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以哲学教育诗的形式对里斯本大地震进行回应，这 在当时看来不大与时俱进。十年之后，在他为蒙冤的让•卡拉恢复名誉而进行的笔战中，伏尔泰有好几个月埋首于案件中，却不曾针对卡拉案发表诗篇。伏尔泰对案件中各种审判不公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详读案件卷宗，收集各种资料，于 1763年将他对此案件的调查结果出版为一篇关于宽容的长论文《论宽容》一顺便提一句，这一案件因伏尔泰在书信中频频提及，已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注意。伏尔泰没有为卡拉写下任何诗篇。那些散文体檄文、宣传小册子、新闻式的讽刺文，有效地 1帮助人们认清不公与悲惨，辨别是非，树立正确的立场。一种新的、更强有力的情感取代了怜悯：这就是出于人道的愤怒。当人们的理性被践踏，便会生出这种情感，它能够增强理性的决断力。以这一目的为中心，我们就能够将伏尔泰对里斯本大地震的反应，和他在卡拉事件中的行动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在这两个事件中，对某一不幸所感到的惊愕都转化成一种激烈的控诉，前者是针对天命说，后者则是针对法律系统。
伏尔泰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事物的介入能力是有限的。 对于远处发生的不幸，人们只能抱有一种间接的怜悯。对于将世间的不幸与恶加以阐释和正当化的神学、哲学系统，伏尔泰想要撼动它们，来给人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新的、对受难的理解，它必须取代教条主义式的对世界的阐释，它不受想象的干扰，并且能够激发人们去介入和帮助。这就要求人们对不幸，以及其原因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伏尔泰在他关于世界各地自然灾害的长篇书信往来中，抵达了问题的答案；在不幸的卡拉事件中，他同样是通过一封信而注意到这个问题。当伏尔泰在 1756年 4月得知秘鲁附近城市基多（今厄瓜多尔首都）的地震细节时，他想起自己在里斯本大地震中写下的一系列檄文，叹道：“这比里斯本的情况还糟，大地整整晃动了三个月。在欧洲、美洲和非洲，所谓的’一切都很好'好像有点陷入无序。在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斯坦，时常上演着血腥的戏。”伏尔泰的舞台是整个世界，而且他把不幸与不公合起来，看作是一座巨大的受难之山，连神学家和哲学家们也无法应付了。
伏尔泰对里斯本地震的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句讽刺的口 3头禅：“一切都很好。”这一来自哲学乐观主义的名言在这里具有逼使人们对自身境况进行清醒反思的意味。人们在世界上失去了生存的家园。面对这样的困窘，伏尔泰采取的姿态理性且勇敢。虽然带着点幸存者的些许自以为是，这种姿态被伏尔泰当作是一种新的伦理加以宣传。人们不必为了克服困窘与不公，就认为这世界是好的，认为恶行都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伏尔泰在里斯本大地震中所得到的教训，在他为可怜的卡拉一家奔走时，他也对此牢记于心。他充满嘲笑与绝望的“一切都很好"是表达该教训的名言。
里斯本大地震之所以引起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讨论， 是因为人们并非从直接受害者的视角来经历这场灾难，而是把它看成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再次发生的灾祸。人们对于无所不在的威胁之恐慌，造成了长期、持续的精神上的震撼。人们头一次认识到文明，以及大都会生活本身所伴随的危机。人们对逝者表示哀悼，心中想的却是自己在未来一场类似的灾难中会如何。人们的同情中隐藏着自怜。城市失去了保护作用，人们感到自己像在原始时代一样遭受着自然的威胁。伏尔泰很快洞察到这种关于生存的不安，并将之用于他对莱布尼茨和蒲柏的乐观主义之讨伐中。正因为日内瓦和巴黎的人们不能直接目睹灾害现场，才产生了一种面对灾难的新情绪。人们甚至等不到去听目击者证言，或者去看受灾地区的局部照片，单是一个欧洲大都市被摧毁的消息，就足够让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感到深深的不安，就像灾难发生在他们身边一样。
里斯本地震正是让那些幸存者，或者远离受灾现场的人们 失去了对世界的信心。他们生存的地方似乎已不再安全。博物学家们无法预测，类似的灾难下一次会在何时、何地发生，这使危险显得更加骇人。这种存在实感的动摇，越是在哲学表达中被深化，被阐释，它就越发深刻地渗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正如伏尔泰书信所显示的那样，人们很快就认为，一场类似的灾难会在欧洲的其他城市发生。四处皆是里斯本。伏尔泰给人们在这一情形下的心境一这心境被地震的相关新闻报道渲染得更加焦灼一发明了一种存在图景( Existenzbild),用旁观者的冷漠眼光来看灾难中的受害者。他将那些经历地震的人比作名为“我们的邻人”的蚂蚁。当他从高处俯视推操杂乱的人群，他想象着，如果当他们遭受践踏，会变得多么恐惧。伏尔泰以观察蚂蚁一样的望远镜式的视点来看待人类，从自然中的更高层次看来，他们不过是蚂蚁，他们的哀号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也无人知晓。
