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对人类容易被错误的判断所诱导这一现象，进 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分析。除了判断错误，以及人类高估自身能力之倾向外，亚当•斯密还列举出人类容易走入的另一误区，即他们常对自己的运气过于自信，“身体精神相当健旺的
① 译文参照前揭《道德情操论》， 10 页。
② 同上书， 11 页。人，对自己的幸运，总不免抱有几分自信”。①人们或多或少会对自己的成功概率高估几分，同时，大多数人也会低估自己遭受损失的风险。这种判断上的偏差，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并非源于人性的缺陷，而是源于人类精神与肉体上的活力。所以那些由轻视危险、奢望成功的心理驱使的人，易被错误的判断牵着鼻子走。这种判断上的偏差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现象有着本质性的意义，而且偏差正是这些经济现象得以繁荣的决定性前提之一。如果人们不是高估自己得利的机会，就不会产生博彩业；如果人们不是低估了自己受损的风险，也不可能存在保险业或类似的机构。人们对自身过高的估计，常被哲学家和伦理学者们看作是道德规制的对象。但在亚当•斯密眼中，人们这种高估运气、低估风险的坏习惯，却并非如此。
此外，还有一些现象似乎与人们在判断上出的偏差息息相 关。亚当•斯密与大卫•休谟（在论述此问题时，斯密借鉴了后者的学说）首先尝试从理论上剖析这些现象。在《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中，亚当•斯密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对于人们来说，多余没用的东西总是比那些真能改善生活的物品更重要呢？人们总是将自己财富中很大一部分投入那些不具明确用途的物品，它们对他来说，似乎比那些用途明确的东西更宝贵。亚当•斯密举了一个钟表收藏家的例子：一名专门收藏精美钟表的行家，他并不在意钟表正确指示时间的功能性，是钟表完美的工艺和它繁复的机械构造唤起了他的激情。在被亚当•斯密诙谐而鄙视地称为“无用的小玩意”的不少物品上，也可发现类似的现象。斯密在理论上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后来,，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重新发现了国民经济学泰斗的这一兴趣点，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国富论》里论述封建制度之消亡的著名篇章《都市 商业对农村改革的贡献》中，亚当•斯密描述了大地主们是如何受到日渐崛起的国际贸易以及手工业之误导，将农业收益的所有盈余都投入到后者所提供的新型商品上。原本地主们没有机会消费自己获得的利润，唯一的去处就是拿这些钱去打发自己的门客与佃农。而现在，在城市手工业制品之诱惑下，大地主们对迄今为止奠定自己权利与威信的基础置之不理，或干脆葬送了它们。他们的统治基础原本建立在依附于他们的人数之上，但他们现在却将利润用来购买城市商人带来的无用之物，“他们就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等值的金钱，用来换取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其他同样无用而无意义的东西，继而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①
大地主们遭受误导，并非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而是出 于——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一“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因为金刚石纽扣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不需要与任何人来分享它。不似原来，他们必须与门客、佃农分享这利润。大地主们甚至认为，不须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获益、不用给别人好处，是件莫大的好事。权贵者的自私自利，使得他们“为了满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虚荣心，终于完全舍弃了统治的权威”。①对于地主阶层来说，青睐奢侈品并将奢侈品置于高于日常用品的地位，意味着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但实际上，这是封建地主阶层抱有的一种错误判断，它招致了异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地主阶层就这样轻易地亲手葬送了自己存在的根基。即使现在依靠他们活口的手工业者与商人的数量，甚至多于直接依附于他们的人口数量，但这种新型经济关系不再产生原来那种使封建地主拥有统治权威的人身依附关系。确切地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在不知不觉中，击败了以大土地所有者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制度。这就是工商业所显示出的“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大土地所有者们为了城市工商业的小商品毫不迟疑、毫不犹豫地拿他们的封建权力去冒险。这种短视——在此情况下体现为对奢侈品的迷恋——在亚当•斯密看来，为封建制度的解体、城市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动力。
