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演绎出不同性格的个体，比如，班级里的学生、队伍里的士兵、企业里的职员，都是性格各异。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在地球这个大家庭里，几大家族的性格特点，从而窥见世界趋势。
世界上有五大洲、四大洋，散落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着2000多个民族。总体上来说，日本人认真、德国人严谨、美国人创新、犹太人精明、中国人高明、俄国人崇尚武力，在世界性格图谱上都很“耀眼”，且泾渭分明。
一 日本的认真
凡是认同日本这个国家的人，都很赞赏认同日本人的认真。有人说日本人做事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7遍。
鲁迅先生这样回忆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涂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然后痛彻心扉地写道：“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有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
除了认真之外，日本人还有个特点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这导致他们自卑又自负。日本四面临海，人口稠密，空间狭促，能源极度匮乏，却又处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就像一艘在大海飘零的孤船，日本人甚至担忧家园随时都会沉没海底。
因为充满危机感，日本人推崇集体主义，喜欢抱团取暖。集体凝聚在一起一致对外，敢于不断地变革学习，开放扩张，持续动态地创新进化，这将会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提出“贸易立国”，到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科技立国”，加上美国人的倾力扶持，日本崛起惊人。在制造业、信息、金融、物流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菊花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这个民族很容易在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就像菊花与刀一样，日本的民族性格既尚雅又尚武，既谦卑又自负，既封闭又开放，既有万物俱灭的末日之殇又有伟大航道的征服之心。
日本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日本民族是中国田横五百士的后裔。而当他们败亡时，日本士兵无一人投降，或自杀或全部战死，亦可悲可悯。所以，日本社会存在非常强烈的“耻感文化”，是一个不宽容失败的国家，这种耻辱感一方面让日本人做事更加严谨认真，另一方面对企业创新，特别是年轻人创业却是一种致命的桎梏。对于初创公司的创业创新，一定的失败率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赞赏与鼓励的，对失败的宽容度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创业创新力度。
曾有项对世界13个国家18～30岁的年轻人做工作方面的调查。在调查中，回答“对创业不感兴趣”的日本人高达58%，在受调查的13个国家中最高（中国仅为6%）；回答“考虑将来创业”的日本年轻人为29%，在受调查的13个国家中最低（中国为40%）；回答“职业目标是创业”的日本年轻人为10%；而当被问到什么是事业成功时，选择“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在工作上的满足”的日本年轻人均高达49%。日本年轻人的思考模式强烈倾向于回避风险。一旦获得安全感，便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终身以企业为家，安全感就会成为慵懒的同义词，这时再没有好的激励机制，这注定就是一人、一家、一国丧失活力的开始。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大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这更加强化了日本的年轻人在大企业工作的安全感，日本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成为公司的终身雇员，日本人忘我舍家，乃至到了为工作而癫狂的地步，“效忠公司”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失业在日本人眼里是丢人现眼的事，被大公司解雇，不仅意味着今后生活艰辛，而且意味着身份的跌落。因此，日本人最忌讳“解雇”两字，为了保住饭碗保全面子，日本人一般都会不要命地干活，玩命地服从，常常显得唯唯诺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集体组织会极度依赖，且也更向往去大公司上班，顺从公司意志，信奉“灭私奉公”的精神。
所以，日本可以短短30年经济复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可以瞬间丧失活力和创新竞争力，进入持续低迷期。
二 德国的严谨
每一个民族的性格都跟这个民族发源的环境有关，德国的严谨也不例外。日耳曼人发源于德国中部地区。这里纬度较高，光热不足，多的是森林和平原。他们经常要抵抗寒冷和饥饿，心灵深处一直打着深刻的悲观烙印，于是形成了严肃、保守、自省、谨慎的性格特点。
当普鲁士国王统一德意志帝国时，要求民众抛弃“农民”形象，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有尊严地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在这时形成。近100年来，德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从“一战”和“二战”的失败，到长达40年的冷战，造就了德国人内心深处潜移默化的不安和恐惧感，这使得他们坚定地认为，一切事物和人都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可以用形式体现的，必须做得最好。
当你走进德国的大型超市，会看到每种蔬菜、水果几乎有着一样的大小尺寸，售货员甚至保证其中误差不会超过5%；有些豆角的包装上甚至会标出弯曲度，从90°、75°到60°不等，用以区分产地、成熟度等特点。当你走进德国人的厨房，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锅、盆和工具，无论处理哪种食材，他们都备好一定的专属工具，甚至每一道菜该放多少水、多少油都要用量杯一一测量，这时你会怀疑德国主妇在厨房里不是在做饭，而是在做化学实验。
德国人凡事都必须有周密计划。德国人常说，“准时就是帝王的礼貌”。在德国公交车站，站牌上不仅标有首尾班次时间，还写着一天中每一班次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
