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捂住两耳的哲学家这一形象的身上，究竟有什么让卢梭 如此厌恶，以致他一定要从自己的论文中将其剔除呢？他在构思这篇论文时，的确曾跟友人狄德罗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这一事实不大可能是卢梭对哲学家桥段感到不快的唯一原因。因为按照卢梭自己的说法，狄德罗对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一个段落。这样的话，捂住耳朵的哲学家这一形象对卢梭来说，一定包含某些尤其令他厌恶的特质。事实上，这一形象不仅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他所承载的思想，与卢梭眼中同时代的哲学与哲学家也十分契合。
卢梭对哲学的批判，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有显露，但在 漠不关心的哲学家身上达到了顶点。早在第一篇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获奖征文中，卢梭就哀叹道，哲学家们完全不配他们享有的声名，人们在这些哲学家的学说中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哲学。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埋藏在人们的心中，人们只消返求诸己，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真正的哲学，与同时代那些修辞华丽的哲学分道扬熊。当卢梭接着在“第二论文”中，呼唤雅典吕克昂①的哲学家们作为裁判官来裁决他的文章。当他歌颂苏格拉底是科学的蔑视者、赞扬培根和牛顿为人
①吕克昂是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35 年在雅典创办的一所私立学院。 类的先学时，他所提到的这些哲学英雄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可不能同日而语。卢梭认为，后者必须为社会的堕落负责，并不惜以激烈的言辞对其进行驳斥。
卢梭对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发出猛烈的批判，也许是因为 他发现了科学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信仰的代价之上：“人们越来越博学多才，可信仰却消失了。”在最早的一篇关于“第一论文”的辩护中，卢梭就已经认识到，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一一他首先想到的大概是百科全书派的友人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卢梭虽然不曾谈及自己的宗教信仰，但这一看法却致使他在心中、在笔下对科学的不断传播表示出疑虑。当卢梭发现，科学不仅威胁到宗教信仰以及个人的虔诚心，甚至连社会中的公共美德也面临同样的危机时，他的疑虑更重了。
在 1752年为了剧本《纳尔西斯》（此剧曾在法兰西喜剧 院上演）的出版而写下的序言中，卢梭鲜明地表现出对哲学的抵抗，毫不亚于他不久后写出的“第二论文”中关于哲学家的片段：“一个人一爱上哲学，他就会松弛他与社会的联系，他就不那么尊重人和亲近人。这也许是哲学给人类带来的坏事之中最危险的坏事。”①其中的思想与捂住耳朵的哲学家的画面所反映的内涵完全一致：哲学，扼杀了他的怜悯心。这名哲学家对人类以及对人性的思考，教会他“按照人的价值来评判人”。因此，他不可能对别人产生深厚的情感，他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使他将一切利益都捞归自己。在他看来，什
① 译文参照：［法］卢梭：《纳尔西斯序言》，载［法］卢梭著，李平液译 《卢梭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140 页。么家庭、祖国都是空话。哲学家自视甚高、傲气十足，他既刁是“任何人的亲友，也不是公民，也不是凡人。他是哲学家”。
《纳尔西斯》的前言不是一出喜剧的前言，而是作者卢梭 进行自我剖析后发出的原则声明。从这篇文章开始，卢梭告别了他自打 1749年以来出版的一切作品。他也从此停止参与关于“第一论文”的论战，虽然他此前曾多次发表檄文投入到这场论战中去。卢梭声名败坏的主张，即艺术与科学不仅无益于敦化风俗，甚至会导致道德沦丧这一观点，在《纳尔西斯》的序言中基于新的事例再次得到论证。卢梭认为序言使自己的主张被升华到更高的层次。此外，卢梭还试图说服普通大众,自己对科学与艺术的抨击绝不仅仅是个哗众取宠的噱头，他对此是认真的。为了让大众能够相信他，卢梭必须向其证明，自己已立下决心，按照自己文章中的基本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并将此原则作为自己生活的主旨。当卢梭通过一场彻底的改革，使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学说达成一致时，他正是在发出强力的宣言。在《纳尔西斯》的序言中，卢梭宣称，哲学会削弱人们互相尊重、互相爱戴的连带感。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他在获奖征文中提出的对社会的控诉。但在此处，原先的社会批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它明确了卢梭通过改革所期望达成的目的：改革，需要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的尊敬和温情。这一段落与卢梭“第二论文”的主旨也完全契合。
“第二论文”中，捂住耳朵的哲学家这一段，的确是卢梭 对哲学之道德价值的抨击。但这并不是让他日后对这段文字感到如此不快的原因。卢梭与同时代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之间巨大的隔阂，早在他（作为他笔下社会批判的结果）从大城市销声匿迹、隐居于圣-日耳曼森林中独自冥想，选择了一种与他的哲学家朋友们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已经再明白不过。卢梭选择孤独，是在抨击友人们的哲学思想：他们更看重理性的讨论而不是孤独的冥想；他们将公众看作舞台，哲学就在这舞台上履行它的职责。直到后来，卢梭才认识到，对这些朋友来说，他在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和他孤独的隐居生活不仅是针对他们的批判，而且还是一种危险的抨击。这导致了他们一卢梭觉得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太晚了一对他产生了敌意，而且布下阴谋去陷害他。
