支配的法则越少，人们越不能轻信自己的感知。所以蒙田说道：“不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文明社会里，我们对存在（ Sein）都束手无策。”列维•施特劳斯称蒙田此语是整个哲学史上最强劲的表达。
蒙田将单纯地记录不同的习俗与礼仪作为手段，来驾驭随 着观察的深入，逐渐呈现出的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与此相反，其他人却认为，异域令人恶心的习惯、风俗、礼仪，让旅行者与游记的读者们头脑混乱，他们对此深感不安。拉布吕耶尔 (Jean de La Bruyfere , 1645一 1696)就对旅行者受到的影响表示警戒：“有些旅人，被长途跋涉搞得精疲力尽，连仅有的一点宗教信仰都丢了。他们每天都忙着去接触新的文化、不同的礼俗与仪式。”的确，借助游记，异国的例子使得人们可对任意一种信念提出质疑，包括所有权、自由和正义。差异繁多，人们无法将其归结到同一个原因；每样都具有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一般性的解释完全不够用。那些足以拿来揶揄本地信仰的外国事例不胜枚举。可是人们虽然对本土的礼俗、习惯抱以冷眼，但对其他社会里形形色色不同的习俗，倒很少横加指责。观察者们对自己社会习俗的批判性，与他们对异域习惯的宽大程度成正比。这种不公允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看来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震撼十分深刻。
人们也可以如狄德罗在《布干维尔游记补遗》中那样， 尽情享受这一混乱的喜剧性。塔希提人与欧洲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差异足以导致误解和奇怪的情形。人们在发笑的同时，得以领会塔希提人高尚原始的性道德与欧洲人造作的性道德之冲突的真谛。这一笑胜过道德哲学家的说教。塔希提人为船上的神父献上一名少女，某天清晨，神父在拂逆自己的宗教信仰，半推半就之后，在少女的身边醒来，并大喊：“啊，我的信仰，我的天职啊！”这一事例诙谐地体现出，自然与反自然之间的道德冲突。
作为这种道德冲突的解决方案，狄德罗提倡一种灵活的做 法：“穿上一件他乡常见的外套，同时也保留一件故乡的外套。”这是旅人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一个世纪以前，蒙田已在他的意大利之旅中履行了这一原则。去到他拜访的每一个城市后，蒙田都会先买一顶当地最普通的帽子，戴在头上在街市里转悠，以显示他对本地习俗的尊重。当地的居民大概会对这名奇怪的陌生人摇摇头，看不出来蒙田这是有礼貌地对他们的习俗表示出尊重。这一办法同样不适合解决不同的道德秩序在正面碰撞时所产生的激烈冲突。另外，那些在社会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关乎礼俗的信仰，也不可能像件衣服，想穿则穿，想脱便脱。在异域扮演一个相对主义者，回到家乡却又反了过来，这行不通。
由此可见，对礼仪和习俗做比较，不是一种中性的实验。 人们必须做岀选择，因为人们在行动时必须要依赖判断。在狄德罗看来，在比较各种礼俗、将其相对化所导致的混沌中，是否符合自然性可作为上述判断的标准。所以道德层面的相对主义，对狄德罗来说实际上是看哪一种最符合自然性。任何道德规范，如果不符合自然性，那么无论普遍相对主义如何将其正当化，这种道德规范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因如此，不同文化间的正面对峙都有可能以致命的形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