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的论述方式中所显现出的、所有趋向彻底改革的努 力中，他仅在唯一的问题上表现得较为保守：对人是一种“沉思的动物”的定义。狄德罗的定义貌似没有超越老生常谈，不过是在重复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话。但实际上，在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定义中，狄德罗延续了他和卢梭在后者撰写“第二论文”期间的论争。而且在这场论争中——正如卢梭对捂耳朵的哲学家这一桥段萌生出的不安所显示的那样，狄德罗的确企图对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论文施加影响。为了捕捉到狄德罗定义的言外之意，我们必须将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定义，将另一种对人类的认识同时纳入视野。这就是卢梭在“第二论文”中提出的著名的定义：“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que Petat de reflexion est un Statcontre ature, et que 1' homme qui medite est un animal deprave.厂①
我们无法确定，卢梭在这句话中是下了一个定义，还是向 狄德罗与其同仁们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抨击他们如此理解思考，将会丧失自己的良心一这良心本是作为公共理性机关而存在。卢梭对沉思着的人进行诋毁和斥责，这无疑是他对同时代的哲学所提出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挑衅。卢梭的矛头尤其指向百科全书派的学人，他们企图利用百科全书（卢梭自己也参与了编写工作）来不声不响地将哲学普及化。在卢梭看来，
① 译文参照前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79 页。 他们的做法不可能造福人类，只会加剧人类的灾难。
卢梭关于沉思之人的言论对狄德罗来说是个挑战。所以后 者在关于“自然权利”的词条中求助于古典定义。狄德罗小心隐藏着他对卢梭的批判意图，如此写道：“我发现一件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达成了共识的事情，这就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思考。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动物，而且是一种会思考的动物。”人是动物，但他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正是在于思考。狄德罗在这里讲的是一种从高处的堕落一一人类又变回了动物；而卢梭讲的是一种从底处的堕落——人类失去了他自然的本能。只有当我们同时考虑到卢梭关于“思考有悖于自然性”的主张时，我们才能体会到狄德罗定义中内在的紧张关系，明白他不单单是在重复哲学传统中已成为常识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当狄德罗主张，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思考——不仅仅是针对所有的问题，而且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也包括在自然状态下——的时候，他将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定义推向了极端；也暴露了自己写下这句话的初衷。
与此相反，卢梭笔下的人在不做沉思的状态下快乐地生 活，他们活在眼下自然的、随性的感觉当中。这也是卢梭对狄德罗及其同伙的哲学所发出的隐秘的攻击。狄德罗以“自然权利”这一词条回应，对所有疏于思考的人们实施制裁：“那些拒绝思考的人，他们放弃了做人类的资格，必被周边的同类当作野兽( denaturiertes Wesen,英译本中为 wild beast)来对待。”狄德罗用一个发音十分相似的对应语“野兽” ( animaldenature),与卢梭的核心词"变了质的动物" (animal deprave)形成了对比。狄德罗建立这种对比想表达的是，卢梭对沉思的抨击以及他对思考的敌视，是一种剥离了人类固有天性的思想所产下的怪胎。因为任何拒绝履行思考之义务的人，尤其是那些扬言思考体现了人之变质的家伙，都是野兽。我们只有明白了狄德罗将拒绝思考的人看作是“变了质的动物”，才能完整理解他对“人是思考的动物”之定义。
狄德罗的矛头显然是指向思考的反对者一卢梭。卢梭饱 含着乡愁，对人类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上古时期淳朴的原始状态表现出无限的憧憬；卢梭对哲学与理性表现出愤恨；他逃离巴黎社会，逃离哲学家的圈子，选择孤独地在森林中度日。狄德罗也许还想说，指责哲学带来了社会问题的人，是人类的敌人。卢梭也许在读到该词条时当即认为，“野兽” 一词指的是他自己，就像他读到狄德罗的警句“只有恶人是孤独的”时的心理反应一样。
还有一种较为温和的解释方法。比如我们可以认为，卢梭 和狄德罗在对“野兽”的认识上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来看待这一名言，把它与当时知识分子久坐不动的病态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并把它看成是一记健康处方：如果自然给人类预设了健康的生活，那么学者这种职业一定不属于它的计划。病态的生活方式是精神远离自然、远离生活的标志。自然和思考之间的和谐关系缺席了。根据卢梭的看法，人们至多可以在现有的文明条件下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从而试图去获得一种第二自然性。他在《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中追求的那种简约生活，显然不是真实的原初自然状态，而是一种虚拟的自然状态。如果人们服从自然的戒律——“如果人们能够坚持自然为他们预设的朴素、孤独、恒定不变的生活”，他们就能达到这种虚拟的自然状态。
1769年，当二人的关系破裂很多年后，狄德罗在《达朗 贝尔的梦》中称卢梭是“反转运动的系统”，又一次围绕卢梭对思考的诋毁展开论述。不过在这里，狄德罗将论述的对象局限于学者的生存状态中病态的、反自然的因素——比如过度思考容易引起运动不足，从而缓和了卢梭原文的攻击性。狄德罗写道：“没有什么比习惯性地冥想和学者的生活状态更有悖自然的了。自然人是为了多运动、少思考而被创造出来的。科学正好相反，要人多思考，少运动。”人们正确地认识到一狄德罗进一步补充道，人类的体内存在一种能量，在追求释放。但学习与思考并不是这种能量正确的释放方式，因为它使人蜷缩起来，忽视了人固有的动物性。狄德罗将卢梭对沉思的批判温和化，使它成为从医学角度对学究生活的指责。但卢梭要说的可不单单是思考所引发的功能障碍，他要表达的，是思想本身在原则上的反自然性与非法性。沉思，尤其是恒久不变的沉思，不仅远离自然，而且是反自然的。如此看来，为了改变思考状态而乱投医，企图从饮食、习惯等方面来解决问题的尝试都必然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