亚当•斯密所提倡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其惊人的成 就不是建立在它所提供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上，而是建立在人类谜样地、无意义地对无用品的钟爱之上。当大地主们热衷于雕虫小技，远胜过喜爱实用物品时，督促人们对自我蒙蔽进行纠正、提醒人们考问自己这种新嗜好的中立旁观者，他并不在身边；或许是他自己也管不过来了呢。商业所提供的新的享乐，让地主们不惜付岀自己世袭的权力与财富，且毫不考虑伴随而来的风险。这也许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高估自己的运气而低估风险的倾向有关。他们面对新涌现的奢侈品之态度，与抽奖和赌博差不多——人们不是针对实用型商品投资，以换得稳妥微薄的利润，而仿佛是对自身运气的信赖进行注资。
在上述情况下，中立旁观者之所以缄默，是因为他面对人 类如此忘我的自我膨胀束手无策。或许是他已经发现，这种颇具风险的行为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正向的影响。亚当•斯密的这;一观点，并非是到了撰写《国富论》时才酿成，早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就已经证明了，人们追逐“奢侈性需求” (trinkets of frivolous utility),点燃了的工作热情，却使真正的需求被蒙蔽的情况是多么严重：“有多少人把钱花在毫无效用的小玩意儿上而毁掉自己呢？”①他举了几个人们愿意付岀自己的劳动果实而换取的物件，比如手表和牙签，一把挖耳勺或者是指甲刀。人们显然相信，相比仅仅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正是通过拥有这类用处不大的小玩意儿，自己才更加接近努力的目标一至少是在周边的人眼中是这样。
为了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亚当•斯密受启发于休谟对实 用型物品之美的论述，发展出一套效用之美的理论。他认为，那些功能性一目了然的实用型物品，理应被看作是美的，“任何设备或机器只要能产生预期的结果，都赋予总体一定的合宜感和美感，并使人们一想到它就感到愉快，这一切是如此清楚明白，以致没有人会忽视它”。②亚当•斯密相信，休谟找到了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按照休谟的说法，任何物品的效用之所以能为其主人带来欢乐，是因为每当看到它们，主人就会想到物品所能增进的愉快或便利："每当他看到它的时候，他就
① 译文参见前揭《道德情操论 225 页。
② 译文参见上书， 223 页。会沉浸于这种愉快之中；这一物体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不断给他带来满足和欢乐的源泉。”①
另外，每一个旁观者与主人抱有同样的感情，感受到物品 的合宜与便利，他也会沉浸于愉悦的心情，感受到这种效用之美。
虽然效用之美的意义毫无争议，但它却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与周折。因为，亚当•斯密所谓的物品“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也许脱离了物体本身的用途——如果人们更关心为了达成这一用途而进行的诸种手段的统筹，而不是用途本身的话。比如在亚当•斯密所举的钟表收藏行家的例子中便是如此，钟表的完美机械构造比它本身指示时间的功效更引人注目。斯密认为，一名拥有许多钟表的行家宁愿卖掉那面走慢了一分的时钟，换上另i面，虽然他本人并不是特别守时，或者他根本不在乎其中一面钟是否能准确地显不时间 反正他有的是钟表。对他来说，知晓时刻并不是最重要的，钟表器械要完美无缺才是第一位的。即使人们并未刻意追求这一功能，完美的功用性仍然是效用之美( Funktionsschbnheit)的前提。在人们从关注功能 (Zweck )转移到关注功用性 (ZweckmaBigkeit)的过程中，亚当•斯密发现了人们对无用的小玩意儿灾难性的钟爱之原因。在之后的《国富论》中，他控诉这一钟爱会毁灭整个经济体系。
对无用小玩意儿的钟爱，绝不是矫情的人们独有的怪癖， 他们不断寻找新的乐子，也有钱有闲，把没用的雕虫小技看得比正经事儿还要紧。实质的功能与功能性的表象( funktionalesErscheinungsbild）之间优先等级的倒错，揭示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人们与那些疯狂小玩意儿的发烧友们一样，把“所有的口袋都塞满小小的便利设备。他们设计出新的口袋（那是在他人的衣服上看不到的），以便携带更多的东西”。①他们全身揣满了各式各样的破烂，这些破烂或许会有那么点用处，但没有也无甚大碍。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附和一般人的做事方式。因为那些没本事买这些小玩意儿的人，不仅不会鄙视他们，反而还明着暗着地艳羡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