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不愿听到窗下悲鸣的哲学家，对自然的声音亦是不闻 不问。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面：房间内，哲学家坐在他的书桌前，正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幸福，或是普世道德的著作。正在这时，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被谋杀。他听到这个不幸的人悲惨的叫声，但在斟酌了一番之后决定对其充耳不闻，他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伦理的工作遭到打扰。哲学家思考整个人类之命运的工作是如此重要，眼前所发生的不幸丝毫不能打动他。正如泰勒斯仰头望着天上的群星却忘了看脚下，结果栽进井里，被色雷斯人的女奴嘲笑“地上的事还没弄清楚就要弄清楚天上的事” 一样，这名哲学家也游离于俗世之外。对他来说，一切发生在眼前的事情都毫无意义。但此处，哲学家思考的既不是天文现象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类的幸福。这样的话，人们对他的举止就不能一笑了之，人们对他充满了愤慨。.
卢梭认为，捂住耳朵的哲学家过度的深思熟虑，扼杀了他 的怜悯心，压抑了他对窗下那名可怜人施救的自然冲动。深思苦想虽然使他的善意与温情能够覆盖整个人类，却让他在现实中施助的能力退化。我们要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在需要对具体的对象承担义务时，却推三阻四。随着认知世界的扩大与行动空间的扩展，我们对身边的具体的人所抱有的道德情感与道德冲动，以及对他们抱有的怜悯心与同情心会不断减弱，直到我们的认知和行动范围（在理想情况下）覆盖整个人类。为了让我们的认知范围与行动空间得以扩展，就必须要去除人类最原始的道德反应。当人们在哲学的层面思考整个人类时，人类原始的道德反应是忽略不计的，这种思考以牺牲身边的道德行为做代价。
与此同时，利己心也就有了十足的存在理由。利己心号称 有助于实现整体的幸福。在一个行动空间不断拓展的社会里，利己主义——“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一一甚至以利他主义的形式出现。这一论点确保了利己主义的正当性，也给人们卸下了沉重的道德负担，但这并不是关于道德的真相。这种去道德化的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被卢梭称为 s'argumenter, 这是一个他自己发明的词，用来形容那些劝告人们满足现状的自圆其说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同时意味着陷入不容改变的死局，陷入狂热主义。自圆其说的思维方式通过扼死人们心中自然的冲动，并让抽象的思索取而代之，来使人们陷入狂热主义。
在卢梭对莫里哀《厌世者》的诠释中，他认为上述逻辑 正是剧中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不断地洞察社会上的混乱现象迫使他忘掉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的问题上去”。①这位斯多葛式的人间观察者对于他人之冷漠，导致他对与自己相关的事物越来越敏感。卢梭在评价莫里哀笔下的费利特时写道：人们可以预见，这名以斯多葛式的冷静面对社会上之乱象的哲 2学家，哪怕是再微小的不快触犯到他自己，他都会恼羞成怒。“事实上我注意到正是那些对社会上的不公采取冷漠态度的人，只要稍一碰到他们的个人利益就会暴跳如雷。他们相信自
① 译文参照：［法］卢梭：《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载［法］卢 梭著，王子野译《卢梭论戏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41 页。
己的哲学，只在它不要求他们做自我牺牲的限度内才是可行 的。”①为了揭露这种自我认识的误区，卢梭一反常态，讲了一个爱尔兰人的故事。此人的房子已经着火了，而他还在床上赖着不想动弹。人们向他喊叫“着火了，快出来”，爱尔兰人答道：“着火同我什么相干！我不是房主，我是房客”。最后火烧到他身上来了，他才一跃而起，跑下地来乱喊乱叫。他这才开始懂得，有时候也需要关心自己住的房子，虽然它不属于自己。
当卢梭在《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宣布，他 将在一切公众场合与他昔日的友人——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们决裂的时候，他指责他们的方针是“打着人类幸福的幌子，追逐某种特别的利益”，称他们所谓的人类全体幸福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别有用心。卢梭认为，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混淆，源于一种哲学家特有的傲慢，这种傲慢唆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利益即是公共利益。在卢梭眼中，这种自我蒙蔽使得所有哲学领域的建言献策都黯然失色。于是他建议人们修改标准来重新判断公共利益是否存在，比如不再试图建立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而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与紧张关系中去发现它：“只有当它与我们的亲朋挚友、与我们自己的利益相悖的时候，我们才敢说，自己始终在提倡全体人类的幸福。”
对于风靡一时的唯物主义哲学来说，愉快与不快的机制是 他们主要的研究课题。恐惧、怜悯心，以及所有作为其他感情
① 译文参照：［法］卢梭：《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载［法］卢 梭著，王子野译《卢梭论戏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43 页。
的反应，或者对其他感情起作用的情感，都被看作是干扰。它 们会使情感装置失去可控性，成为追求快感的法则中的绊脚石。除了人类最原始的快感冲动与不快的冲动，其他任何情感都证明了自然的缺陷，它们对美化世界毫无帮助，反倒会破坏情感的正负平衡。人们若要改善这些情感，那只有一个办法：人们必须对世间一切的困苦与不幸视而不见，并且拒绝怜悯心，因为它只会破坏快感与不快之间的情感平衡，而不会使它更好。人们的终极目标——抵达永无痛苦的状态——建立在这样一个设想之上：人类的天性具有无比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如果人们可以控制自己对愉快与不愉快的感受，人们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建立起人人幸福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性必须接受天翻地覆的改造。这也许是让哲学家扯下睡帽遮住耳朵，对窗下可怜人的悲鸣不闻不问的哲学思想。出于对那些怜悯心无法改变的事情的盲目信仰，他扼杀了自然在他心中发出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