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的呐喊“如果它在山脉这一边是真理，越过山，对 面的人认为它是谎言，它又是什么真理呢”，将绝望表达到了极致。除了谈及山川与河流，帕斯卡尔通过把覆盖整个地球的经纬线纳入讨论，使原本激昂的情绪更甚了一步。帕斯卡尔在论及经度与维度时，比他所在的时代稍微超前了些。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已经对地球表面的弧度测量有所了解，直到斯涅尔在 1615年发明了三角测量方法之后，空间大地测量学才正式诞生。 1669年，也就是帕斯卡尔死后七年，皮卡德通过一系列从巴黎到亚眠的观测，第一次准确地判定一度的大小，从而测出了子午线的弧长。在帕斯卡尔的有生之年，测量与判定经纬度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当时，对制图学这一新型科学的研究十分繁荣。人们想要确认新发现的大洲在地球仪上的位置，想把原本由传说中的神兽、虚构的仙人们主宰的空白地带搞个清楚。有首嘲讽诗为证：“地理学家在非洲地图上，用了野蛮的图画来填补空白；在不适合人居住的草莽，放了大象，说是没有市镇。”①人们对散布世界各地的习惯与礼俗，同样充满幻想，甚至还抱有更多彩的想象。与游记一样，各地的风土所造就的习俗之差异，同样揭示出这一事实：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的组成方式中，不存在规律可循。帕斯卡尔对他同时代的学人们对精确经度与维度所抱有的浓厚兴趣浅尝辄止，他很快认识到，理性试图给已有的混乱再添加一层人为的无序。
比习惯和礼俗的多样性更令帕斯卡尔感到不安的，是人们 制造出的边界，正义或非正义在边界的两边不具备相同的效力。并不是比利牛斯山那边与这边的习俗不同这一事实震惊了帕斯卡尔，而是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秩序一欧洲公法中的国际法》一书中重新阐释了帕斯卡尔这段名文，并将覆盖全球的经纬线看作是出现新的空间秩序之前兆。帕斯卡尔的呐喊“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不单单是出于相对怀疑主义，它道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基督教世界中的王公与平民通常认为，在某些空间内，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
① 这段诗文引自乔纳森'斯威夫特于 1733 年岀版的 On Poetry ： A Rhapsody o 斯威夫特所損的或为安特卫普的制图巨匠亚伯拉罕•奥特柳斯( Abraham Ortelius) 绘于 1573 年的《祭司王约翰帝国图解一或称阿比西尼亚帝国》。友谊线，即 amity lines,在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的海洋领域,与在具体的秩序支配下的陆地之间，划出了一块中间地带，在其中，正义与非正义都不具任何意义。
这种混乱，伴随对新世界的征服而来。人们头一次发现一 个与自己的世界毫无交互性的世界，迄今为止它都自给自足。边界，划出一块人们可自由地、肆无忌惮地行使暴力的领域,施米特正是着眼于这一新的空间中之自由。边界那一侧的一切，都不受这一侧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评价的制约。施米特强调说，这也意味着给欧洲内部问题减轻了巨大的负担。臭名昭著的边界理论 (liniendenken)也正是在这一减负过程中具有了国际法的意义。
人们可以在边界的这边与那边，在自然状态与法制状态之 间自由穿越，并通过其中一方的存在来更清晰地确认另一方。这样就形成了超越国界的内部和外部道德，后者对前者有着批判性的巨大辐射作用。因此，边界对面的“法外之地”逐渐缩小，也影响着“法内之地”的人们对自由贸易与自由航行的想象。施米特认为，全球化的边界理论将算数和数学上的规则性应用到政治领域，人为地切割出不受法律与道德制约的地区。“基督教政府认可法外之地的存在，将招致一切道德和思想原则受到普遍的、恐怖的动摇。”施米特写道。这一灾难在所有 17世纪具有现代性的理论与学说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尤其是在帕斯卡尔的名言中：“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
友谊线是一种将普遍事物本土化的过程。契约、和平、友 谊这些概念，原则上只在欧洲——也就是线这一边的旧世界，具有效力。所以西班牙人认为，某些契约在印第安一即美洲是无效的。这种边界划分给人们以借口去作恶，甚至违反正义的基本原则。它们同时也被用于道德哲学，对道德的普世有效性提出质疑。如果我们想一想 18世纪时，各式各样的道德体系林立的状况，全球化的边界理论在当时的道德哲学层面实际上颇具现实意义。在这里，理性充当了一条边界，将符合理性的道德与拂逆理性的道德区分开来。道德间的边界不仅模糊了善与恶间的区别，它甚至有可能被用来重新划分善恶之界一这边是善，那边是恶。
这一边界理论同样侵入了本地道德。在这里，它只区分 “自然的”道德与“非自然的”道德，使道德原有的确切性消失得一干二净。这么说来，边界理论在 18世纪还算奏效。当时的哲学家们将新发现的世界看作一个尚未被人类文明所玷污的、自然道德的天堂。他们对新世界进行的“第二重发现”，树立起一种批判的道德观，将矛头指向文明社会。不过正如施米特注意到的那样，当地的原始居民既没得到任何好处，也未能免于被文明社会的规范所制约的命运。这种道德批判以间接的方式展开，隐蔽了人们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已经出现的动摇。另外，间接提岀批判的这一做法，也左右着狄德罗那些趣味十足的思想实验，它将近与远、小与大置于两极，只有一条普遍主义的出路才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