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里，人与人直接的行为关系，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商业文明。而行为是思想最外在的表现，所以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往往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商业结构。中国和西方商业结构的区别，其实就是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区别。随着全球的一体化，中国和西方的商业贸易不断碰撞，共同进步是大势所趋，为了提升和完善中国经济结构，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越来越需要冷静地研究西方的商业文明。
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变通”。中国哲学家从古代就开始研究事物的变通规律，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都用在了掌握事物变化的要领上。比如，《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尤其以《孙子兵法》一书最能反映中国人对谋略和诡计的看重。所谓兵者，诡也。上兵伐谋、兵不厌诈、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等等，被奉为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经典。
而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契约”。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为交易。西方社会的很多行为，比如，婚姻、做生意、工作等都会被视为平等的交易。如果双方确定了这桩交易，就要一直遵守协议的游戏规则，直到协议解除为止。这就是西方的契约精神，其实就是将双方的权利、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划分。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执政官靠选举上台，执政有期限。设有专门的国会议员，对执政官监督与弹劾，并专门设有法庭可以用来审判，每个人每个位置都是建立在契约上的。当时亚里士多德提倡的伦理学，提出了交换正义的概念，并且要求恪守允诺。在《圣经》中，对于犹太初民与上帝的契约关系，至少有三次“立约”的记载。基督宗教形成之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立约”之说。基督徒认为救主耶稣降生即上帝与人重新立了“新约”，因而将以往上帝通过立法而与犹太人所立之约称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弘扬开来，遵守规则的传统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契约精神是分不开的。契约精神实质上就是利用客观的合同关系来束缚人性，将人的贪婪、懒惰加以控制。而同时，这保证了交易得以顺畅、安全、健康地进行，避开了很多“人性”上的干扰，交易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陌生人和熟人之分，不需要各种关系上的打理和维系，商业就是交易的一个过程，交换的效益和代价要达到大家可以计算、判断和衡量，契约精神是维持这种理性分析的基础。它保证自由经济得以充分发展，这就组成了西方社会的商业文明。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反过来强化了契约精神。
而中国人崇尚的是“高明”，而不是“守信”。我们最善于出奇制胜，绕过规则被视为一种手段。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对规则的蔑视。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没遵守规则，也成了最经典的博弈案例，影响了中国战场和商场数千年。
2008年10月，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佳士得宣布，将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佳士得最终对外宣布，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成功竞得两尊兽首。然而蔡铭超在成功竞得两尊兽首之后，竟然多次对外高调表示将拒绝付款，他的行为在国内被很多人叫好，认为故意使国宝流拍是“爱国行为”，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讲，这种行为对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声誉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在西方的契约精神里，暴力归暴力，侵占归侵占，但规则仍是规则。比如，在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甘地隐忍牺牲精神的伟大外，还有当时英国殖民者对于规则的遵守。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
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直到改革开放商务往来才开始频繁，但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其实是去调整、理顺一种参与市场各个主体间的关系，中国商业是一路野蛮成长过来的。直到现在，还有中国人对于商业的理解还停留在“投机主义”和“抢先主义”的层面。那个时代的很多企业都是依靠垄断资源、打理关系、回扣和返点等手段发展起来的。
打一个比方，如果你要建一栋茅草屋，讲究的是技巧，你的技巧越高明造得就越快。但是你要建一栋摩天大楼，必须严格按照图纸和标准进行，材料和结构都必须合格，不然必定会倒塌。所以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特别快，但是，如果我们的经济要迈向更高阶段，构建商业文明的大厦，必须学习契约精神。
商业文明就是一条条供应链构建的系统。供应链的构建其实就是通过契约把客户、客户的客户、供应商乃至供应商的供应商链接到一起。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不尊重、不遵守契约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供应链的失败，也就是各节点企业和行业的失败。
所以，中国还有句古话：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这里的德就是诚信，为什么中国遭遇了几千年以来最严重的诚信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在经济野蛮发展阶段丢掉了很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最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高高的围墙。
如果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怀疑和狡诈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效率就会非常低下，生产效能也会互相抵消。这样特别不利于商业文明的构建，所以文化和信仰真的非常重要。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中国打造精神契约，就是要建立一套诚信机制。中国人总是用道德束缚人的行为，而西方社会善于用条款束缚人的行为。诚信不可能凭空建造，也不能依靠自律来实现。在以往，我们对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力度不够，缺乏完善的违约制约机制。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中国人的聪明需要有用武之地，当违约的收益远大于守约的利益，或者说违约的收益远大于违约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时，违约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在美国，很多美国家庭都希望中国孩子住在自己家，很多人以为这样可以赚取费用。其实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用。因为帮助外籍人员宣扬美国形象，家庭将会在社区里获得一些信用积分。这些信用对外国人至为重要。银行贷款、融资、租赁等，都需要信用来保障。
比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正苗红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他们的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因为信用代表的是信任关系，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
其实中国传统道德观念里也是强调信用的。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还有那个残酷的寓言，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所以，组建社会主义商业文明，不能依靠道德上的自律，而是必须建立诚信系统，并且完善各种违约制度，用客观制度把契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去，重构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体系。
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具有四大思想：自由、平等、信守、救济。这将成为所有特权的紧箍咒。一旦恪守契约精神，必将给中国经济释放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