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以这样一段乐观的陈词开场：“无论人们 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②一种无私的情感，首先体现在能够体会他人的情感。共感，“就是当我们看到、或栩栩如生地想象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③亚当•斯密认为，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而且这种感情绝不仅仅限于那些拥有美德、品行高尚的人，就连最大的恶棍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这种情感十分特别，因为人们本不可能对他人的煎熬具有 任何直接的感受。亚当•斯密举了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当我们的兄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由自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受到的痛苦。”④我们最
① 译文参照前揭《道德情操论》， 166 页。
② 译文参照前揭《道德情操论》， 5 页。
③ 同上。
④ 译文参照上书， 5—6 页。多只能通过想象来模拟他人的感受，试想若是自己身临其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想象中身临其境时的痛苦，不等同于我们真置身于此情景时将会感受到的痛苦。想象他人所经历的痛苦，与想象自己经历的痛苦一样，都与真实的痛苦有差距。所谓站在他人的角度换位思考，意味着把他人置换到自己的位置上来思考。这时我们实际上并未身临其境地让自己进入他人的角色，反而是将他人放到了我们自己的角色中。这种试图通过让自己的情感绕弯路来接近他人、感知他人痛苦的尝试，似乎效果甚微。亚当•斯密所描绘的过程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当我们目睹他人受煎熬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经受同样的痛苦，感到战栗不安。综上所述，在我们看到他人受苦时，我们心中不断再造的只是自己的感知感觉：“感知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所能感受的范围，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他人感觉的概念。”
在目睹他人忍受痛苦时，旁观者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感知范 围，虽然他以为自己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但是，难道非得与他人融为一体，才能正确地面对他人的痛苦吗？亚当•斯密认为，直接目睹那个承受痛苦的人，就足以让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了，无须与他融为一体。目睹那个正在忍受煎熬的人，是人们进入他痛苦最好的通行证，这一视觉刺激，激发出人们心中各种各样对受难者的共感。如果这种直接的视觉冲击不是拥有这种特权性的话，那么当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不幸，一则相关消息也将会产生同样的效力，只是维持的时间短一些。但事实上，若没有直接的视觉刺激，人们心中激发出的同情和共感会不同程度减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短。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得知他人在经历苦难”这一单纯的认识，与直接的视觉刺激相结合，就足以激发人们的心中涌出同情了。无论不幸是发生在身边，还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下，能否感受到受害人的真实心境都无关紧要。这两种情形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直接目睹受难的景象能够强化一般的对痛苦的感知，唤起人们希望早些结束这种痛苦的情感。
为了详细阐释痛苦与同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亚当•斯 密举了疯子之事例。疯子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幸，也许顶多感到自己状态不大对劲，但任何一个哪怕只有一丁点良知的人，都会觉得他的命运真是世上最悲惨的事情。因为在所有不幸的事件中，没有什么要比失去理智更糟糕的了。这个被众人怜悯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处境的悲惨。这说明了什么呢？他的命运似乎与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相反，“那个可怜的丧失理智的人却也许会又笑又唱，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幸。因此，人们看到此种情景而感到的痛苦并不就是那个患者感情的反映”。①观察者的情感，与被观察者的情感之间不存在一致关系。"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惨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会是什么感觉”。②对这个疯子之处境的认知，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当我们身处于那个疯子的立场上，同时又没有失去理智时，才能够拥有。当人们想要沉浸于一种极端的不幸、异常的穷困或巨大的疼痛之中时，情况也是一样。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这类事例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清晰地描绘了一种根本
① 译文参照前揭《道德情操论》， 9 页。
② 同上。不存在的状况。我们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他人的不幸或者疼痛之中，所以要求我们先拥有正确的感受，再以正确的方式面对他人的痛苦是不现实的。我们最多能够通过直接目睹他人的痛苦来弥补这一缺陷。这样就可将直接的视觉刺激与怜悯情感拼接在一起，虽然它们之间本无关系。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当我们面对自己无法直接感受的 他人感觉时，我们正是以这种虚构的感情来对应的。不过，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仅仅依赖于视觉感官来决定自己要做出的行为，我们同时也会追溯对整个场景的感受。这样就可消除虚构的感情在我们进行正确的行为判断时所造成的困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基于判断整个情景和更详尽的细节所得到的结果，也许会在某些情况下纠正我们最初的、下意识的反应。比如当观察者看到一个震怒的家伙，观察者可能会觉得他令人讨厌，否定他的行为。但当观察者对他气愤的原因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后，观察者也许会同情他的愤怒，并且一反当初的判断，认同他的行为。从这类事例中，亚当•斯密得到结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情并不是对痛苦的回应，而是对具体情况的回应。这样他就得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人的处境充满同情，而他们自己却无动于衷。我们并不是感受他人所感，而是为他人所感。
同情心的这一特性足以让我们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 “人类天赋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虽然我们不可能直接探知死者真实的心理状况。在亚当•斯密看来，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强烈的情绪，或者是最强烈的情绪之一。只有当情感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增强，当人们不再通过与死者进行换位思考，而是听由情感自发生长，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才可能达到如此的强度。在我们将自己带入他人、换位思考的过程中，我们无法进入死者的世界。这似乎与一个事实相反，即我们对死者的同情反而格外多。“我们的同情不会给死者以安慰，似乎更加重了死者的不幸”。①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作为一个事例，说明不存在的、想象中的疼痛，也能具有真实的疼痛之意义。亚当•斯密重新建构了这一过程：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把自己活的灵魂附在死者无生命的躯体上，由此设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情绪一就好像我们真的有可能感知到这种状态似的。在这里，“就好像”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不可或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天赋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人类幸福的巨大破坏者，但又是对人类不义的巨大抑制。当对死亡的恐惧折磨和伤害个人的时候，却捍卫和保护了社会”。②这一切都建立于生者奇妙的、终究不可能的对死者的共感之上。生者所产生的这种共感，是人类感情中不存在、而且也不会出现的情感。亚当•斯密关于同情与其他类似情感的理论，正是他“看不见的手”之著名学说的前奏。“看不见的手”不仅作用于经济生活中，同时也对人类情感的经济学起着积极的介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