卢梭宁可沉溺于大自然的怀抱，也不愿参加巴黎社交圈子 里的哲学讨论。因为他相信，哲学、艺术与科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大众的掌声，它们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时代的缺陷，并且还不断加深这缺陷，让它四处蔓延。哲学、艺术与科学假装要打倒某些事物，实际上却促进了它们的生长。卢梭相信，自己发现了哲学这种“给坏事抹上一层涂料”的作用。这让他对哲学激烈的批判显得名正言顺，直到这批判在捂着耳朵的哲学家身上达到了巅峰。
卢梭对哲学发出的猛烈批判,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 他似乎谙熟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私密小圈子里所进行的讨论，他能够揭露同时代哲学中所隐藏的思想与内部的教条。这名哲学的批判者本身是哲学家圈子的一分子，他暴露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周边的哲人们故意对世人隐藏的秘密。虽然没有点名道姓，卢梭在他最早的著述中，已经同这种哲学划清了界限，在他不久之后写成的《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卢梭对这种哲学提出了明确的抗议。当卢梭将他与狄德罗等人之间的矛盾在 1755年公开化时，后者必然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这就是卢梭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利用他所知晓的内幕学说呢？而卢梭自己，也必须回答依然留下来的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与同时代的哲学决裂之后，你是谁呢？ “我绝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在 1760年给书商的信中写道，“我只是个老实人，从不对任何人动坏心眼。我敬重体面的普通人，并想尽力告诉他们一些有益的真相。”卢梭明确宣称自己不是哲学家，这也是在强调自己对信仰的忠诚与对宗教的崇敬：“我无法去相信那些我不相信的，我也无法去背弃那些我所相信的。”卢梭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中写道一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信仰——“我怀疑，这世上是否有人比我更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崇敬着宗教。即使这虔诚的信仰，也不能阻止我嫌恶和鄙视人们硬给它贴上野蛮、不公道以及危害社会的标签。”
哲学家们的隐秘学说也从其他侧面受到了攻击。 1760年， 帕里索（ Palissot）的戏剧《哲学家们》在巴黎引起高度瞩目，因为他在剧中讽刺挖苦百科全书派的学人。这部戏剧也揭示了百科全书派对宗教的蔑视 "Nous n'en voulons plus."（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帕里索在台词中如是说。百科全书派宣扬的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利己主义。为了实现一己之幸福，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在于“不惜用任何手段达成自我之幸”。当帕里索宣布，哲学家们除了破坏之外别无所求时，他对哲学家的揭露达到了顶点：“他们精于毁灭艺术，却什么建树也没有。”这就是剧中对哲学家们所下的评判。
当卢梭在致帕里索的一封信中抗议后者对狄德罗（在剧 中以多迪丢斯之名出场）的处理时，卢梭所否定的倒不是帕里索对当时哲学家的内幕进行的披露。因为这与卢梭本身在著述中所表现出的立场一致，与他在晚年作品《卢梭批判让-
）雅克：对话录》中，试图揭发狄德罗等人陷害他的阴谋时, 斩钉截铁地做出的判断也十分契合。在《对话录》中，卢梭痛斥这种新的哲学为一场阴谋，它不亚于耶稣会教士们被逐出法国之前所干的事——控制人们的想法，树立思想的专制统治。在这部晚年作品中，卢梭将他早年那些友人们的哲学比作宗教裁判所。哲学对异己的排斥，表面上看虽不那么露骨与严酷，因为它没有再遇上反叛者。但如果再生出几个有神论者，或者宗教、宽容、道德的真正捍卫者，他们马上就面临最可怕的迫害：“很快，比另一个裁判所（指宗教裁判所）更假惺惺、血腥味并不逊色的哲学裁判所会叫人毫不怜悯地将任何敢于相信上帝的人烧死。”①
就在伏尔泰当众抨击刑事司法当局，以理性的名义对严刑 逼供和非人道的司法裁决进行讨伐时，卢梭开启了一方新的阵地 反对启蒙所导致的信念恐怖主义（ Gesinnungsterror）。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隐秘的裁判权，公众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哲学家的工具。卢梭认为，公众成了审判官，迫害无辜的自己。这是一场没有原告、没有被告、没有审讯过程的案件，这是一桩利用了大众舆论和告密揭发的阴谋，它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没有人知晓真相。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卢梭认为自己是一种新型的思想恐怖主义和阴谋的第一个牺牲者。对他来说，理性的时代是冷落理性的时代，不让它发出一点声音：“偏见和愚钝以理性之名统治世界，人们被自己高傲的学识搞得头脑混乱，他们的认知再也听不见理性的声音，正如他们的内心再也听不到自然的声音。”
① 译文参照前揭《卢梭批判让-雅克：对话录》， 29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