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潜力是13亿沉默的人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勤劳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一旦发动起全员生产，形成全民创业的热潮，使小微企业“铺天盖地”，让大企业“顶天立地”，那么中国经济可以立刻满血复活。
中国目前有9亿劳动力，7000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当传统模式难以为继时，我们一定要发扬创业和创新精神。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第一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说要在96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考察创客空间时说：“创客的活力和创造性，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不熄引擎。”
创业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历史总会潜伏未来，我们不妨先来回忆一下1978年发生在温州的几件事情。
一 温州创业潮
中国最早出来创业的是一群农民。
中国在南宋形成了一个“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他们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举”，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温州人。
受这种重商主义的影响，温州人致富无须动员，也从不畏艰苦。这也就是在同等政策下，为什么温州民众总是“敢为天下先”、屡创奇迹的原因。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都已经解决了温饱，所以很多老百姓的反响并不是太激烈，他们还是习惯于等待更好的国家政策。
但是，此时温州人率先向计划体制发起了敢死冲锋，因为当时温州人均耕地仅为0.41亩，整个温州地区仍有三分之二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天然耕地条件的恶劣，他们只有另谋出路。动因只有一个，即逃离贫困。
穷则变，变则通。他们是如何去主动发掘商机的呢？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新生，温州苍南县金乡人由此看到了商机：这需要多少校徽？有多少利润？于是临近开学，金乡人涌入一所所高校校长办公室，拿到订单后，金乡镇众多家庭小作坊硬是敲打出了100多万元的校徽销售额，占全国总量的一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即便当时人口仍不能随意流动，而在温州636万户籍人口中，竟有超过200万人在外经商或靠手艺谋生。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成为中国当时的一大奇观。
他们的收入如何呢？
1986年温州有专业户10.6万户，户均年收入3800元。比如，在东方最大的纽扣市场永嘉县桥头镇5000余农户中，万元户达4200多户。在10余万购销员中，年收入万元以上的约占三分之一，其中不乏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财富的拥有者。而1986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为1271元。创富效果可见一斑！
在中国改革史上，温州民众创造出了太多的“第一”：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金矿被彻底开启了，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因最早掌握商业信息，形成了以商带工的局面，不仅带动家庭工业迅速崛起，并用小商品拓展出大市场，距温州几百里的义乌，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
小时候最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每当听到村子拨浪鼓响起的声音，小孩子们都会赶紧翻出家里的废铜烂铁或者鸡毛鸭毛去换糖吃。这些卖货郎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两只竹筐，一副小木箱，箱子里装满各种好玩的小商品。
而这些当初看起来不起眼的卖货郎，很多后来都成了董事长，开始左右着国际百货商品的价格。如今拥有40万种商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我在北方长大，当温州人掀起全民创业的局面时，我的家乡还是一片祥和。所以当初家长们看待这些卖货郎时，总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他们发现外地人要来我们这里谋生，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为了谋生，却要去温州或者义乌打工，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深刻理解什么叫居安思危！
当然，所有的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在1982年，当时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被打乱，因此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以“投机倒把”为罪名进行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当年年底，全国被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万人被判刑。其中，温州的8位商贩被列为典型，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这就是轰动天下的“八大王事件”。而两年多后，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咸鱼翻身，成为了改革人物。
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只有改革才能重生。如今中国经济再次面临转折，传统企业的盈利模式、渠道模式、合作模式都难以为继，中国的传统企业正在以我们无法面对的速度倒闭，这个临界点是传统企业的痛点，却也是创业、创新的新起点。
二 创业者的三级跳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涌现的第一批创业者，是以温州的农民为代表的。这批人出来创业是因为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创业者的综合素养并不是很高，全靠硬闯和打拼。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时成功的企业家，有很多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这一次创业潮属于“农民创业”。
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了未来的改革方向后，很多政治嗅觉灵敏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机会，引发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里的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这一次创业潮属于“知识分子创业”。
2015年李克强总理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催生了一大批“精英”创业者。每一次创业的成功方式和特点都不相同，这次全民创业特点大大区别于前面两次。首先，本次创业热潮适逢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而且结合了互联网技术革命。在全球一体化和新技术的推动下，这对创业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业者需要精通互联网和新技术，需要深刻理解社会变革，并具备全球性的眼光和布局。
每一次经济升级，必然伴随着一次创业和创新浪潮。这一次创业浪潮更具备全民性的特点。互联网让创业的门槛变得很低，创业方式很便捷。餐馆、洗衣店、家政、农产品等都在与互联网接轨。从城市到农村，从传统企业到互联网行业，从大学生到白领，从政府机构到私营企业，都在流行创业和革新。如果你去杭州的咖啡厅里喝茶，旁边一桌年轻人的话题很可能就是如何创业。
创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这一批创业者视野开阔、知识丰富，他们取得的成就也肯定更为人瞩目。这也说明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越来越优秀。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创业的重要地区。
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产品、平台的迭代非常迅速，稍不留神就错过了一波机会，即使抓住了机会，稍一疏忽就会被迭代事物所淹没。这个时代，非常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创客精神。
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年代，整个社会充满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动力。尤其是中国的年青一代，创业成了他们最时尚的话题。在北京中关村街上，随处可见指点江山、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不再做愤青，不再抱怨，不再热衷安稳。项目、合伙、估值、融资、收购、上市成为他们之间最有格调的言谈。
在工业4.0和互联网＋时代，你的每一个创新型想法都有可能很快成为一种产品。在互联网时代零距离、去中心化、分布式的大特征之下，你能赚取多少财富，完全取决于你给消费者带来多大价值，你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变化。
但无论是“草根创业”还是“精英创业”，创新永远是最内在的原动力。“人”是创新的关键和最核心。要激发人的智慧，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使人在创业、创新中收获物质财富，也能实现精神追求。必须充分尊重人才、保障人才权益、制定合理的人才制度。
只要政府简政放权做“减法”，社会创新创业就会做“乘法”。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政府先拿出“权力清单”，声明自己应该干什么；再列出企业的“负面清单”，指明企业不能做什么；最后理出“责任清单”，如何做好维护市场秩序公平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神”，其他的一切都交给市场，让市场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