“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就会坚忍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德国大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所言准确地表达了德意志民族的这一特点。比如，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直至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00年。德国人用这种“慢工细活”打造了最完美的哥特式教堂。在德国各城市还有250万座“木桁架屋”，最古老的已有900年历史。虽然年代久远，但因设计科学，保养得当，至今仍深受民众喜爱。
德国工人个个训练有素，都经过至少三年半“学徒制”专业培训，仅拧各种螺丝就要学习几个月。即使是售货员等低端工作，也要经过多年职业训练并考核合格才能上岗。在100年前，“德国制造”是英国议会通过的侮辱性商标法条款的规定，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货区分开。而如今“德国制造”在世界上树立了响当当的口碑。
德国人有一种匠心，痴迷于具体的产品。坚信人类无论如何创新，都颠覆不了对产品的需求，颠覆不了对优秀而稳定的品质的需求。所以德国人喜欢制造、选择制造，他们相信在任何环境下，各个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制造。所以他们希望将制造做到世界第一，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也有很多人认为德国人的严谨是“古板和教条”，他们总是在意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导致他们对新兴事物缺乏敏锐度，比如，互联网。虽然德国人扛起了工业4.0的大旗，但是面对互联网这股世界浪潮时，德国人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详细论述可以参考笔者的另一部作品《工业4.0大革命》）。
三 以色列的穷则思变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民族，它的民族苦难史可以跨越3000多年，非常孤苦、凄惨，还伴随着奴役、颠沛、歧视和屠杀。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民族自强不息，可以在世界上独舞，它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希伯来语意为“与上帝角力者”，一个敢与上帝角力的民族，一个肆无忌惮的较真者，或许正是这个民族被很多民族千年来所嫉恨、不齿的缘由。
以色列与日本有一点相像，就是同样缺乏安全感，在以色列千年发展史中，确实充满了各种苦难，正是这种生存的不安全感、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增强了以色列民族的聚合力。再加上人口极少，他们不得不强化个体，无视一切等级观念。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对失败的宽容、对未来的向往，使他们不愿意苟活于世。
穷则思变，由于独特的灾难和遭遇，犹太人对金钱的理解不同平常。通常情况下，金钱被视为一种决定生活水平程度的物质力量，但在犹太人眼中，金钱的意义不仅在于决定着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且常常更决定着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权利。
也就是说，犹太人往往视金钱为生命的一种根本性的保障力量。犹太人每每受到异族的桎梏和胁迫时，唯有金钱可以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释减这种外来的压力。由于犹太人须用钱购买生存的权利，因而犹太人须努力挣钱。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犹太人的获利意识和获利技巧都得到了突出的锤炼和强化，以至今天犹太商人往往被视为成功商人的榜样。
更好地生存就成了以色列创业、创新的第一动力。以色列面积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等同于1.2个北京市，0.2个浙江省）。号称上帝的应许之地《旧约》里那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其实大部分土地被沙漠覆盖，马克·吐温说“这里寸草不生，死气沉沉”。但苦难的以色列人却让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成就了世界创业、创新的典范。
巴菲特曾经评价以色列说，“如果你来中东是寻找石油，那么你可以忽略以色列，如果你是在寻找智慧，那么请聚焦于此”。到201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数量已逾80多家（中国至今加上港澳台为128家），超过全欧洲的总和。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新生企业诞生7027家，死亡2882家，存活4145家，企业的存活率高达60%，大部分为互联网与生物科技公司，平均每1800个以色列人就有一人创业，人均创业世界第一。
但是，物极必反。因为过于看重金钱，以色列人基本没有对一个事物保持长期专注的耐性，他们多数只活于当下，这也是以色列创业者和投资者都会将公司快速卖掉套现的主要原因。犹太民族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对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进行长期管理的经验，所以以色列企业没法本土化，必须走向全球，但又面临自身复杂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2014年以色列内阁批准了犹太国家法案，将以色列定义为只是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将“民族”与“国家”绑定，犹太人不仅有公民权利还有民族权利，但非犹太民族的以色列人就只有公民身份。这完全不是大国格局，也注定其永远势单力薄。因此，以色列民富而国不强，这也是犹太民族最大的悲哀。
四 美国的霸权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和创新的国家，这种性格跟美国的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1893年，美国历史教授杰克逊·特纳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认为美国自由革新精神的源泉不是法律理论，不是判例，不是传统，也不是国家或民族的血统，而是因为美国的西进运动（美国西部移民的大开发运动）。
因为西进运动，移民们源源不断地去开拓殖民西部的广袤土地，从而造就了美国人的敏锐、好奇心，实用与创造性，变通能力，以及善抓要点，缺乏美感却有利达成结果的能力。个人主义开始居于统治地位，在那片没有任何束缚的土地上制造了规则和制度，也注入了活力。但是大批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西进成了一条“血泪之路”。杰克逊·特纳认为：“只要有殖民边疆的存在，人们就会发展出这样的特质。”
