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会抱怨，人们的行为与他们的所想不一致。实际 上我们倒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在人们的情感世界中，对一己之私利的追逐终会击败普世博爱，不论人们的内心世界有多么文明和高尚。那则伦敦人的故事末尾所提出的问题一某人是否会因维护自己的私利，不惜让数百万人去送死，亚当•斯密对其的回答十分明确：“人类的天性想到这一点就会惊愕不已，世界腐败堕落到极点，也绝不会生出一个能够干出这种事情的坏蛋。”①对亚当•斯密来说，哪怕只是想一下这事儿就足够道德败坏了。而且他相信，这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认真地去考虑这种事。
显而易见，狄德罗的“残暴的思考者”在这里又一次以 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了。由于百科全书属于启蒙时代最卖座的书籍之一，对法国哲学本就十分感兴趣的亚当•斯密很有可能在第五卷 出版之后，迅速读到了狄德罗关于自然权利的词
条。“残暴的思考者”这一令人印象极深的人物，斯密不可能 没有注意到，而且当他提出上述问题，即，是否有人会为了私利牺牲百万人的生命时，他也清晰地指涉到狄德罗的例子。从某种程度来说，亚当•斯密让：残暴的思考者”与“富有人性的欧洲人”的形象相互重叠，使这一角色更加令人不安，虽然后者在私欲占据头脑之前，曾对遥远处的不幸表示出积极的介入。即使如此，亚当•斯密还是反驳了狄德罗的想法，他认为要实践这样一个致命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亚当•斯密对狄德罗的纠正，并不是基于他对人类的心理 持有一种更温和的见解，事实恰恰相反。斯密足够冷静，他充分认识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私欲所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甚至人们时不时会希望他人死掉。与弗洛伊德一样，斯密显然也相信，如果人们能从中得到好处，他们不惜诅咒自己的亲兄弟遭遇世上最坏的事。但是斯密认为，世上从来没有人，也不会有人，会真的因为自己一人之利益而牺牲百万人的幸福。虽然每个人时刻在脑中践踏着他人，但没有人会付诸行动。亚当•斯密对人类行为的这种乐观主义，与他对人类内心世界中的博爱之怀疑，正好相互协调，构成一致。
“富有人性的伦敦人”的故事，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企图将 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击败的道德哲学家。那些道德哲学家倡导一种普遍的、均质的博爱精神。他们相信，只要通过道德教育，人们就可抵达博爱这样一种高尚境界并身体力行。当这些博爱主义者企图将人们对亲朋、邻里的同情与共感，扩展到遥远处未曾谋面的人身上时，亚当•斯密认为，他们正在制造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斯密的现实主义姿态对这种高尚的道德十分鄙夷，因为这些博爱传道者们没有意识到，情感的逻辑与行为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会让他们的计划最终付之东流。尤其是，他们忽视了使行为与情感建立联系这一企图的危险性。为了避免一种对他人的遭遇不闻不问的印象，亚当•斯密用一种委婉与谨慎的方式写道：“当别人的幸福和不幸确实没有哪一方面依我们的行为而定时，当我们的利益完全同他们的利益无关，以致两者之间既无关系又无竞争时，我们并不总是认为，抑制我们对自身事务天生的或不合宜的挂虑，或者抑制我们对他人事务天生的或不合宜的冷漠之情，很有必要。”①只要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那么他们对彼此所负有的责任，不过是一般性的同情而已。
在亚当•斯密看来，企图克服人们对自己的感情与对他人 感情之间的不平衡，是“啜啜泣泣和意气消沉的道德学家”们装腔作势的高尚教育中，一个可疑的目标而已。那些道德哲学家们也在说教，称人们应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怜悯，即对“那些从未见到和从未听说过，但可以确信无时无刻不在侵扰这些同胞的不幸所产生的怜悯，人们应当抑制自己的幸运所带来的快乐，并且对所有的人表示出某种惯常的忧郁沮丧之情”。②对遥远处的不幸所产生的怜悯，来自于一种道德洁癖，它只会扰乱人们的行为：“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不幸表示过分的同情，似乎完全是荒唐和不合常理的。”③对于那些身处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毫无干系，且生活在我们行为的影响范围之外的人们，对他们产生同情，只能唤起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而对方也得不到丝毫好处。这种对他人表现出的极端的关照，
