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政府在市场上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还是从荷兰的鲜花市场说起。
一 阿姆斯特丹的鲜花市场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鲜花市场，看懂了这个鲜花市场，就能够理解什么叫作自由经济。它号称有200个足球场大，还是室内的。每天早晨开始，荷兰各地甚至欧洲各地的鲜花都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鲜花市场，下午4点拍卖开始，先拍卖郁金香。荷兰式拍卖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束郁金香10荷兰盾，没人要就9荷兰盾，再没人要就8荷兰盾，直到有人要为止，这样或许四点半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就确定了。然后其他鲜花的价格则以郁金香为参照。也就是说，四点半的时候，所有鲜花的价格都全部确定。然后，这些鲜花被分装、打包、运往世界各地。
然后第二天早晨，在纽约的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在伦敦的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在东京的8点，会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它绝不会在伦敦的8点出现在纽约的街头，也绝不会在东京的8点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全世界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做到这点？也就是说，鲜花市场中有无形的手、无数的参与者，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把这些鲜花送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而且准确无误。
当然我们可以说，你不应该低估政府的作用，没有政府怎么能够保证航班准点到达呢？没有政府你怎么能保证鲜花在街上不被人抢劫了呢？这个鲜花市场的例子正好说明了市场和政府的不同定位。政府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要依靠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把鲜花送到最需要这些鲜花的地方去；同样，我们也需要资本市场中无形的手，把中国的金融资源送到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去，同时也使这些资金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回报，这就是我们发展资本市场最大的意义。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无形的手配置资源，有形的手维持社会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点，那就应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建设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效率上，帮无形的手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它。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处的阶段，我们的监管机构、政府部门，可以比美国做得更多、更好，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地发展。
二 老子的智慧
老子的《道德经》里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再次畏之，最次悔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好的政府，就是老百姓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政府，次之的就是老百姓天天表扬这个政府，再次的就是老百姓害怕这个政府，最差的就是大家天天说这个政府不行。原来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年以前就知道了“小政府大市场”的道理。
老子还有一句话谓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意思是虽然彼此挨得很近，密切到连鸡狗的叫声都混在一起，交流信息非常密切，却彼此互不干涉，双方各自过自己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理想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放眼今天的华尔街，全球的资源每时每刻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上交易，互相擦肩而过，不留半点粘连，这才是真正的商业文明。
我们应该意识到，自由经济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小政府大市场，第二个是交换和比较优势。没有交换，就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没有专业分工，就发展不起来真正的自由经济，所以中国就一直是小农经济。当然，或许我们对古人的很多深刻思想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无疑，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自由经济最终也被证明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三 光与政府
人类社会认识自由经济规律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200年中，经济学家们围绕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英雄人物带着美好的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又黯然离去，很多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其实政府和市场的行为关系，就如同光是波还是粒子一样扑朔迷离。400年以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开始了关于光的本质的探索，他认为光是粒子。同时期还有一位荷兰物理学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动学，说光是波。牛顿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所以牛顿的粒子说很自然地占据了主导地位。200多年以后，人类有了更加先进的仪器，发现了光有衍射效应。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应，所以这个发现一举推翻了牛顿的粒子说，确立了光的波动说。当时社会一片哗然，说牛顿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又过了几十年，人类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即光电效应。最后，爱因斯坦给出了解释，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解释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会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因此，事物之间不是孤立和分割的，上帝根本就不会给我们那么明确的答案。我们真正要搞懂的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谁和谁的关系是否融洽的问题。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其实也是财产和权力的关系。
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有一句警世之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财产不可公有，即产权要明晰到位；权力不可私有，即不能让极少数人统治社会的一切。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言简意赅，醍醐灌顶，阐明了只有“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让“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的必然逻辑，为人类社会的未来结构指明了方向。
产权明晰，即社会的每一份财产都明确到具体身份，这是推动商业文明的重要原因。人类自诞生以来，所有物质文明取得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产权明晰”这一条件。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农村土地的产权明晰，然后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
人生的追求就是自由，自由源自契约，而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产权明晰”的“自由经济”中。如果没有“自由经济”，就不会有“自由选举”，这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伊拉克、伊朗，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利，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而我们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且自从中华文明建设之日起就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先这句话本身就是产权不清的概念。
中华文明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正在逐渐甩掉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比如，中国最开始实行的是“分封制”，各片土地统归一人管辖，诸侯大王连年混战，但好处是社会思想可以多元化，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后来被秦始皇推翻，并建立了封建制，封建集权社会才出现了大权在握的皇帝，天下统归一人管辖，这时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后来又被孙中山推翻，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但是“官僚资本主义”其实是个伪概念，因为官僚主义其实就是垄断主义，而资本主义就是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是水火不容的。
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依据人类历史发展现状，逐渐摸索的一套最能代表人类未来、最具健康结构的设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可以用24个字概括：有自由、不放纵；有协调，无约束；有竞争，无特权；有区别，无阶级。
论及自由，劳动人民永远都会享受“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而之前中国曾经实行的“井田制”和“公社制”，都没有将土地产权明确到个人，名义上是“公有”，支配权实都归为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当权者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论及放纵，自由经济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但人性的贪婪如果不被防范就会将人引导走向极权主义，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西方社会，正在品尝“资本”操纵一切的恶果。
论及协调，为了防止人性引导下的行为放纵，就需要国家和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发挥服务性作用。
论及约束，国家充当的是协调角色，而不是指挥一切的角色，如果过度干预，那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经济活力一片沉寂。
论及竞争，国家今后将鼓励依靠创造性和获取收益，创新者获得社会认可程度会越来越高。
论及特权，有了竞争就有了民主，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坐享其成的时代一去不返。
论及区别，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属性、性质和状态不同，社会越来越多元和包容，少了你的精彩，世界就少了一份美丽。
论及阶级，阶级存在于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了阶级，财富的多少不再等同享受的权利的多少，只能是成就感的副产品。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我们大致正好走过了第一个30年，这30年改革开放进步在哪里？莫言说：“倒不是因为恩赐给了老百姓多少钱，而是因为归还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的确功莫大焉。
下一个30年呢？刚刚开启的深度改革需要更多努力，经济体制要深化，法律体系要完善，金融体系要改革，资本市场要发展，后面30年的任务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艰巨。这就像我们登山，越往后越累，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多，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但是我们看到的风景和享受的境界，将会截然不同。