而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文明，包括早期欧洲殖民者对世界的掠夺，从而促进工业革命的发生，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主要是从殖民开始的。文明和殖民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如同苦难和幸福一样。
美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创新机制，包括法律、政策、金融市场、人才培养，等等。自从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科技进步，50年代的半导体材料、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80年代的生物工程技术、90年代IT产业的兴起，无一不是在美国产生，实现了新技术产业化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美国依靠开放和创新，攀到了地球食物链的最顶端，美国人只经营两件事，即金融和互联网。美国人很清楚，自己的创造性应展现在“指挥”上，而非“生产”上。他们将“生产”环节不断外包给全世界其他国家，通过货币、金融、大数据、信息持续占领世界最高点，成为了如今的世界霸主。
那么，中国究竟凭借什么可以和“霸主”美国相抗衡呢？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都用在了掌握事物变化的要领上，所以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变通”。最大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中国最善于出奇制胜，绕过规则被视为一种手段。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可以用“高明”二字来概括。
中国文明自成一体，古代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同期世界上其他人们来说最为宜人与舒适，所以这里的生存压力更多不是出于探索远方，导致中国一直相对封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断轮回，所以中国从来不考虑对外扩张、侵略。但是，中国偏重于内部派别的斗争，此外就是继承延续，崇尚勤劳与实用主义，再加上善于变通，于是就形成了很高深的处世哲学。
中国人精于人术、权术和道术，而不会精于技术、法律与未来。因此中国文化的特征是重人轻事。缺少客观、理性的土壤，就很难发展科技创新，直至被西方文明野蛮地打败。打败意味着打破，接下来将形成一个新的平衡，中国开始学习和吸收外来文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融合开始加剧。
但高明毕竟是高明，这种高明体现在大处就是善于“整合”，借助外力，为我所用。比如，中国的高铁就是依靠极高的谈判技巧和铁腕的手段，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整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项目，遥遥领先世界，彻底改善了中国的交通，方便了中国人的出行，并开始向国外出口。
而在未来，中国需要不断完善这种“高明”，变“高明”为“文明”，只有这样才可具备引领世界的潜质。
最后再来看看中国的邻居——俄罗斯。
五 俄罗斯人的崇尚武力
“50年前，列宁格勒的街头教给我一件事——如果打架无法避免，你必须先动手。”——普京。
从地理位置上看，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历史上先受蒙古人的征服奴役，学到东方式的野蛮与强悍，后又受到西欧工业文明的挤压。一部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1240—1480年，蒙古人以风扫残云般的铁蹄统治俄国240年。蒙古人是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战斗部队。每个蒙古战士都有2～3匹战马，这使他们行动迅速、耐力非常。俄罗斯的冬天没能阻止他们前进，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莫斯科及其东北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等一个个城市被征服。蒙古200余年的统治，使得俄罗斯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普遍的民族通婚，使俄蒙血液混合，给俄罗斯文化打上了深深的蒙古文化烙印。
蒙古人的征服也让俄罗斯人惊异于这种野蛮方式的功效。当他们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便借着从敌人那里学到的野蛮和强悍，不停地向外扩张征战。历史上他们与蒙古人、突厥人、波兰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法国人、德国人都打过仗，但是这些军队最后都败在了俄国人的手下。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穷凶极恶的希特勒都是在俄国遭受重创而失败的。这些都说明，俄罗斯军队无疑是世界军事历史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
仅从1462—1553年，俄国领土就迅速从43万平方千米扩大到280万平方千米，一跃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以后又经过历代沙皇，尤其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封疆扩土，使俄国从一个封闭的内陆国扩展为四面都有出海口的强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终于成为世界一霸。
由于地处欧亚两洲，融合两种文化的俄罗斯民族在心理上左右摇荡、乍寒乍热。极端性是其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俄罗斯人在处理事情时不会选择任何妥协的方案，所以他们比较爱打架。俄国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他们要么全要，要么什么都不要。俄罗斯著名学者德·谢·利哈乔夫院士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
在实施自己的意图和想法时充满狂热，为了前进而不惜狠狠打击并摧毁旧的一切。例如，俄罗斯人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毁坏教堂、庙宇，而现在却又极力地恢复它们。由此可见，俄罗斯人不懂中庸之道，具有鲜明的非此即彼、极端跳跃的特点，容易跟外界发生冲突，并崇尚用武力解决问题。
面对苏联解体后国势一再衰落，俄罗斯人为失去对大片领土和居民的控制权而痛心，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领导俄罗斯重振昔日雄风。但是俄罗斯虽然拥有大块大块的“肌肉”，却在经济建设方面太落后了，只能算是一位“肌肉男”，俄罗斯想要走向强大，必须熬过经济复苏的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