① 译文参照前揭《道德情操论＞, 167 页。
② 译文参照上书， 168 页。
③ 同上。被亚当•斯密称为“矫揉造作的悲痛”。
亚当•斯密认为，对于那些我们既无法利用亦无法对其产 生伤害的人，对于那些在任何一方面（时间上、空间上或是在情感上）都离我们十分遥远的人，我们不应对其命运过于关心。斯多葛派学人曾建议人们，对自己的苦难与他人的苦难，对身边的不幸与遥远处的不幸要抱以同样的冷静态度，也就是说，要拉开距离观察身边的事物。亚当•斯密则劝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影响能力范围以外的不幸，无需太在意；对于自己的得失，或者身边人的命运，不妨积极介入。这种介入的程度越大，它越能在人们心中培育出人性的热情。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对某个具体对象所产生的同情，才能接近自我控制的理想状态。人们只有接触身边的人，在交往中实践这种“最高尚的人性”，才能够以这种完全自然的方式、毫不夹杂道德上的娴熟油滑，来达到自我控制的最高境界。“对别人的高兴和悲痛最为同情的人，是最宜于获得对自己的高兴和悲痛的非常充分的控制力的人。”①亚当•斯密在此批判了所有试图将身边的苦难与远处的苦难同等对待，并认为情感对行为拥有重大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们。他们的说教强制人们必须介入遥远处人群的命运和苦难，给人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亚当•斯密则要给人们松绑，从而维持、加强人们的行动能力。在斯密看来，通过全面节制人们的快乐和痛苦，从而达成最完满的自我控制，才是更紧要的。
关于全体的、所有生物的幸福，斯密认为，应当负责的不 是人类，而是造物主，他掌控着“整个宇宙”，并主宰“所有
①译文参照前揭《道德情操论》， 184 页。 理性的、有感知的生物之普世幸福”。斯密所说的造物主，即是企业家，他支配着世间的一切，左右着万物的喜与悲。在他与人们之间存在着一道分工。人们只有通过限制责任范围，才能去努力去控制自己身边的苦难与幸福。他们的责任范围仅限于自己自身的命运，限于他们的家庭、朋友，限于他们所处的国家，不会超出此范围。只有通过对自我进行限制，才有可能达成完美的自我控制。人们那些好高鹫远的念头，完全不能为他们忽视了自己那点职责本分做开脱：“静心冥想的哲学家不论有多么崇高的思索，也不能补偿他们忽视的最微小的义务。”
故事里那个“富有人性的伦敦人”，在得知遥远处的不幸 之后，短暂地对人类的普遍命运进行了一番沉思，之后思绪很快转到他自己的烦扰上去了。这与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十分相符。如果要他长期、持续地同情遥远处的陌生人，为他们担忧，正如他对待身边的苦难与不幸，那他就不可能达成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自我控制了。
从今天的视角看来，亚当•斯密在“富有人性的伦敦人” 这一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姿态，被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Nussbaum,生于 1947）批驳为“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因为，在全球贸易拓展着人们的视野这一背景下，主张人们对同情心加以限制是矛盾的。今天，人类的大融合在持续进行，这就更需要我们将情感上的想象力付诸行动。在伦敦人的故事中，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斯密主张的同情心有界限的观点，而是他认为扩展同情心会误导人们去遵循情感的逻辑，尤其是遵循人性中对私利的追逐，从而产生各种恐怖的后果。所以“富有人性的伦敦人”，从同情到冷酷的转变就尤其具有挑衅的意味。同一个人，上一刻还在为了远处的不幸而沉浸在忧伤的思绪中，下一刻就会由于自己所要遭遇的不幸陷入慌乱，甚至毫不犹豫地去牺牲他人保全自己一一如果他能够这样做的话。正是“富有人性的伦敦人”所表现出的特性，在心理学上尤其令人信服，它暗示了共感的源泉之一是自爱与自怜。当“富有人性的伦敦人”去想象遥远处发生的灾难，去设身处地地考虑遥远处的人们时，他是通过想象自己如果遭遇同样的不幸之情形，在头脑中绕了一个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