同样是在 1756年，当伏尔泰的《自然法之诗》和《里斯 本灾难哀歌》出版时，在柯尼斯堡，刚刚开始任教的年轻的伊曼努尔•康德硕士以博物学家的视点出版了两部论文讨论里斯本大地震，篇幅一短一长。前者刊登在柯尼斯堡当地的报纸上，题目颇烦琐，《就去年年底波及西欧各国的那场灾难论地震的原因》；①稍长的第二篇出版成了一本题为《 1755年底震动地球一大部分的那场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的历史和自然描述》②的小册子。康德认为，这次发生在里斯本的灾难是个契机，能推动自然科学方面的地震研究的发展：“涉及所有人命运的重大事件，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可嘉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在所有非同寻常的事情上都保持着清醒，并习惯去追问那些事件的原因。”③
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所引发的不光是好奇心，同时也有不 安。博物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不安，但无法完全克服它。远在柯尼斯堡的康德硕士为人类的存在描绘出一幅图，像里斯本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作为一般的条件被编入其中。这一图景告诫人们，与其为未来的危险杞人忧天，不如为正在遭受灾难的人们多抱一些同情。它呼吁人们从里斯本地震所引发的歇斯底里中清醒过来：“我们安静地居住在一块土地之上，它的基础却有时被动摇。我们无忧无虑地建造起亭台楼阁，它们的支柱却时而晃动，有坍塌的危险。我们不因为也许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命运而忧虑，当我们得知在邻国造成我们脚下所隐
① 题日译文采用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中的译法。
② 同上。
③ 译文参照：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410 页°
藏的那种不幸的破坏时，我们不是恐惧，而是同情。”①在这 一描述中，康德通过将遥远处发生的不幸拉到近处，人们甚至能在脚下感觉得到它，里斯本地震的影子变得清晰可见。
卢梭在他那封 1756年 8月 18日写给伏尔泰的著名信件 中，在天命问题上对两首教育诗的作者提出了异议。卢梭认为，伏尔泰搞错了指责对象，他不应指责神定的天命，而应该向那些在地震地点上建造了城市的人们去问罪。在这一地点上建了六七层小楼的不是大自然，如果居民在整个城市里的分布平均一些，地震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如此巨大。按照卢梭的想法，自然界带来的所有不幸，人们自身也同样负有责任。虽然他们并非导致惨祸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为了文明生活所建的种种，却使惨祸升级。仿佛是看到了卢梭这封信似的，康德在他的第二篇论文中也提到了这一论点。在关于地震作用的一章里，康德写道：“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猜测出，如果人们在一块充满了可燃物质的地基上进行建筑，那么，地震迟早会使其豪华的建筑化为废墟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必须对天意的安排感到不耐烦吗？无论如何，认为地面上时而发生地震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地面上建筑豪华的住宅却并不是必要的。”②康德对秘鲁的地震也有所耳闻，并且知道，由于当地建筑式样的不同，受害程度较轻。人们必须学会听命于自然，按照自然条件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指望自然顺从自己的意图。一如日内瓦的商人，康德也发现，一处的地震所导致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地方的收益一比如同样来源于地下能量的温
① 译文参照：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410 页。
② 同上书， 441—442 页。
泉--得到弥补。
在伏尔泰给卢梭的回信中（他不可能看过康德的论文）， 他没有涉及卢梭对天命的维护。伏尔泰淡淡地回了一封短信,在这一问题上他或许认为卢梭对自己有所误解。因为他一直相信，人类所造成的不幸与悲苦，远远多于自然。这也是他向教会、宗教狂热主义和宗教不宽容开战时的坚定信仰。在一封日期为 1755年 12月 16日的信中，伏尔泰写道：“我同情葡萄牙人，但人们在自己的蚂蚁窝上造的孽比这还多。我们的战争所杀死的人，比地震吞噬掉的还多。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令人们感到恐惧的，只有里斯本地震的话，那人们恐怕要好过一些。”这么说来，人类倒不是蚂蚁般的无辜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